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sy丨怎样判断一幅具象绘画是好是坏？

（左）塔米·阮，《Đức Mẹ Chuối》，2018。CRUSHCURATORIAL。（右）赫塞·莫克里，《Remedy》，2018。Night Gallery

在西方文学中出现过的最著名的画作，或许非奥斯卡·王尔德小说中虚构的“道林·格雷画像”莫属。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王尔德构想了一幅不断变化的肖像，神奇而邪恶。画中人物在现实中保持着青春和俊美的容颜，而画像却不断变得愈发丑陋和衰老。王尔德的故事呼应着长期以来存在于具象艺术中的某种迷信：犹太和穆斯林的一些传统禁止对凡人进行再现，唯恐惟妙惟肖的描摹会变成偶像崇拜的客体。

曾经，具象画能引发恐惧和敬畏，但随着20世纪中叶抽象风格开始风靡，具象画似乎沦为了过时的艺术形式。尽管仍有不少艺术大师持续创作具象作品，艺评人的关注和赞赏都渐渐转向更加观念性的创作。2009年，《卫报》的艺评人 Jonathan Jones 甚至这样写道：“如今英国的绝大部分具象艺术都是浅薄粗鄙的仿效和垃圾。”然而在过去15年中，出现了不少声音宣称具象画的传统正在回归，而且一如既往地有趣。

赫塞·莫克里，《诱骗》，2018。Night Gallery

尽管像抽象画、观念艺术和表演等其他艺术形式一向被冠以更加智性、更加高深的光环，优秀的具象创作其实同样充满挑战、引人深思，甚至具有独树一帜的开创性。为了真正理解如今怎样的具象画才算一幅好作品，以及为什么仍有不少当代艺术家偏爱这一流派，我们咨询了几位具象画家，请他们聊一聊为什么会投身于具象这种当下最有活力的创作形式之一。

“如今，画具象最令人感到兴奋的就是被观看和被描绘的客体正在扩充，”洛杉矶艺术家赫塞·莫克里（Jesse Mockrin）近期告诉 Artsy。“女性画家、酷儿画家和有色人种画家如今在创造那些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属群体的图像，反映着文化总体上正在变得更加包容。”随着愈发多元化的艺术家群体受到更多人群的关注，这些艺术家描绘的多元主题也会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莫克里本人常常从艺术史中搜寻绘画灵感，她从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和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杰作中汲取养分，并以当代的风格重新演绎这些主题。她的画中人物常常性别难辨，启发观者思考从古至今绘画中的性别流动。

（左）安娜·比约格，《休息》，2019。Galleri Bo Bjerggaard（右）海莉·约瑟夫，《Sippy Cup Girl》，2018。Jack Barrett 画廊

另一方面，有些杰出的具象作品能够超越对某一类艺术史作品的重新诠释，而是参考整个绘画传统。卡拉·乔思林（Kara Joslyn）是莫克里最爱的具象画家之一，她用非同寻常的材料所绘的作品推动了具象画的发展，比如她用聚合车漆和喷枪营造出立体感；雕塑、摄影、手工艺和艺术史的影响全部汇集在一张画布之上。

驻纽约的艺术家塔米·阮（Tammy Nguyen）同样把包容性作为自己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如今，具象绘画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讨论，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和性少数群体艺术家的创作，”她说。

马琳·杜马斯，《娜奥米》，1995。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

塔米本人的创作对艺术史或是神话中的人物进行重新想象，比如独眼巨人或是海面上升起的维纳斯女神。她将这些人物画成黄皮肤，而且往往性别难辨。她最欣赏的两位年轻具象画家是米纳·哈桑（Meena Hasan，她在印度土布上作画）和亚当·德·博尔（Adam de Boer，他的创作媒介涵盖皮革雕刻、蜡染和印尼瓷砖），二人都“用被排除在西方艺术史之外的材料和技术进行创作，并且同属于在西方人类学家的阐释中被他者化的族群，”塔米·阮说。她相信这些作品会激发观众的全新眼光，在了解艺术家的世界之后，以更加谦逊的态度审视我们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情感才可能推动“文化历史发展路径的转变。”

莫克里和阮认为，评判一幅当代具象画的好坏，要看它是否能够引起观者对艺术史和文化刻板印象的思辨。好的具象画还能打破我们对被描绘的身体（以及我们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既有观念。

瑞典艺术家安娜·比约格（Anna Bjerger）使用拾得的材料作画（包括从报纸、说明书到旧照片等各种来源的材料）。“好的具象作品会令你讶异，带你去到不同的境界，从容却令人信服。一幅好画会带给你不可言喻的感受。”和她的同代画家一样，安娜也认为，评价具象画好坏的标准和它能否在观众心里引起某种反应有关。她非常欣赏南非艺术家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作品，称其作品“既赤裸又丰富。”

一幅具象画想要在观众心中引起某种奇妙反应，它的创作者必须能够表达当下对他或她而言最重要的感受。“艺术家在作画时最好不要想太多，一幅画面的存在有时不需要理由。思考这些宏大问题会消耗很多时间。”阮说。

（左）亚力杭德拉·赫南德兹，《比利》，2018。Gallery Fritz（右）尚塔尔·约菲，《伊莎贝尔 II》，2018。Victoria Miro 画廊 

常驻比利时的画家亚力杭德拉·赫南德兹（Alejandra Hernández）也和阮抱有同样的态度，她色彩丰富的绘画常以当代人物为主题。被问及“如今创作具象画的理由是什么？”时，她回答道，“为什么不呢？”对她而言，绘画让快节奏的当代生活慢下来，这对图像过分饱和的当代文化尤为重要。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摄影技术诞生以来，具象画的反对者都主张摄影能够更加精准和写实地捕捉身体和样貌，在新技术面前，绘画则显得无用且充满误差。大约1839年，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曾宣称“绘画已死。”

如果试图和摄影比较再现的精准度，那么绘画的确“已死”。但赫南德兹认为具象画的好坏并不应该以写实的程度来判定。在她看来，那些“把玩绘画中各种变量的艺术家作品才最值得品味。时间、结构、构图、色彩、主题、视角、氛围——这些元素经过颠覆、混合和不断碰撞，最后能够自成一幅完美画面。”

对想象和另类现实的再现能力，是一位具象画家最重要的本事。具象的形式让艺术家能够在描绘现实世界的另一番模样之中表达出奇异的感受。赫南德兹本人欣赏的具象画家包括莫妮卡·赫南德兹（Monica Hernández）、海莉·约瑟夫（Haley Josephs）和尚塔尔·约菲（Chantal Joffe），在她看来，这些画家的作品捕捉着“踮脚行走于这个奇异世界的人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