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这些光芒

法国作家让·吉奥诺有本小说叫《屋顶上的轻骑兵》，讲述一位骑士逃亡路上的故事。主线是爱情，背景却发生在人心惶惶的霍乱时期。但就算时代兵荒马乱，也有磷火般的光。让·吉奥诺在小说里说：

电影《中国医生》，其实也是在乱糟糟的画面下开场的。

一大批等待救治的新冠病人，挤在金银潭医院门外。办公室改的病房还没准备好，求生欲让他们一窝蜂地冲进来，争抢最后救命机会的床位。

他们将护士推倒，器械打翻，甚至大打出手。呼喊声、哭声和骂声交织在一起。直到ICU主任文婷拿着扩音器，爬到桌子上怒喝，才把场面控制住。她大吼说，我可以救你，我也可以找你算账！

武汉人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袁泉饰医院ICU主任文婷，张涵予饰医院院长张竞予。眉目间，都有一些神似。

张竞予的原型就是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疫情发生时，他已经被渐冻症病痛折磨一年了。

渐冻症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将经历全身肌肉萎缩、慢慢发展到瘫痪，从发病到死亡往往是三到五年。张院长每晚都会抽筋，瘸着腿，但他跑很快，因为：

据说为了拍这部电影，张涵予去医院和张院长待了三天。跟他一起查房、吃饭，观察他。

电影里，张涵予骂了3次人。一次是动员会上，他号召党员必须24小时就位，“你说你害怕，要走，可以，你走了就永远别再回来！”

另外两次都发生在援鄂医疗队开会时，他先是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遇到点挫折，就丧失斗志，灰头土脸的样子。

后来又突然发飙，当朱亚文说他的医院不行的时候，他直接吼了出来：

电影拍的，是武汉金银潭医院。去年1月份以前，别说是外地人，就连许多武汉本地人，对于这个名字都是极其陌生的。

更早之前，它的名字还曾是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梅神父医院。

它位于武汉市北角。位置非常偏颇，只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传染病医院。由于远离市区，武汉本地人看病一般不会选择到这里。

这场疫情过后，这所医院人人皆知。

2019年12月29日开始，金银潭医院收治了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自此开始，这里就一直以超负荷的工作量运转。它成为武汉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最早、最多、最重的医院。坊间当时流传：

他们顶住巨大的压力对新冠病人应收尽收，为援鄂医疗队的到来，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导演刘伟强应该正在忙着另一部作品。

然后疫情突然爆发，博纳董事长于冬主动请命，希望拍摄一部关于抗疫医生的电影。

导演人选无他，就是刘伟强。

2019年，刘伟强拍《中国机长》，从川航8633备降成都，到电影上映，只用了16个月；这一次，从疫情爆发到《中国医生》上映，间隔只有17个月。

他用尽量克制的镜头语言，还原医生和病人的状态。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是各种或兵荒马乱、或绝望、或无奈、或给人希望的故事的结合。鲜血和疼痛，一直撕扯着观众的心。

他也没有逃避死亡。在这电影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装尸袋出现了不下几十个。镜头曾经长久给了一个病人，他看着身边的病友们一个个死去，被装入黄色装尸袋推走。留给他的，是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等的无力感和恐惧感。

大部分故事都是真实的。比如医院门口的便利店老板，深夜在家里独自去世，医护人员手机里，还有他发来、却忙到没时间回复的语音。

医院上至张院长，下至护士的家属确诊新冠，却连一张床位都得不到，只能在家中自我隔离。

最关切的患者熬过了最难的时期，双肺炎症明显好转，却又因突发疾病去世，医生痛哭：

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实生活却不是故事。

刘伟强说，拍这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时，他在武汉解封后马上带着团队去了金银潭医院。

在那里，只是一瞥，许多记忆便海啸般奔涌而来。他的眼睛，也从来没干过。

北岛曾经写过一句诗：即使在那些星光不可能达到的地方，也会有别的光芒，而一切就是靠这些光芒连接起来的。

张院长，文主任，拿着管子犹豫着不敢插的新手住院医生：

有疫情期奋战在一线的医生朋友说，作为武汉人，他们其实不太敢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又似乎要把这些酸甜苦辣，重新经历一遍。

博尔赫斯曾说，我从不谈论什么背叛和原谅，遗忘是唯一的背叛和原谅。对于民族来说，遗忘无疑是背叛。但就个人而言，选择遗忘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我的医生朋友还是去看了。晚上从电影院出来，他破防泪奔，尤其是想起患者张吉星的女儿张小枫时。

张小枫接过上海医疗队医生吴晨光给她送的父母死亡证明。吴晨光担心这个花季少女接受不了，安慰张小枫，跟她说难受的时候，可以给吴晨光打电话。

小女孩没有说话。接过两份死亡证明，转过头走了几步，她又回头哽咽着问吴晨光：

那种痛，穿越了屏幕，直击心灵。

刘伟强说，这场戏是真实发生的。医生把遗物拿给孩子，社区的人在旁边，看到了这个情景。

还有那个同意亲属遗体解剖的小哥哥。在医生面前，他的泪水一直止不住流，他用哭腔说：

小哥哥忍着悲痛，哭着签了字。

人之卑微，人之伟大，是影片的高光部分。所有人都知道捐献遗体对于医学研究的意义，但当它像山一样落到个人头上，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无比残酷的选项。

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一共有320位新冠肺炎患者离世。其中，有18个家庭同意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对于还在医院守候、煎熬的病患，这是逝者留给他们最后的温暖。他们也值得坐在电影院中的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

影片的最后，孕妇患者在ECMO的帮助下死里逃生，婴儿一声啼哭点亮希望的灯火。但同时，婴儿的父亲却因为送外卖感染了新冠，陷入病危。

电影隐去了父亲抢救的过程。但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结尾。

我猜这个故事的原型，应该是彭博。

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一共有24人因新冠肺炎使用了ECMO。最终成功抢救回来的，只有4人。

彭博就是其中之一。在ICU病房里的昏迷，让他根本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梦境和现实。支撑他尽快康复出院的，是妻子怀里即将诞生的二宝。

他醒来后，暴瘦了40斤。还来不及庆祝，接下来就要面对不知多久的康复训练。拿手机，喝水，这些简单的动作，对于他来说都变得很难。

出院后，他迎来了平安降临的孩子。

关于金银潭医院，我还一直记得一个新闻中镜头。

疫情快结束时，一个中年男人去看望还在隔离的妻子。他只能站在医院大楼楼下，仰着头，默默注视站在楼上窗台前的妻子。

两人凝望，没有言语，但眼中都含满了泪花。

这不是故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当代史。

13岁时，黑泽明曾经经历过日本惨烈的关东大地震。这是一次可怕的事件，几十年后，他自己写回忆录，开头却说：

世界何等凶顽，世界何等温存。

珍爱包叔，顺手“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