主讲人：张进，先后求学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硕士。曾供职于《工人日报》、《财经》杂志、财新传媒，是财新传媒创办人之一。现任财新传媒编委、财新《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出版过《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渡过2》《渡过3》《渡过：我的知与行》四本著作，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抗抑郁平台——“渡过”公众号和社群，被评为2015年“健康中国年度10大风尚人物”。各位北大同学大家好，我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能和同学们做一次交流。我从小就是北大的粉丝。我是在苏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就莫名其妙的第一喜欢北京，第二喜欢北京大学。后来终于来了北京，但是北大没有机会上。我是1982年高考的，那年我考的挺好，是江苏省文科第28名。本来报北大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爸爸是个老右派，胆子特别小，害怕我考不上，只让我报南京大学，后来就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再往后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定了要学新闻。那时北大没新闻系，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有，后来就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以后到现在就一直都在新闻岗位了。所以说没能到北大读书一直是我的一个遗憾。不过很多年以后，我被北大新传学院聘为新传媒的业界导师，到北大讲过一些新闻课，算是多少弥补了一点缺憾。所以今天能有机会到这里跟咱们北大同学交流真的非常高兴。我今天主要是讲抑郁症的总体认知框架。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躯体疾病来说，我们得了躯体疾病，无论多么复杂，把自己交给医生就行了，自己并不需要太懂。但是精神疾病不行。精神疾病是不能光交给医生的，一定是要我们自己参与其中，而且精神疾病应该说不是靠医生治好的，是靠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好的。这是因为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相比，是有自己的特点的。第一个特点：精神疾病的病因，到现在为止是不明确的。其他的躯体疾病，比如无论多么复杂的心脏病或者糖尿病，基本上发病的机理是比较清楚的。但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精神疾病，无论是抑郁也好，焦虑也好，双相也好，它的具体的机理到现在搞不清，有的只是各种猜想。一个病为什么会发病，原因都搞不清，那么治疗当然就很困难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精神疾病的治疗，其实都是试错法，带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二个特点：环节漫长。精神疾病涉及的是人类的精神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简单的说可以概括为刺激-调节-反馈这个链条。但这个链条非常复杂，其中又有无数个小链条，它既涉及生理又涉及心理。这其中的环节太多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异常，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第三个特点：精神疾病和我们的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会进入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对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一个人患病以后，从一开始患病到随后整个的治疗过程，以及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各种曲折，最后还要适应自己的那种社会环境，还要回归社会，中间要经历无数个关口，有无数个艰难的选择。第四个特点：精神疾病还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两个患者是完全一样的，这又给精神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体，要想治好自己的病，一定要有一个特性化的处理方式，一定需要个人努力，而不能把自己只交给医生。这是我概括出来的精神疾病的几个特点。因为这几个特点的存在，当我们或者自己的亲属患了精神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精神疾病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要有一个认知。为什么精神疾病容易复发？就因为很多人只是糊里糊涂地得病，糊里糊涂把病治好了，但是怎么好的，将来怎么让自己不复发却不知道，完全是听任命运的安排，这是非常不靠谱的。经常有医生说，如果你第一次复发，就要3年用药；第二次复发，5年用药；第三次复发要终身用药。其实这只是因为觉得用药可以防止复发，但是最根本的防止复发，还不是用药，而是自己能够懂得这个疾病，真正的彻底的搞懂了，然后自己才知道怎么样能够应对它。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精神疾病都还是猜想，许许多多的认知都是片段的，都是自以为是的，都是想当然的，这就给精神疾病的认知带来很大的困难。社会上之所以对精神疾病，对抑郁症等等，有那么多的病耻感，那么多的误解，都是因为社会大众对这一类的障碍都是想当然的，这就会对患者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些都证明了，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我本人从2011年完全是非自觉地进入这个领域，到今天快10年了。我个人努力主要就集中在如何更加全面的认知精神疾病这个大的题目，并且在逐渐认识的过程当中认识不断深化，然后创办了《渡过》公众号和《渡过》平台，以我这个认知为一个指导思想，探索一条符合我们中国人特点的心理健康之路，这是我10年来做的事情。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一些观点，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枯燥很抽象，我就结合自己的患病过程给大家讲一讲。在2011年之前，我都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新闻工作者。2011年是我们财新传媒创办的第二年，当时正是处在非常紧张和繁忙的新闻竞争当中，突然下半年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情况越来越不好了。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失眠。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说的，我这叫做“碎片式睡眠”，就是每夜会醒无数次，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曾经两三个小时醒一次，后来就变成一个小时醒一次，甚至半个小时就醒一次，以至于我白天几乎不能集中精力工作，经常动不动在办公室里面就要拿三张椅子一拼睡一会儿。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终于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当时用的安眠药是最常规的安定片。但即使服用安眠药，每夜也只能挣扎着睡一两个小时，再最后干脆就彻夜不眠了。后来随着睡眠不好，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自己都匪夷所思的问题，就是情绪极其低落，完全高兴不起来。哪怕是遇到一个再刺激的事情，再好的事情，平常会让自己欣喜若狂的事情，当时也是完全开心不起来，就好像快乐离自己一下子远去了。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做事情犹豫不决。我当时的日常工作是每天都要给记者开会，随时随地判断记者提出来的选题，然后决定做还是不做，以及怎么做。但那个时候每天开选题会的时候，我的发言说话越来越少，最后当大家在我面前滔滔不绝说的时候，我甚至会到一种目瞪口呆，无从表态的程度。再往后就开始出现那种自信心的降低，就开始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有很多很多懊悔。然后不仅仅是业务，连生活当中一些小事都出现问题了，比如像下雨天该不该打伞，中午到底去哪家饭店吃饭，这样的选择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再往后紧接的症状就是社交退缩，开始不想见人了，不想接电话了。那时候我的手机一直调整在静音的状态，最后连有人上门找我，我都是回避。有的时候假装自己不在，有的时候把门反锁着，你在外面敲门按门铃我都不开。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就这样一直到了2012年两会的时候。那时候在财新，两会报道都是我负责的，一旦两会开始，我的工作量成倍增加。在此之前我还能凭着毅力在强撑着工作，但到了两会的时候就再也就撑不住了。到那几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能力直线下降。比如说出现了阅读障碍和表达障碍。阅读障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句话都看不懂。记者给我写了一篇稿件，短短的几百个字，如果平常的话我也许一分钟就能处理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看不懂。后来终于到了两会进入到3月12号那一天，这一天本来我有一个重要的采访，是采访当时民政部的部长。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在3月11号的晚上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我的精神状态，我的记忆力，我的表达能力已经不足以完成这次采访。所以我只好在3月11号的晚上，临阵脱逃，给我的总编辑，我们财新传媒的总负责人胡舒立打电话，说明天我不能够去完成这次采访了。第二天我就完全脱离了工作岗位了，进入到一种休息的状态。但没有想到这一休息就兵败如山倒。过去是靠一口气撑着的，一旦这口气没了以后，不但工作能力下降，连生活能力都直线下降了。几天之内，我就进入了一种重度抑郁的状态。当时生活能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记得我在家里面去超市买东西，超市以前是我去过无数次的，结果到了超市里面我就迷路了，进了购物区以后就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品种。后来回家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那个地下通道是我平常走过无数次的，结果在地下通道里我转了半个小时转不出来。生活能力已经下降到这个程度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了，就发现自己情况不对。这时有朋友提出来说，你这可能是一种病叫做抑郁症。这是2012年春天的时候，可见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知比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我尽管是做新闻，尽管此前也做过抑郁症的报道，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抑郁症会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会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后来想做科普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当时全社会对抑郁症都是非常无知的，你看当时我身边过了很久之后，才偶尔有一两个人告诉我，问我这是不是抑郁症呢？然后我去看病了，但当时看病到哪里看也不知道，就随便选了一家三级甲医院，就是北京友谊医院。去了以后，医生那儿是门庭若市，患者多的要命，接诊我的医生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听我叙述病情，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睡不着觉，他看我一眼，就在我的病历上写上了“抑郁焦虑状态”，然后唰唰唰就开了一个药递到我的手里面，然后就说：下一个！下一个人进来了，我就糊里糊涂的出去了，手上只是多了一个诊断，多了一个药方，上面用的药叫做氢溴酸西酞普兰，就是喜普妙。当时我是完全茫然的一种状态。我记得那天我拿着药方，在医院里面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游荡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吃药，也不知道这个药怎么吃，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就是糊里糊涂地去医院，没有拿药就糊里糊涂地又离开了。之后又在家顽抗了几天，终于又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病普通医院是看不好的，应该去精神病院看。当时北京的精神病院就是安定医院。我听了以后极其抗拒，我想我一个平常从来不生病不去医院的人，怎么一去看病居然就要去精神病院，实在是不能接受。后来几乎是被朋友绑架着，二话不说，挟持到一辆出租车上，直接开到了安定医院。医生一看，立马就说：你这就是抑郁症。然后他问上一个医生给你开的什么药？看了看病历，又说这个药也可以用。当时我觉得他怎么这么随意。上一次在友谊医院我没有拿药，这次我朋友二话不说就替我拿了药。我坐在家里看说明书，看上面那么长长的副作用清单，头一个星期没敢吃。又过了一个星期，距离3月12号几乎快一个月过去了，终于在朋友的催促之下，小心翼翼地开始吃药。这就是我最初的治疗过程，将近几个月的时间，非常痛苦。我后来概括了一下，即使我当时是一个新闻人，已经46岁，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无知、无奈、无助、无望——这种感觉弥漫了自己的整个身心。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后来每当回忆起这段时期，我就能感同身受。我知道每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抑郁症患者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都会非常迷茫，非常绝望。事实证明很多自杀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我后来之所以下决心要写文章，写书，搞科普，最原始的动机其实就是源于这一段时间的那种痛苦和迷茫。接下来我就进入了治疗过程，但是治疗过程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医生是根本没有时间告诉你的。我当时已经失去了学习能力，因为处在重度的抑郁状态之下，无论是表达能力、阅读能力、思考能力都丧失了，所以每天就像一个游魂、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机械地吃药。吃了整整7个月，没有任何效果。7个月以后才知道，我这个诊断也是错误的。因为精神疾病非常复杂，我当时只是表现出抑郁状态，但其实不是抑郁症。后来才知道我得的病叫双相，是一种比抑郁症更加复杂的精神疾病。双相就是躁狂相和抑郁相交替出现。我在当时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是重度抑郁急性发作的状态。我所有的症状——从一开始的睡眠障碍到情绪跌落，到自我怀疑，到兴趣狭窄，到能力下降，到社交退缩——都是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状。但当时躁狂没有出现，所以医生把我误诊为抑郁症是非常正常的。就这样我在病痛中坚持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好转，并且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进入到一种在医学上称为“亚木僵”的状态。木僵状态分成两种：一种叫木僵，一种叫亚木僵。亚木僵是近似于木僵，但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木僵状态，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维持一些最基本的生理活动，就是吃饭喝水，起床下楼都得扶着楼梯才能一级一级地走下楼梯。这是我人生最惨的一个阶段。此前我那么多年做新闻，无论遇到过多少外来的打击，各种各样的挫折，从来都没有像这么惨过。这是我人生的非常刻骨铭心的低谷。到了这个阶段，我家里人和朋友同事都被吓坏了。这对他们也是个教育。一开始他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抑郁症就是心情不好，就是想不开，情绪低落，甚至是意志薄弱。大家没想到抑郁症居然能这么厉害，连思维都思维不了了。当时还有一点工作，需要我在纸上签名，我连自己的名字“张进”两个字都签不了。大家开始害怕了，觉得这个病非同一般，跟想象中的抑郁症是不一样的。那时我只好再去找医生。医生动员我住院，我坚决拒绝，我无法想象自己到精神病院和那些精神失常的人在一起。医生说，如果你不能住院，我就不能给你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医生之所以非逼着我住院，是怕我自杀，他承担不了责任。当时医生非常坚决，要么住院，要么你就回家，我就不能给你开药了。好在后来通过熟人找到了一个医生，这位医生胆子稍微大一点，就是我《渡过（一）》里面写的我的主治医生姜涛。他跟我说，如果你能保证不自杀，我就给你治。我说我绝不自杀，因为这个时候我还有很多的人生任务没有完成，上有老下有小。他说：好，那么我们就相信你，给你治。那时候他就怀疑我可能是诊断错误，不是简单的抑郁症。于是就开始给我试探性地用药，来试我到底是什么病。那时候我已经失去了行为能力，完全是被我的同事、朋友、家人裹挟着往前走。当时我对姜涛医生也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他给我看病的时间也只有5分钟。但我也不管了，反正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吃药就吃药。又吃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任何的好转。我们再次去找医生，医生当时有点紧张了，说怎么还是一点点效果没有？然后开始调药，把我的药减掉了几个，又加了两个。在我用药用到第19天的时候，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了，有各种各样新的迹象出现了，比如说开始出现食欲了。我记得有一天去复诊，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本来我那时吃饭是任何东西对我都一样的，是凭毅力塞到肚子里而已。但那天当陪同我去看病的同事问我想吃什么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招牌写着“麻辣香锅”，我当时突然嘴里面涌出了口水，我说：就去吃麻辣香锅。就在这一瞬间，我意识到情况发生变化了，长达7个月的没有任何感觉的行尸走肉的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紧接着，变化就越来越多了。比如我的注意力能够集中了，我的情感开始有所恢复了，我的眼泪可以流出来了，我的阅读能力开始慢慢地恢复了。紧接着在三天之内，突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记得在第四天的早晨一个同事来看望我，一见面发现我精神抖擞，完全换了一个人，走路也很快。我们都非常狂喜，觉得怎么突然一下就好了，然后立刻就说咱们出去玩。当时我已经七个月没出门了，就跟着他一起坐车坐到了红螺寺。我从原来走路蹒跚，要扶着楼梯一级一级走的这种状况，变得健步如飞，一马当先，第一个爬到了山顶。在山顶上我给我的医生发了一个短信，告诉他：我病好了，突然地奇迹般地好了！我是给他报喜的，但医生非常紧张，立刻给我发一个短信：你赶紧到医院来！当时我挺得意的，好了还要去什么医院？我说：不用了，等到下次复诊的时候我再来看看。但我还是没有立刻去，又过了一天，才晃悠悠地跑到医院去。结果医生瞥了我一眼，也没说任何话，就写“你转相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你转相了”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反正他就唰唰唰给我重新写了一个病例，把我过去的药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停了好几个药，然后又加了几个药。我当时心里还是很不愿意的，因为那几天我知道自己状态好了。医生说你别管，照我说的做。我那个时候就以为自己是好了。其实在今天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不是好了，而是转相了，从双相的“抑郁相”转成了“躁狂相”，其实是进入到一个更加复杂的疾病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我的状态是完全恢复了，我的大脑恢复正常了，我过去所有的思维障碍和行为障碍在三天里就彻底恢复了，而且恢复得比原来更加好，这就是躁狂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因此我立刻就有了活力了。当时我首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怎么回事？我过去为什么会这么惨？我为什么在三天之内一下子就变成这么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于是我就开始想搞清楚自己怎么回事，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自我探索和自我学习的过程。我从新闻转向精神健康，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准备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我只是采用后来称之为“急用先学”的方法来学习。我想搞清楚自己怎么回事。就去看我自己用的那几种药。我总共用过11种药，就把我用过的这些药一个个拿来看，从网上查，查它们的化学分子式，查它们的一些毒理、药理、毒副作用，查它们的各种各样的禁忌等等，慢慢地由此作为起点，开始学习和研究精神健康知识。这种学习属于外延扩大法：比如说学到一个用药，这个药是干什么的？是增加神经递质的；然后我再来学什么叫神经递质，一看神经递质有好多种，其中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一种是5-羟色胺，那么我再继续查5-羟色胺，或者查去甲肾上腺素；在学习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不懂，就这样不断地扩大。我最初的精神健康知识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慢慢地积累起来了。后来一段时间我想光自己学还不够，还得找人问。但那时候也没有人可问，医生也很忙，每次复诊他只能三言两语给我一个简单的答复。后来我只能旁听，那一段时间星期天和星期六，正好我的医生有门诊，我就到门诊去。那时安定医院的旧病房，不像现在这么戒备森严，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医生的病房里面门庭若市，也没人管我，我就站在人群里面，坐在我的医生旁边，听他看病。每星期六星期天都去，就这样我跟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学得特别痴迷，任何事情都不能替代我这个兴趣。每周去两天的时间，就在那听着听着，慢慢就有体会了。就这样我用三年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然后立刻就有很多反响，有很多的患者、很多的家属，来跟我联系，交流一些问题。那时候我的胆子也特别大，所谓无知者无畏，也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水到底有多深，但是有非常充沛的激情跟患者交流，甚至大着胆子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如何，甚至给人调药。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知识很少，也很片面。就这样我从2012年的9月开始学习、写作，一直写了三年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了。到了2015年，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劝我把这些文章合在一起编辑发表，我就同意了。因此在2015年的10月出版了第一本书，叫《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当时我也没想到太多，就是写自己这些年的一些学习体会，因此这本书叫笔记。出版以后意想不到地成功。一开始出版社只印了6000册，想不到6000册才几天之内就卖光了，然后迅速加印了几千，又卖光了，然后又加印，一共加印了20多次，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卖了将近20万册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在2015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关于抑郁症的科普还是比较粗浅的，不像今天，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随时可以获得。渡过1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比较粗浅的，但是从科普的角度，是很有价值的，它告诉大家要重视抑郁症，要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疾病，一定要重视药物治疗。
后来我在康复过程中，接触了大量患者后，发现很多人光靠药是治不好的，我就看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我从2016年开始正规、认真地学习心理学，并在这个过程中写作了渡过2。
到了2017年，我就离开了新闻岗位，专门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更深入地去研究抑郁症。我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一次大规模的深度采访，花了完整的一年时间，跑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采访了40多人。回来后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写了渡过3。渡过3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一年多的采访，我完全是进入到每个患者的生活当中去，不仅研究他们的身体因素，也研究他们的心理因素，了解他们的患病经历，以及他们的工作、学习等等。后来，我的渡过平台的第一批同伴，也大多是在采访和写作渡过3的过程中认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认识到抑郁症不是单一的疾病，是和生物、心理、社会三者密切相关的综合性疾病。在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对我说：张老师，为了让你的这本书的内容有更好的传播，应该再办一个公号。因此我同步在2015年的5月办了“渡过”公号，是我自己一个人弄的，很简单，就是把《渡过1》的内容搬上去。一直搬到201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患者的文章，是我曾经帮助过的患者，我曾帮他找医生，给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陪伴和指导。他好了以后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里面把他自己怎么好的过程都写了一遍。我觉得挺好，就把它发在了渡过公号上。在此之前渡过公号只是我一个人的文章，这时候出现了第二篇文章，哗啦一下子引起了好多读者的共鸣。我发现很多患者都有意愿想分享自己的经历，来稿像雪片一样地飞来了。于是我就把大家的稿子一篇一篇地编辑，一篇一篇地发表。结果渡过公号一下子就获得了成功，从我一个人的写作阵地变成了患者相互交流的一个社区。很快读者就开始增加，从几百个变成几千个变成上万个。到了2017年春天，第一个社群就自发出现了，读者们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交流。当时也没有细分，就是一个群超过500人就再建第二个群。后来社群发展的太快，裂变式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细分的需求，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以治愈方法为特点的群，比如药物群、心理群。后来又以人群来划分，比如那时开始出现了很多孩子患病，很多家长聚在一起，就成立了家长群，满500人就建家长二群，不得了，哗啦一下，十几个家长群就建起来了。
从2017年2月到现在，四年过去了，社群已经建了100多个，“渡过”公号读者已经有几十万人了，大家也提出更多需要，这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解决什么问题？当然就是大家的需求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患者和家属自助互助的康复社区了，大家在里面每天讨论，分享经验、互相鼓励、互相鼓舞，所谓“抱团取暖”吧。但是一般性的服务已经满足不了复杂的、难治性抑郁的患者和家长了。当时我也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们能做什么。我认识到整个中国目前已经有两个系统了，一个系统叫医院系统，一个系统叫心理咨询系统，但这两个系统其实都不能够充分满足中国社会的心理健康的需要。而且这两个系统有的时候是互相排斥的，甚至是互相攻击的，医生瞧不起咨询师，咨询师也瞧不起医生，但其实两者都是有用的，需要协同发挥作用。这时候我认识到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第三系统，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刚刚我也提到了，对于心理疾病要有一个综合完整的认识，要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来共同来应对，生物对应的是医院；心理对应的是心理咨询师；社会，就是环境这一块，在中国是空白。我认识到了我们“渡过”要做的事情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因此当我们的这十几万人对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就是要把社会支持系统做好。但怎么做？当时想到就是要建立一个“陪伴系统”，后来称之为“陪伴者计划”。在2018年的春天，我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短期是诊治，长期是成长，全程是陪伴”。这个标题其实就概括了“陪伴者计划”的核心概念。所谓“短期是诊治”，就是说医院的治疗是我们的基础，因为抑郁症毕竟是一种生理性的疾病。但是医院治疗毕竟是短期的，它只能解决我们的症状，因此“短期是诊治”。第二句话“长期是成长”。抑郁症除了它的生理途径之外，是和我们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追求人格的成长，而这个需要心理咨询才能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长期是成长”。最后一句话“全程是陪伴”。从一开始发现自己出现问题，到去寻求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经过无数的曲折，可能治疗见效，慢慢地临床症状消失，最后还需要彻底地回归社会。这个漫长的过程，有无数的环节是需要有过来人能够稍微指点一下。当时在我的7个月的痛苦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让我有信心，有耐心，在一些关键的时候能够稍微点拨一下，那么我就可以少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我们要用陪伴做一个抓手，来帮助这些刚刚开始患病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因此我在2018年开始在做解决方案的时候，就创建了“陪伴者计划”。陪伴者是谁呢？就是康复的患者，就是像我这样的康复者。第一系统医生不够，因为中国的医生非常短缺。中国目前只有3万到5万名有执照的精神科医生，要靠这一点点人服务一个亿以上的抑郁症患者，资源是严重不足的。而第二系统心理咨询师其实也是资源严重不足的，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很多，大约有200万人，但是其中好的心理咨询师是凤毛麟角的。因此无论是第一系统还是第二系统，都存在着一个资源的限制，就是人不够。那么我想搞的第三系统，人从哪里来呢？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现，就是康复者。当然一个康复者是不能天然地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必须要筛选，要发现，要赋能，要培训。因此我们陪伴的计划就是在千千万万的康复者中，发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合适的一些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通过培训，通过教育，让他们能够起到陪伴的作用。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对选拔标准我提出了四句话，非常直观。第一句话叫“得过病”，一定要你得过病，你得过病你才有这样的初心，才有这样的动力，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想帮助别人好起来，才能共情。第二句话叫“病好了”。因为帮助别人是很耗费能量的。如果你自己情况不稳定，你不但帮不了别人，很可能又被拉到那个漩涡当中去。因此一定要自己稳定，这叫做病好了。第三句话叫“爱学习”。光有一颗助人之心是不够的，要像我当年一样，学习完整的精神疾病知识、陪伴的知识，需要自己不断地总结经验。第四句话叫做“懂人生”。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仅仅靠单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心理学知识都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知识，就是涉及到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等，包括人类生活方式的问题，都是和抑郁症密切相关的。因此陪伴者一定要有非常全面的知识，而且是懂得人生的，懂得人情冷暖的。如果能达到这四个标准，我认为就是比较合格的陪伴者人选。按这个标准，2018年第一批陪伴者挑选出20人左右。到目前为止，陪伴者计划已经实施了两年多时间，全国规模的培训也做了两次。通过培训，发现一些有陪伴者潜质的康复者，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传播和交流各种经验。通过两次考试，合格者即可进入实习者的行列，先当倾听者，然后当实习者，最后成为陪伴者。陪伴者其实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因为要陪伴正在患病的人们，需要耗费很多能量，整个过程充满风险，我们也是如履薄冰。从陪伴为抓手，又有了更多需求出现。单靠这些陪伴者单打独斗，是很难对付这么复杂的疾病的，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障碍，是最复杂的。许多孩子休学，在家里离群索居，关上门，拉上窗帘，睡在床上，不断看视频，玩手机，家长非常痛苦。家长们希望我们能解决问题。于是我们从2018年11月开始，进入帮助青少年的领域，办亲子共同成长营，到现在已经办了17期。我们不断摸索经验，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线上和线下队伍。我们同时发现了其他许多群体都需要帮助，比如说女性里面分成产后抑郁和更年期抑郁，这两者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另外老年抑郁也非常严重，并且被人们忽视。有人告诉我说，现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40%的人有抑郁症或者抑郁表现。而且老人抑郁不像小孩子抑郁。家长都特别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比如不高兴了，不上学了，家长立即就能发现，而老人闷闷不乐，大家觉得很正常。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患上抑郁，其实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是非常糟糕的，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是根本顾不上的。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需求。下面我就开始讲这个认知框架了。第一我想给大家一点信心。抑郁症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就是不用治，自己就会好的疾病。人类的第一颗抗抑郁药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才研制出来的，在此之前人类的抑郁症从原始时期到现在都是靠自己好起来的，都是自愈的，问题就在于治愈的过程是我们无从把握的。比如说感冒也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但是我们对感冒了解的是非常透彻的，知道无论你治疗不治疗，一个星期之内感冒就会好，是它自己好的，而我们吃的感冒药只是解除感冒的症状的痛苦。抑郁症也是一样，抑郁症也是自己好的，我们用的抗抑郁药只是解除抑郁的症状的痛苦，比如说动力缺乏，比如说睡眠障碍，比如说自我贬低，比如说负面思维。抗抑郁药只能解除症状，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抑郁症的问题，所有的抑郁症都是自己慢慢调整好的，这就是自限性疾病。但是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是不是说抑郁症不用治疗？恰恰相反，抑郁症一定要治疗的，因为抑郁症它不像感冒一样，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感冒一星期就好，每个人的抑郁症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个人好的过程是需要半年，也许另外一个人需要一年，也许一个人需要两年。抑郁症的原理非常复杂，它最大的痛苦是把人感受快乐的通道给斩断了。因此一旦一个人得了抑郁症以后，他会逐渐变得情绪低落，他会逐渐失去了所有的感受到快乐的通道。那么对于他来说，人生就只剩下责任，只剩下艰难，只剩下痛苦，而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没有生活的快乐带给他的奖赏，人生就是一个慢慢的长夜。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熬不过去，就自杀了。如果抑郁症不加治疗，而患者又不懂得抑郁症是可以自己调整好的，很可能在病程中坚持不了而自杀。抑郁症不致命，致命的是绝望，因绝望而自杀；自杀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一要有信心。只要能够坚持到底，绝不自杀，抑郁症就会慢慢缓解; 就像物极必反，当你跌到生命的最谷底，就会逐渐缓解，当然缓解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抑郁症不是完全直线往下跌的，不会越来越重，而且也不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不会造成完全不可逆的器质性损伤。所以说，只要有信心，只要能够不自杀，能够坚持到底，能够熬下去，抑郁症早晚是可以自我缓解的。二要有耐心。我们尚无从把握抑郁症的复杂过程，对它还没有完全科学的了解，因此尽管可能疗愈，什么时候疗愈却是不知道的，所以要有耐心，要有恒心；在被动等待的时候，也要自己积极想办法，通过各种努力来让自己好得快一点，一定要避免因为绝望而自杀。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我希望这个观点能给大家信心。这个信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嘴巴上随便说说的，而是确实如此，只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一定就会好起来。第二个观点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抑郁症本质其实不是疾病，它只是对人体的一种调整措施。抑郁症是人体对于能量耗竭的一种消极的自我调整。用手机来打比方。我们都知道手机要想能够运行，一定是要有电的，当电量不够，手机运行就会不那么流畅，有的功能就实现不了。有一次我用手机拍照，手机电量逐渐耗尽，当电量不到10%的时候，手机上自动弹出一行字，“电量不足，闪光灯禁止使用”。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一下就联想到抑郁症的实质。抑郁症的本质很简单，就是生命能量消耗过大，已经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生命功能因此就受到了限制。抑郁这两个字的关键在于第一个字“抑”，而不在于第二个字“郁”。郁就是郁闷，就是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其实只是抑郁症的一个表象，抑郁症的根本特征是第一个字“抑”，是功能抑制，就如我自己开始时的那些症状：睡不着觉，缺乏判断力，丧失记忆力、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我生命功能被抑制了，因为当时我的生命能量不够了，身体启动了一种自动调整，压住我的那些生命功能，只维持最基本的吃饭喝水，生命得以延续下去。所以说抑郁症的本质是生命能量不够，人体自动调整，让你进入一种低水平低功能的运行状态；让你赶紧调整自己，恰当应用剩余能量，赶紧补充能量，等待着好起来。所以，当出现各种抑郁的表现，应当正视自己的情况，爱惜自己。那么这种调整是由谁来完成的？感谢大自然，感谢造物主。这种调整是天然的，是不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我称之为是消极的被动的调整。这个调整涉及抑郁症的基本原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已经比较清楚，抑郁症就是神经递质的减少。有关的神经递质有三种，一种叫五羟色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一种叫多巴胺。这三种神经递质一起帮助大脑进行信息传递，使人充满了能量，使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让人有感情有活力。如果这三种神经递质不足，人就丧失了活力，体会不到情感，体会不到快乐。抑郁的出现就是由于这三种神经递质的消长。当个人的生命能量不足，这个人就应该赶紧停下来，好好休息。但是在现实中，人们经常做不到。在崇尚奋斗的社会里，个人承担各种责任，停不下来，处在一种能量不断消耗的过程中；人体于是自动来逼你停下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降低你的三种神经递质。第一种五羟色胺控制着你的快乐通道，当你感受不到快乐了，你就什么都不想干了。第二个去甲肾上腺素是与动力有关，当这种递质缺少的时候，你就没有力气干事情。第三种多巴胺是关于奖赏的，当多巴胺缺乏，你就没有兴趣做事情。当这三种神经递质都缺乏，你就什么都做不了。这种造物主的神奇的自动调整措施，通过降低神经递质，让你什么都干不了，哪怕你想干也干不了，就像我当年一样。2012年我处在那种节骨眼上，你说让我自己主动休息，我怎么歇得下来？我肯定是不会休息的，我会一直拼命。我从2011年下半年一直拼命，一直拼到2012年的两会期间，就再也拼不动了。不是我不想拼，真的是拼不动了，我的神经递质水平降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我快感缺乏，动力缺乏，奖赏缺乏，完全彻底地崩溃。这种崩溃表面上看特别糟糕，其实是救命的。如果我仍然不听自己的身体警告继续努力的话，就会像手机一样，最后自动关机，彻底完蛋。刚刚提到，我2012年大约到了六七月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木僵状态。这个木僵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强行让我什么都不干了，就维持一个吃饭、喝水、呼吸的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休养生息就缓过来了。当然这一切都是被动的。光这样也不够，还得采取积极的调整措施。吃药就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措施，吃药通过补充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让我们增加活力。还有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是通过调整我们的内心，解决我们的内心冲突、内心创伤，恢复我们的活力，使自己逐渐好起来。还有一块就是我们“渡过”做的事情，叫社会支持。通过社会支持为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能感受到支持、爱、有所陪伴，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降低压力。那么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再加上运动，再加上音乐、阳光，加上一切能让我们愉悦身心的、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能量的方式，这样的我们就可以逐渐的好起来。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核心的认识，和医学、心理学都不太一样的一种认识。我也是正是靠这种认识才形成我们“渡过”这个平台的战略和策略层面。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大家可以看我的文章。“渡过”公众号上我有一组文章，叫“抑郁完整认知”，一共是6篇，从第1篇到第6篇就是讲这个内容的，我把主要内容都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了。比如为什么我说抑郁的本质是生命能量的耗竭，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油尽灯枯。当自己的生命能量逐渐耗竭了，油尽灯枯就走不动了，就是电灯没电，灯当然不亮了；油灯没油，自然就熄灭了；汽车没有汽油了，它当然就开不动了。能量为什么会消耗？很简单，就是耗竭。耗竭有两种，一种耗竭是体力的耗竭。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耗竭这么多，因为小孩体力消耗比大人还要严重，一个小孩早上7:00起床开始上学，然后到了晚上11:00做完作业，12点睡觉，每天这么拼命的学，长年累月的学，从小学、高中一直学到大学，这就是体力的消耗。体力消耗到一定程度，能量不够了，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抑郁的状态。第二个心的消耗、心累。随着自动化，除了小孩的学习之外，成年人的体力消耗得越来越少。但是成年人什么消耗增多？就是内心的消耗，内心的冲突。身累和心累相比哪一个更累？其实我现在认为是心更累。为什么这些年以来中国的抑郁症比例越来越多，为什么城市的抑郁症比例越来越高？为什么抑郁症的发病率和GDP的增长率这两个曲线高度重合？这都是因为在这样一个高节奏、高欲望、高攀比、高焦虑的社会里，人的心是越来越累了。所以说要解决抑郁症的问题。就是解决两个累，一个是身累，一个是心累，重要的是解决心累。而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我认为现在青少年是处在前所未有的痛苦状态之下，他们无论处在学校，还是处在家庭里面，都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当中。现在很多的中产家庭，尽管他们的生活可能很富裕，不缺吃、不缺穿，但是家长是处在焦虑当中，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会随着一种外来的打击，立刻就堕落到贫困当中，这种焦虑是不知不觉地传递给青少年的。青少年非常敏感，他们会感受到家庭的焦虑，自己也会处在焦虑当中，所以说青少年这两年的精神疾病就处在一种爆发性增长的状态，已经成为中国非常严峻的一个社会问题了，甚至是政治问题了。我关于抑郁的完整认知还有好些重要的观点，比如抑郁和焦虑其实没有分水岭，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消涨，而能量的消涨就处在永恒的变化当中，因此这种消涨没有止境的。所以说病和非病其实没有分水岭，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重视诊断。就是说这个人到底什么病，到底是抑郁还是焦虑，还是双相还是精神分裂，还是各种人格障碍，其实这些不重要，这些不过都是人类对于心理障碍的一种命名。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症状，而是症状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能够预防和解决这些症状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不要有病耻感，抑郁症是真的是可以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大脑，有自己的整个神经过程，整个过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我真的是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原来他自己认为是不可能得抑郁症的，他是非常坚强的，但是一旦当他的外界环境，当他的生命消耗到一定的程度，他最终也无法抵御抑郁症的侵袭。抑郁症根本不是病，它只是对你的提醒，是因为身体和内心需要所进行的调整。不仅人类的有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很多动物也是有的。比如说像一些冬眠的动物，它们一到了冬天冰天雪地没有食物，大自然就让这些动物钻到洞里面睡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外面有食物了，可以给它们补充能量了，它们就出来了，然后获得食物、获得能量，开始自己新的一年。我们要相信人体也是有这种调整措施的，我们一定要遵循大自然对我们的提醒和警告，一旦发现自己出现抑郁了，就告诉自己：我抑郁了，我的生命能量不够了，说明我的生活一定是出了问题了，或者是我身体累了，或者我的心累了，我得停下来，休养身心，来正视自己的问题，来研究一下自己生活中到底哪些方面出了问题，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慢慢就会好了。当然了，话说的这么简单，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又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涉及到我说的抑郁症的又一个特性：抑郁症是一个特异性疾病，就是每个抑郁症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更多的是生物学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心理上的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环境压力，自己的环境太糟糕、太恶劣的原因。所以说既然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那么治疗方式肯定也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抑郁症的特异性特征。所以我们对抑郁症，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的治疗方案，都是个性化的。一旦一个人出了问题，就要研究自己，分析自己，找到自己的病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然后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就是关于抑郁认知的又一个特点，即个性化疗愈。没有最好，只有适合。还有一个特点是环境的作用。环境太重要了，人是要在环境当中生存的，人类的特点是要靠人际关系生存，人和自己的环境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调整好自己的环境，仅仅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等，那么千辛万苦取得的成果，很有可能因为环境的外在刺激而毁于一旦。所以得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疾病，最基础的办法就是4个字一一休养生息，同时采取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但是这两种积极治疗一定要同步配套环境的调整，如果你不能够调整自己的生存环境，仍然处在一种恶劣的、压榨性的、煎熬性的环境当中，你千辛万苦取得的调整成果很有可能会毁于一旦。我们渡过之所以要做社会支持 ，就是认识到人类并不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环境，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创造一个环境，暂时成为他们的容身之所，为他们提供一个暂时的休息的港湾，我们给予各种各样的帮助，包括心理的帮助、药物的帮助，能够帮助你休养生息，获得安全感，一点一点的恢复生命能量。这就是渡过所倡导的能量场的疗愈，生态疗愈。为什么我现在觉得青少年心理疾病特别难治，并且特别需要我们的帮助呢，就是因为青少年无力改变他们的环境。二、三十岁的成年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生命能量、自我认知，可以自己选择环境。如果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大不了我不干了，辞职了离开了，可以逃跑，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更好的环境。但是很多青少年做不到，他们没有能力离开自己的学校和家庭，他们的环境是不能被青少年所左右的。有的家长其实也深刻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也无从改变，他暂时也没有办法调整亲子关系，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怎么办？
这两年渡过在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庇护所，一个暂时的港湾，把各种疗愈的方法：药物、心理、社会支持等组合在一起，慢慢地实现疗愈。我们现在正在杭州盖一个有20多亩地、投资达到1500万以上的基地。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那儿一方面开展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一方面专门辟出一块地来让青少年种田，运动，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回归人类童年早期生活方式，以此来逐渐获得调整。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和实验当中，最终的效果还不知道，毕竟时间还不长。我们做解决方案从2018年到现在也不过才短短的三年时间，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有各种实践，正在一点点的总结经验，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艰险，充满了各种风险，包括危机，包括很多不可测的因素，但是我们还在一步步的往前走，不断的把各种设想与许许多多支持我们的患者和家长一起来做实验，希望通过实验逐渐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然后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我用了几个关键词来解释“渡过”是干什么的？就是寻找一种完全、实用、个性化、有温度的疗愈方式。第1个关键词是“完全”，什么意思？就是完整和全程。完整就是综合性的，从生物、心理、社会多方面入手，而不是单打独斗；全程的意思是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的长期性以及各种环节，从一开始患病到最后回归社会，每一个环节都要关照到。第2个词“实用”，就是一切以达到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从各种各样的理论出发。我们一定是以患者为中心，以症状为标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一切从实用出发，没有效果，一切都是空谈。第3个词“个性化”。我刚刚讲到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要量身定做。第4个词“有温度”。有温度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环境太重要了，所有的抑郁症患者、焦虑症患者、双相症患者，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想好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毫无例外都是获得安全感，都是把焦虑降低。如果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整天处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整天处在安全感缺乏当中，整天处在焦虑当中，所有的治疗都无从谈起。所以说一定要提供一个温暖的安全的有温度的环境，让大家在我们这儿首先感觉到安全，能够把心定下来，能够把焦虑放下来，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在此前提之下才能用各种疗愈方式慢慢的好起来。这就是我们渡过的发展方向，这是我花了许许多多年才逐渐找到的方向。未来需要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一步一步试探，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的走。我希望我们“渡过”逐渐摸索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心理健康之路，这条路一定不是单纯的药物治疗或者心理治疗，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治疗。答：在我们渡过公众号上，下面有好几栏，进入渡过公号就会看到我们的社群结构，里面有非常明确的进入社群的方式。我们数据结构现在已经比较有逻辑了，分成了几大分区，有的是按照病种分的，有的按照人群分的，还有按照地域分的。我想几乎每一位有需求的朋友，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长还是家属，都有可能寻找到自己合适的群，甚至有的人不只加入一个群。大家只要关注渡过公众号，关注了以后在上面找一找入口，应该是比较容易能找到的。现在我们一共有三个号，主号就是“渡过”公众号，还有一个叫“渡过青春号”，我们的青春号完全是为青少年办的，而且全部是在“渡过”寻求疗愈的青少年他们自己办的。
为什么我们要搞一个“青少年劳动成长计划”？这也是我们探索了好几年的。很多青少年不听家长说，不相信能治好，完全绝望，因此就坚决不接受治疗，不接受帮助。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想激活他们，药物激活做不到，心理激活做不到，后来发现相对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劳动激活。劳动激活说白了让他们干活，让他们挣钱。为这个计划，我们“渡过”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一年要花20万做这个事情，就是办青春号。这青春号里面的作者、编辑、视频，还有访谈圆桌等，都是我们“渡过”的孩子们自己做的。他们在这儿做，一方面就是可以走出家门，可以成为一个小团体，可以大家互相讨论，可以自己写文章，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疗愈，同时还能挣钱，一旦挣钱他们就有积极性了。哪怕挣的钱很少，比如说写篇文章，做个视频，参加一个节目录制，只能挣个80、100，他们就挺高兴。其实这个劳动激活就是让这些孩子们觉得大家能聚在一起做点事儿，比躺在床上看手机有意思，还能挣点钱，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孩子们聚在一起。我们还希望劳动成长计划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能多给孩子们提供一点岗位，目前就是我们“渡过”自己提供岗位，一年我们要花上将近20万。如果说我们得到社会的支持，能有一些社会机构也能够提供一些岗位就更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加入这个计划，让他们的劳动能够有所报偿。而且说实话孩子的劳动都是比较低廉的，不像社会上那么贵。其实好多小孩可以做很多事情，他们的工资也很低，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就可以让他们干活，他们干得还挺高兴的。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家长，或者你们单位里面有些活可以让这些小孩干的，也可以跟我们联系，直接就派给小孩子们干，双方都有好处。一方面小孩有活干他们高兴，他们挣点钱。同时对于这个单位来说，反正这活也是需要人干的，让这些小孩干，干的也不一定太差，花的钱还比在社会上雇人还要便宜一点。当然我们“渡过”做的青春号纯粹是贴钱的了，为的是让这些小孩们能够聚在一起。这个比说教要好。你跟他们讲“你们去吃药”，你跟他们说“我们在做心理咨询”，小孩不听，他一听就觉得你想来教育我，我才不听你教育。我们这个叫作“行不言之教”，“为无为之事”。我也不说教，你就来一起干活吧。这些小孩在一起互相交往，不知不觉就能够解决点问题。这是我认为我们“渡过”在今年做的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就这5个字，渡过青春号。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渡过”公号了，“渡过”公号也把其他两个号的一部分内容放在其中。我希望大家首先要关注“渡过”公号，同时再有兴趣，如果有的家长想自我成长，可以再关注“渡过父母学堂”号；如果有的家长自己的孩子想寻求帮助，可以动员自己的孩子来加入关注“渡过青春号”。加入“渡过青春号”就相当于加入了组织了，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招聘，各种各样的岗位的需求。如果孩子有兴趣一点一点地进入，慢慢地离开手机，离开床，离开房间，能够进入到群体当中。这个疗愈是急不得快不了的。我通过这几年的经验，觉得抑郁症的疗愈没有奇迹，只有努力。家长也不要急，现在让孩子们第一步能够求助，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独居的状态，能够离开床，窗帘拉开走出家门，然后才能一点点地慢慢地好起来，快是快不了的。问：康复者是会复发的。你们的陪伴者计划有没有反馈监督辅助系统，以保障他们不被似曾相识或者环境诱发，一旦复发也能及时识别和治疗？陪伴者有没有医疗责任保险问题？如果患者自杀了，会不会担负责任？答：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其实也是我现在越来越担心的问题。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是没考虑这么细的，一开始我们无知者无畏，就是看到这种社会需求，以及看到我们的能力就开始做。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运气还不错，还没有出现的一些极端的事例，包括陪伴的患者自杀，到目前为止还一个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那么多营地，确实也出现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患者和患者之间的冲突，患者和陪伴者的冲突，这是很多的，这些我们都是在接受教训，也在一点一点地在实践当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我们现在采取了各种措施，有我们自己的陪伴者的伦理，有我们的陪伴者的基本守则，包括法律措施，我们不久以前刚刚花了钱，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等等，帮助我们从各方面来打消风险。关于陪伴者这一块，之所以那么多陪伴者愿意到我们渡过来做，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其实也是为自己。我们有好多陪伴者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他们自己。他们挣的钱其实不多，陪伴者的价格分成好几个级别，最低的80元，最贵的也不过才几百元，比起心理咨询是要便宜很多的。他们挣的钱不多，好的陪伴者一个月也就只能挣个3000块钱左右，业务少的陪伴者一个月只能挣个几十块钱。但他们的重点不是挣钱，而是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锻炼和成长，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他们觉得好像要托底一样，一旦陪伴者他们自己出现一点反复，他们首先觉得在我们这是一个集体，可以依靠，大家可以帮助，同伴互助。我们的陪伴者最初20多个人，到目前为止100多个人，还真的是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遏制性的复发。有的陪伴者在过程中会出现波动，一旦出现波动，他就及时发现，大家也会提醒他，然后大家一起帮他，他可以在这段时间暂停陪伴，先把自己搞好。问：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自身对抑郁症了解的越多，对治病的过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医生评判和确诊的过程是叫他们填表，如果他们懂得太多，会不会就填成自己是抑郁呢？答：我们渡过从2018年以来到现在，也见过几千个孩子了，我个人认为对大多数孩子不必隐瞒，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的接受信息的程度是我们家长难以想象的，有些问题对孩子封锁其实是封锁不住的，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其次现在的孩子们，他们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他们的素质，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自我辨别和自我成长的能力，这些能力甚至是比自己的父辈更好一点。有些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其实很多孩子我和他们的接触，包括给他们讲疾病的知识，他们掌握的程度和自我觉察程度，有的时候是超过他们的父母亲的。有些父母，他们自己的各方面的素质，是不如自己的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父母亲要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而不是对孩子进行一些封锁，不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发现很多孩子自己的比父母亲超前了，他们更多地觉察到自己的问题，自己上网去搜索，自己去查询资料，自己去医院看病，往往是很多父母亲是不愿意接受。很多孩子是自己已经去医院看病了，瞒着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不接受，不愿意承认，认为孩子只是青春期叛逆。病耻感很多都是出于家长，孩子的病耻感并不重。
问：国内对双相患者进行登记，甚至在两会期间列为维稳对象，影响到青少年的恋爱就业等正常生活，请问如何能影响政府决策部门，慎重对双相二型登记？
答：确实如此，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政府也是好意，但是好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复杂的变量，就像父母对孩子的好意一样。
我也曾和很多医生讨论过，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其实很多医生在下诊断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要下那种非常明确的诊断，他可能会下一些模糊的诊断，比如说叫情绪障碍，或者说叫抑郁状态等等。我觉得家长不太想让医生给孩子定性为双相的时候，如果不需要住院的情况，可以跟医生商量。如果是住院就麻烦一点，因为住院一定要上报的，就不是医生能够控制的。医生也曾经跟我讲，如果一旦上报以后，希望家长一定要配合，比如说你不要用假名字假身份证去看病，因为现在目前中国的信息系统已经是比较发达了，你用假名假身份肯定是不行的，只能会引起注意，然后为了找到你可能会动用一些更多的手段，反而会被更加关注了。因此不要用假名，不要用假身份证，就是大大方方的，被关照也不会一开始就到公安的程度，很可能只是居委会、社区来上门帮助你。当社区人员或一些社工来上门的时候，大家避免冲突，态度好一点，因为这对他们也是工作，不要对他们恶言相向。希望这种家访就停留在社区，不要到进入公安。因为到了公安以后，公安也有一个社会维稳的要求。确实就麻烦一点，比如说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就会有限制，这个我们都是屡见不鲜的。答:我想强调一下，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完全没有贬低或者轻视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首选项，因为毕竟药物治疗是比较容易获得的，而且一旦见效，效果也是比较快，也是可复制、可把握、可重现的。因此大家不要听了我的讲座以后，觉得好像我是在忽视药物，我是特别想强调这一点。
另外一个我想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全生态的概念，因为单靠某一方面都是不够的，毕竟心理疾病是一个个性化的疾病，有的人可能纯粹靠药物也许就够了，但大多数人只靠药物是不够的，加上心理也是不够的，一定要综合全面地来为自己寻找到一条康复之路。最终我的愿望是能够通过我们渡过的努力，能够改变中国的精神健康的生态环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就有意义了。其实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做这么大，纯粹是顺其自然，完全是被推动着走到这一步的，而且现在也停不下来了，因为我们已担负太多的期待，想停也停不下来了，我们只能是非常谨慎的往前走。一开始我们做的是公益，但我后来就发现光靠公益走不了太远，一定还是要把一些商业的因素放进去，简单的说就是要收费，不收费的话我们只能做到传播和社群互助这一步。如果做解决方案，那么真的是只能是靠商业的方式了，我想这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很多东西也是靠正规的渠道能够同步发展。所以说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慢慢的发展，把握好平衡，把法律、公益、商业这些东西最恰当地组合在一起，最终寻找到解决方案，改变生态。这个确实也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仍在探索当中。
本次讲座由北大87级校友张海云主持，讲座的音频由北大84级校友郑萍制作，文字由北大84级校友邵宏伟、郭京华、肖灵、唐虹、蒋文、周瑛、唐峋、邢薇、罗金环、殷世荣、虞玲录入和校对，罗新最后编辑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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