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 上古全球化中的中国文明。

原创水木友朋说

文章根据朱大可教授录音与《华夏上古神系》整理

近期互联网上曾出现关于文明起源的论述，引发网友热议。这些论述所持有的观点也许具备了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以学术角度审视，仍应当站在宏观和考古事实的角度厘清思路，分析论证。

目前关于文明起源的说法，大致有两种：文明东来说和文明西来说，围绕人类起源究竟是西方引导东方，还是东方引导西方这个话题争论不休。有些朋友便以此询问我的立场，至于文明究竟来自哪里，由谁做主导，很难下定论，我的观点主要是文明杂交说，人类不同时期的文明，均经历过相互交流、融合的阶段，是在一个不断交汇，持续影响，继而衍生出新文明形态的规律中发展至今的。

“塔斯马尼亚效应”和“逆向演化”，两个概念足以论证文明的杂交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曾发起研究，研究对象是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类似中国海南岛的一个岛屿，但面积比台湾大许多。大概6.5万年以前，来自非洲的智人踏上了澳大利亚本土和塔斯马尼亚岛，逐渐定居下来，塔斯马尼亚岛因为断绝了和外部的交流，以至于岛上人类的生存技能急剧退化，学术上称为逆向演化。所以当欧洲殖民者进入塔斯马尼亚岛时，发现岛上的居民原本具备使用骨针缝制衣物，制作石斧狩猎的能力，可当殖民者来到后，这些技能却完全退化了，以至于只会在海边捡贝壳作为主要食物来源。

人类学家非常震惊，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人类的技术和文化会发生剧烈的退化。那么从塔斯马尼亚效应中可以得出，在人类文明不断发生交融、杂交的全球化中，不可能产生一个封闭且发达的文明。

但是我们的普遍意识中，经常被告知，中华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没有任何外力因素参与下所缔造的高度发达文明，可事实并非如此。

人种全球化

全球化的意思是基于贸易、战争、移民三种原因，民族或是个体的思想、物品、技术、信仰发生了全球或是半球等大规模的传播和交流，并且为文明的诞生和发育提供关键要素。上古全球化发生的时间是指轴心时代，也就是雅斯贝斯所说，公元前六百年前后为节点的更早的这段时期的全球化过程。上古全球化运动和近代全球化没有本质的差别，差别仅仅是时间长短罢了，上古全球化可能需要千百甚至上万年时间，比如非洲智人八万年前走出非洲，可花了四至五万年才走到了中国大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智人的迁徙在全球殖民过程中，类似今天的BUS ，从起点站非洲上车，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再到波斯、印度，最后到了中国。每到一站便会停下来，一部分人定居，而另一部分人则接着前往下一站。定居下来的这部分人，同样会分散，并向着其他方向前进，逐渐形成了人口缓慢扩散的形式。所以人类学家发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人种DNA中，保留着人类上古迁徙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站点的基因标记。

人类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毫无疑问是智人的殖民，1987年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带领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证了全球人类来自何方，源自哪里的问题。论文一经发表，惊世骇俗，全球哗然。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研究，最终得出了“人类基因图谱”。其内容，明确说明，当今世界的人类，均源自非洲南非附近。当时非洲智人由于某种原因开始向北流动，并且约三百人在红海潮水较低时越过了红海，像是圣经中记载的摩西带领信众越过海洋那般神奇。但随着红海潮水升高，这批过海的智人无法返回非洲，不得不继续他们的旅程，正是这三百人，改变了人类历史。

根据《旧约》中一则寓言记载，苏美尔地区出现了语言的变化，这些渡海的智人开始向世界各地分散，成为全球各地人的祖先。《旧约》可以看作记载了人类第一次全球化的整个过程。

在上古人类全球化过程中，对中国的人种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所熟知的北京猿人和蓝田人在科学论证中被证实：并没有与这批非洲移民产生杂交，那么很有可能是非洲移民逐渐取代了北京猿人，亦或者本土的北京猿人没能够熬过漫长的第四季冰川，即使他们学会了使用火，但仍然没能使得北京猿人这一人种保留下来。

另外北京猿人有一个习惯，同类相食，考古学家曾在他们居住的洞穴中发现了大量人类头骨，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头骨并非属于洞穴居住者，而来自被作为食物的外族人。北京猿人间的相互残杀，同样是他们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3.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却大不一样，遗址中发现的头骨，有长有圆，同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发现的古人种非常类似。这便可以说明，在山顶洞人时期，人类的基因正在激烈的变动，最终形成了中国地区的主要人种。美国的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模拟研究，发现了重要的生物取代模式，一个种群只要拥有百分之二的生存优势，就能在一千年以内彻底消灭另外一个种群，并且取而代之，这一理论有力解释了为什么智人可以取代尼安德特人。

语言全球化

关于人类语言究竟产生于何时？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分歧不断。但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认为，人类的语言史不超过两万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昆特·爱金森博士通过语言统计学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南非的一个叫“布须”族的部落，布须曼语的语言音素是141个，中国汉语的语言音素是32个，而到了夏威夷，当地语言的音素突降至13个，最终南美洲最南部的印第安语中，仅剩下11个音素。爱金森的理论表明，一种语言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越近，它所使用的音素个数就越多。而这种变化验证了人类始祖在7万年前从非洲迁出的历史轨迹。语言学家很早以前就怀疑语言起源于非洲，但苦于没有任何证据。直到爱金森的观点发布之前，保守的历史学家还坚称，人类语言出现的时间表，最早不会超过两三万年。但这项最新研究成果，彻底击碎了这种陈词滥调，并把人类语言的诞生时间，向前推进了10万年以上。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称赞说，这一研究证明人类母语来自于非洲某处。他同时认为，语言的起源时间应上推到距今10万—20万年。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智人，在走出非洲以前，便已经掌握了语言。

秦楚之争的幕后力量

如今所有的考古发现，均证明最早的青铜铸造技术源自苏美尔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地区加上埃及总共的原创发明高达两百多项，基本上完成了对人类文明的架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收藏有公元前三千年苏美尔人使用的椅子，造型和当今使用的椅子如出一辙，而中国使用椅子的历史却是在唐朝以后。值得一提的是苏美尔人发明了“马车”，虽然当时使用是驴子，后来俄罗斯人驯化了野马，慢慢的马匹替代了驴子，最终形成了成熟的马车，这可以说是全球化中最重要、最伟大的发明，因为由于马车的诞生，人类活动的广度大大增加，迅速的将人口、货物带向全世界。

同样我们中国的学者经过多年研究，发现我们使用的家马以及战车，均来自西域，并不是本土发展出来的，早在商朝时期，马车便传入中国，大大推动了商朝商业的繁荣。而在马匹从驯化到使用的过程中，中国的一项发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作用，并且催生出一个冷兵器时代强悍的兵种，这项发明便是马镫，在马镫出现以前，人骑在马上是无法使用兵器直接作战的，骑手没有受力点，稍一用力就有可能坠马，而使用马镫后，士兵可以踩着马镫半立于马上，挥动兵器击打对手，由此以来，骑兵成为冷兵器时代所向披靡的强悍力量。

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遗址（今伊朗境内）

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的格局，从上古时代起，已经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往往一个文明的盛衰将会对其他文明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和变革，以亚历山大大帝引发的骨牌效应最为著名，我们国家很多学者已经发现早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前，已经有来自西域的商队通过新疆进入东亚，到了公元前330年左右，亚历山大大帝进攻波斯，灭亡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国家灭亡后，波斯的这批琐罗亚兹德教教徒开始分两批向东方逃迁，北边一支通过新疆进入河西走廊，进入我国甘肃和陕西地区，影响了整个秦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南方一支通过印度、缅甸、云南，最终到了湖南一带，也就是当时的楚国南部。换句话说，春秋之争末期的秦楚对抗同样可以理解为波斯文化之间的对抗。

图片来自书籍：《波斯》

秦是东周诸侯国中较为落后的一支，唯因擅长养马，而被周王室重用，在文化上几乎毫无建树。它的“国家音乐”过于低端，简单到“击缶而歌”的程度。贵族是大夫在纵酒狂欢之际，往往敲击瓦罐拍着大腿唱歌，连一件自主发明的得体乐器都没有，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软实力”的贫弱，秦饱尝了列国的嘲笑。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秦在含辱“落后”数百年之后，突然发生全面飞跃，变得异常强盛起来。史家都认为那是商鞅两次变法的结果，但商鞅并非军事专家，变法主要涉及制度，而为触及兵器与战术领域。秦必定有外部原型作为样本，才能实现军事领域的“大跃进”，而其最有可能效仿的，就是其西亚祖地的月支人（即斯基泰人，古伊朗人的另一分支）和波斯人。当东亚各国还在进行铸剑军备竞赛时，秦却悄然引进武器制造技术及其战术，在跟本地军事技术糅合之后，获得了强大的战力，由此出人意料的征服六国，修筑起第一个东亚极权帝国的高大围墙。

这并非只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猜想。统一黄河中游地区之后，秦帝国统治者嬴政，效仿来自西戎人祖地——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王朝的诸种制度，实施对其统治术的“全盘西化”：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和文字，大规模建造宫室，铺设以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御道，平均宽度达到五十步，并统一全国马车的轮距，进而设立信使驿传制度，以及开凿运河“灵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等等。

居鲁士大帝

所有这些制度与手段，除了“御道”源自东周的“传舍”系统，其余无一不是出自波斯帝国的发明。早于秦帝国300多年，波斯王居鲁士大地以及其后裔大流士一世，就以天才的手笔，先后完成了御道、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及开挖运河的伟大工程，而嬴政只是一个沉默的克隆者，他和他的臣子们都拒绝说出秦制的秘密来源，就连聪明的司马迁都受其蒙蔽，以为那是嬴政本人的伟大发明。

图片来自书籍：《波斯》

不仅如此，面对波斯帝国祆教“软实力”，嬴政还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分裂：他畏惧这种宗教会成为支持楚国复兴的动力，因而严禁楚人建造祆教寺院，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利用波斯帝国的神学来源，恫吓所有的权利挑战者。公元前221年，嬴政下令建造十二尊造型伟岸的异族铜像（金人），并以住在临洮的狄人为原型（来自印伊地区的祆教徒），却拒绝公开他们的名号，以免被信封祆教的楚人利用。据说每尊大神重达千石，折合为37.5吨左右，总重量达到了450吨左右，似乎已经穷尽了天下所有的铜料。除了借机销毁了禁绝人间兵器外，嬴政还要借此向他的政治导师——伟大的波斯帝国致敬。因为只有波斯的祆教，拥有类似的宗教崇拜——以十二座神像代表十二个月份。神像背后关于“同一度量衡”的铭文，向世人暗示了这种政治手法的国家来源。同时，十二还是秦帝国崇尚的“六数”的倍数，这似乎强化了嬴政采用十二神系的信念。

图片来自书籍：《波斯》

十二月神在楚国的流传，跟秦帝国的十二金人形成热烈呼应，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为此提供了另一项重要佐证。该帛书的出土地点属于楚国南部，也即战国时期祆教徒的聚居区。其中的“丙篇”为历书，记录了十二月份名字及其宜忌，每个月均附有造型奇特的神怪图案。因其绘画风格略似《山海经》，此前多被归为《山海经》神系，而李零则力排众议，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十二位月神体系，但没有深究这十二月神的最终来历。

毫无疑问，东周帝国及其诸侯国没有祭祀十二月神的历史记录，因此只能以泛印伊文化区的角度，向这两种文明求证，最终发现了原型，那就是大流士之子薛西斯一世推出的“祆教历法”，它于公元前411年开始实施，体现了国王宽容的多神教立场。祆教历法从春分开始计算，每年360天，12个月份，每月30天，其月份神由“七柱神”加上另五位神祗共同组成。就出土帛书的状况推测，该神系似乎已在中国南方产生深远影响。嬴政没有直接采纳祆教历法，但他却要利用祆教十二月神，向全体民众，尤其是尊奉印伊神祗的楚国贵族，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不可战胜，因为你们的十二大神就站在我这边。

公元前202年，出生楚地的刘邦推翻秦帝国后，开始有选择的复兴先秦文化，也即编造和重构由皇帝开始的华夏历史，并在政治上彻底清算楚国王室和贵族的残余力量，以阻止这个强大的南方王国复活。开国皇帝刘邦甚至企图重建新楚国，以抹除旧楚国的影响力，但荆楚文化的强大影响，仍然不可抗拒的渗入新汉地，犹如刘邦身躯里不可替代的楚人骨血。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的画像石刻，几乎就是荆楚文化的一次全面展览。刘邦家族生前致力于消灭荆楚文化，而最终却枕着楚文化昏然死去，他们的肉身早已化为尘土，而楚文化却在墓室的石刻上获得了永生。

秦楚这两个大国，同样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但前者吸取了制度、技术、军事，而后者获得却是文化和宗教，以楚国名人屈原为例，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三闾”其实就是祭祀。楚国同波斯帝国一样，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王或者高官同时身兼祭祀的身份，屈原的《九歌》其实是在祭祀时写下的祭文。我们都知道楚国有“巫”的文化因素，并且“巫”的上古发音为“ma”，同世界上其他语系中关于巫师的发音如出一辙。近年来，国际上的考古工作交流为我们的考证带来很大便利，其中波斯宗教琐罗亚兹德教的一部经书：《阿维斯陀经》，虽然大部分已经遗失损毁，但其中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竟然在句式上与屈原的《天问》完全一致，如此一来，更加能够证实当时波斯遗民南进入楚的这一支，对楚国的宗教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神秘的三星堆文明

华夏文明即是贸易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正是有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繁盛，才使得南北丝路得以延续千年之久，但在历史上，北方丝绸之路却远没有南方这般兴盛。我们以三星堆为例，目前考古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三星堆的族群，基本是外来人群。至于究竟来自哪里，目前尚无法确定，有历史学家猜测，根据三星堆出土的人性青铜器造型判断，三星堆的族群源于犹太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测，还需要更多的史实进行考证。得益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环境，使得三星堆文化得以延续近千年。直至秦始皇时期，才通过栈道进入了四川盆地。

成都平原广汉南兴镇三星堆发掘的遗址，是东亚文明范畴内所有子文化的一个特例。它位于鸭子河与马牧河流域，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缩微版的“两河文明”。城市面积3.5万平方公里，整个文明的活动区域为12平方公里，也即广汉王国的版图范围。它外壳坚硬，呈现出鹤立鸡群的诡异风貌。广汉文化的存在，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叙事的最大障碍，犹如一根尖锐的鱼刺，深深的扎入现代意识形态的喉咙，令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边界，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世人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大部分是因为其青铜器造型的独特，让人们产生了非常多的遐想，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完全不同于中国本土技术，区别在哪呢？我们都知道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三元配方，并且其中所含的微量锡是无法完全提纯的。但是三星堆的冶炼技术非常高超，以至于他们的青铜器中，完全没有锡含量，以至今天现代化冶炼技术中提纯也非易事。

三星堆出土的生命树更是登峰造极，所有的枝条均是利用焊接技术连接而成，考古学界至今未能查明三星堆工匠是利用何种材料进行的焊接。此外，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了埃及神：贝斯，那么是否可以判断三星堆人来自埃及？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贸易的结果，埃及人通过贸易通道将货物和宗教带到了古蜀国，而古蜀国反销埃及的，正是成都地区的特产：蜀锦，这些返销的蜀锦被发现保存于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中，恰恰是埃及的木乃伊技术以及干燥的自然环境，使得古蜀锦得以保存至今。当然，当时的贸易，并不是由三星堆古国直接销往埃及，这其中印度承担了中转站的作用，因为三星堆中发现了大量来自印度的象牙和齿贝，更甚至在云南、缅甸等地相继发现了作为货币使用的齿贝和丝绸、象牙等物品。从宏观的角度看，发现这些贸易遗物的地点，恰好连成了一条从中国通往西方的贸易之路，这条通道远远早于北方张骞开辟的西域之路，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丝绸之路。

三星堆古国是个极其强盛的国家，据推测，其领土范围甚至延伸至缅甸境内，但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是如何短时间灭亡的？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三星堆古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宗教祭祀体系已经如此先进，却未发现任何文字，这些谜团至今令人唏嘘感叹。

面对奇特的广汉文化，历史学家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于：如果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来自何方？

古史中关于古蜀国的记载，跟广汉遗址的器物似乎是脱节的。古史文献在这方面出现高度失语的现象，它根本没有提供广汉文化的基本面貌。尽管如此，古文献学仍然是人无法绕开的研究通道。

三国时代谯周的《蜀王本纪》，曾有过如下记载：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蜀王开明战不胜，为仪所灭。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在世系的更替序列上，跟《蜀王本纪》如出一辙。加上汉代诸典籍所称的“蜀山氏”的存在，据此可排列出“古蜀国”之“蜀山—蚕丛—柏灌—杜宇—开明”等五个王朝。

在这个五代序列中，“蜀山氏”为本地土著，主要盘踞于川北山区，也即岷江上游一带；鱼凫则可能跟鱼国有关，柏灌来历不明，唯有杜宇王国，学界普遍认为就是广汉文化的一种政治形态表达，两者是同一事物。但在它的民族属性方面，至今仍存在有严重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属于芩羌之类，但亦有人认为它源自西北的广义羌戎，后者可能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法。

王国维和芩仲勉等学者早以指出，鬼方就是戎人，也即埃兰人的一个东亚分支。跟夏人是血缘密切的亲戚。四川一带的鬼方人，应当已经跟当地土著发生血缘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杂交民族，以三星堆面具为模本，可以推测该民族统治集团的祖型体征，为黑发、褐肤、大眼及鹰钩鼻。“夏”字的甲骨文，也描绘了一个大眼人的形象，而典型的蒙古人却以眼睛狭细而著称。在体质人类学的范畴内，广汉人似乎比夏人更抵近其文化祖型。

由该新生民族所构建的文明，必然具备强烈的双重性——一方面显示出跟中原文明的亲密接触，一方面又保持与西亚文明的脐带勾连，而后者是大多数研究者拒绝承认的事实。

在厘清广汉居民的种族特性之后，就能对该文化的来源作出更为清晰的判断，它以埃兰文明及整个西亚文明为祖型，在漫长的东迁过程中，吸纳了沿途各种文明的要素，并在成都盆地找到了最适合生长的温床。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时刻，疲惫的移民军团终于“下车”了，跟当地原住民一起，构建起自己的崭新家园，并进一步吸纳四川土著文明、二里头文明、商文明以及长江中下游文明的精华，由此制造出一个富有个性的“异质文明”，但正是这强烈的异质性，挑战了中国文化“一元起源论”的主流立场，令其露出左支右拙的窘像。

广汉文化的终结，跟它的来源一样，亦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重大疑案。包括神像在内的所有器物经过损毁和焚烧后，被人做了事先规划和井然有序的填埋，这显示它不是许多人认为的燔祭（商人盛行燔祭，只焚烧和掩埋人牲，而不至于以亵渎的方式毁坏神像和神器）。所谓的“祭祀坑”必然与祭祀无关，而是基于一场毁灭性的文化浩劫，在其背后，有政治、宗教乃至宗族冲突的重大事件发生，而这无疑是广汉文明衰败和消亡的重要原因。有序的掩埋本身，也能揭示毁灭者采用的模拟巫术的逻辑——经过砸毁、焚烧和有步骤的填埋，加上咒语颂念和舞蹈仪式，敌对神系的神力便会烟消云散。

对“祭祀坑”性质的判定，是确认广汉文化重要的一环。它的毁灭过程充满了如此神秘而浓烈的萨满气味，仿佛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上层宗教、政治叛乱，而不是盲眼奴隶造反的结果，因为那种单纯泄愤式的底层复仇不可能去挖掘一个精心设计和布置的墓坑。如果这是“开明氏”鳖灵所为，比较符合历史记载和政治逻辑。正式他利用治水获得的强大权利，推翻了国王兼大祭司杜宇的统治。而这场政变发生的时间，应该就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

据《华阳国志》记载，新国王“开明氏”的统治传承了九代，其主要经济模式可能始终是桑蚕业。而后出现了第二个“开明氏”，他似乎是位野心勃勃的国王，以先王“开明氏”自居，企图重现第一位篡位者的宏图大略，而他所觊觎的目标，是距离广汉仅50公里的金沙王国。根据金沙文化的终结时间加以推论，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公元前650年前后，开明氏二世以梦见自己的棺材被移位为理由，发动了血腥的军事攻击，一举推翻繁华昌盛的友好邻邦金沙王国，导致金沙文化彻底陨灭。开明二世获胜后，举过迁都成都，而金沙王国的日神教和青铜工艺传统，就此遭到灭顶之灾。这两场暴烈的战争，为两个不同的“开明氏”所为，并直接导致两个伟大文明的毁坏，不能不说是一对千古罪人。公元前316年，这个日益腐败的王国，被秦始皇派大将司马错所灭。

开明氏除了治理洪水，还延续并壮大了古老的丝绸业，甚至建构了遍布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贸易通道，将高贵的纺织品“蜀锦”推向历史性高潮。在坚硬的青铜文明被毁灭同时，一种更为柔软的丝绸文明，获得了生长和发达的契机。这是文明置换的残酷逻辑，即用一种文明的毁灭，去置换另一种文明的兴起，一如周对商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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