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到底从何而来？——学人2021年度私人书单（中国史篇）

本期荐书学人

（依照荐书顺序排列）

封　龙　陈力阳　邓明艳　梅剑华

宋晨希　阮　炜　徐颂赞　沈登苗

严　泉　邓佳信　罗宇翔　吕文浩

唐大杰　王　豪　唐小兵　徐　来

马勇  周俊  燕舞  黄文治  高文斌

古代史

封龙：

出版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主任

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多数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是对史料的爬梳，现代的史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微观，对宏大叙事甚至产生一种不屑一顾，或是一种反感。但当我们的研究充满了各处细节，或者说只剩下细节的时候，整体的意义未必会像初期所设想的"自然显现"，训诂明不见得义理也同时自然明。意义，多数情况下是被建构的，是被发现的，只是这种建构和发现必须建筑在坚实的史料、史实的基础上，所以谈意义、谈通的，必须首先是大家，一般的浅学末流，或初学入门者，最好不轻易涉足，但同时，心中又不可不装进"整体"和"宏大"的关照，不然见木不见林的尴尬依然会继续产生。

而王家范先生此一《通论》，是近年少见的学问和思想"双凸显"的史论著作。这在同类题目中，本身就很难找到，而更为难得的是本书"覆盖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尽管集中在古代史范围，对近现代史方面"飞流直下帝制结束前后的中国社会"，但其所讨论的时间段也是足够惊人了，正如其所言：至少也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本书对历史中出现的各个关节点，都有所论，如封建、帝国、权力、农业、商业，等等，以专业史家的素养，回答了历史学界讨论关心的这些大问题。阅读这些论题，会让我们倒过来反思，我们研究什么，研究的意义，以及为什么研究这些似虚而实的问题。

陈力阳：

独立学者

“何谓中国？”，这是近年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中国未来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传统所达到的高度，阅读日本一流学者的著作有益于拓展或加深我们对中国的理解。

这套《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跳出传统的中华史观和朝代史的框架，提出了一个由华北、江南、草原和海洋四个地域互动的全新的思考架构。

第一卷《中华的成立》涵盖先史时代至八世纪中叶的约三千年历史，呈现中华体制的生成过程。第二卷《江南的发展》描绘南方“船的世界”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与北方“马的世界”几千年间的互动和融合。第三卷《草原的争霸》以“欧亚大陆东方史”的崭新框架，描绘多民族往来交流的多元世界，将内亚、中国和东亚连接了起来。第四卷《陆海的交汇》描述了十四世纪元末至清朝兴起为止的明代兴亡史，指出明朝为了应对宋代以来中华与夷狄、华北与江南、草原与海洋相互对峙的课题，凭借统一王朝的威力，以一元化和标准化的方式规范了原有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形成了强硬的刚性体制。第五卷《中国的成立》是终结篇，指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课题，不仅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期，更需要回溯到清朝的体制方能理解。不管读者是否同意这套书的整体架构或具体观点，它都将大大拓宽我们的思维空间，加深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无疑是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史学的又一里程碑。

此处为节选，完整版可参阅：

2021学人书单|陈力阳：中国人应有和将有的民族品格是什么？

邓明艳：

中央民族大学教师

梅剑华：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历史学的最基本或者最核心的就是史料的真实性，辛德勇教授在该书附录中谈了自己理解的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研究结论就要经得起检验。科学可以运用重复实验来验证，历史研究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亦不能重复实验，但还是可以通过史料进行验证，这种验证就需要展示验证的细节，每一个说法都要得到史料的确证，史料本身的真伪也需要得到进一步核实。如果说哲学是一种概念论证，历史学可以说是一种经验论证，历史的证据链不能残缺，缺失的地方可以通过想象来补，但不能偏离基本的链条，亦能为后续的证据所进一步修正。时人常斤斤于历史的人文性、精神性——是的，历史不止于科学，但绕开基本的证据，那就没有历史可言。

辛德勇教授此书，乃是通过对史料的确证解决一个历史学的关键问题，即通过《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形象的塑造，来探测《资治通鉴》历史建构的可信度。如果《资治通鉴》不足为信史，则以此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沙中之塔了。辛德勇发现在关于汉武帝的论述上，司马光借用了神仙家言《汉武帝的故事》，这个文本经不起推敲，多属胡编乱造。因此运用《资治通鉴》汉武帝叙述的历史研究，都要打上一个问号。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阐述的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的改变，是以《资治通鉴》取自《汉武帝故事》的材料作为论证基础的，如果《汉武帝故事》的真实性有问题，田先生的论证当然需要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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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2021年荐书| 梅剑华：反思乃是人类的特质

宋晨希：

资深媒体人，书评人

阮炜：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此书大体上遵循了隋唐史叙述的惯常模式，但是更注重生活层面，如村落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官僚的日常生活、女性的日常生活、颓废堕落的男性、节假日及岁时文化等，无不让人大开眼界。文笔轻松自如，十分亲和，与之前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著作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大不相同。对唐宪宗“中兴”成就的充分肯定有对冲杉山正明把藩镇割据夸大为主权独立的作用，而对唐朝律令制所作的浓墨重彩的歌颂——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制文明，直到近现代才被欧洲超越——则有助于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阮炜：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此书一反“唐-五代-宋-元”的惯常叙事模式，把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焦点转移到辽、西夏、金、元，呈现出一幅比传统汉族甚或“中华”区域大得多的亚欧大陆画面，突出了这几个政权——尤其是元朝——对于现代中国疆界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的关键性贡献，有助于克服汉族中心主义的旧思维。长达四百年、貌似统一的两汉只是与匈奴帝国对峙的“王权”之一、唐初实现了所谓“瞬间世界帝国”、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实际上是主权独立，以及存在一个北魏至隋唐的长时间的“拓跋国”等说法让人耳目一新，虽不乏争议。

徐颂赞：

青年学者、作家

“白莲教”是史学界“五朵金花”农民战争领域的研究重点。无论是元末红巾军起义、清代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白莲教”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但人们对它的真实历史却误解颇多。

荷兰汉学家田海通过搜集史料和概念分析，认为“白莲教”事实上是被朝廷和文人虚构出来的产物，历史上不存在人们印象中延续数百年的造反组织。当然，田海认为东晋慧远发起的“白莲社”，以及南宋茅子元发起的“白莲运动”在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通常是积极正面的形象，特别是宋代和元代，得到当时官方和文人的欢迎，是佛教大众化、普及化、基层化的自然演变和表现。直到16世纪，也就是明朝开始，而原先在宋元时期积极正面的“白莲社”突然销声匿迹，只留下极少的史料。而一种作为贬义词、具有邪教造反含义的“白莲教”，开始频繁出现在史料里边。

田海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捕捉到了这个细微的差异，他进而分析原因：这是因为明代的宗族世系发展，依靠族内宗亲互助、培养人才、经营产业，用科举成果来维系家族地位，这就跟跨宗族的白莲信仰之间的矛盾极大激化。其次，不同于宋元时期，晚明的社会动荡、清初的文字狱和专制统治，加上严厉的宗教管制政策，以及科举对文人的束缚，能够出面为“白莲信仰”辩护、正名的人减少了。有关“白莲教”的混淆和误会，也就越来越没法得到澄清。最后，官方、文人、佛教僧侣和民间教派，都一起参与、集体制造了“白莲教”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误会。这个成见主要是社会各方共同塑造的产物，也是明清社会恐慌心理的投射物。

读完这本书后，除了能打破人们对于“白莲教”的固有认知和刻板印象，也能带来很大的思维冲击。因为除了“白莲教”，还有其他大大小小被集体塑造、想象甚至被污名化的群体和现象，尚待理智的人们去解开真相。

沈登苗：

独立学者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主要运用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结合、制度与实态并重以及比较、统计和定量分析等方法，把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分析了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特点及其经验交训。此外，还对该学术领域的诸多流行观点进行了商榷。

作为明代科举研究的集大成者，这部专著是福建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也为学界以科举为中介，对其上下游——明代学校和任官制度的诸多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筑了一个颇高的平台。

沈登苗：

独立学者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科举学就是以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它既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也是一门雅俗共赏，引人入胜的专学，与中国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皆有关系。

《科举学导论》是海内外第一部科举学专著，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炉，系统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并为科举学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

作为“科举学”的首倡者和国际领军人物，是书是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原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科举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或工具书。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关晚清政治变迁的研究，政治制度史无疑是一个既传统又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从史学传统来看，政治制度变革长期以来都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但多数属于静态的典章制度研究。即使有较好的文献梳理，也很难窥见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实际影响。回到制度运作的动态过程本身，将政治决策与制度运转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究历史变迁内在的制度力量，当然是一种富有创新性的学术探索。《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一书，充分体现出这一特色。

不仅于此，本书的研究发现，还引发我们对于晚清政治决策体制转型与成效的全方位反思。本书作者在导论中曾提出这样的疑惑：“辨色视朝的祖制、宵衣旰食的团队，为何造就了近代以来屈辱的内外困局？勤政难道不对吗？”勤政当然是对的，但是对现代政治运行来说，责任政治与决策效率更为重要。光绪帝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亲政之后，他的起床时间常在夜丑正二刻（2：30），发下奏折的时间是每天卯初（5：00），然而，朝政并不能因为他的勤政而有所好转，反而影响到政务的合理决策，并无形中加重了朝中大臣的负担。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来说，效率低下与品质不高的“勤政”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责任政治、现代法治、行政科学等元素，也许是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决策体制转型的新的研究对象。

更多阅读：

学人2021年荐书 | 严泉：效率低下与品质不高的“勤政”已变得不合时宜

宋晨希

资深媒体人，书评人

这本书我翻阅了两遍，倒不是因为这本书难读，而是因为其信息量颇大，资料运用广泛，时不时需要将书放下，反复思索。

依稀记得，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在《钱宾四先生与我》文章中回忆自己的恩师钱穆先生。钱穆第一次给他们讲课时，就告诉他们，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是历史地理，一只是制度。后来，邓小南先生又提出了“活的制度史”，提醒人们注意“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我有时甚至认为，历史研究者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对制度史，尤其是制度的运转过程是否熟稔。制度是推动历史发展、变革的基础，不论历史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对于研究者而言，了解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会对相关问题有更为深刻，动态化的理解。

李文杰的这本书就是对清代制度研究的一次深化。长久以来，人们将明清时代概括为封建专制时代，认为大权决于皇帝。但其实在有清二百多年里，大臣与皇帝始终存在着权力上的博弈。

李文杰围绕着清代重要的制度，如御门听政、早朝、“见大起”和军机章京的选任，总理衙门奏折流转等问题，以《大清会典》、《早事档》、《随手登记档》等档案为基础，廓清了这些制度在清代发展中所扮演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国家大事的过程。作者发现，不论是“见大起”还是御前会议，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大臣与皇帝共担责任，同时也需要调和大臣与皇帝、大臣与大臣之间不同的意见。

书中对一些大事件的制度分析，颇为精彩。比如，慈禧正是通过抓住奏折先阅和批复之权，获得了最高权力，这也从制度上理解了为何在男权社会，女性能够成为最高统治者；戊戌变法时期，为何大臣们反对改革？此非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一语所能详细解释（否则洋务运动、训练新式军队也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就），实际上是光绪提拔官员成为军机章京，堵塞了众多官员的晋升通道，因此遭到多人的反对。归根结底，这些还是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

另外，李文杰还通过分析光绪早年的习批奏折，分析了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慈禧并非从一开始就打压光绪，而是打算等光绪成人之后还政于他，因此光绪从小就开始练习奏折的批阅，对国家大事有积极的思考（现在有些学者用这些习批奏折分析清朝政治，也遭到了作者的驳斥）。光绪本人也非常努力，想要在将来成为一位有德之君，实现清朝的中兴。只不过，后来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进，导致慈禧态度的转变。

自美国学者白彬菊出版《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以来，一些学者就在努力打破清朝是中国王朝专制发展顶峰的这一说法，分析不同机构与皇权之间的权力博弈。李文杰此书的出版，对该问题的深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李文杰纵横有清二百余年的论述，也让人们看到制度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及其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邓佳信：

长沙师范学院讲师

阅读过《万历十五年》后，关注教育学的可能会对其中经筵过程以及追溯万历皇帝早期教育经历描述感兴趣。我较长时间就期待能看到更详细专题学术论著，《明太祖与经筵》恰是让我惊喜的同主题专论，加之关注明史专家朱鸿林许久，其《儒者思想与出处》《孔庙从祀与乡约》均有购藏翻阅过，因之毫不犹豫下单购藏。在阅读过程中，我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做一个思想实验。即传统社会的最优越的教育资源条件，能够出来最佳的教育效果吗？如果把“皇族教育”（包括“帝王经筵”和以“东宫教育”为主的“皇子教育”等）视作传统社会的一种“教育实验”，即在极致优越教育资源的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可能空间，毕竟，以翰林学士作为伴读或讲官，笔墨纸砚充分供需，也无制度化学习的考试因素来影响个体学习等，“皇族教育”成果怎么样？皇子能否成才？皇帝能否成尧舜？以科举创立以来的近世实际结果来看，那么儒士“得君行道”是一种近似“西西弗斯”的努力而已？

其二，再思科举制度。当下对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评价升温，认为其实现较高识字率和世俗社会教化水平，然而贯穿教育史看，这背后其代价是什么？为什么中古社会教育活动主流的“家学”，被科举囊括进近世社会后最近类似状态会是“耕读传家”（实质大不相同）？“皇族教育”的极端优越条件提供理解科举制度的根本性缺陷的另一位维度，即普通社会教育资源的极度稀缺。因而，科举这种制度创新所实现的教育普及率远高于同期其他社会等总体现象，从个体视角去观察会发现教育资源稀缺直到近代都是困扰青年学子的关键性因素，而这恰是科举分布不均衡实行配额制的重要原因。“皇族教育”极其优越资源条件的教育效果可能构成了反思科举的另一个维度。

以前读徐特立/毛泽东等湖湘人物传记时，为其青少年求学经历之艰难而感佩；但从个体成长和自我实现来看，可能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思考意义。科举制度以考试引领教育，对于一个社会的教育发展和个体成长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教育的社会学研究显然还有较大空间；而思考“经筵制度和皇子教育”，可能还得考虑学习动机等因素，还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空间。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作者: 曾小萍

译者: 董建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作者: [美]白德瑞

译者: 尤陈俊 / 赖骏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罗宇翔：

中国人民大学在读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是一本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它汇集了黄敏兰先生（1953-2016）从1985年在史学理论界崭露头角起直至2011年她双目几乎失明前后约26年间的代表性论文30篇。这本文集饱含着同事们对黄先生的怀念之情。全书凡50余万言，论学范围涵盖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中国古代制度史、梁启超研究以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领域。从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术前辈理论探索的过人勇气和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有多篇论文卷入到当时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讨论，如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否“君主专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黄先生在全面梳理其他各家主要见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读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最近4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领域的思想论争颇有助益。除了这些专深的学术论文以外，黄先生还发表了很多史学书评，其中不乏有影响的力作，从中更能看出先生对最新史学成果的汲取和提炼，甚望有见识有魄力的出版家能够慧眼识珠，促成书评集的出版。

近代史

陈力阳：

独立学者

蒋廷黻先生著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本大名鼎鼎的小书，曾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今天看来，本书似乎并无过人之处，且书中不少地方还残留着当时国民政府党国意识形态的烙印。即使从当时世界甚至东亚的水准看，本书的架构和观念也不能说是先进的。但是，该书的总论中有这么一句话：“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读之令人一震。

朋友，蒋廷黻先生在八十三年前发的问题，今天的你能回答上来吗？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经不提近代化，而称现代化了。那么，蒋先生的问题似乎变成：“中国人能现代化吗？”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现代化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吗？但现代化是什么？近代化又是什么？近代化和现代化是同义词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是同义词，那么两词合一后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又是什么意思？为何不只用其中一词？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本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历史著作，当然是可读的；蒋先生在书中给出了当年他对近代化的理解，其中的一些观点流于肤浅甚至谬误，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或多或少误导了后来的时代。但这本小书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如果它能引发我们对近代化根本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其价值将远远超过著作本身。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于一个专制传统包袱沉重的古老帝国来说，也许命里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即使是统治者主动开始政治改革也在所难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曾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 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清末新政改革的失败结局就是对此真实的写照。不过彭剑关于清末制宪的最新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1906年9月1日，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制宪作为清廷预备立宪最为重要的举措，从1908年8月颁行《钦定宪法大纲》开始，至1911年11月公布《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期间又经历了正式宪法的酝酿与秘密起草。在不同的制宪时刻，清廷决策者的政治动机与目标是什么？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期望与政治选择是什么？不同时刻的制X活动的背景、原因与影响又是什么？在当时喧嚣的政治环境中，清廷的制X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试图从《清季制宪研究：钦定、协定与民定》一书中寻求答案。

宋晨希：

资深媒体人，书评人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1914年袁世凯解散议会成立参政员，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其拥有终身大总统的无上权力。既然掌握国家大权成为一国统帅，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系兵强马壮，为什么会败于千里之外的云南“反贼”？

日本支持蔡锷在边陲昆明起义讨袁，并没有带动全局。负责镇压的北洋军队心猿意马，导致战情胶着。可以说是北洋军上演了袁在辛亥年的相同戏码。如果中央集权下权倾一人，对于地方军阀来说帝制与共和没有太大区别，都是靠实力博弈出来的腾挪空间，而一旦地方势力可以破坏这种平衡，让共和体制下更多的地方自治，则何乐而不为。反之，他们手握可与中央博弈的筹码，态度之转换并不会带来实际损失。于是就发生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方独立之风。

不管全国上下有多么强烈的“劝进”行动，违背共和Xian政、违背历史潮流的复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Di，值得后来者殷鉴。

一切历史都可归结为当代史。从民众的政治盲从，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当审视当今社会是否尚存有千年腐朽的余温？真正的历史不是某个强人、英雄书写的，而是人类精神中的正义力量推动的，共和体制实现全体共治，让每个中国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人类大历史中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了寻找答案，可能需要看很多书，并不停地用思辨解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以下几本都值得推荐：近代史学家张鸣的几本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近代史》、《共和中的帝制》，阐述十分全面、客观精到。日本人冈本隆司的小传两本《李鸿章》和《袁世凯》，立场比较客观，评论十分精彩，很多观点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看法。2013年出版的苏全有和贺科伟著《袁世凯传》夹叙夹议，不改偏见，但叙述全面，史料丰富，也可参考。关于袁世凯研究最划时代的文献则是2013年出版的《袁世凯全集》。由于《全集》卷帙浩繁，所费不菲，只作研究之用，日常还是读读轻松的传记为好。近年出版了两本袁世凯的个人传记，在数以百计的袁传中相对客观、史料更加丰富、意识形态味道渐淡。

此处为节选，完整版可参阅：

唐大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21年的阅读体会

王豪：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在本书中，裴宜理的分析框架是递进式的。全书总共三部分：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地缘政治的分析，明明是介绍历史的影响力，裴宜理却能够上升到更为学理的概念，即地缘政治。在这部分，她首先分析上海的移民传统，然后分析这些移民的南北差异。第二部分的党派政治分成了1919-1927和1927-1949两个时段，主要描述国共两党对工会力量的争夺。第三部分从烟草、纺织和运输三个行业介绍产业政治。这样的分析框架，总体上是递进式的，比横向展开的方式要有深度。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阮清华老师的《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扎根近代上海的历史源流，细致地梳理出了在上海成长的历史过程之中，慈善业的主体、受众、网络等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而在这个近代中国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城市里，慈善业折射的又是市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的自我发育过程，他之前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对于上海的底层社会也做了细致入微的历史透视，这些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颇有价值。

徐来：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人力车夫是百年前北京城内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也是五四新文学（包括胡适、鲁迅、郁达夫、老舍等都写作过关于人力车夫的文学作品）中反映阶级差异与阶级压迫的典型象征。但本书中的人力车夫群体，是作为引子的作用存在，叙事从这一特殊群体不断往外延伸，扩展至其所涉的社交网络，最后延展到更为广大的北京社会，通过1929年的电车风潮，展现了与人力车夫生计相关的警察、工人、商会等群体/组织的政治参与经历及其多方互动，活泼生动地透视了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的政治风云。

整本书选择了独特的切入点，即以人力车夫这样一种底层市民的政治参与而非传统以社会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舆论方式来探讨城市政治中的秩序建构与趋势；通过对民国北京报纸材料的大量研究与运用，转换为学者细致入微的学术想象力和观察描写，为研究民国时期区域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思考角度。

对于普通读者，其周正的叙事结构和活泼的叙事文笔，从各类人物的描写、社会场景的选取、“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到最后高潮的爆发，读来一气呵成，饶有趣味，为我们思考大时代下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是义和团战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个人的相关研究从作者的研究中获益良多。这部新著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研究了沙俄与义和团战争的方方面面，这对于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对于中俄关系史，对于义和团战争史的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典范之作。

周俊：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身份认同是移民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学者韩清安聚焦于甲午中日战争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时期，为读者描绘了华人群体在日本横滨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画卷。“我们”与“他们”是如何在互动中不断形塑对方的形象？民族身份与地方认同是相互矛盾？还是相互兼容？华人群体在日本这一单一民族国家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与华人群体的命运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本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令人思考的答案。

燕舞：

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本书对清末到民国年间盛极一时的商品广告招贴月份牌画的兴衰变迁、画师的创作背景及艺术技法与风格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作者文笔凝练，全书图文并茂，可读性较强。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的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中国近代公费留美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1916年到1930年，清华校内刊物《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大量赴美留学生发回的报道，可总名之为“留美通讯”，其内容或为赴美学习的准备工作，或为旅途见闻，或为在美学习、生活的观感，对于研究清华留学史和清华学术史可以提供许多鲜活生动的资料。很早就有人认识到这批资料的价值，1997年黄延复等前辈学者曾选录其中的23篇发表于《近代史资料》第91号，并估计其“总数不下二百余件”。最近几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以110周年校庆为契机，将“留美通讯”全部予以整理出版，计311件，约100万言，满足了希望看到史料全貌的学者长期以来的愿望，功莫大焉。整理者对史料做了较为详细的校订，更是方便读者不少。由于编者时间精力所限，未能对每位报道人（少数署名用笔名，应加以考订）在校时的年级、留美时所在学校及回国后的工作业绩加以介绍，希望再版时能予以补充。

中共党史与共和国史

黄文治：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937到1949年间，中共力量迅猛发展，最终击败国民党，取得革命胜利。中共如何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奔赴战场？齐小林教授以详实档案为基础，采用“事件—过程”的分析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再次生动呈现出这一复杂而多面的历史过程，予人以深刻思考。

黄文治：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书是民国史与苏区史会通研究的代表作。黄道炫教授选择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为切入点，有效融合了苏区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同时放弃传统苏区史研究单纯以中共为视角的观察，特别是摆脱传统中共党史的僵化思维和话语体系，融入民国史的研宄方法，体现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

周俊：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革命圣地漫长而又复杂的建立过程却几乎不为人所知。美国学者周锡瑞广泛搜集了史料、回忆录等资料，并且结合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为读者们重现了革命圣地意外的前世。在作者看来，即使是中国革命——例如圣地延安的形成，这类极为重大的事件，也充满着因缘际会的历史偶然性。而这，或许才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黄文治：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书是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周锡瑞教授以丰富的档案与口述等资料，从多重层面对陕甘革命进行了长时段的深入分析，体现出陕甘革命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复杂活动，呈现了中共革命史中的偶然性。

黄文治：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书是中Gong创建史研究的典范之作。石川祯浩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成产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Gong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Gong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央“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均提出了新颖见解。

周俊：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最为重要的成名作。该书面世后，在国内党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乃至一时洛阳纸贵。作者搜寻多国史料的功力、考证事实的细致、叙述的逻辑严谨，自无需多言。作为一名外国学者，能够在国内党史学界的千军万马中独树一帜，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此次，石川先生结合新近的研究与新资料，对旧版的《成立史》进行了全面修订。此外，作者还增补了一章，着重讨论了“一大”历史地位的变迁及史料的形成过程。因此，此次的繁体中文增订版可视为石川先生的扛鼎之作。

周俊：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研究早期毛泽东的问题绝非易事。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及意识形态的束缚，许多关于早期毛泽东的作品与其说是学术著作，还不如说是在重新塑造传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一书是图像学研究的前沿代表。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逆时针的反向推理，回溯了早期毛泽东形象在国内外传播的信息源，并精准地研判了当事者传播错误信息的种种动机。实际上，历史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无时不刻不在影响今人的认知与价值观念。我们无意间占有且已不再怀疑的历史知识到底从何而来？影响我们历史认知的信息来源以及所谓的常识是否由于误解、加工、篡改而变得无比扭曲？这是石川先生对今人抛出的时代之问。

黄文治：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书是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的典范之作。由于史料的匮乏与意识形态的局限，研究早期毛泽东早期形象问题绝非易事。石川祯浩以“毛泽东照片之谜”作为本书主要线索，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严谨细致地引导出中、苏、英、美、日等国出版审查制度问题。其对于史料的批判与考证以及立论的公允与严谨，展现出一名优秀史学家的卓越洞察力与思考境界。

高文斌：

耶鲁大学文艺复兴研究博士生

赵园长达一千二百页的两卷本《非常年代》，2019年出版于香港牛津。我近年致力于收集当代史料，以我一隅之见，有关WG史的中外著作，尚无超过赵著者。赵先生引用雷蒙·阿隆的名言“我相信我已基本说出了真相”，是符合事实的“夫子自道”。

赵著的第一大特点是史料“全”。有关WG的资料，政治、司法、军事、思想、文学、社会等方面，分门别类搜罗殆尽。而在各种史料中，又特重亲历者讲述（书信、日记、大字报、回忆录等等），符合她文学史出身的专业背景和力求捕捉“现场感”的研究方法。赵著的第二大特点，即“平情”，或即不煽情、不矫情，对特殊年代的苦难不采取情绪化乃至咒骂式的描述，在记录罪恶的同时不忘挖掘WG思想中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赵著对H卫兵思想和各种“民间思想家”的细致梳理，尤见作者的卓识与关怀。本书观照及于工人、逃亡地主、坏分子等“失语者”，亦有助于修正“WG史即知识分子受难史”的偏颇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