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互联网正颠覆等级森严的专业学术场域

许纪霖友朋说

今日的中国与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出现，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从全球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一点也不亚于从谷登堡开始的近代印刷革命。没有15 世纪以后的印刷革命，我们很难想象有近代的启蒙运动，印刷革命使得面向知识大众的启蒙不仅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且创造了一个以报纸和杂志为媒介的公共领域。

在世纪之末出现的互联网，以加速度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也改变了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的技术形式和理解方式。那么，互联网世界将对学术的生产和流通发生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

互联网摧毁了“专业学术场域”霸权

近代的学术生产与流通，基本奠基于印刷媒体，借助于印刷技术。由作者在纸质物上书写，然后交由纸质的专业刊物或出版社印刷出版。其间的书写（生产）和发行（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分离的，由生产到流通，其间经过专业权威的审查，并由正式的学术生产体制过滤，最后作者的创造转化为被专业学术圈所承认和接纳的学术产品，进入学术流通领域。这套学术生产与流通秩序道貌岸然，井然有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保证了只有经过长期专业学术训练（至少10年）的学术精英才能进入神圣的学术象牙塔。那是一个少数的学术精英俱乐部，有与大众隔离的专业话语（俗称“行业黑话”），有自己的专业权威，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延续至今的“专业学术场域”。

知识分子惯于批判他人，短于审视自身。法国社会思想家布迪厄（1930-2002）则恰恰相反，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自身，揭示其内部功利驱动著称。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为基础，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判精神，在自己独创的“场域”理论中特别强调“学术场域”这一概念，用于专门审视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运作机制，写出了《再生产》等名著。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2002年去世。早在1972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198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这部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1990年，布尔迪厄80年代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座内容《反观社会学的邀请》则发表于1992年。布尔迪厄的国际性学术影响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上升的，进入90年代后非但势头未减，而且后劲十足。

然而，即使在印刷媒体时代，在“专业学术场域”之外，也有另一个学术市场的存在，那就是以各种科普读物和流行书籍为主体的学术市场，这是一个面对阅读公众的、开放的学术市场，采用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话语。这个市场从“专业学术场域”那里获取知识与智慧，并受到市场法则的支配。印刷媒体时代的学术市场，并没有形成足够与“专业学术场域”抗衡的另一个学术场域，其一是因为这个市场依然有准入资格，不是任何对学术有兴趣的普通作者都能够进入，依然需要有某种专业资格，需要得到出版机制的过滤和专家的审查。与其说这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市场，不如说是“专业学术界”的通俗化版本，或者说是后者的次级市场而已。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在技术和空间上使得一个独立的、平行的甚至与“专业学术场域”抗衡的“网络学术场域”成为了可能。互联网是一个反精英、反专业的平民世界，世界是平的，不再有道貌岸然的权威，不再有专业的审查过滤机制，只要你写得好，写得精彩，有人喜欢读，都可以将自己的文章自由送上网，通过BBS、博客、微博、微信、视频，尤其是这几年风头最劲的微信公众号，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遍天下。

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自媒体的诞生，是一场人类文化史的革命。印刷术的革命让每个人都成为了读者，成为阅读公众的一分子；而互联网的革命则让每个人都成为了作者——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审查你，没有专业的过滤机制可以阻碍你。一切皆有可能，这使得完全独立于“专业学术场域”之外的“网络学术场域”最终在21 世纪之初的中国诞生了。

正在“野蛮生长”的“网络学术场域”

中国的民间社会，一向藏龙卧虎，潜伏着各种奇奇怪怪又充满智慧的高人。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规训，思想奇异，天马行空，不按学术牌理出牌，常常有神来之笔，惊人之思。比如，在BBS 时代，以“局外人”为笔名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话，就曾经风靡一时。其主要作者于向东先生，近年来带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学院派政治学年轻学者，研讨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大命题，对墨守成规的专业学术界发出了尖锐的挑战。英雄不问出身，类似的“民科”（“民间科学家”的简称）在网络上比比皆是，他们各有各的小圈子，各有各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这些粉丝多不是学科内部的专业人士，大多是企业白领、具人文雅趣的老板和具有各种专业背景的小文青。

“网络学术场域”在中国的出现，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尚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没有行业准入，也就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为开放，故一无秩序，二缺规则，呈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在那里，没有众望所归的权威，多的是稍纵即逝的“网红”（“网络红人”的简称）。如果说在“专业学术场域”的学术竞争多少受到权力支配的话，那么，网络的学术竞争更多受到的是市场法则的支配，吸引眼球成为最高的目标，点击率就是一切，点击率高就意味着成功。为了博取更高的点击率，“标题党”比比皆是，一个好的标题，胜过十篇好的内容。中庸平和的声音常常无人问津，越是剑走偏锋、偏激极端，越是有阅读市场。于是，不少网络作者在修辞上大下工夫，语不惊人死不休。两个学术场域的产品，一个是“可爱者不可信”，网络文章时尚、有激情、有个性，但未必可信；而另一个是“可信者不可爱”，那些专业刊物的文章，充满“学术黑话”，除了少数专业同行，一般人难以卒读。

网络只是一个信息的交换和交易空间，缺乏建制化的知识储存和传承功能，许多思考和研究虽然富有生命的原创力，却是以非物化的方式存在，虽然传播的速度和力度为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却因为缺乏物态化的肉身，无法沉淀下来。要想被社会承认，进入学术脉络，依然需要转化为印刷读物，才能使网络的信息成为可以保存和传承的物化形态的知识。因此，从网络作品上升为印刷作品，通常是互联网作者成功的标志，当年明月、刘仲敬等网络名人的星光之路皆是如此。

“网络学术场域”最大的优势，乃是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传播力，其所覆盖的阅读公众，具有无限的开放性，是封闭的“专业学术场域”远远无法比肩的。当“网络学术场域”中的佼佼者急于将信息化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物态化的印刷读物的时候，“专业学术场域”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许多学术刊物纷纷下海，开办微信公众号，通过自媒体将刊物中的学术文章经过通俗化的编辑，将知识转化为更容易消化的信息，通过网络加以推广。

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的两个学术场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转换，“专业学术场域”将专业的学术成果加以网络包装，转换为通俗易懂、流通性强的信息产品，流传到整个社会，实现专业学术的公共化；而“网络学术场域”将那些拥有较多阅读公众的网络作品，从网络的信息形态转化为印刷品的知识形态，通过可触摸的物态化方式加以保存和传承，并进一步嵌入与影响“专业学术场域”。

两个学术场域的剧烈竞争及其后果

那么，两个学术场域的竞争与互动，将会对学术创新和学术评价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微妙影响呢？

按照目前“专业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外在的形式化评价标准，只要是在“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必定就是有创新的好文章，各类奖项自然接踵而来，锦上添花。然而学术界的许多例子，恰恰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在公认的“权威刊物”，而是在学术共同体自办的同人刊物上首先发表的。因为一项真正的学术创新，由于其多少是对已有学术范式的反叛或发展，在一开始往往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很难在主流的学术刊物尤其是权威刊物上发表，只能在同人刊物中“试水”。这些年不少富有创意的好论文，都出自这些以书代刊的优秀同人集刊。每一本同人集刊，背后就是一个有共同学术趣味和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相濡以沫，相互呼应，形成了小小的专业学派，随着新的学术范式不断的修正、补充、完善，便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为主流学术界所接纳，甚至成为新的潮流。到这个时候，那些主流性的权威刊物才会注意这些真正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学术论文。

“网络学术场域”的出现，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性和更大的空间，因为学术创新需要学术共同体。一个冷门的专业，最苦恼的是找不到同行和知音。纸媒时代要找到知音如同大海里面捞针；网络出现之后，以其强大的传播功能，变得易如反掌。以往的学术共同体大多是面对面的共同体，但互联网的无限流动性与自由流通性，使得原来互相不认识但有共同情怀、关怀和学术志趣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交流变得非常的简便，几乎是零成本。网络使得同行与知音的空间距离消失，只要在线，不管相隔天涯海角，永远要比在你对面的人心灵距离更接近。

学术上的创新，大多不是在中心爆发“革命”，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最看重的是学术创新和学术突破，绝对不能以所谓的“权威刊物”文章为唯一的衡量尺度，而要本着“英雄不问出身”的平等态度，以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尺度来检阅学者的每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增量的学术价值。一个真正的学术创新，如同库恩所说，是一场学术范式的革命。新旧范式的转换，未必是理性博弈的结果，因为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学术信念与依赖路径。范式革命取决于新一代学人的涌现，拥有年龄优势的新人取代老一代学人，新范式最终战胜旧范式。等级化的学术体制——从权威刊物到学术关键岗位——往往由信仰旧范式的老人把持，而尝试新范式的年轻学人先是在“网络学术场域”聚集，抱团取暖，相濡以沫，随之创办同人刊物，向旧范式提出挑战；接着一步步向核心刊物渗透，最后攻下所谓的“权威刊物”，新范式最终取代旧范式，学术创新画上圆满的句号。

新的学术范式，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评价标准。在专业学术界，因为有多种学术范式的存在，学术评价标准也是竞争的、多元的。然而，多元的、竞争的学术范式之上，是有可能也必须有一套为各家各派所共享的底线价值尺度。有没有这样一个超越具体范式的公共学术尺度，是一个专业是否成熟的标志。在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各个专业都有这样一套专业价值标准，它的价值很薄，可以包容各种学术流派，同时为新旧范式所共同承认和遵守。这是“ 学术共和国”内部的“ 不成文宪法”，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人格化权威。

中国的“专业学术场域”长期以来所缺乏的，正是这一底线性的学术价值尺度。

在民国时期，由于各个学科都有学术大师存在，他们的人格文章便成为人格化的价值尺度。1949 年之后，这些学术大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倒批臭，政治标准成为唯一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各个学科重新繁荣，然而“学者共和国”中的公共价值尺度并没有随之建立起来，随着老一代学术大师的去世，人格化的学术权威陨落，在权威空白之际，一套中立的、去价值的、形式化的、以行政为中心的学术评价机制趁虚而入，以科学的名义主宰了“专业学术场域”。从表面而言，这套量化的评价机制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但其实质未必是合理的，成为了一个没有专业品位、缺乏内在价值的外在标准。

事实上，自主性的“学者共和国”唯一的评价尺度，是同行的“清议”。在各种学术风格和研究流派的竞争性对话之中，逐渐形成共享的专业价值尺度——所谓“不成文的宪法”。这一公共价值尺度并非外在的权力所赋予，乃是学者共同体在长期的学术互动中自然形成的，是一个哈耶克式的“自发扩展”的专业秩序。

“自发扩展”的专业学术秩序的形成，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这里说的是学术共同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具有共同研究旨趣和学术信念的小共同体，另一种是包括各种小共同体在内的学科大共同体。大小共同体的建立，都离不开充分的、自由的学术交流，而“网络学术场域”从技术角度为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物理的和心理的空间。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如同“专业学术场域”的评价尺度常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一样，“网络学术场域”也会被市场的逻辑所支配，过于追求传播的效果，而不惜哗众取宠；过于追求阅读量，而伤害内容的纯正；过于在乎受众的反应，而守不住学者的自我立场。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这两个学术场域都有学术之外的因素骚扰，都有无穷的功利性诱惑使得学术本身变味。如何坚守“学者共和国”内在的价值标准，让两个学术场域形成良性的互动，是互联网时代学术建设的新的话题。

一个新的技术革命，会对文化产生巨大的颠覆。近代印刷术产生以后，使得启蒙成为了可能，没有近代印刷术就没有启蒙。互联网时代也正在为学术的生产与流通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只是这个革命带来的结果，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今天依然身临其境，无法有深刻的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两个学术场域的参与者，我试图写出我的观察和思考，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对此做出更深入、更有分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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