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网上“维基百科”是个惊人的创举：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个罕见的“大说谎家”，篡夺解释、颠覆是非，可是总有人起而反对。《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这个创意提出两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二十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 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倒是我自己，在写过“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摊开来请今天的大学生来“维基加注”，你会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装昨天的馊酒
譬如说，我承认民主让我困惑。（是否观察过、比较过，印度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比起来，如何？我们是更糟呢，还是不错？）
民主以后，台北每年有跨年晚会，市政府广场和“总统府”广场，在一条街的两头，同时举行。但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分属不同政党主政，所以是一个较劲的局面。通常“总统府”钱多，场面也比较豪华。两边请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响乐团或民族音乐或地方戏曲，因为，主政者锁定吸引的“顾客”，是年轻人。
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救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摇晃手里的金光闪闪，在青春洋溢的歌声里，露出热切而幸福的表情。当他们情绪里的快乐和感恩激素涨到最高度时，政治人物上场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侠”，他穿着和年轻人一样轻松而“酷”的服装，讲着和年轻人一样俏皮的语言，做出年轻人熟悉做的手势。当他凑近麦克风大声说：“好不好-”广场上的群众，一如他所期待的，响雷一样地欢呼回应，“好-”（你在场吗？）
不管是灯节、圣诞节，不管是挂着什么名目的文艺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乡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欢乐光明，而在舞台和灯光的后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该不该有艺文活动，不是看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选民的好感、信赖和忠诚。于是从预算的编列到预算的使用，从晚会的时机地点到宣传的文字调性，从图腾的挑选到节目的设计，丝丝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销这个政治人物，累积选票。在太多的场合里，所谓文化，所谓艺术，其实包裹在选举的规划里，花的是公家的钱。
讲得更白一点，如果专业告诉你，最迫切需要预算的是山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钱，就往那个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懒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乐消费者。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反而，威权的统治者因为不需要选票考虑，他可能做长程投资和规划，即使不讨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轮的选举的执政者，却往往选择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眼前的权宜。而每一任执政者都以最短距离的眼前的利益为利益，社会发展永远像夜市里的流动摊贩、洼地里的违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质拙劣。
（你是否思考过这种矛盾？就是说，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们所创出来的民主，是第几流的品质？没有人愿意往回走的，可是，这往前走的路你看见吗？）
在威权时代，所有的媒体都被统治者垄断，报纸上从头版到尾巴都是领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为。今天民主了，是的，声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论激烈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传？
原来，从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体配合报道，政令宣传都以新闻的面貌出现。现在靠的是市场：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于是政令宣传再度以新闻的面貌出现。这就叫“置入性行销”。民主是竞争的，但是谁执政，谁就花得起钱，购买媒体，购买知名度，购买政治资本。在野的反对者没这个优势，是活该。而在野反对者一旦得权，马上占尽资源。累积政治资本的钱，全是纳税公民的，而媒体，与他共谋。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还不提财团与政权之间，绵密的暧昧互利。
这些都没错，因为在民主结构里，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大学生、财团，都有自由的公民权利。可是，问题是，今天的新瓶装了昨天的馊酒，那么谁是新时代的反对者呢？
从威权到民主，不是从奴役到自由吗？或者认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不要告诉我，你八岁就知道了这个道理。）
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十岁那一年就跟着父母住进了集中营，在死亡的阴影、恐怖的环境里成长。解放的那一天，监狱的栅栏被拆除，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现，对劫后幸存的他，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间，他看见一个德国平民被枪杀，看见一个囚犯扑向一包地上的香烟而被坦克车碾过。被幸福感所充满，他告诉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么理解“自由”呢？没有经过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认为自己自由吗？你怎么理解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和你的个人生活有没有关连？抽象观念和你的具体生命，有没有关连？）
一九四五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他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讲秃鹰如何依靠动物的尸体让自己强壮。自由之于权力，是否犹如尸体之于秃鹰呢？（可以吗？可以这样比喻吗？）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腐蚀自由的“秃鹰”有一种流动的面貌，不容易辨认它的轮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逼问克里玛，言词锋利：
……我要说的话也许会给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对自由的穷人告诫致富的危险。你为了某个东西奋斗了许多年，某个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一样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是，你为之奋斗的空气也有一点败坏了……随着捷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消费世界，你们作家会发现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敌手所困扰，说来也奇怪，令人压抑的、毫无生气的集权主义曾保护过你们免受这些敌手的伤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将是这样一个敌手，它是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首要敌人……这个敌手实际上使整个人类的语言都变得愚昧。我谈的是商业广告电视，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浅薄的-不是由于一个愚蠢的国家检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娱乐性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的大量陈腐乏味的电视节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们好容易才冲破集权主义的知识囚笼。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什么，还是你们已经知道？
（你在台湾的现实里是否看得见那“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敌人”？或者，你能为这个“敌人”辩护？你拿罗斯的问题怎么办？）
读到这里，我把书阖上，暂且不看克里玛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倒是先自问：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会把罗素、尼采的书夹在腋下走路，假装“深刻”。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假装”什么？人们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虚无”和“草莓”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所谓“后现代”和所谓“现代”的语意错综吗？）
我得诚实地说，不，我没有料到。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用卡夫卡来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记，我写的是：“飞机撞世贸大楼爆炸起火，大楼崩塌像电脑游戏。”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个彻底的私我个人，不是社会人或行动公民。国家层次的惊涛骇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几百万人、千万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懒闲情，等量齐观。有谁比他更自我、更虚无吗？
可是他写出了《审判》、《在流放地》这样的书。这些书里头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预言十五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人类的大劫难。
克里玛用卡夫卡来回答罗斯的挑战：
（卡夫卡的）这些作品只证明了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实地表现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同时又触及超越个人的或社会的领域……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这是我本人从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把游泳和战争“齐物论”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虚无，事实上，他的“深刻和真实”使得他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于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这些都是欧化的句子、坏的中文，但是你告诉我是否有更精准的表达句型）。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与恶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学。（连这一点，你也想挑战吗？）
克里玛其实无法回答罗斯问题中所呈现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他不无骄傲地告诉罗斯，请放心，在他的国家里，“文学总是不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个不足一千两百万居民的国家，好作家的书，捷克语或翻译作品，都有成千上万的发行量。”
如果罗斯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我会不会和克里玛一样对自己的社会、自己的青年那样有信心呢？说我们的作者和知识精英有足够的“深刻与真实”，能够辨别自由与虚无的分界；说我们的读者和年轻人有足够的品位，探查得出那乘虚而入的“绝对娱乐世界”的全盘统治，辨认得出“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抵挡得住理想主义的消费商品化，鉴别得出价值的真伪？
我想我会沉吟许久。
（好，你怎么回答罗斯？）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同时因为没有了威权政治，没有了压迫，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当然就没有了点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相信“草莓族”这个说法-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对于所谓“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更觉得不可思议。压迫我们的，岂止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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