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纪霖：感到深度的无聊，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表层
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创新家 ，作者浮琪琪
创新力，建设力
时代变了。
1978年之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我们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见证了科技、互联网造就的一个个经济神话。开放、创新成为时代精神，中国如何融入世界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推崇自我奋斗，阶层逆袭，享受持续性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升级，参与卓有见识的公共表达和精神生活。在积极向上的氛围里，我们目标明确，崇拜强者，鞭策自我追求梦想，向上流动，努力成为精英的一分子。
近几年，经济放缓，创新低迷，贫富差距增大，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症候，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存发展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经历中美贸易战和世界性疫情，担忧经济冲击与政策变动，忍受封锁隔离与消费降级，参与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围观偶像幻灭与精英坠落，深陷虚拟世界与精神危机。
人们推崇的社会价值变了，社会情绪、社会思潮也在裹挟中不同以往，变得分化、割裂。人们从热衷看《小时代》转向在各种主旋律大制作中感受民族命运与家国情怀。曾经令人崇拜的偶像、精英，一个个坍塌幻灭。我们一面心怀“星辰大海”，一面悲观忧虑，沉默不语，一面极致理性，保守内卷，一面沉溺网络，虚空躺平。
这个时代怎么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些变化寓意着什么？我们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撰文/浮琪琪
《社会创新家》：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我们身处的环境，可以说是从一个关注经济、个体发展的充满烟火气的“小时代”迈入一个诡谲莫测的“大时代”，社会呈现的问题更宏大、虚浮，生活被各种大变局、大政策影响。您怎么理解这种由小向大的转变？
许纪霖：从小时代转向大时代，对这种说法，我是有限认同。什么是大时代？鲁迅先生曾讲，不是生就是死，这就是大时代。大时代牵涉历史大转型、生死存亡，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捆绑，人们关心国家、民族与整个世界的命运。小时代不同，更像是一个太平盛世，人们可以不关心国家、民族与世界，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能活得岁月静好。
从这种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前几年，算是一个小时代。过去二十年里，中国迎来一个和平期，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闷声大发财，更关心个人的命运，关心个人如何向上流动，不想也没有兴趣关心更宏大的问题。近几年，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阶段，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大时代。
在这个大时代，很多人陷入迷茫，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过去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的确定感，对只要努力学习、工作、赚钱就会变好的笃定全然消失。如今，各个阶层都有一种迷茫感。
《社会创新家》：在这样一种时代转向中，人们一方面似乎越来越沉默了，公共表达、公共生活愈发稀少，但另一方面似乎人们也很关注家国大事，心态似乎是“星辰大海”，吊诡的是宏观上对国家发展十分乐观，同时又对个人生活十分悲观。您观感是怎么样的？如何理解这种复杂性？
许纪霖：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也包括年轻一代，是很分化的。
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或身处职场的白领，他们虽然身临大时代，但还是还秉持一种小时代的心态，导致一种错位。在他们看来，个人与国家、民族似乎是两张皮，不像过去几代人那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得那么紧，也不像过去几代人对家国天下有很多忧虑与关怀。他们对宏大叙事，对中国与世界的大问题没有太多兴趣，比较沉默。
新的一代“小粉红”，他们认同中国，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上一代人是“红旗下的蛋”，但这代人，我将他们形容为是“国旗下的蛋”，成长于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是“天然红”，但这种认同，更多地是情感上的，比较少理性的成分，因为他们接收的资讯比较单一，在同一个频道。
在地域分布上，“小粉红”北方比南方多，内地比沿海多，小镇比城市多。他们不怎么沉默，表达热烈，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但吊诡的是，同时也对个人前途充满担忧。一边为明天的饭票发愁，同时又热烈欢呼孟晚舟归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不相干的两个世界，是两回事，个人与国家、民族更是两张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那些在城市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或身处职场的白领，他们对政治或宏观叙事兴趣不大，是比较沉默的状态？
许纪霖：这些人普遍对政治比较冷漠。我与大学生、青年教师交流过，他们其实也不是全然的冷漠，他们内心是有焦虑的，对国家大事，有点关心，而那种关心却又不真切。我经常听到这么一句回答——“关心有什么用？”这句话几乎他们的口头禅，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做事准则，只有当他们觉得有用，才会投入精力，如果觉得没用，就不会关心太多，更别说付诸行动了。
他们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于是选择逃避，选择犬儒。犬儒分为消极犬儒与积极犬儒两种。消极是完全没心没肺，积极的则认为与其关心一些无法着力的大事，不如做好实实在在的小事。青年学者想的是专注做好学术，职场年轻人则在业余的时候参与一些微观行动，比如环保、动物保护、公益慈善、me too运动等等。
当今中国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身处大时代，却又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
《社会创新家》:在大时代以小时代的方式生活，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算是一种好的选择吗？
许纪霖：实际上，今天所有人的选择都是有限度的选择，不是说完全不能选择，没得选，还是有选择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受到限制的，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是在各种压抑机制之下有限度的自由选择。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选择的条件和空间也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想用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最好的、应该的选择。诸如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啦，职场人士应该如何啦，这些空泛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统一答案的。这种一刀切的评判太苛刻，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好的做法是设身处地，从具体的空间中理解对方做出的选择，要以“他者”的心情、将“他者”置于他独特的环境下，去想象什么是更好的选择。不必自以为是，以自我代替“他者”，强人所难。
《社会创新家》：如您所言，虽然身处大时代，但大部分人普遍上还是小时代的心态，这种心态错位也加剧人们感到更多不确定和迷茫。为了抵御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年轻人推崇考公考编，甚至催生出流行语——“宇宙的尽头是考公。”您如何看待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这种趋同反应？
许纪霖：这些年局势变化使得人们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安全感变成一个首要的忧虑。过去几年，因为有某种确定性，很多人愿意创业，冒风险，探索自己人生的高点在哪里。如今，大家不是往上探究人生的高点，而是选择确保人生的底线，所以大多年轻人想找一个公务员或事业编。像今年，考师范的学生大增。
这些都是一种防御性的思考，过的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是防御性的人生。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苟全性命于乱世”，大家做这种防御性选择，对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如果我是家长或考生，我大概也会做类似的理性选择。
真正要反思的是：每个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结果却是社会上不再有人愿意去创业、创新、冒风险。为什么每个个人的理性选择，最终加起来却形成一个整体的不理性？这种集体的不理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压抑机制形成的？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这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
《社会创新家》：其实这种个人理性不仅应用在找工作，也泛化到恋爱、婚姻关系中。之前我们推崇自由爱情，如今婚恋上，年轻一代也越来越认可“门当户对”，甚至从地域、资产、是否独生等分门别类列表计算双方条件是否匹配，以此衡量一段情感关系要不要缔结，缔结后是否会导致阶层坠落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情感上的理性计算？
许纪霖：对我们这代人，婚姻一定是爱情的结果，爱情一定是情感投入，是脑子发昏，超越任何功利的。而当下年轻一代面对婚姻，甚至包括爱情，都持一种可计量的态度，这与我们这个时代推崇技术理性有关。这种理性是可计量的，预设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理性人，每一种行为，包括爱情、婚姻都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用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这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系统世界指的是一个市场和权力的世界，是可计算的、可控的，但是生活世界是一个伦理的世界，是人与人自由交往的世界，带有不功利的情感，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当下，系统世界殖民生活世界，甚至渗透到在我看来最神圣、最不功利的领域——爱的领域。
《社会创新家》：是的，当下很多年轻人面对爱情、婚姻十分现实主义。
许纪霖：年轻人把爱情和婚姻分得清清楚楚，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对这种计算，我持一种有条件的同情和有限度的支持，因为婚姻不仅靠感情维系，还需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是多重考量的结果。
但人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动物性，要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是基因的工具，另一部分是动物不具备的神性。所谓神性，是指人追求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面。纯真的情感是人性当中神性的体现。这可以解释为何当人身处爱情当中，会产生与宗教类似的献身感、投入感。
当前世俗社会将人的神性——人性当中最动人最美好的东西——给消解了，剥夺了。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魅力：既让你感到极端的快乐，又让你感到极端的痛苦。这不失为一种人生的缺憾。
《社会创新家》：对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神性部分的追求，如果没能在情感、婚姻上得到满足，还会投射到其他什么方面吗？
许纪霖：对神性的追求还会投射到对虚拟世界的痴迷上。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流行。他们对现实的人与事失去了兴趣，但对虚拟世界投入一种纯真的热情。
比如饭圈现象就是这样，粉丝崇拜的偶像在现实中很遥远，但粉丝倾注大量金钱与情感。与虚拟世界的人物相比，现实生活中的人反而令人觉得索然无味，因为真实的肉身总是有缺点的，而有距离的偶像是心中的想象，他（她）是永远美好的，甚至是神圣的。
《社会创新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理性运用得愈发极致，那整体上社会的发展方向会变得更加保守吗？
许纪霖：任何一种保守都以另外一种激进作为补偿。人们虽然对婚恋、家庭的观念越来越保守，不寄托浪漫的、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的想法，但是人性是无法改变的，人性中追求神性的那面，总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饭圈女孩痴迷偶像，比如沉溺游戏、剧本杀等各种二次元虚拟世界而不可自拔，或者痴迷于经过美图、美拍软件美化过的自我的不真实世界。
在这些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扮演现实中无法扮演的角色，遇上想遇到的人，甚至可以编码、模拟、创造这些形象出来，这都是人对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神性的不可抑制的追求。
从这点而言，今天既是一个很世俗的时代，又是一个再魅化的时代，被赋予了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是过去所说的上帝或天命，而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同时又相当世俗，仍旧是以一种世俗的方式想象、编织起来。这个虚拟的、世俗的世界组合了人们对自我、对偶像的美好想象。这个世界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来被塑造，还可以通过人们的想象、参与来被塑造。
人们在现实世界十分功利、计算化，在虚拟世界追求神性满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这种分裂是以往不曾出现的，是网络时代带来的一种新精神现象。
《社会创新家》：如果人们越来越习惯从技术塑造的虚拟世界中满足对神性的追求，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许纪霖：人与动物不同，人有另外一个世界——超越世界。高科技、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元宇宙，使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变得模糊。
（编者注：元宇宙，Metaverse，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是借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三维技术（3D）、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形成的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
元宇宙塑造了一个新的超越世界。这个超越世界没有神，是一个乌托邦，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乌托邦比真实世界更符合人的神性。人们在现实中留下的遗憾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补偿，犯下的罪孽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救赎。佛教所言的“亦幻亦真”的境界，以往只能在精神层面进入这种境界，未来可以将肉身、感官带入另一个平行的乌托邦世界，在元宇宙中实现人在现实世界无法兑现的欲望、梦想和逃离。
这种以元宇宙为核心的新科技，是一种新宗教——不是宗教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马克思形容宗教为“精神的鸦片”，具有极强的治愈功能，甚至不可替代。元宇宙具有宗教的特点。人越在现实生活中有挫败感，就越渴望逃离到元宇宙塑造的超越世界。这让怯懦的人变得勇敢，让沮丧的人变得快乐，甚至让社会因为有了虚拟的补偿机制和发泄机制，而变得稳定而有序，所有的越轨、叛逆、反抗都在虚拟世界那里得到了满足，在现实世界，每个人反而变成了规规矩矩的良民。
未来的新人类无法缺少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因为追求完美，追求对自我的超越，渴望超越世界，这是根植于人性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冲动。
《社会创新家》：对这种趋势，您持什么态度？
许纪霖：从上万年人类历史来看，人永远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哪怕最远古的人也有一种图腾和崇拜。过去，只有通过巫师，人才能与超越世界沟通，之后各大宗教创造与满足人的神性，提供了各种超越的乌托邦世界。到了20世纪以后，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让人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为之去追求、献身。
上个世纪末，当世俗的乌托邦梦想幻灭后，新科技创造了一个新的二次元世界，代替过去的宗教、革命，这是无法阻挡的。这个新世界有存在的积极意义，我期待，在这个新的超越世界里，既能超越现实的一些限制，也能保留人类美好的东西。我期待新科技创造的是一种寄托人的神性的蓝色乌托邦，不是彼此充满暴力冲突的、弱肉强食的不负责任的黑色乌托邦。
假如没有乌托邦，人们能承受现实的苦难。一旦新世界打开，人们看到第一缕阳光，在虚拟的乌托邦世界里面感受到美好，当返回到现实世界，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欲望在功能上得到了虚拟而真实的满足，而会变得更加顺从，但也会有人愈发感觉到二重世界的差距，而滋生不满，也许会激起改变现实秩序的愿望和行动，改造肉身所处的世界，使其变得更符合自己的理想。
《社会创新家》：谈到技术，前段时间苹果发布iPhone13，今年也是乔布斯去世十周年，与他时常相提并论的是另一个技术天才——马斯克。这些技术天才和他们引领的技术进步，也开始被反思：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个世界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您对这些问题有思考吗？
许纪霖：人类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技术进步大爆炸的时代，让人惊叹自己的想象力不够。乔布斯已经被一个新的时代英雄——马斯克替代了。马斯克做了几项伟大的技术实验，未来是会改变人类的。
但我有一种古典的信念：科技要有限度。
比如能不能造人，虽然技术上基因复制完全可以实现，但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基因造人被视为一个禁忌，无法用伦理学来证明，只能通过宗教来解释。因为只有造物主才有资格造人。中国人没有上帝观念，但会认为人类的繁衍是自然演化，不能违背天道的自然法则。
比如人脑并机，技术上无可阻挡，但后果会颠覆人对自我的理解与人际伦理关系。如果人脑并机，以往是我思故我在，你的理性是自己的，但植入芯片后，你的思想都是别人的，你还是你吗？什么是自我呢？自我仅仅是一具肉身吗？这些将不只是伦理学问题，也是哲学与宗教问题。
技术进化到一定程度，宗教与哲学又回来了，只有在这些层面，我们才可以说yes or no。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最后人还应该是人，而不是机器。
人，不仅有AI可以代替的计算理性，还有机器人无法复制的哲学与宗教的思考，以及与大脑无关、而与心灵有关的微妙而复杂的情感。人是万物之灵，是有灵魂的，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的大脑，但无法复制人的心灵：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微的。
《社会创新家》：您怎么看待技术及其带来的碎片化数字世界对人的影响？特别明显的一个改变是，人们注意力、阅读方式被深刻改变，连带思维方式也变得无法容忍复杂和模糊，更愿意接受清晰、简单和直接的东西。
许纪霖：现代人接受碎片化的资讯，看似什么都知道，其实思考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碎片化，碎片之间没有逻辑，所以人最容易被操控，只用一句口号或金句就可以将人动员起来。
人们时常会说“我要”，看似个人意志力很强，但这种决断背后缺乏自主性的理性思考作为支撑，只是一个空洞的意志欲望而已。如此，人便容易被时尚、各种意识形态所摆布。
《社会创新家》：该如何应对呢？如何避免变得破碎与空洞？
许纪霖：第一还是要读书，读书可以获得一个系统的知识，帮助你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自我。第二要与人互动，在互动当中可以获得一种情感的自我，而不是空洞的自我。
当人获得情感的自我，就会具备一种共情能力。原本你与别人只是你与他的关系，他是你的客体，是一个工具，你不必为他思考什么。但面对面的交往互动，经过情感交流，你会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在他身上找到另外一部分自我。
人的真诚的交往互动，即使不亲密，你也可以理解他，而不是觉得他是另类，从而产生矛盾、冲突甚至仇恨。现代人缺少与他人的沟通交往，不仅是理性的交往，也是情感的交往。当人的自我，缺少情感这部分自我，自然会形成一个空洞的意志自我。
《社会创新家》：谈到情感交往的缺失，这次疫情让人惊觉现代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原子化已经到了令人感到冷漠无情的程度，熟人、邻里、互助共同体已然不复存在，令人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理解当下这种人与人心灵隔绝的状况？
许纪霖：一个原因是现代人很多生活在都市，周围都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功能性的交往，不需要人格性的交往。人与人之间戒备心很重，比如如今的职场，同事之间没有友谊，不要说办公室恋情了，相互之间都是非人格化的功能关系，不掺杂任何情感因素，这与过去非常不同。
过去我们会觉得，同事之间有情感，多一些非正式交往，公司会更团结。现在的同事都是非人格化的功能交往，每个人都是一台庞大机器中的螺丝钉，相互耦合让机器运转。而人与人的真实交往，特别对年轻一代，很大一部分都转移到网聊、甚至虚拟世界去了。
《社会创新家》：如何在这样一个技术让人无比拉近又事实上加剧彼此心灵隔绝的时代，重塑人际的温情？如何滋养我们日趋冷漠的心灵？公益在这点上，能否发挥出一定作用？
许纪霖：现代人的空间距离越近，心灵距离反而更远，因为彼此间会有一些利益上的纠葛冲突，人是非常擅长保护自己的。
比如在职场，人们面对最多的不是同事而是电脑，即使同事在身旁，也选择发消息联系。在社区，很多人不与邻居来往，可能毗邻而居很多年，也不知道邻居姓什么。
然而，在各种趣缘共同体里面，就不一样了。它让人跳出被限定的物理空间，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同事和邻居，但可以自由选择志愿团体，有退群的自由，也有同时加入不同社群的可能。
人是社群的动物，即使网络上虚拟的群聊，也无法全然取代现实世界的真实交往。因为群聊只能通过文字想象别人，那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在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有直接的气场互动，语言（包括身体的语言）背后都有情感，有各种微妙的信号，那是虚拟世界的交往不可取代的。
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纯粹。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面，不该有“系统世界”中的金钱、权力的主宰与支配，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纠葛，是情感与伦理的互动。
在“系统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是“我与他”的关系，都将对方当做客体，甚至为了争夺主体性而相互斗争。但是“生活世界”里面，“我与他”的关系转化为“我与你”的关系，互为主体，将对方视为平等的另一个自我（你），有共情，有分享。
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对“系统世界”殖民化的不断反抗而塑造的，人需要真实的公共生活，而不仅是枯坐电脑面前的虚拟公共性。哪怕以后有了普及化的VR技术，甚至有了与现实世界平行、乃至相互渗透、交错的元宇宙，我相信，真实世界依然是不可代替的，因为情感与灵魂性的东西，过于微妙，面对面所形成的神秘气场，真的是虚拟世界能够模拟的吗？
《社会创新家》：现代人时常处于一种“深度的无聊”状态中，明明一直在忙碌，在接收信息，好像很丰富很有趣，但屏幕合上后只感到无聊与荒芜，感觉生命缺乏意义感，数据也显示年轻人抑郁率不断增加。这种深度的无聊是如何形成的？该怎么排解？
许纪霖：还是要回到人性本身。马克思·韦伯说过，“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好比蜘蛛，离开蜘蛛网是没办法活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动物凭本能活着，而人有神性，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深度的无聊，与找不到意义感有关。哪怕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当虚荣心被满足，如果找不到安身立命所在，找不到意义感，会陷入深度的无聊与虚空中。
深度的无聊，还在于人们总是生活在表层。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说过“我总是生活在表层”，这句话有他的哲学含义，我暂且引申过来。现代人的快乐是表层的，痛苦也是表层的，再痛苦，喝杯酒、唱首歌就被治愈了，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如此生活在表层，找不到能让自己安宁的力量，找不到安身立命的那种终极性的快乐。
在过去，人们相信宗教，或者儒家、庄子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而现代人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人生就变得更无聊了。
《社会创新家》：如果身陷深度的无聊中，我们该怎么办呢？
许纪霖：生活在表层并不是一个缺点，如果自己喜欢的话，也挺好的。这也是一种自然的人生，大部分普通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但如果你有深度的无聊感，且被困扰，那表明你内心世界比较丰富，才会有失落感和深度的无聊感。这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病”，一种精英综合征，说明你内心渴望深层的意义和幸福。
如果你的精神世界太需要一些超越功利和表层的东西，那你就要去寻找。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深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儒家，道家，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哲学与宗教里有非常丰富的涵养和力量。近些年，人类最古老的轴心文明有一个复兴的趋势，这不是偶然的。
哲学和宗教是一个超越世界，有深度的人离不开这种超越世界。
《社会创新家》：也有人将意义感寄托在结婚生子的家庭生活上。
许纪霖：是的，“鸡娃”现象就与此相关。一部分家长将自己意义感的缺失、没有实现的愿望和无法兑现的乌托邦寄托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来承担父母的人生。这是非常残酷的。人总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内心那个超越的、神性的自我。这种冲动无处不在，就看被投射在什么对象身上了。
《社会创新家》：刚您提到精英综合征，谈到精英，现在出现一种“反精英”的潮流，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究竟是精英们自身出了问题，或是大众有哪些特殊心理作祟？背后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许纪霖：这个现象蛮复杂，反精英与内卷、躺平、民粹主义、反智主义都有联系。如果在一个有较大流动空间的社会，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精英，人们不会那么仇视精英，因为自己也有可能成为精英。但这几年，对大部分人而言，向上流动的空间被阻塞，碰到了天花板，而精英恰好就是天花板之上的那批人，于是很多人便产生怨恨。
德国思想家舍勒研究过“怨恨”这种情绪。他认为，“怨恨”在过去不流动的等级社会，不会作为普遍性的精神现象出现，每个人安于己位，做好自己的事，心安理得。当进入理论上有可能往上流动、而事实上又很困难的现代社会，怨恨就出现了。
最近躺平成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和人生姿态。我发现，许多躺平者，其实是“身躺心不平”，内心充满怨恨，仇富、仇精英。仇恨这两类对象，是不用付代价的，甚至受到鼓励，属于政治正确。
反过来说，精英也需要反思，今天大部分的公司、乃至学校都以KPI方式进行管理，“优绩制”无所不在，甚至制造一个神话，好像只要你智商够格，再加上努力，就必定能够实现人生的成功。如果你不成功，要么是你智商不够高，要么是你不够努力。
事实上，真正能够成功的，一定是极少数顶端精英。处于鄙视链下端的一般精英，只能躺平。90后一代年轻人，因为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属于“后物质主义”一代人，虽然也在乎钱，但更重视的个性的舒展。一言不合，便炒了老板，另觅高就。对于公司管理层来说，不要以为只要为他们提供更高的薪水，他们就愿意为公司卖命。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得到尊重、让自己个性与才华得以发展的环境。
最近公司的老板们，都有点感慨，纳闷为什么现在员工的创造精神不如以前了。事实上，当现实环境有更多的压抑机制的时候，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转移到虚拟世界（游戏与剧本杀）那里去发泄了。如何主动改善公司的环境，少一点压抑机制，多一点让员工自由发挥个性的氛围，这正是一个企业需要反思之处。
最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顶级精英，要将员工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尊严。精英之所以被仇恨，恰恰是因为他们渲染了一种等级性的价值观，而且在管理实践中过分推行优绩制，让大部分员工包括底层精英，都有一种挫败感，感觉不到自己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法国大革命中有太多的教训。在大革命的高潮，很多贵族被起来革命的民众杀死，这在英国革命当中比较少见。为什么？因为法国的贵族脱离了自己庄园的臣民，住在凡尔赛宫周边，整天花天酒地，只向臣民索取，却不对他们负责，不承担庄园的义务。
任何时代都需要精英，精英总是有特权的，被仇恨，不在于精英享受特权，而是他们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没有担当公共责任，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社会创新家》：谈到精英让人联想到偶像，对偶像，无论是企业家偶像还是文娱偶像，似乎人们不再如以往那样买账，经常出现偶像坍塌。但又不能由此判断是人独立思考能力变强了，因为人们又转向迷恋新的偶像。怎么理解这种偶像坍塌、塑造的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许纪霖：老的偶像不断幻灭，新的偶像不断产生，因为社会总是需要偶像。信仰上帝的国家，反对一切偶像崇拜，但在缺乏上帝观念的的中国，往往将凡人作为神来崇拜，到处是神化了的偶像。凡有功绩，皆为偶像。
但人不是上帝，而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肉身。欧洲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国王有两个身体有两个，一个是国王的真实肉身，另一个是代表国家的抽象人格象征。同样地，偶像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肉身，一个是作为粉丝膜拜的纯粹的精神偶像。
假如一个偶像不严格要求自己，向崇拜者所想象的那个精神象征靠拢，反而肆意地释放肉身的凡俗一面，总有一天会自毁人设（即另一个精神的身体），让粉丝们幻灭。今天老偶像不断地幻灭，无论是企业界还是文娱界，其原因就与此有关。
另外一方面，由于内在人性的需求，凡人总是需要偶像，所以又不断被制造出新的偶像，周而复始，反复循环。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终极关怀，当人们没有一个超越的神去信仰的话，凡人便冒充了神，成为爱和崇拜的对象，于是就永远处于偶像幻灭、再塑造的循环之中。
《社会创新家》：国外一位作家说过，现代人类面临一个困境是，一群人如何忍住不要杀死另一群异见者。联想到当下我们的舆论空间，确实很难容忍异见，动辄人身攻击、举报，一片“打打杀杀”的气氛，十分极端化，这背后反映了哪些问题？
许纪霖：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抑机制，人内心被压抑，总有一种不满和戾气，想要找一个渠道发泄。到哪里发泄呢？总不能在大街上找个比自己弱的人打一顿吧？天眼系统无处不在，打人是犯法的。回到家向伴侣发泄吗？他们也不是好惹的。有的父母会莫名其妙对小孩发火，并不是小孩犯什么大错，而是孩子沦为了发泄内心戾气的无辜对象。
对许多人来说，最好的发泄空间在网络，可以在匿名状态把内心的各种戾气一股脑倾向到陌生人身上，特别是名人、大V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快感，甚至还有正义感。这种匿名的发泄不用担责，收益远大于付出。
技术造就的网络环境，让社交媒体成为一个个封闭的“资讯茧房”，与群体所期待的相反资讯很难进来，在长期的单向资讯洗脑之下，群体变得愈发同质化和极化，坚信唯有我们这群人才掌握真相，代表了民意的大多数。当遇到不同的声音，遭遇不同的人的时候，就认为他们不是蠢，就是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恨不得在语言中要杀死对方。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想要引起关注，发出的声音一定要极端，越极端越有流量，哪怕是谩骂，也有市场。而理中客的温和声音，反而被湮没在一片极端的汪洋大海之中，没什么影响。
我们所处的各种环境使得各种群体舆论越发极化，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甚至势不两立。这种状态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如何解决？
需要的是一个少一点压抑机制的公共空间，一个在技术上让用户得以相对自由、平等交往的交往平台。作为具有二十年网络社交的参与者，我依然怀念BBS时代，那真是消失了的黄金年代啊！END
- 后台回复关键词，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
1.回复『学人书单』，阅读学人独家荐书。
年度荐书、专题书单……
2.回复『学人访谈』，提取学人精彩专访。
萧功秦、方方、徐贲、周启早、王笛……
3.回复『学人专题』，深入了解学人与学界。
余英时、郑也夫、博士论文、虚假期刊……
4.回复『先生之风』，一览略学人风采。
胡适、陈寅恪、钱穆、蔡定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