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复国到转轨：波兰的坎坷历程
德苏“第四次瓜分波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革命、德奥战败使波兰的三个宗主国先后崩溃，根据凡尔赛条约，东欧一大批国家纷纷独立，被瓜分长达123年的波兰宣告光复。被称为“波兰拿破仑”的社会党人毕苏斯基从德国监狱回国当选为国家元首。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托洛茨基领导的苏俄红军直逼华沙城下，被毕苏斯基领导的“民族军”重创，同年波苏签定“里加和约”，历史上属于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5州）重归波兰。但波苏关系一直不好。
同时波兰与西邻德国也因“但泽走廊”等历史悬案关系紧张。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波罗的海港口格但斯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波兰复国，凡尔赛条约规定旧普鲁士所属波罗的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仍归德国，而波兰有一条狭长的领土通向波罗的海，使波兰拥有出海口。由于这条“走廊”末端的海岸线很短而且无良港，又规定走廊东边的但泽为自由港，虽为德国城市，但由国联治理，波兰可以使用港口。这样的安排使波、德都不满。对波兰来说她的出海问题并未解决，对德国来说这条“走廊”把德国领土切成两半，走廊以东的普鲁士成了与其余国土不相连的“飞地”，而且但泽由国联治理，德国视为“失地”，波兰却觉得使用仍不便。再加上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背景，双方矛盾加剧。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更利用这些矛盾煽动民族情绪，要以波兰作为突破口来推翻凡尔赛体系、为上次战败“复仇”、建立纳粹称霸的世界秩序。这最终导致了对波发动战争。
由于苏联也对波兰怀恨，战前的1939年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就搞了个秘密议定书，确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苏联同意德国占领波兰，德国也认可苏联从波兰手里“收复”西白俄罗斯与西乌克兰（即当时的“东波兰”）。现在这被认为是两国“第四次瓜分波兰”。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波兰军队抵挡不住向东撤，9月17日苏联军队从背后又捅一刀，不宣而战攻入波兰东部，击溃了猝不及防的东撤波军。在苏德两强的夹击下，弱小的波兰很快战败，十余万军队向苏联投降，没有执行投降令的军队退入罗马尼亚和立陶宛。
卡廷森林惨案
被苏联人俘虏的波兰军官被编成146个战俘营，从1940年3月起，总共送走了15131人。此后苏联对外声称，俘虏营已被取消，允许波兰战俘回国，还向他们发了通知。从此以后这些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波兰方面两次要人，斯大林都说所有的人都释放了。1943年，德军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八个埋葬着万名波兰军官尸体的大坟场。这个悬案一直到苏东剧变以后才揭晓：卡廷森林的集体屠杀是根据斯大林下达的绝密指令执行的，当时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还在指令上签了字以示集体负责。文件公布后，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正式承认这1.5万波兰军官是被苏联内务部杀害的，还说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卡廷事件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华沙起义悲情遗恨
另一件挫伤波俄民族情感的是华沙起义。1944年6月苏联红军发动夏季反攻，7月30日苏军打到离华沙市中心仅6公里的维斯瓦河东岸。苏军在此广播号召波兰人民起义，并答应给予支援。于是“国家军”揭竿而起，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发动起义主要是相信苏联人会支援。
不料此时斯大林却借口华沙起义是“冒险行动”拒绝支援，反而在河对岸停止了攻势。只有一支由苏军中波兰人组成的小部队实在看不下去，擅自渡河去支援同胞，结果几乎全部牺牲。苏军不仅不支援起义，盟军从英国给起义军空投补给希望使用苏占区机场，也被断然拒绝。致使盟军只能从西线横穿整个德国远距离空投，代价惨重而且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实，斯大林是暗中敌视亲西方的波兰流亡政府。战前波苏有宿怨，尽管这时双方已成为反法西斯盟友，但是当波兰即将成为囊中之物时，斯大林是不允许流亡政府东山再起的。借德国人之手消灭流亡政府的地下力量以便扶植新的共产党政府是他的如意算盘。
到最后起义坚持了63天，终于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当时华沙城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牺牲者。起义失败以后有35万人被送到德国做苦工，1.2万人在奥斯威辛被处死。华沙起义的幸存者后来在苏联控制时期还受到迫害，因为苏联人说起义是“资产阶级流亡政府”的阴谋，他们想抢夺苏军的胜利果实。但就连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中的很多人对这种说法也极为不满，到1960年代以后，华沙起义才逐渐得到肯定。
华沙起义并未抢夺“苏联的胜利果实”，但苏军为等待德军消灭波兰人而停止进攻达两个多月，却为西线盟军的进展赢得了时间。如果苏联人当时一直进攻，苏军最后与英美盟军会师可能就不是在易北河，而是在更西边的莱茵河，整个德国将成为苏占区，也不会有后来的西德了。所以后来波兰人说，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代在华沙那著名的下跪，固然是为纳粹暴行表示德国人的忏悔，但也何尝不是为西德人对波兰人的感谢呢！
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在自古就缺乏专制传统的波兰，剧变前的旧体制本来也比其他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死前波兰统一工人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死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但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站住了脚。
哥穆尔卡二战时在国内参加抵抗运动，于1943年就任波党总书记，根据战后的国际局势，他在1940年代末就曾提出要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波兰道路”。但当时在冷战的大气候下斯大林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哥穆尔卡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入狱，“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随之夭折。
1956年后，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对历史有所反思，同时也由于苏（俄）波关系的敏感性，对波兰开始表现出较为宽容的一面。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哥穆尔卡复出执政。这与匈牙利事件时原先在斯大林时代受迫害的纳吉的复出，性质本来很相似，而且起初苏联对纳吉的接受程度还超过哥穆尔卡——纳吉本是长期流亡苏联，二战结束时随苏军回国的“苏归派”，而哥穆尔卡则是苏军到来前就在国内搞地下活动的“国内派”。但是由于苏联在匈牙利出兵镇压，纳吉终于被逼上梁山与苏联翻了脸。而在波兰，赫鲁晓夫本来也想出兵，考虑波兰人的反应后终于放弃，改而对波兰采取了妥协政策，承认了哥穆尔卡执政，并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但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苏联又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
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式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它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宽容度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最大的，尤其在19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影响。
自由福利轮番推进
哥穆尔卡时代，“波兰道路”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是到了1968年，捷克改革“出轨”，苏联出兵镇压，对东欧的控制也再度收紧。不久哥穆尔卡因波罗的海三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事件引咎下台，继任的盖莱克开始了第二次“波兰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哥穆尔卡相比，盖莱克“改革”不如，而“开放”过之，他采用主要向西方大借外债的方式搞“高投资、高消费、高速度”。结果经济确实加速了，人们的收入与福利也有提高，但财政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人们往往在经济政策上分所谓“左”“右”。如果按通常的说法，盖莱克似乎比哥穆尔卡“左”一点儿，哥穆尔卡有点“市场化”，而盖莱克更注重搞福利。但是在政治上相对于其他苏东国家而言不那么专制的波兰，无论“左”还是“右”都有它的特点：以农业为例，哥穆尔卡时代终止了集体化，农民增加了一些“自由”。盖莱克给农民搞了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增加了一些“福利”，却并没有恢复集体化。自由与福利轮番推进的结果，老百姓是得到好处的，但政府所“取”渐少、所“与”渐多，到一定时期财政就难以为继。由于没有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只能靠“多与少取”来建立合法性，一旦经济形势迫使其改为“多取少与”，就会碰到合法性危机。而那时如果不下辣手，或者辣手失灵，合法性危机就凸显为政治危机了。
盖莱克的政策搞到1970年代末，财政已经支持不住。不得不提高物价，却再度引起工潮。作为“大家庭”家长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不满波兰当局的温和，再次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用铁腕镇压反对派，才把苏联安抚下来，避免了匈牙利事件和捷克“布拉格之春”后那种被占领的命运。但是波兰政府却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合法性丧失殆尽，成为它后来在“苏东波”中首先倒台的原因。
团结工会的崛起
团结工会发源于波兰北部最富有工人运动传统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970年这里发生“波罗的海三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事件”，引起大规模工潮，当时已经有了民间工人组织的雏形。1976年拉多姆事件后，以华沙大学一批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纯经济利益驱动的工潮开始与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运动发生联系，并与知识界思潮产生互动，后者使工潮的思想性与组织性明显提高。1980年波罗的海沿岸工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全国。在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团结工会”终于在工潮发源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并且于1980年8月31日与较开明的格但斯克当局签订了承认有限工会自治的“格但斯克协议”。该协议使团结工会一度合法化，顿时成为波兰工人的希望。到这年年底，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地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在苏联威胁要出兵镇压的情况下，波兰当局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军管，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头一年，共有10100多人被拘禁，破获了677个秘密组织。瓦文萨等团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但是波兰人又一次表现出“欧洲不死的勇士”性格，工人们选出第二、三梯队，组织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转入地下继续对抗。他们在军管期间组织了大小罢工240多次，出版地下刊物500多种，小报100多种，加上无数的传单。“地下印刷业”居然盛极一时，竟使军管后波兰纸价上涨10倍，被政府破获收缴的地下印刷机多达1196台，仍在运转的印刷机却似乎越缴越多。1982年12月31日，历时一年的军管取消，但团结工会仍处于非法状态，时起时伏的工潮也一直未能停止。
圆桌会议与“半自由”选举
这时的波兰当局其实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搞不下去，很急于试探市场经济。波兰早在1956年后就终止了集体化，农民早已是家庭经营，到了1980年代不可能再像中国那样从农村改革中取得突破。国企改革是要工人付出代价的。其实从当局方面讲早就有了这种改革的意愿：那时当局与工会对峙，就是不考虑经济绩效，仅仅为了在政治上压制工会的势力，当局也乐于让“自己人”当老板，使企业有“强化管理”的积极性，让经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但是在军管中失去了道义合法性的当局已经不可能说服老百姓承担“改革代价”，也不敢动用铁腕去搞这种改革。梅斯内尔政府任内开始暗中鼓励管理层承包企业，一些部门还搞了“不明不白的私有化”，但这反倒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同时，老百姓也不允许当局推卸社会保障责任。1970年代以来几乎每次物价上涨都引发抗议浪潮。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也因此越来越重。
在权力越来越受限（虽然制度上尚无制衡，但实践中弄权动辄惹祸，权力也就逐渐失灵了），而责任却越来越难推卸的情况下，当官已经越来越不好玩了。从1980年雅罗谢维奇辞职后到剧变前，9年换了7个总理，形势在逼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权责对应进行讨价还价。
1988年当局推出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付诸全民公决，结果却遭到绝大多数票的否决，梅斯内尔总理为此辞职。到了此时，焦头烂额的当局实际已经无心恋栈。
同时，此期间苏联也已走向危机。经济困难已经使苏联越来越难以帮助“大家庭”中的小兄弟渡过难关，而戈尔巴乔夫时代日渐开明的苏联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出兵镇压，或者逼迫小兄弟自己搞“军管”了。国内外环境的大势所趋，使1989年波兰当局终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并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
这一大选规则本来仍是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体制的：它规定国会大部分议席分配给执政党联盟，但具体人选须经选举确认；只有小部分议席与新设立的参议院（席位较少）同反对派实行自由竞选。两院议席总数中分配给当局的席位仍占多数，即使自由选举失败，当局仍然可以在两院稳获控制权。瓦文萨在大选前就曾公开表示，团结工会不可能在这样的选举中掌权，他们只想做“建设性反对派”。政权轮替只有指望下一届实行真正的竞选才有可能。
但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局在自由选举中竟一席未得，创下了世界竞选史上执政势力得票的“零的纪录”。而且在分配给当局的议席中，当局的候选人绝大部分也在第一轮就被选民否定。团结工会不得不出面呼吁选民第二轮投票让他们过关，使他们得到按圆桌会议协议分配给他们的议席。在这种难堪局面下“当选”的执政方候选人为维护个人名誉，纷纷在大选后宣布退党，执政联盟中的盟党也宣布与主党分手而与团结工会结盟。于是“半自由选举”保证执政者得到的多数议席便失去了意义。旧体制下最后一任总理基什查克放弃组阁，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宣布由团结工会方面组织政府。于是剧变“意外地”提前发生，从此开始了连续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执政时期（1989—1993）。
“工会掌权”的波兰
团结工会政府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奇观：它的政府成员大多是当年团结工会的专家顾问或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他们虽已成立政党，但这些党影响不大，其社会基础还是靠工人选票，而向它授权的议会成员多数为工会活动家。它要完成“在工人阶级支持及民主参与下建设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似乎十分悖谬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它面临极为复杂的利益博弈。政府经常由于议会的不信任案而更换，四届政府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导致其下台的不信任案通常并非“反对派”——由“前共产党人”构成的左派——提出，而是由“自己人”即团结工会议员提出。许多议员甚至上午对议案投了赞成票，下午作为工会领袖又走在反对议案的示威队伍前列。当初物价一涨就上街抗议的工人，现在对“自己的政府”一下子放开物价却投下了赞成票。然而他们的耐心也有限，一年半载未见成效，这怨气就凝结成了下一个不信任案，再换一个“自己人”。
就这样这几届政府完成了转轨初期最困难的任务，同时也成为民众的出气筒。马佐维耶茨基、别莱茨基、奥尔舍夫斯基、苏霍茨卡四届政府就是这样由团结工会送上台又撤下台的。1993年9月又是团结工会的议员把“自己人”赶下台后组织了第一次“完全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很多人认为，下一个上来的还会是“团结工会派”。结果再次让人大跌眼镜：当初在“半自由选举”中本来不指望上台而指望在这次“自由选举”中成功的“团结工会派”，四年前“意外地”提前上了台，这次却“意外地”大败下台。而当年在半自由式选举中输得极惨的“前共产党人”，这次在纯西方式竞选中反而获胜，使波兰出现了东欧第二个（此前只有立陶宛）“左派复兴政府”。
可见，有人说是“西方式民主”使波党丢了政权，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导致波党下台的1989年选举最多只能说是“半西方式的”。而真正第一次像西方那样竞选却使团结工会下了台，使波党（当然已重组为社会民主党）上了台。现在不少波兰人认为，1993年大选的意义不下于1989年导致剧变的那场选举。这不仅因为它是1945年以来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竞选”，更因为它使左派看到：原来民主并不可怕，只要尊重民意，认真办事，靠票箱掌权比靠枪杆子掌权心里踏实得多。事实上，由于“前共产党人”组织资源、人才储备与行政经验毕竟更为丰富，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剧变以来近20年的民主政治中虽然时有上下，总的来说还是共产党的“后继党”占优势的。
经过四年左派政府时期的反对派生涯后，1997年大选中“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再次击败前共产党人的“民主左派联盟”，开始了第二次执政。到2001年再次下台，总计剧变以来团结工会方面人士执政长达8年。然而正是这8年，把团结工会折腾得精疲力竭，几乎到了消亡的边缘。2001年大选失败后“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宣布解散，愿意从政的另行组党，而工会本身回归到企业中为工人争取权益，不再打算坐江山了。2006年团结工会出身的卡钦斯基兄弟上台，但是他们靠的已经是政党得票，与工会无关。波兰至此结束了“工会政治”的过渡形态，转为一般宪政条件下的政党政治了。
民主“分家”麻烦大
不过，1989年后的多次政党轮替，对转轨的大方向并无影响。“前共产党人”组成的左派不仅同样要搞私有化，而且他们没有工会背景，上台后私有化反而加速。倒是团结工会最“右”的一翼一方面与教会结合，对人心不古的世俗化批评甚厉，另一方面有太强的清算意识，总想追究剧变前旧体制下权贵私有化的老账，反而推迟了私有化进程。而团结工会过去力量越大的那些巨无霸工厂，私有化的谈判越艰难。事实上，剧变后人们争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在民主政治的博弈中各个利益群体关于怎么“化”法对自己更有利的复杂的讨价还价。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而且作为工会运动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在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今天波兰经济学家一般都不承认他们搞的产权改革是“休克疗法”。虽然转轨之初这个说法很盛行，在物价放开方面确实也基本上是一步到位，但要说到私有化，却是“立法容易实践难”。有些国家私有化可以从不立法，但在黑箱里把活儿都做了。波兰却相反，要“分家”的共识早就有了，但“如何分家”的共识却极难建立。因为没有意识形态障碍，私有化立法很容易。但要在一个个具体的企业落实，却有扯不完的皮。在民主国家，“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能行得通吗？
波兰经济转轨是在工会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和较浓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背景下进行的。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都与这一点有关。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配合，波兰较顺利的度过了转轨之初的“休克”阶段。但此后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为各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付出的“转轨成本”也较大。所谓“冰棍效应”的一些案例也十分典型，如格但斯克造船厂就是因为转制争论十年不决，而最终拖得资不抵债，遭到破产清理。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的“成本”并非白付，正由于产权改革中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充分的讨价还价，使得波兰改革后的产权配置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像俄罗斯普京那样拿“寡头”开刀树威（尽管是有选择的，现在俄罗斯寡头并不比叶利钦时代少）的事在波兰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如今的波兰尽管富人不少，靠弄权起家的寡头却没听说过。也没有什么人谈论资本的“原罪”或者“大赦”的问题，政党轮替了那么多次，也没有谁要“清算”什么。只有对剧变前一些“不明不白的私有化”，有的“极右派”还嚷嚷着要追究。但是随着时过境迁和现实生活的改善，热衷于算老账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波兰私有化速度实际上相当缓慢，但经济增长成绩却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匈牙利要高。
走向“新欧洲”
波兰经济在1991年下半年就出现回升，在整个前东欧地区仅次于被西德接管的前东德，是最早回升的国家，从1992年开始，年度经济即转为正增长，1995年底超过剧变前水平，制度转轨前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约为4000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9000美元左右，翻了一番多。1989年，波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38美元，现在是400-600美元，增加了约16倍。当然一般消费品物价也提高了约7.5倍，但收入增长还是远远高于物价增长。
市场经济要讲竞争，就难免有贫富之别。但波兰的贫富分化程度在转轨国家中是较低的。
波兰产权改革初期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均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再通过后续的交易使产权适当集中、优化。在这一过程中“工会吓跑投资者”的问题也逐渐化解：进行过雇员所有制改造后的企业，其员工倾向于把自己企业的利益置于工会政策之上，越来越难以积极参与社会上的跨企业工人运动。在一些企业中工会组织甚至被雇员股东会议所代替而发生“工会消亡”现象，所谓“成也工会败也工会”。剧变之初波兰就通过了欧洲标准的《劳工法》，我国曾有学者批评说这个法只讲工人权益不讲劳资两利，会拖了波兰经济的后腿。但是在波兰加入欧盟的过程中这个法还是很起作用的。而入盟对于波兰经济的好处也很明显。
今天的波兰作为新加入欧盟的8个原东欧国家之一，已成为“新欧洲”的一员。而“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差距在明显缩小。2001年“新欧洲”人均GDP仅为“老欧洲”（原先的欧盟15国）的46.2%，2006年已经达到54.4%，明显超过了入盟时预期的“每年以一个百分点追赶老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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