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掩盖的废墟中挖出真相：学人2021年度私人书单（思想文化史篇）

本期荐书学人

（依照荐书顺序排列）   

徐颂赞　李红升  梅剑华　唐大杰　辛允星

高文斌   马　勇  李凯航　吴远鹏　杨海亮

燕   舞   彭国翔  封　龙　本　力　李   腾

邓佳信   孟钟捷  尤小立　俞诗逸　刘业进

陈力阳      徐来

思想文化史

徐颂赞：

青年学者、作家

中国思想史大家余英时先生在2021年去世，我借此重读了余先生的一些书，手头有一本联经在1976年出版的《历史与思想》，这也是余先生在华语思想界的成名作。这本旧书是我还在台湾做学生时，在台北的一家二手书店淘得。每当读这本书，就能想起那些在台北穿街走巷、寻访旧迹的种种情境，也更能感受到1950年代后港台乃至海外中华文化的自由气象。余先生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离不开这种氛围的涵养。这部文集本身是余先生累积二十年的论文集，最早的一篇是他26岁时写成，最晚一篇也不超过46岁，总之是他在青壮年时期基于“知识人”（intellectual）的角度和关怀，对中西思想史、历史哲学的一种通论性质的总体看法，而不仅仅是“专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或者“知识从业者”（mental technician）的著作。

当然，跟余先生中后期的论著，比如《朱熹的历史世界》相比，这部早年的文集显得相对青涩，但另一面说来，也更意气风发，颇有五四的青春气息。不管是研究儒道法三家的“反智论”，宋明理学的“智识主义”，清代学术的内在转向，还是追索西方古典时期、文艺复兴与工业文明的人文思潮与精神根基，都是余先生基于“知识人”的关怀而展开的广阔学术图景，都或深或浅表露他对“道”或“人文精神”的追寻。如果没有对这个根基和整体性的关怀，那么后续的展开都会是支离破碎的。这样说来，在读完这部文集后，再读余先生的其他专门著作，也更能了然于胸。

李红升：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宋明政治文化的核心在于对道统与政统关系的诠释。道统是指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政统则是王朝统治的一种传承。按余先生的解释，在三代时期，像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统治者是集道统和政统于一身，内圣与外王融为一体的圣王，也即西方哲人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但三代之后，道统和政统的传承相分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仅仅只是政统的继承者，而道统则由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等一代代道学家薪火相传。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成为道学的主流形态。

这种分离产生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由于道学不只是关注理气心性等本体论问题，而且以探究治国平天下的“治道”为根本目的，因而深受道学熏陶并深谙“治道”的士大夫成为世俗统治中的官僚阶层，并通过“君相共治”、“君臣共治”的方式与君主共同统治国家。另一方面，作为道统传承的道学以及持有道统高于政统理念的士大夫，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君主滥用权力的一种有效制衡和掣肘。因为君主一旦背离道学理念和“治道”准则，就难免有大臣犯颜直谏，或者如孟子所说的“格君心之非”以“正君而国定”。

从“君臣共治”理念推演，就可以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给出一种规范性界定：即君臣之间虽然有等级尊卑之分，但作为士大夫的臣子因秉持道学思想和“治道”理念，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的群体，而不是像主奴之间纯粹是一种唯主子之言是听、唯主子之命是从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君臣关系，从大处而言是通过君主官僚体系的共同努力再现儒家的理想世界——三代之治，从小处而言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决定个人的进退出处，而不是一味贪权恋栈，尸餐素位。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或政治哲学，即使是在当代也是很有启发价值的。

作者: 刘宗迪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2016年

副标题: 《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

作者: 刘宗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梅剑华：

推荐人简介

2021年读到最受启发的汉语学界的著作，就是刘宗迪教授这两本了。《山海经》这本古代（战国时期）的奇书记录了大量古代的神话，描述了山海之中的神怪精灵。书中充满了大量让我们今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话。那些古代的精灵是真有其物还是源自先民的想象？人面、蛇身、啼哭像婴儿的动物是什么神物？龙是古代的恐龙遗迹还是天上的飞龙？经中的昆仑山是否就是历史中的昆仑山？我们如何去重新理解《山海经》这本大书？它是博物志还是想象之书？这都成了千古之谜，留待后人破解。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山经》现在基本能确认是古代的博物志，是一部以实证性地理实录为主，夹杂神怪精灵的地理博物之书。《海经》由《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等13章构成。其外表是所谓的地理志。据刘宗迪研究辨证，《海经》实际上并非是地理志，里面的叙述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有所根据。《海经》的背后隐藏着一副图画：一副古代的天象图，是古人日常生活经验总结而来的天文图。《山海经》并非一部神怪之书，而是一部自然之书，《山经》是大地博物志，《海经》是浩瀚宇宙之天文学。《山海经》乃是先民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重要来源。

能够作出如此大胆猜想的跨学科探究，源于作者的草根思想传统。作为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刘宗迪在《唯有在大地上歌声如风》文中，提出大地之风与民间风俗的关系，阐明风俗与民俗之别，如果说民俗是一种对象化的、科学的研究，风俗则是一种人在世界之中的有感之知，“风俗造就了我们，我们也造就了风俗，我们的生命在风俗中得以寄托和展开，风俗也正借我们的生命而得以延续”。

此处为推荐语节选，完整版可参阅：

学人2021年荐书| 梅剑华：反思乃是人类的特质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关于孔子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原因不必多说。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孔教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因此国人对孔子也就基本持批判态度，尤以上世纪中叶开始为盛。这导致中国几代学人不学儒学经典，对孔子始终抱有偏见。

孔子死后大约350年，汉武帝时代开始了独尊儒术，孔子逐渐被推崇为圣人，历经两千余年，儒家传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底色，但孔子的形象却一直模糊不清。新疆大学李硕教授的这本书，以一种非传统、无偏见的客观叙事模式，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形象。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用了现代“视角”，解构了很多无法用史料、文献推断的事件（毕竟时代久远，文献阙如）。比如孔子私生子这个身份，使其身份在贵族、准贵族、小贵族之间难以定位，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是孔子形成激进改革的政治理念的心理原因。这是比较诱人的分析方法，也使我们在阅读古人传记时容易产生代入感。（类似这样的历史新著还有中信出版的《罗马帝国的遗产》，作者是英国人克里斯.威克姆，余乐翻译。以后有机会再推荐。）

作者自称“借孔子看春秋”，书中呈现的是春秋的历史景象。作者随孔子游历春秋，由贵族解读华夏，细描圣人生活世界，追寻古代政治文明。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作者有句寄语：“谨以此书致敬重塑了中国的周文明”。这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史学境界。

辛允星：

绍兴文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师

本书是作者历经多年深思而写成的一本“相对通俗型”著作，它以中国文化的“再反省”为己任，试图重新梳理一些重大的学术论争，提出的不少观点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好地超越了传统的文化自恋和自贬等极端理论倾向。本书成功克服了很多精专作品的不接地气、大篇幅引经据典和文字晦涩难懂等缺点，用灵活生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最新认识，学术启发价值明显！

高文斌：

耶鲁大学文艺复兴研究博士生

今年课余读书，多留意于有益世道人心者。其中最大的发现是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研究。据赵先生说，因为这一研究，她得以“认识一些气象非凡的人物”，应即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所说“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士大夫。虽陈氏所指为五代两宋，但天地间正气易时易地犹然。国族历史中每逢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黑暗时刻，虽妖魔鬼怪纷纷登场，却亦不乏品质高洁的英雄人物。赵先生的研究，自称不循思想史“正路”，注重“进入历史现场”，尽量还原历史人物的性格与心态，因此在考据、分析之外，更有知人论世的人文温度。

赵先生“明清之际”研究的代表作，为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其中《论戾气》一篇尤为警策，寓有借古讽今之意。此书篇幅厚重，2008年经作者本人筛选，于香港三联出版了更为精简的《明清之际的思想与言说》，亦可参看。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读中国思想史的人，无不知道颜元的地位与意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甚至出现过颜元研究的一个小高潮。其实从严格的思想史意义说，颜元这样的思想家又极为值得怀疑，他并没有思想史意义上的原创，而是祖述先儒，张扬前人或时人的见解而已。这样的思想者在中外历史所在多有，如何讨论他们的贡献与地位，确实很值得注意。我在过去的阅读中有过这样朦胧的意识，读王东杰教授的这部书恍然大悟。这是一部极富挑战的思想史作品，对于我们既成的认知有相当冲击。

李凯航：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近代日本是如何将大国中国从自己的意识构图中抹消掉的，且日本是怎立起自己的一国中心主义的呢？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人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掉的历史实验过程。”子安宣邦如是总结道。

在新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一书中，子安刻意选择了几位立场看似矛盾，但在一个更高的认识论的层次上又彼此关联的思想家，以阐明“中国的问题即是日本的问题，它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这样一个即简单又深刻的主题。子安选择的人物既包括无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北一辉（1883-1937）、内藤湖南（1866-1934）等，也有同情中国革命的橘朴（1881-1945）与尾崎秀实（1901-1944）；既有通过深入中国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以强化“亚细亚的专制”理论的森谷克己（1904-1964）与平野义太郎（1897-1980），也有深入内地作战，亲历战争残酷的石川达三（1905-1985）等。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中，也出现了受西方历史理论影响，试图从中国寻找“近代”的竹内好（1910-1977）与沟口雄三（1932-2010）等，所谓将“将亚细亚（中国）作为方法”。这些思想家的谱系可谓是从左至右，而时间上则是从明治延绵至今。他们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而中国则始终是这个问题意识共同的背景。

吴遠鵬

独立学者

余英时先生所著的这本书年初时连续看了两遍，没想到余先生在今年8月1日在睡梦中安然逝世。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则是我们时代世界华人学界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人文学者。两人虽未谋面，却是“隔海神交”，余先生从1958年秋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在香港《人生》杂志当年12月号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到2010年12月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第四版）撰写序言《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余先生平生为寅公发皇心曲不遗余力，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毫无疑义，本书是解读陈寅恪先生晚年生活、思想和著作的一把钥匙。

杨海亮：

业余文史研究者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近年来，这段话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和强调。平心而论，哪怕不是因为它着了官方色彩，里面的道理，也是让人信服的，只是我们究竟自信哪些文化，究竟如何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明白。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关于文化的“中”与“西”，文化的“古”与“今”，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可以说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困惑，而且这种困惑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耿云志先生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谈论的就是这种困惑，聚焦的就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上，耿先生认为，“片面强调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或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转化，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文化的转型，不是一夜之间，一种文化突然变成另一种文化，不是骤然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在文化内部变动逐渐积累的基础上，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并吸收其若干有益成分之后产生出新的文化”。基于这样的认识，耿先生应认为，“在现代世界上，文化的发展进步，最基本的是沿着两个路径：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说实话，耿先生的分析、结论和相关思想，不算独到，也谈不上深刻，像胡适就已经主张“充分世界化”，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但耿先生的“温和”，是非常可取的，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对外，养成开放的文化心态，造成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良性的互动关系；对内，充分地解放个性，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才能。这就是近代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

耿先生的语言平易、朴素，这种风格是我所喜欢的。很多人著书立说，都喜欢把自己端起来，装腔作势，装模作样，似乎不如此便不高深。毫不客气地说，那些道理怕是连自个儿都不一定明白透彻。如果是个“高手”，自然入不嫌深，而出不嫌浅，有道是“凡不能浅出的，必是不会深入的”。

燕舞：

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成熟学者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作者通过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持续经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羌族村寨流传的“毒药猫”传说——每个村寨里都有一两名妇女被闲言闲语为“毒药猫”，她们能变成动物害人及施妖法。基于此，作者概括和提炼出了“毒药猫理论”这样一个从“小社会”上升到“大世界”的理论，作者认为羌族村寨的毒药猫传说与欧美十六十七世纪的猎巫风潮，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以及当代国族主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攻击和互联网暴力（霸凌），甚至台湾“二·二八”事件等，都有着深度内在关联——在各种讲求内部“纯净”的社群认同下，人们在面临重大社会矛盾或外来灾难时，经常猜疑内敌勾结外敌，最后以集体施暴于一“替罪羊”来化解矛盾与对外界的恐惧并团结社群。

王著也大幅祛除了世人对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一些刻板印象，对“女性与毒”和“洁净与污秽”等议题与概念的论述也有创建和新意。

彭国翔：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思想议题和政治实践，本书将其置入世界历史的变迁这一整体脉络之中加以观察和分析。无论对于该书的各种论断是否认同，该书所涉当今世界范围内一流知识人的种种知识建构与思想创造，以及在这些知识建构与思想创造基础之上做出的观察与分析，都值得咀嚼、吸收、消化与回应。

封龙：

出版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主任

整个20世纪是世界历史大变动的百年，对中国来说，是全面接受“现代”观念的百年进程，无论从器物，还是从观念，传统全面在这一百年中，遭遇“现代”。我们今天常常谈起的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其实历史都并不久远，正是从20世纪开始，甚或是在20世纪末才逐步开始谈起的。比如民族、帝国、国家、主权、公理、革命，等等。这些话语和概念，对20世纪前，也就是距今120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完全不知所云，而在我们今天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常性的语言，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些语词的涵义。

当然，就本书而言，汪晖的立意倒并不着眼于上述所陈之因由，而是首先他把“20世纪理解为革命世纪”，这个意思还并非一般所理解的“革命”涵义，而是“发端于这一（按：指欧洲或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霸权在确立自身过程中所造成的新的‘非均衡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这一‘非均衡性’所造成的颠覆这一霸权体系的革命契机”。作者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来论述或说理解中国、五四、革命、战争。至于读者是否同意这个表述，是另一事，但我们可以从他提出的20世纪这个概念，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近现代的转型，尤其是在学理上了解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进过渡是如何发生，又有哪些关键的观念在发生着转变。

本力：

资深媒体人、经济学者

徐颂赞：

青年学者、作家

文明演化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经济学家会说是生产力，科学家会说是科学和技术，政治学家会说是政府和国家体系。科林伍德的弟子、历史学家科克伦说信仰是文明的核心，至少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核心。当然，科克伦的研究，不同于汤因比的“文明进化论”或者斯宾格勒的“文化宿命论”，他从罗马帝国的具体历史演变着手，分析基督信仰如何冲击并重构罗马帝国的古典文化根基。这本书的副标题很清晰，把奥古斯都作为古典文化的代表，把奥古斯丁作为基督信仰的代表，研究的就是两者在罗马帝国历史中，相互缠绕、此消彼长、最终重构的关系和历程，也就是基督信仰如何回应并超克古典文化的传承与危机。

罗马古典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公民共和的人文生活和政治秩序，把人类从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活拯救出来。奥古斯都进而把整个帝国的命运都系在对“第一公民”的德性崇拜上，当蛮族入侵、军阀崛起、经济衰落，到第三世纪就陷入危机，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相当于推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公开放弃古典的联邦理念。而原本一直被打压以及身处其他宗教竞争中的基督教，因其自身融入古典文化因素，同时又从信仰的角度回应和重构了自身存在局限的古典主义。在被罗马皇帝承认合法并成为国教后，反向加强和重构罗马帝国的文化根基。

不过，科克伦对古典主义的局限性分析得很清晰，但对信仰局限性的分析还不足。当然，这本书主要研究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那时还是基督信仰兴起和发展的辉煌时期，其局限性还有待后续历史和经验的检验。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读这本书的启发能够获得一种“比较视角”，启发我们思考：我们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西方文化（融合了希腊-罗马文化、基督信仰和近现代工商业文明）和中华文化相遇时，两者又如何互相回应和彼此重构？

李腾：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讲师

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雅克·勒高夫在理论的敏感之外，也重视坚实的史料为支撑，并且理论视野非常宏阔，从古代两河埃及开始，探索彼岸世界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逐渐汇聚到基督教思想体系当中。特别是在第五章中，勒高夫敏锐觉察到了时代惯用的两元论过渡到了三分法，从而将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思想史、教义史的发展相互结合。在11-13世纪的中世纪盛期，“炼狱”概念的形成与经院哲学的体系化，集中地反映在了大学中的教学文本与布道故事当中。对于理解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制度、体系、教义传承与演变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这一环在整个华语世界常常是缺失的。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多地认识中世纪时期西欧的思想世界及其演变过程，并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中世纪盛期宗教生活的研究当中，也使越发敏感的宗教研究变得正常。

邓佳信：

长沙师范学院讲师

本书副标题“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能进一步解释标题“发明个体”的内涵，即作为个体（individual）的发展史。作者从“古代世界”（第一编）开始，一直到“现代自由的阵痛”，讲述“一个概念两千年发展历程的故事”，侧重于“关于‘个体’如何成为西方的组织性社会角色”这个角度。在这种思想史的眼光中，公民社会及公私区分，在现代思想生活中的“个体”这个重要概念来龙去脉。

这是一本纯粹学术著作，阅读者最好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方面的基础；但在同类主题著作中，本书可读性算是不错。阅读过程中，时有精彩句子让我们惊喜，而思想史能穿透日常经验和常识水位的魅力，也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整个阅读过程，不会枯燥而会充满快感！是一本提升个人思想水位的好书。

另有吸引之处是作者的反思性立场。明确的“个体”观念源于西方，如果说世界近现代史的展开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文明的扩张过程，那么作为西方文明核心观念之一的“个体”，其权利义务的规范实现和制度保障，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扩展到非西方地区。本书前言“‘西方’意味着什么”，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成为部分人眼里“不信的代表”的这一情况的反思。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雅理译丛”的整体偏向。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霍布斯鲍姆是西方著名的左翼史学家，曾编辑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他关注的领域都是颇为宏大的历史进程，例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等。但作为历史学家，他也不断地反思历史学的自我定位与学科属性。在这本书里，霍布斯鲍姆讨论了史学的边界、功用与方法，探讨了与之同时代发生发展的年鉴学派、社会史、解构主义、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叙事史学等研究范式。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位历史学家的学科意识发展，特别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生成过程。

尤小立：

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这本由当今“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林·亨特所著的小书，与其说是面向一般公众，不如说是供历史学者与一般公众共同阅读更合适。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两个字：真相。读者想了解真相，而历史学者要发现、诠释和叙述真相。这是一场共谋与共享的社会活动。

历史的重要就在于真相对人类的重要。但是，相对于漫长的历史，真相却是短暂的，因为历史无法脱离社会进程和人的认知而独立存在。所以，林·亨特没有给“真相”下一个永恒的定义，而是在展示真相的演化史。这个演化史又与社会的演进相关，故书中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示了诸如美前总统特朗普的“信口雌黄”，“纪念物”的重审，“教科书争议”，“记忆之战”和“公众史学与集体记忆”等一系列世界各地基于历史认知变化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

因为是基于历史认知的变化，历史的社会意义当下性就不言而喻。不过，历史的价值，仍取决于与时间相关的真相的发现与诠释。

林·亨特把史学研究方法的演化分成“寻求范例”“预测进步”和“整体地球时间”三个阶段。按照这个划分，当下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也即是全球共鸣的史学阶段。它似乎更需要抱持“尊重的伦理”，包括纵向的对前人的尊重与横向的彼此尊重。而在林·亨特看来，学会对前人的尊重，是历史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当然，历史学的价值不止于此。按照林·亨特的归纳，它在19世纪大众文化出现前，是“政治家的学校”；这之后，仍然是“公民身份的学校”，尽管“公民身份”的定义，在如今已经变得更为宽泛。但无论怎么说，“好的公民”一直是社会或民族走向现代的基石。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相委员会”的成员，时时刻刻地渴望历史真相的呈现，并且希望从被掩盖的废墟和被粉饰的字句中挖出真相。历史长河一直在那里流淌，人们总免不了被浸染、荡涤和筛选……

俞诗逸：

图书编辑

从定于一尊的一神时代，到诸神之争的祛魅时刻，人们不断地在寻找着内心的归宿，哲学家、剧作家、画家、心理学家、科学家，都在试图思考“只有人类自身可以依靠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乐观者有之，悲观者亦有之，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成为了时代对人的心灵追问。

彼得·沃森再次体现出了一位思想者的敏锐视角，他选取了百年来影响世界发展的诸多事件，作为一部思想史著作的丰富素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波普艺术，谈到伍德斯托克、“9·11”，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是潜藏在世代交替中的思想史线索，有继承和发展，也有反叛与复辟，如同跌宕起伏的剧情，着实精彩。“虚无时代”并非走向虚无，而是让我们看见了世界的各种可能，对于寻找生命意义的人来说，踏上这趟旅途，无疑是令人兴奋而充满期待的。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泽夫.司汤奈尔（Zeev Sternhell，1935-2020）波兰裔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和崛起，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启蒙运动根源。为完成本书，作者在四个国家（以色列、荷兰、法国、美国）持续工作了几年，是一本花了很大功夫的厚重之作。作为波兰裔以色列人，泽夫.司汤奈尔始终关注自己出生地的国家——波兰，而波兰的特殊性在于，在20世纪，波兰是唯一受到两种极权主义侵略的国家：德国纳粹主义和苏维埃极权主义。

这是一本资料翔实丰富而又不乏思想深刻性的著作，令人爱不释手。在万圣书园偶遇此书，购得后不间断阅读，一个月读完，酣畅淋漓。但是，本人阅读此书自始至终本着批判性立场；而作者的意图——批评“反启蒙文化”又秉持相当的探索性和真正的科学精神，他的结论是复杂而深刻的，这样一来本人与作者时而站在对立面，时而又握手言和，仿佛是三观一致的老朋友。尽管本人反对书中一部分内容和观点（甚至引起心中的不快），但是好奇、赞同和喜欢仍然是主导性的。阅读本书有一种“思想的冒险”之奇特感受，这是一场多么有趣、有张力和有意义的阅读之旅！

陈力阳：

独立学者

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及此后的进步发展，有赖于三个独立宣言。第一个是由杰斐逊负责起草的、发表于1776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宣言》；第二个是爱默生于1837年发表的《论美国学者》，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者的独立宣言；第三个则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首任会长亨利·罗兰于1883年发表的《为纯科学呼吁》，是美国自然科学者的独立宣言。这三篇都是近代文明中经典之经典，值得反复细读，吟诵再三。

爱默生所做的第二个独立宣言收录在《论自然·美国学者》一书里。该书一共收录了爱默生的十七篇主要作品，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一篇。在美国宣布独立六十年之后，美国的学者在精神上仍未断奶，唯欧洲尤其是英国的马首是瞻。盲从、懦弱、迷信书本、缺乏行动力是当时美国学者的性格特征。在知识界处于一片迷惘之际，爱默生站了出来，提出了美国学者应具备的品格和行动力，勾勒出一幅美国学者的理想形象。爱默生的文字是近二百年前写成的，今天读起来略有华丽铺陈之嫌，但他的核心论述仍然是明快而有力的，对于今天处于一个时代节点的中国学者来说，仍可以从中吸收到丰富的养分。译笔甚佳。

李红升：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德国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国度，自伊曼纽尔·康德以来，伟大的哲学家层出不穷，为人类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道道丰碑。但是，在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德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对战争和超人的极端崇拜。随着纳粹的崛起和上台，这一阴影甚至盖过了作为德国哲学传统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理性、自由和人文主义思想。作者告诉读者，除了犹太人身份的哲学家外，那些本应高高在上、躲在“象牙塔”中不问世事俗世的德国哲学家们，一个个都拜倒在那个自封的“元首哲学家”，也是狂人和魔鬼合体的希特勒的脚下，从而成为纳粹政权的合作者、同路人，为纳粹政权摇旗呐喊，或者为纳粹政权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的所谓“合法性”“正当性”背书。

合作者中不乏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和信徒，也不乏追名逐利的投机者，以及迫于纳粹淫威而没有骨气的懦夫，另外还有像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这样享誉海内外的存在主义大师和法哲学大家。

作者重点关注的是驱动哲学教授们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多重而复杂的因素和动机。这一合作既可以看成是纳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实行思想专制和垄断的结果，但也是受合作所带来的利益驱动的结果，包括纳粹政权提供的人身安全和保护，飞黄腾达的机会，犹太裔教授被驱逐后空出的大量教授岗位。而为了地位、声望以及元首的恩宠而展开的竞争，则更是丑态百出，哲学家的尊严更是荡然无存。

哲学家也是人，也会具有人性的各种弱点。在平常年代，这些弱点会被隐藏在高深的哲学后面。但在像纳粹极权主义统治这样的特殊年代，这些弱点就会显性化并彻底地暴露出来，并将为此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或陷入牢狱之灾，或难逃历史和公论的审判。本书不仅是对纳粹时期哲学家与极Quan主义Zheng权合作这一悲剧的审视，对处于相似情境下的学者们也有着巨大的警醒作用。

陈力阳：

独立学者

徐来：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谈到俄罗斯我们会想到什么？一个养育出如此多的伟大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的民族、从小说到歌剧、芭蕾到绘画、建筑到音乐：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林卡、列宾、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每一个名字都足令我们产生由衷的敬意。但假如想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俄罗斯文化，奥兰多·费吉斯这部作品则似乎不应错过。

书名《娜塔莎之舞》典出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所著名著《战争与和平》的经典片断。当从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少女娜塔莎随着俄罗斯民歌的节拍裙裾飞扬，扬起俄罗斯上千年西望与东顾过程中形成的浓厚的民族意识、苦难与救赎的宗教信念、被东西方文化来回牵扯的身份认同、复杂而繁茂的“混血文化”，其中展现出的各种矛盾及特点，奇妙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通过费吉斯深邃精妙的书写，再现18世纪到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演变历程，纵横捭阖于俄国历史、文学、文化和哲学等诸多领域，吐纳出铿锵而绵柔的歌咏。

整本书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塑造和身份认同来龙去脉的揭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角度、一种解释，去从一个全景的角度来理解俄罗斯民族璀璨的文化杰作，并透过文字的迷障去认识那些孤寂而伟大的灵魂。此外，书中收录的彩色插图非常精美，批判性的文献目录亦囊括关于俄国文化史不同领域新近出版的英文专著。在值得花时间阅读的同时，它也同样是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