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母亲

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字，可是下不出笔来。因为要不是假装着的痛楚，就是硬逼着自己的冷心肠。我想不少和我同一年代的人，也必有类似的感觉。难道对不起自己的亲生妈妈，连一篇诚挚的忏悔也写不出来？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母子关系，经过一段历史的震撼，早已透过多少的层面与场次。我的情绪本来就复杂；再加上外来因素的介入，更不容易清晰整理了。

上次，我们离台北的前夕，参加了顾正秋女士自传《休恋逝水》的新书发表会。会场里也请作者的女儿致辞。（即这一点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西方女演员出自传，很少会强调作者做母亲的身份。）这位小姐每一提及“妈妈”时即有无限亲呢依恋的情调，令我触发《左传》所叙郑庄公对颖考叔所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的感慨。

我也羡慕内人格尔。她一提及母亲时即使我想起，她们母女在类似而少变动的社会场面里共处数十年。虽说我岳母经历过1930年间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场面，格尔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长大，她们母女相聚，谈及民主党、共和党、种族关系、工资物价……即纵前后不同，仍可以彼此了解，不像我们连组成社会的原则都翻了一个面，虽亲身经历，还要事后长思，才能逼着自己领略当中意义。经过新旧一代早已不能衔接。

1987年，我由纽约飞北京。第三天和我的妹妹同去西郊八宝山参谒母亲的坟墓。事前妹妹写信告诉我，亡母坟上大理石墓碑，已给人掘去盗卖。原来母亲1962年去世后火葬，我们曾在八宝山买得一段墓地。当日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墓的管理尚有条理，妹妹寄来的照片，还显现着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墓碑纵横成直线的连缀，毫无参差。不料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秩序荡然。妹妹被下放往河南做工之后回北京，才发现这一片墓地坟上加坟，已经将我母亲的一块墓地挤得不知去向。1984年我弟弟回北京，因为他代表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北京的领导人物都刮目相看。经过他的质询，一个管理侨务的机构承诺查勘。但是这也仍不过是官僚机构的等闲奉此。我们切身所关，在实地尚且查不出究竟，他们又如何能在公事房里勘得成果？即使查出又如何处理，难道勒令盗葬的骸骨限期迁出？

我们在那段坟山荒土草丛之中，根据以前的照片，以及我妹妹的记忆，断定一处墓碑已被凿去，但是碑之基石尚在的方尺乃是母亲的坟墓。最有力的证据则是斜对着右方三十尺的地方一位徐姓教授的墓碑尚在。作此决定之后，我们环顾内外，寻觅管理公墓的人员与公事房。八宝山除有埋葬党政人员的部分有围墙与看守人外，迄西的一部却无围墙与边缘，远近无建筑物。我们好容易在山岗上找到一座篾壁平房，里面也只客人周转，一个年轻人好像是此地权威，却不承认他对来访人有何义务，他对我们的询问全部拒绝答复。可是一听到我们准备恢复大理石的墓碑则特别感到兴趣。他在室旁有好几块墓碑，可以立即成交。

恢复母亲的大理石墓碑，他索价一千二百元。

 “那石碑如何嵌在下面那块石头上去呢？”

 “不成问题，一切在内。”

 “刻字呢？”

他摇头带笑说：“只有石头贵，其他都不在乎。刻字嘛，那顶多不过十几块钱。”

我和妹妹私下商量，准备和他讨价还价。看来这管理公墓的人，也可能即是盗碑之人。不过既要恢复，就少不得与他打交道。否则索性不再修理，忍心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扫墓。我已年近七十，很难能得再来。妹妹也不日要回桂林。我们的下一代更少有机缘在此逡巡。妈妈既已火葬，骨灰落土，整个八宝山，也就可以视作坟墓了。

我们父亲的坟墓在湖南，几十年已无人询问过。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石坟砌在田丘之间，很可能已开发为稻田。我的一位老师富路德教授生长于通州，虽然对中国极具情感，却在最后二十年拒绝回首访问出生的地方。（后来因为夫人催劝，还是去了。）他的理由即是怕见父母坟墓被开山机掘起改作农场。即在美国最早的公墓总在教堂近旁。当年每值 Memorial Day 必有儿女扫墓摆置鲜花。于今这样墓地里的墓碑大多经过日晒雨淋，字迹斑驳落脱。新的公墓在郊外偏僻之地，以今日美国人口的流动，也很少有葬后再三祭吊。况且几十年前我曾看到北京、天津间铁道线附近坟墓鳞比，今则全部不见踪影。以近日中国人口暴涨，北京内外人民的无秩序与八宝山的管理状态而论，今日恢复石碑，明日又是墓碑盗掘，坟上加坟，大家争抢着家人落土之地。既然目不忍睹，还不如索性不要留下这伤心的纪念物，贯彻着二十五年前火葬的宗旨，只算母亲已经脱离尘世归返净土了。将来我们去世，也采同一办法。

妹妹执意不肯。她决定不用大理石，这次只用花岗石，粗率的恢复，免得盗碑人的觊觎。我们借着管理公墓的人之笔墨，在母亲坟墓的基石上大字标明。妹妹决定让她儿子秋间休假时，专程北来，监视着恢复墓上石碑，也仍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刻上去。

临别之前她对着无碑之坟说着：“妈妈，我没有好生看顾您老人家，只是我确是距离得太远，没有办法。”说时她已涕泪纵横。

我一直忍着心肠，至此到底禁不住心头伤感，也情不自禁地倒在石基丛草与灰尘之间抽噎地哭着。妹妹还不知道，我的伤心处，还包括着她所没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这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彰母德，则实无在此发表的可能及必要。中国传统传颂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韩愈、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先考先祖姚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状与墓志铭……一律千篇。当然的，儿子显达，必是先人有德。要不是祖先节衣缩食，子孙何能得有清闲拜长尊师，练字读书，秋闱中试，伏阙授官，追怀旧德，“今日俸钱过十万”，“何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传统社会里贫贱富贵循环的事势之必然了。写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朗诵《古文辞类纂》直截了当。

在我的记忆里前面的一段，大概从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没有母爱的印象。虽然妈妈常用“一身干一身湿”的湖南土话形容养育我的艰难，但是结论总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时候说得气极她还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禀性，从幼表现。我处处不听她的吩咐，将来长大，不为孝子，势必为逆子。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称为 sibling rivalry 。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 ambivalence 。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往士官，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垄上之后，又再三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四出旅行的经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辗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但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哗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哗叽的裤子，最为女孩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我还记着我第一次进住宿的学校，妈妈托人带来的一篮盐蛋与皮蛋。蛋壳早已洗净，盐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笔写着“皮”、“盐”。其实这样的标记已无必要，我见着就吃，也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为止。倒只有多少时候以后，想及她搓糠灰、拌盐水、洗蛋壳，又在蛋壳上一笔一画写字的爱子之情。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替我收拣行装，她亲手将我的衬衫尾插入裤中，嘴里说：“要不是养育你一场，也没有这样的牵挂了。”说时眼睛润湿。我当时并没有如何的感动，也要待到以后两地隔阂，才记起如斯的细婉情节。我将考大学的日程预先写信告她。后来妹妹说，到那天上午和午后妈妈再三地说：“你哥哥正在用心咯！”

抗战之后不仅我投笔从戎，弟弟也进辎重兵学校。他有次在家信里提及在某处宿营。据父亲说妈妈一听及宿营，头顶上没有房屋掩盖，立即就哭。我曾在缅甸负伤，实际是腿上轻伤，只不过裤裆被撕去一块，上面血迹斑斓。我将这卡叽裤带回作纪念。至此已事隔经年，妈妈见着仍是流泪纵横。

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命与前途，不由自身做主。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条下的牺牲品。人家的女儿已开始入学，她不得入学，人家的女儿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后则只有相夫教子，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可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仍有她们赢得的报酬，我父亲在珍珠港事变前一月去世。他弥留时对妈妈说：“我们有两个好儿子，让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福不过起先随着我们，后来随着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轮船上搭地铺，在卡车上坐车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带糠屑的配给米。她夸告邻居：她的两个儿子都可以到美国去，只因为照顾亲娘，不愿离去。其实则两个儿子都在打算盘前往美国自寻出路。他们回时只在母亲无碑的坟前怅惘徘徊。

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牵肠挂肚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说的可能代表当日一般为人母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这样的：湖南经过北伐的暴风后立即“清党”。不少的年轻人，不一定曾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做共产党，只要参加左翼团体集会，在学校里发激烈的言论，或爱上了具有政治思想的异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审讯的可能。审讯时可能被屈打成招或是因言辞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忘记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枪兵指挥街上行人回避。不一会一队士兵刺刀插在枪管上，在号兵吹冲锋号之后，高呼叫：“杀！”被押解的有二十多个男女，都是一身“剪绑”，背后插有“标子”，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红笔从上到下贯穿。为首的一人还在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至此已力竭声嘶。后面的几个女性，穿水红色内衣，年龄也只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着保持一行列间快步的距离。约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全在长沙的“教育会坪”身首异处。

这样的惨剧也轮到我家亲戚头上。我们称为“钧舅”的向钧，是我们三舅母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们称为“五姑外婆”。她们都住乡下。钧舅判刑之前，我父亲曾往监狱探问，便中转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实所谓“自首”，除了承认有罪之外，还要供报同党两人，让政府缉获建功。钧舅执意不从，他被枪毙之后连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妈妈和三舅还连通我们一齐瞒着三舅母与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前烤火的时候，眼色无神。我们也不知道她内心想的是什么，总之她仍不知道已与儿子生离死别，阴阳异途，使我感触到前人所作文“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说在执行死刑之前还要给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无心肠了。

后来我因抗战而从军之前曾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过几个月。报社的主编是田汉先生。当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不悉他早已为共产党员。我因为《抗战日报》停刊之后与他的儿子田海男同入军校，所以称他为“田伯伯”。　1942年他与他的母亲——被称为“戏剧界的母亲”的易克勤老夫人——同在桂林。我们拜访他们的时候，老太太因与母亲都曾在长沙东乡长大，是以相见甚欢。田汉已与作《渔光曲》的安娥婚外同居不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欢膝下，也不惜大艺术家的身份，即往厨房做蛋汤欢迎我们。至此我有机会与她谈天。

她说：“我们如真的要出国的话，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说非虚，不过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为着“群众”。田汉可能不愿离开抗战（他曾发表一篇文字，题为“欢迎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但是中外都知，他虽也是大艺术家，却以“纯孝”具称。原来他家里也是极端贫寒。田老太太初往长沙时坐独轮车，堂弟推车，田汉在前以绳拉车。所以他们一家人至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凭借，他们支持他上长沙师范学堂后又往日本苦读六年。田汉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戏剧家，也仍不维持自己的小家庭，仍是有饭大家吃，不计家人生产，由“戏剧界的母亲”当家，任食客来往，一家有公社模样。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家”。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

成为他的私人财产。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历史之仲裁了。

类似情形下，日本在麦克阿瑟督导之下执行土地改革，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韩美军将北韩军驱逐后不许地主阶级重返，也都不能逆转，也都可谓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对改造期间的残虐行动洗刷。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至此我们只能引证黑格尔所说，在历史中的一种大变动前，没有人能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们的观察，则是发展的过程中极难预见其牵涉之深，范围之大。一百年前张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说穿横对面前须要的改革，已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没有想及贯彻始终，须要推翻专制，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犹且不足。其背景则在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为什么在行动之中，很多人还要引出许多额外的残酷手段？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极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们论评历史主张多利用技术的角度将史实引长放大，也即是避免“惨礉少恩”之意。

可是纵如此，我如何能对母亲说，“妈妈，只怪你出生不凑巧，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呢？

1950年我在日本，弟弟在美国，妹妹也往青岛，留着母亲在湖南。在土地改革期间幸亏乡人留情，他们公认我家对付佃农虽属剥削，却无刻毒情事，所以除了房屋家具衣服和妈妈积储的金饰一并没收之外，准予放行，未作人身上的留难。从此她受我妹妹及妹夫赡养。

1952年弟弟已获得博士学位，即一意返国，妹妹也来信说妈妈在亲手造萝卜干、腊八豆，准备欢迎儿子。这时候我自己已不能回国。但是也仍在劝阻弟弟回国。从此母亲即再未与儿子见面。

她最后三年不能行动，风瘫卧床，凡洗涤饮食都赖我妹妹服侍。最后因脑溢血去世，也无人在侧，只有我外甥女返家发现姥姥已无呼吸，才传告邻居。我想她希望和儿子见一面的痴望，使她挣扎了这许多岁月。我想时不忍想，常常找其他情事推托。家琦是我的弟妇，她说我弟弟有时夜中醒来仍在哭着，他已在梦中见到妈妈。以他的习性，他不会赞同我发表这篇文字的。只是我已经写过一段中国近代史，以上这节人身经验，也是历史的见证。我不能假装着“纯孝”，或是永远藏匿着心头隐痛，而将此节史料遗弃，也将妈妈及和她同一代的母亲的牺牲抹煞。

1998年5月10日~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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