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去世，曾说“研究中国是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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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1952年，我高中毕业，之后的九年时间里，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不同的科目：艺术史、历史、语言学。瑞典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学生。 

后来，我在希腊住了几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鲁特琴。当我28岁时，才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高中安顿下来教历史。我喜欢教书，但又不甘心这么早就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对欧洲文化非常熟悉了——花了12年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语也不错。但我渴望体验并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也许我可以学一下汉语？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教授是我学习汉语以及决定去中国的关键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已经退休，但依然每个周一的晚上开一堂两小时的讲座。这对我来说太合适了：我白天教书，晚上听课。在课上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字典来翻译他发给我们的课本——孔孟重要典籍的影印本。 

高本汉

高本汉每教一个汉字都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原型告诉我们。他讲授的汉字，个个有史有据、鲜活生动、易于理解。在汉语言研究领域，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权威，但他对汉字的热爱依然不减当初。带着这股无法抑制的热情，他在黑板前侃侃而谈，直到粉笔灰像龙卷风一样环绕着他。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强烈地吸引了我，他的课让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越来越着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决定一起到中国去学习现代汉语。 

然而在当时，要获得留学签证很不容易。起初，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态度非常消极。他们首先会问：是谁派你们去的？哪个组织？哪个政党？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是个人想去，我们已经攒足了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费用。我们跟任何组织或政党都没有关系。但文化参赞明确指出：中国大学不接受外国学生的个人入学申请。 

无奈之下，我们开始搜集包括高本汉在内的重要学者的推荐信，甚至还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的许可书。一年多后，北京大学发来了入学通知书。1961年1月2日，我们离开瑞典，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年时光。因为在学期中入学，没有适合我们的初学者课程，所以我们免费获得了一位专门教我们的老师。她是位严厉的中年妇女，用的教学方法就像是我们瑞典几百年前的方法。 

起初的学习艰难乏味。每天20个汉字，一周学六天。每天第一节课总是先做家庭作业小测，然后过一遍要新学的汉字，从来不介绍任何汉字结构，或者此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的古老字形。只是重复、重复、再重复。每周的最后一天则是总复习，把本周所有学过的汉字全部温习一遍。 

渐渐地，我们得开始用学过的汉字写短文。多亏了我们还带着高本汉的《古汉语字典》，才能独立地对汉字进行分析，这也成是我们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唯一方式。 

我们学习的课本和句子都是政治挂帅，比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公社好！” 几个月后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就跑去问老师能不能找些不带“色彩”的读物，比如成语故事等。她一开始很生气——也许只是装出生气的样子来，不过还是去和上级领导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领导同意她将政治性教材换成精彩的传统故事，如“东郭先生和狼”“牛郎织女”和“曹冲称象”。 

我们长舒一口气，老师很显然也轻松了。她慢慢地变得友好开放起来，甚至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我们在那里喝茶、吃糕点，更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她和她先生居然合演了一段京剧，她扮演旦角，这跟我们熟悉的她是多么不同啊！ 

1961年来到中国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回想起这两年，发现它就像是人体的黄金点，或者一幅中国的山水画，画在金丝绸卷上的墨笔画。我从没认为在那期间我所学习或者经历的会有什么“用处”。 

那时，我开始怀着最浓厚的兴趣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每样东西，每一个细节都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会发现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我越是认真地观察，我就理解得越多，我对汉字的理解也更深。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大跃进”刚刚失败，随后一连几年食品很少。秋天连大白菜都很缺乏，每一片叶子都要捡起来，晒干使用。我们宿舍外的树刚刚落叶，有几周就挂满了白菜叶，好像给死人披麻戴孝。我来自另一种文化，人们已经忘记晒干菜的方法，因此这种景象是不可理解的。 

当春天来了，树木复苏了，长出了新的叶子。然后在树丛中、树枝上，到处是人。平时在路上悠闲散步的大学生们不见了，他们像山羊一样采集树叶。我向老师抱怨说：“这是一种破坏行为！没有人能制止他们吗？他们在破坏树木！” 我的老师平静地说：“你要知道，他们半个冬天没吃到任何绿色的东西……” 

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突然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华北平原上的树木。它们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被过多地索取。人们无法想象自由的参天大树，那种形象一定很特别。而“木”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叶子，只有干和枝，在冬天的天空下树黑乎乎地站着，没有任何美感，一种单调但真实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直与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树与一个“木”字立着的形象相连。 

1961年的冬天和来年都是那样绝望的年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处在真空之中。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平等的社会突然成为非常遥远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停滞。 

数百万的人吃不饱肚子，许多人就此消亡。所有的希望都被舍弃。封闭、绝望，这就是我初来乍到时看到的中国。但在这个表象之下，古老的中国文化依然不屈不挠地残存着。 

除了学习汉语，我很幸运能在北京古琴协会这样的地方学习古琴，而且是这里唯一的一名学生。成立于1954年的这个协会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闭了，但那里的环境和人改变了我的一生。那里的音乐学者和音乐家有着很深的文化造诣。他们对古琴音乐的诚挚热爱、无私奉献以及不懈努力让我印象深刻，让我心潮涌动，想要学习他们，像他们那样生活。他们是我遇到的最不同寻常的博学者，无论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是关于汉字、诗歌、瓷器、哲学、建筑还是音乐，他们都能给我一个答案。 

林西莉在学习古琴

当年的古琴研究会的大门还在，如今里面已是普通的民宅

这也是十年后，当我开始教授汉语时，我为什么会想给我的学生带来我在古琴协会所经历的东西的原因，我想让他们从各方各面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让汉字与中国古老辉煌的文化相依相衬。 

1962年的冬天，我因为个人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我丈夫已经受够了这里。而那时我对中国文化和音乐的理解才刚渐入佳境，还有那么多没有学习和体验的东西，这让我觉得很不爽。但是生活有时并不会给我们留有选择的余地。那时如果我能预见到1972年之后我能够一年一次甚至几次地回到中国，就会坦然地离开了。 

1964年回到瑞典后，我重拾教书旧业。有一天，我听到教务室里传来一阵笑声：“有18名学生提出申请，说课程里应该包括汉语！他们疯了吧！怎么可能？不说别的，上哪儿去找个老师去？”我的兴趣一下就起来了，说我可以试试。毕竟，我在瑞典和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过汉语。这么着，汉语课得到批准开课。 

这是个额外的课程，每个周一下午从3：30上到5：00。大伙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还得上课，开始时觉得挺辛苦，但是到五点钟下课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充实而且精神。当这个学期在6月份结束时，我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我的学生们也都签了名。我们在信里介绍了我们学校开设的汉语课，同时也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考虑将汉语列为第三语言（或者我们叫C类语言）。在瑞典，英语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的。四年以后，学生可以选择法语、德语或者西班牙语。再过四年，学生可以再选择一门外语，这时候，他们已经长到15、16岁了。 

信是6月中旬发出的。当时，我以为大伙都已经去休假了，而接下来的秋季要举行选举，所以我以为文化部的回复估计得到11月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个“不行”。但是，有时候，生活就那么奇妙。两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回复：秋季那个学期开学后就开始吧。 

我很是吃惊。我没有任何课本或教材，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教汉语。如果是教中国历史，我可以如鱼得水地完成，但这是汉语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做课本教材。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把我在北京用过的课本章节和一本美国出版的课本里的笔画笔顺图解等都复印了下来。秋天开学了，我进到学校的七个一年级班里给他们挨个讲：你看，这是木、日、月、女……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校长已经同意我们增开汉语课了，谁想学都可以从原来的语言课转过来。23名学生报了名。就这样，瑞典的教育系统里从此里有了汉语教学，我对《汉字王国》的探索也从此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好事多磨。虽然，我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教授历史和教授外语的方法完全不同。我唯一认定的是，我绝不要用像北大教授汉语那样的办法。 

所以我主要借鉴了高本汉当时让我们对汉语产生兴趣的办法：让汉字活起来。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些字简直太美太生动，所以我也想让我的学生这样对汉语着迷起来。当我用自己编创的“课本”要开讲下一课时，我一般都会先从生字开始，给学生们讲这些字最初在甲骨或青铜上的样子。 

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量50年代考古发现被出版成册的时候。去之前我在瑞典是学美术史的，很多的课程都和考古相关，所以很自然地，我也就开始研读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譬如关于邯郸、安阳、半坡遗址等详尽的报告都不贵，所以我就把能找到的都买了下来。这些书在我教汉语时帮上了大忙。书里的那些照片恰恰是我讲生字的历史时给学生提供的最佳背景资料。我在这些书里找到极其精细的图画和照片来说明那些考古发现，而这些图片让人对一些汉字的形状来历一目了然。譬如，鱼、夫、目、面、耳、齿——这些书整本整本都是这样的图片。有了这些图片，我的学生们不仅学得快记得牢，他们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学得兴致勃勃。 

正如我在《汉字王国》的前言里写道：“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的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为了让他们能记得更牢，我开始将课本里我们见到的生词都整理出来，这个词汇表很快就堆得老长。这时候，我意识到，对于普通的瑞典公众、受过教育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公众来讲，这些词汇或许可以结集成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呢。 

1972年冬，当我再次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一切都很顺利。这次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去的。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呆了一个月。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密集地参观学校、医院、工厂、托儿所、村庄。也许是因为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帮助我们安排了这次行程，所以一路绿灯。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后去了南京、上海和苏州。在苏州文庙旁的一所中学里，我们听了几节课，和学生们一起午餐，还采访了校长。那些日子很精彩。我们见到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有一种平静正在蔓延，我们见到的所有人都非常自然和蔼。 

这些学生是幸运的，他们的中国之行得到了教育部的奖学金资助，自己只需要支付很小的一部分。在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外国人相当少见，几乎是让人感到危险，大多数人对老外敬而远之。我去找民族音乐学院想咨询古琴的事时，接待我的人一开始似乎显得惊慌失措。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一般外国人是不能和某个单位直接联系的，更别说登门造访、咨询了，各种琐碎的官僚程序繁杂无比，而当时多亏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而我的学生在周一到周六的学习之外，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之余，经常骑着自行车逛北京，出入各色胡同，和老百姓聊天，在小饭馆里吃饭。北外每周还组织各种短途参观——去学校、工厂、人民公社等各种地方。他们对中国的爱也愈来愈深，不仅仅对汉字，而且是对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东西。这些经历对学生们很重要，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教授，在瑞典的不同大学里教汉语，也有的人投身瑞中外交事业，还有一些在为驻华的瑞典公司工作。 

回到瑞典之后，学生们就他们在中国的所闻所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我也发表了关于中国教育系统的文章，还接受了电视采访。这些带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决定从那以后，每年都和我的学生一起去中国，以便学习更多、了解更多。但这个心愿还是花了点时间才实现，在1979年之后我们才成行。 

1979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拜访学者或去观摩新的考古现场。我跑到山东去看中国现存最老的房子，去黄河边上的大河村遗址看新石器时代村庄的遗迹，去安阳边上的小屯村看正在进行挖掘的巨墓，去西安的半坡，当然，也去苏州的丝绸厂了解丝绸的生产工艺，观看剥茧抽丝的奇妙过程。 

我去过嵩山的嵩阳书院寻找中国最古老的树，也去到西安向北或延安周围，参观那里壮美的窑洞，也在那里见识到了绝无仅有的剪纸艺术。在延安剪纸中，鸟是一种最通常的题材，我见到的最多的形式是两只相对的鸟儿，这是剪纸的一种自然结果：把纸叠成两层，一次能剪出两只鸟儿。金文中的“雔”字看起来就像与剪纸有着古老的血缘关系。还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只狗，长得就像甲骨文里的“犬”字，“犬”简直就是按它的模子创造的！在一条关于灭火器的广告里，那个“火”字也很明显被设计成了甲骨文的样子。这些线索无处不在！古老的形状和古老的图画在今天就如同三千多年前一样活生生地存在着。奇妙无比！所有这些都让我对汉字理解获得了信息和灵感。 

当我在开始动笔写《汉字王国》时，我本想写一本关于汉字象形起源的简明、通俗的书，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许多传统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大多是因为最近几十年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还没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去修正。考古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进行第一批正规的发掘工作。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敌入侵使这项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到50年代才恢复。

我对汉字的解释是首次根据那个时候以来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来讨论汉字的核心部分。我找到了像夏鼐这样有着传奇色彩的考古学家来咨询甲骨文的不同方面以及早期中国人类的问题。80年代初期，我见过夏鼐教授几次，当时他已经很有一把年纪了，但是他很和蔼，细致入微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问了他很多关于墙的问题。我参观过诸如长城，老北京的城墙，南京和西安的城墙，还有在郑州的一种特殊的墙，这正是他的研究领域，在那里能看到外层石头剥落后的墙是如何被建造的。这对于我写关于表示“屋顶与房子”的汉字的解释时非常有帮助。夏鼐教授不仅让我了解了建筑本身，还帮助我了解了汉字的结构和来源。 

我还拜见了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建筑史学者，就“宗”字进行探讨。“宗”字是由表示屋顶的“宀”和表示“预兆”的“示”组成。对于“示”字的解释不一，唯一能确切的是，有对各种自然现象观察和对凶吉预示有关的“示”字，其活动都发生在高大的祖庙或附近。我一直考虑这个字所具有的不同字形。在甲骨文里它的样子很接近窑洞的圆形，蜂房式的屋顶，而在金文里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更像与墙明显分开的房子——很像考古学家复原的祭祀大厅。 

我就这个字的不同写法是否反映不同的屋顶与中国文字专家进行讨论时，他们坚决否定这个想法，认为不同是暂时的，因为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笔体，是“误笔”。可是1984年夏天我在北京拜见的那几位建筑史学者，他们认为两种不同的房子样式并存了很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半地穴式的房子越来越少，安阳排房式的大房子越来越普遍，这种发展也表现在文字上，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研究能说明这一点的材料。我能相信谁说的呢？只有把这些观点都记录下来，留给读者去思考。 

当我拜见学者或者其他人时，无论是在博物馆、村庄、考古现场还是别的地方，我总是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对汉字有莫大兴趣，说我正试图写一本关于汉字的书，以此给我的瑞典同胞解释汉字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古老的文化，然后我再向他们提问。我这个不请自来而且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刚开始让大家不免有些诧异，但大家对我都是礼遇有加，极其友善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更会带着我多转一转，让我了解到许多我之前根本不懂的东西。没有人好像真的因此感到不可思议，更多的是为我的兴趣感到高兴。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的中国，供给情况很糟糕。但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博物馆里、考古挖掘现场以及很多其他场合下的人们再次润物细无声地活跃起来，变得乐意与那些对他们的工作以及老派的话题，比如汉字感兴趣的外国人见面交流。虽然在那个时候鲜有人问津这样的兴趣或工作，他们依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骄傲，我的出现更令他们欣喜，所以他们全力帮我。 

80年代之后，西方的食品都在中国出现了。过去，我们西方的面包在中国从来没有，除了与外国人有关的少数人可能偶有机会品尝到。那时，城市里有了在模具里烤的面包，公园里的食品摊像卖糖果一样把它们卖给在寺庙和假山之间游玩的饥肠辘辘的游客。他们就直接吃，就像我们西方人吃一包炸土豆或爆米花一样。我常常看见人们在街上拿着一大块面包，边走边吃。现在你可能看不见那种场景了，但是30年前，因为从来没见过或尝过，任何洋玩意都很吸引人。 

当我开始研究汉字时，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其他外国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我也不认为有那个可能。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地方，甚至至今，中国和西方学生、学者专注于一到两门不同的科目，比如专攻艺术史、历史或者语言学等等，但却无法打破这些科目的边界。而我自己，积攒了一大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艺术、历史、音乐、语言等等，还在全世界体验并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当我开始关于汉字的长征时，所有这些知识都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因此我的视野更宽广，它帮助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汉字、活在中国文化里的汉字。 

所以，我在欧洲学习不同学科的十年，还在世界周游的十年，以及写书的十五年，成就了我对汉字的长征。而今，我们经常谈及跨学科研究，我在中国所做的正是跨学科研究。但很遗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已经淡出关心的焦点。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经济，学生都蜂拥而去投奔如计算机科学、大众传媒等这样新的领域了。 

当我的书最终成型出版时，我已经57岁了，那是1989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选择去过我的一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同一条道路。当初，我的目标就是我所写的关于汉字的一切要在学术上高屋建瓴，像博士论文那样扎实。迄今为止，我自己还没有发现有任何“错误”，也没有学者联系我或者批评我对汉字的解释。我感到很高兴，这也许是因为在出版之前长期而扎实的工作吧。我也还没遇到任何新的发现需要来修正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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