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2021年荐书| 梅剑华：反思乃是人类的特质

01.

《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作者：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2010年

初读五常是二十年前的大学时代。其时，五常学术散文风靡神州大地，五常文笔酣畅、思维敏锐，不时在文中夸一夸自己的成就，冲着他差不多可以斩获诺奖的经济学贡献（1992年科斯获诺奖，他代表致辞），这种自夸读起来也就不那么腻味了。可贵的是，五常总在自夸之余，毫不隐藏的讲一讲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作心得、研究心得，真诚且有见地。像“读书的方法”、“思考的方法”、“我学英文的方法” “要走近学问的天地之中”这些都近乎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学习和研究。

也许是因为自己特殊的教育经历（内地、香港、加拿大、美国）他对中西教育的优劣体悟尤深，很多关于教育的讨论虽一事一议，却也足以发人省醒。数学家、首师大数学系的李克正教授在谈到数学教育，有一个建议，就是中小学数学教育应该由数学家去确定标准，而不是让数学教育专家去确定标准，毕竟一个以数学为业的人和以数学教育为业的人所作出的判断相当不同。五常并非教育家，但他自己的教育研究经历和培养学生的经历，使得他关于教育的言论值得一读，这也是我推荐的理由。

02.

《我的几何人生》

作者: [美国] 丘成桐 / [美国]史蒂夫·纳迪斯

译者: 夏木清

译林出版社，2021年

这本书难得记录了丘成桐先生的一生经历。童年颠沛流离、少时生活艰难、北美闯荡，成就纷至沓来，27岁证明了卡拉比猜想，随后是正质量猜想、弗兰克尔猜想、史密斯猜想、镜像对称猜想……作为世界级的数学家，他拿到了40岁以前数学家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又拿到数学终身成就奖：伍尔夫奖。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他的一生亦充满各种争论，与老师陈省身先生，与学生田刚教授，其争议广为人知，又扑朔迷离，他还就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与杨振宁先生争论。

丘先生是真性情之人。为人为学，少有坚持自己原则到底的人。当他回忆起一次专程从波士顿飞到加州拜候陈省身先生的时候，“陈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将刚完成的一本书放在茶几上。夕阳西下，我走进客厅时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但是，丘成桐自有反思“在美国的学术界，绝大部分年纪老迈的学者都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但在国内，‘愈老愈强’似乎是正道。” 对陈省身的培养他铭感于心，但“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即他助我到伯克利的十年之后，我终究走上了自己的路。”他没有接陈省身的班担任伯克利数学所所长，而是东去波士顿任教于哈佛大学数学系。“走我自己的路”也是新近辞世的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末一本论著之名。作为学者，能走自己的路，还走成了自己的路，不容易的。丘成桐先生的父亲丘镇英先生是香港沙田崇基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教授，有《西洋哲学史讲义》行世。我是先读到《西洋哲学史讲义》，后知丘成桐。

03.

《制造汉武帝》

作者: 辛德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

副标题: 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

历史学的最基本或者最核心的就是史料的真实性，辛德勇教授在该书附录中谈了自己理解的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研究结论就要经得起检验。科学可以运用重复实验来验证，历史研究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亦不能重复实验，但还是可以通过史料进行验证，这种验证就需要展示验证的细节，每一个说法都要得到史料的确证，史料本身的真伪也需要得到进一步核实。如果说哲学是一种概念论证，历史学可以说是一种经验论证，历史的证据链不能残缺，缺失的地方可以通过想象来补，但不能偏离基本的链条，亦能为后续的证据所进一步修正。时人常斤斤于历史的人文性、精神性——是的，历史不止于科学，但绕开基本的证据，那就没有历史可言。

辛德勇教授此书，乃是通过对史料的确证解决一个历史学的关键问题，即通过《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形象的塑造，来探测《资治通鉴》历史建构的可信度。如果《资治通鉴》不足为信史，则以此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沙中之塔了。辛德勇发现在关于汉武帝的论述上，司马光借用了神仙家言《汉武帝的故事》，这个文本经不起推敲，多属胡编乱造。因此运用《资治通鉴》汉武帝叙述的历史研究，都要打上一个问号。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阐述的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的改变，是以《资治通鉴》取自《汉武帝故事》的材料作为论证基础的，如果《汉武帝故事》的真实性有问题，田先生的论证当然需要重新考虑。

这一论证策略，颇类似于实验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评。传统哲学的某些论证前提诉诸于直觉，提出论证的哲学家认为这一直觉是普遍存在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验哲学家不去直接质疑建立在直觉之上的主张，例如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到底是承认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相容的相容论正确还是不相容论正确，这都不重要。而是质疑某一哲学直觉的普遍性这一说法，通过调查大众的直觉，发现某一直觉并非普遍，因此基于直觉的哲学主张自然受到质疑。例如有哲学家认为不相容论直觉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为不相容论辩护，但实际调查情况并非如此。做一个简单类比吧，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政治形象塑造类似于哲学家对某一哲学直觉的认定，二者可能都缺乏真实基础：在历史研究中，一旦细究文本，就会发现文本是有问题的。在哲学研究中，一旦细究常人直觉，就会发现所谓的普遍直觉也是有问题的。因此，建立在虚假文本或虚假直觉之上的立场就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哲学都有一定的科学性。

04.

《与庄子哲游》

作者：[法]奥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俄罗斯]维多利亚·契尔年科（Viktoria Chernenko）；译者：奥斯卡哲学翻译组

华夏出版社，2021年

抛开文字表达本身带来的通俗或晦涩，一个年轻人、一个西方人，当他看到《论语》和《庄子》时，可能更愿意选读《庄子》。因为《庄子》里面充满了想象、自由、怪诞、奇妙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从事儿童哲学研究的作者会写作《庄子哲游》。毕竟像《论语》这种充满了人间实践智慧的经典，阅读需要人世历练的经验，而《庄子》书中扑面而来的夸张比喻，更容易捕获年轻人的心灵。当然这并非意味《庄子》属于初级读物，《论语》属于高阶读物，就像在金庸的武术世界中，罗汉伏虎拳是初级功夫，般若掌是高深功夫一样。萧峰的太祖长拳算不上高深，一样能击退强敌。

《论语》文字朴实，道理貌似简易，但于初学者尤难悟入。大儒朱子，平生注解《论语》，所涉及论语讲习之书达七种之多：《论语集解》（已佚）、《论语要义》（已佚）、《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论语集注》、《论语或问》、《朱子语类》。《庄子》雄文，奇义诡谲，不论义理，文字本身就是难路虎。所幸以外文写就再译回中文的《庄子哲游》，少了文字的障碍，多了一点儿西方的哲学重构。这让我想起前辈学者朱高正先生曾言学习《周易》，一直困扰于其义理难解。后到德国求学，读了德文版《周易》，再回头读中文版《周易》，豁然开朗。通过翻译媒介，帮助理解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途径。中文表达向来言简意赅，重意境韵味而轻推理结构，德文表达繁琐冗长但论证结构清晰，一字一句皆有实处。以德文看《易经》，能够获得对原文语义最基本的捕捉。先求其清楚表达，严谨论证，再探其境界韵味，则可循序渐进，登堂入室。

华语学界，庄子研究是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重镇。早在上个世纪中叶，陈鼓应先生就出版了《庄子今注今译》，八十年代陈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庄子研究课，影响深远。王博先生出版了《庄子哲学》，一时洛阳纸贵。韩林合先生则出版了《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在韩老师看来，庄子的著作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相当内在的一致性。陈鼓映先生也曾把庄子与尼采对比，认为尼采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和《庄子》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相通之处。中国的古老思想在现代西方思想中找到知音。当然，八十年代庄子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刘笑敢先生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将华语学界的庄子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近些年来，陈少明先生的《<齐物论>及其影响》、郑开先生的《庄子哲学讲记》、张文江先生的《庄子内七篇析义》、杨立华先生的近著《庄子哲学研究》皆为上上之选，庄子研究在国内成熟且多元。任何有兴趣深入了解庄子的人可以选择上述任何几种书籍研读，借此以窥堂奥。

但此书的价值并非纯粹学院研究，作者乃哲学践行者，从事哲学治疗、儿童哲学、思维训练等哲学实践多年。“哲学践行”有点儿不同于希腊哲人提出的“三十岁以后才能学哲学”的主张。“人人都是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人都是潜在的哲学家，反思乃是人类的特质，尽管并非人人都好反思。

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此书，对于推动庄子哲学的大众化具有重要价值。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读解庄子，也许会有不同的效果。我的看法有点儿不同，我宁愿把这本书看作一本借《庄子》故事来讲一般哲学的哲学导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毋庸讳言，该书介绍讨论之庄子或失之偏，但这种异域读解却可能激活古老思想中的哲学精神，召唤每一个爱好思想、喜欢想象的人，来反思生活，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果如此，则不负庄子。

05.

《失落的天书》《古典的草根》

作者: 刘宗迪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2016年

副标题: 《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

作者: 刘宗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2021年读到最受启发的汉语学界的著作，就是刘宗迪教授这两本了。《山海经》这本古代（战国时期）的奇书记录了大量古代的神话，描述了山海之中的神怪精灵。书中充满了大量让我们今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话。那些古代的精灵是真有其物还是源自先民的想象？人面、蛇身、啼哭像婴儿的动物是什么神物？龙是古代的恐龙遗迹还是天上的飞龙？经中的昆仑山是否就是历史中的昆仑山？我们如何去重新理解《山海经》这本大书？它是博物志还是想象之书？这都成了千古之谜，留待后人破解。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山经》现在基本能确认是古代的博物志，是一部以实证性地理实录为主，夹杂神怪精灵的地理博物之书。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五章。记载了山川河流、树木植物、飞虫走兽。那里的山川河流，如今已不可考；留下的飞虫走兽，让我们浮想联翩。但实际上，怪物并非神秘，而是源于古代人们符号表达的不足，古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感知和语言来描述事物。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当古人看到我们今人看到的一头动物时，他会说出一些在具有充分表达手段的今人看来很神奇怪诞的东西，让我们以为古人的叙述充满了怪力乱神。

《海经》由《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等13章构成。其外表是所谓的地理志。据刘宗迪研究辨证，《海经》实际上并非是地理志，里面的叙述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有所根据。《海经》的背后隐藏着一副图画：一副古代的天象图，是古人日常生活经验总结而来的天文图。《海经》作者根据古代天文图做了空间地理的想象，做了阐释。古人观天象，明日月轮回，知四时变化，发明节气，因此天象是古人从事农业活动最重要的根据。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之人都懂天文。观象授时，这是先人的自然认知。《山海经》并非一部神怪之书，而是一部自然之书，《山经》是大地博物志，《海经》是浩瀚宇宙之天文学。《山海经》乃是先民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重要来源。

能够作出如此大胆猜想的跨学科探究，源于作者的草根思想传统。作为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刘宗迪在《唯有在大地上歌声如风》文中，提出大地之风与民间风俗的关系，阐明风俗与民俗之别，如果说民俗是一种对象化的、科学的研究，风俗则是一种人在世界之中的有感之知，“风俗造就了我们，我们也造就了风俗，我们的生命在风俗中得以寄托和展开，风俗也正借我们的生命而得以延续”。

从大地上寻找思想的根脉，宗迪探幽寻微：今文经学好为声训似暗合于民间趋吉避凶谐音之俗，历史原本是口耳相传的“故事”；书不尽言，不可说的凝结在身教礼仪之中；神秘莫测之烛龙原是天上之龙星，七夕也不过就是耕种之节。剥取古典浪漫的外衣，一切不过是大地之风、原上之草，是千百年来先人们劳作生活的基本生活图景。礼源于俗，大俗才有大雅。宗迪的跨学科、跨传统研究以其大俗成就大雅。

06.

《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及其变种》

作者: [英] P.F.斯特劳森

译者: 骆长捷

商务印书馆，2018年

一个人会有思想盲区，在某些领域，三流的文章都可以看得烂熟，换到另外一些领域，基本的经典都不曾顾及。但天下的书那么多，怎么读的过来？毕竟我们不是处在夏曾佑的那个时代，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读完中国书，何况那时也只有中国书。斯特劳森是20世纪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不假，但我也仅仅读到他在批评罗素时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1950）一文，他是英美学界最有影响的康德研究学者，《感觉的界限》是必引之作；他也是最早在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之后，扛起形而上学大旗的人物，《个体》一书出版于1959年。该书反对修正的形而上学，认为存在现象与实在，存在某些标准之下真实的事物是一种错误观念。转而坚持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即形而上学就是要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研究世界及其部分之间的普遍必然特征。我读到的这本小书，属于演讲总结之作，篇幅不长，领域宽广，观点独到。作者探讨了在知觉、道德、心身和语言四个不同领域之中的一些相似结构，他认为在这些领域都存在着两种自然主义：还原的自然主义和非还原的自然主义之争。一般来说，他反对科学实在论，持有一种常识实在论。但更重要的，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坚持某一种立场，而批评另外一种立场，除非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立场可以评判彼此的立场。例如在心灵哲学中的还原论与非还原论之争，不存在二者谁对谁错，彼此都有一定的真理性。认为存在一种更高的立场，这种评判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当前学界，有这种幻觉的研究者还真不少，本人就曾一直在这种幻觉中挣扎。

有机缘读到这本书，是因为重读了叶闯教授的《语言 意义 指称：自主的意义与实在》的第五章，他站在斯特劳森一边认为既不可能把语词的意义自然化，用奎因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解释；也不可能把语词的意义等同于使用，用维特根斯坦意义的使用论解释，因为“当我们把自然中的一条狗识别为一条狗时，也就隐含了对概念和类型的把握……自由地使用抽象概念是对这样的事实的自然的合法的反思。”斯特劳森提示我们不能忽视生活中那些明显的事实，即便是抽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