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破解红色文豪高尔基政治立场转变之谜

金雁友朋说

苏联时期的城市，第一条主干道叫列宁大街，第二条通常就叫高尔基大街。高尔基这位苏俄文学的泰斗，一生曾有过多次“自我否定”的价值观大跳跃。对他的评价像来回烙饼一样不停地翻个儿。在1992年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之一炬。他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又因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与列宁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红色文豪”。有人形容，高尔基这只“海燕”“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他是不明就里，还是思想误入迷途?是圣徒还是犹大?

从“海燕”转变为“不合时宜”者

高尔基原本是草根作家，1905年以前，他基本属于文学圈内人。他的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与知识界主流思想一样。但他同情革命，伸张正义，是革命者的私人朋友，同时又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道主义者。1906年初，他去了法国和美国。美国是个市民社会，本国作家也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作家的地位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实话实说的政论家、思想家和名记者。

高尔基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冷遇”，这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倾化。用苏联时期的语言说，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性大大增强。小说《母亲》《仇敌》《夏天》《忏悔》，反映了工人运动，高尔基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狂热的拥护者，从追求个性解放变成要求个性服从集体的集体主义崇拜者，从主张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变为赞成暴力革命。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向与他私人生活有关。

此时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交际花玛丽娜热恋，被列宁称为“奇人”的玛丽娜美貌，而又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还是一笔遗产的执行人，她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1907年，高尔基以独立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他成为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当时的极左派，如卢森堡、托洛斯基等人的政治经济主张虽然激进，但主张党内民主、自由争论，反对列宁强调的集中统一的帮会式“铁的纪律”。托洛斯基之所以1917年5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及高尔基一度认同孟什维克，都与此有关。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而后发生十月革命。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的主要诉求仍然是宪政民主。只是到了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自己主持的选举失败后，才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改行专政，民主革命随告终结。实际上，斯托雷平改革严重挫伤了自由派，二月革命后政局很快左转，临时政府在几个月内数次更迭，自由主义者陆续离开，社会主义者成为主导。因此，即使没有十月革命，出现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已是定局。布尔什维克实际是从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夺权。二月革命后一开始就废除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建立了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二元政权。不久，临时政府也由社会主义者主导。因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在大成问题。十月革命不过是一批社会主义者赶走了另一批社会主义者。这就不难理解，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高尔基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看待这场“革命”。尤其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便成为孟什维克声音的主要来源。不愧为大文豪的高尔基，用大量文学语言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他说：“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他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无产阶级既不宽宏大量也不公正，它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掏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实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布尔什维克煽动起农民“劫不义之财”的投机心理，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剥削所得，趁火打劫。这场以“人民”为名义的革命假借人民的名义，人民不过是形式上的主人，人民对革命只是一种材料，一旦他们有了自我意识，革命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苏维埃的这一切行为只能激起我对它的敌视情绪”。类似言论在高尔基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比比皆是。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恶毒的语言出自高尔基之手，很难与“无产阶级作家”联系起来。高尔基的价值天平又摆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场上。人们从《新生活报》读出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海燕”、不是“红色文豪”，而是承担着“社会良心”角色的高尔基。这时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完全不是战友，即使不是对手，也存在巨大分歧。他对布尔什维克野蛮行径的揭露之尖刻程度，令人咂舌。他说：“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真理报》经常发表以工人名义反驳高尔基的文章，但高尔基不为所动。他给列宁写信说，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我知道你们习惯于“诉诸群众”这一套。“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针对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说：“我发现，《语言报》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只是因为他们同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自称)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别人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头衔不相称的。”他质问：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高尔基承认俄国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在革命中发生扭曲，在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问题上，他不断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他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干了多少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个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捷尔任斯基说，这时的高尔基与反革命没什么两样。斯大林说，高尔基是一具“政治僵尸”。列宁说，高尔基与我们的分歧日益加深。

高尔基谴责“契卡”随便抓人。“契卡”只是看在列宁的面子上没有动他。列宁对高尔基一直比较客气，在高尔基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时，列宁经常偏向高尔基。对高尔基要求释放某某的求情，列宁也给过他面子。但列宁一再提醒他不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高尔基不听，说：“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我看他们是我国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

列宁为何对高尔基如此宽容呢?列宁自己说，他对高尔基的迁就“决不是无原则的”。那么，列宁的动机是什么?笔者认为，列宁基于两种考虑。高尔基与那个美女前妻玛丽娜是一大笔遗产的执行人，他们给列宁们最多，尤其在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列宁念这个旧情，但这是次要的。列宁不是感情至上的人，对旧恩翻脸的事也不是没干过。他主要还是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能量。高尔基可以在国际交往中做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是苏俄政权能借之获得外界捐助仅有的中介。在1921年的饥荒赈灾中高尔基就出了大力气，美国的大施主来俄国就是由他牵线搭桥的，即便出国后，他仍为此事奔走。列宁不动高尔基还有一个考虑：高尔基是列宁在知识界的最后一个朋友，从政治上需要保留这么一个“诤友”，以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证明他的大度与开明。以列宁对高尔基的了解，他虽然经常冒出令人恼怒的“傻气”，但根本上仍站在新政权一边，不是苏维埃真正的敌人。

不过，列宁的手腕十分老道。通常是由季诺维也夫唱红脸，列宁唱白脸。高尔基为某某人求情，列宁当场答应，转而把高尔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给季诺维也夫，并指示：“赶快动手”，然后再向高尔基表示遗憾：我也想救，唉，来不及了。即领了高尔基的人情，又显示了自己文明形象。这一手段屡试不爽。

列宁还多次建议高尔基到下面走走看看。列宁终生都很鄙视农民，他认为群众是落后的，先进的思想需要灌输。因此，每当让高尔基离开首都时，都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当，以免他对镇压行动大惊小怪，弄得列宁碍手碍脚。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就是10年。

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并不好过。居住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高尔基没有打算久居意大利，没有安置家产，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俄国的。客居他乡、年老的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但他他知道，以他当年抗议新政权“滥施暴力”的态度，没有最高当局的首肯，任何回国的邀请都是无用的。其实，斯大林对高尔基想回国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下来的心理动向一清二楚。而作家本人可能还不知道，苏联国内围绕他回国问题正在展开一场权力的较量。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渡过了一段集体领导的“政治空白期”。随后，斯大林相继展开与托洛斯基、布哈林等的党内斗争。因高尔基与列宁的私交甚厚、且出国后的政治立场比较超脱，党内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高尔基的支持。斯大林很重视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其活动能量等“软实力”。他在党内根基不稳、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非常需要列宁的“挚友”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尔基在伦敦存放有大批档案，谁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高尔基作为党内斗争的重要资源而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这样，高尔基高调回国便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

斯大林指示新闻出版局局长做一些铺垫工作。1927年10月27日，《消息报》以“向高尔基致敬”为名，宣布成立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35周年和诞辰60周年组委会，原来组委会名单只是一些文化人，后来除斯大林外全部党内高层都出场了。1928年，又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36周年。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组织了大量“各界民众”的电报、信件发往意大利，抒发对“海燕”的思念之情。苏联国内似乎忘记了高尔基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行，竟滑稽地把他说成“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表彰高尔基“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同年，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全苏共青团、全苏职业协会、政治教育委员会等五大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举办纪念高尔基活动的决议。莫斯科市委以致全市人民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普及高尔基的作品。各地都成立纪念委员会。对此，很多人大惑不解。一个作家为什么会享受到那么高的荣誉?1928年也是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比较对两位作家的纪念活动，托尔斯泰简直不算什么。当然也有人记得当年高尔基的言论，一些国内的文学组织就反对当局夸大其词的赞扬，但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苏共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作出决议，认定对高尔基的攻击是“胡作非为”，并对一些人进行了组织处理。

于是，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西方报纸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认为举全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成为苏共党内斗争的“棋子”，“各派指望利用高尔基的招牌和声望加强自己的影响”。尽管高尔基没有像十月革命后那样“口无遮拦”，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态度，但毫无疑问，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的附近。高尔基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回国的一切优惠都是“主人”的恩赐。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斯大林深知高尔基，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在党的身上”，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让他知道，如不听话就会失去很多东西，高尔基只要上了这个套，我们就要加以利用。

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高尔基参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就注定要转变价值观，过去那个“不合时宜者”的社会良知彻底泯灭了。从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他写到斯大林时，用事实叙述的笔调，如“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开始用赞扬的定语，如“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则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增长的越来越快”，斯大林是“第二个列宁”，“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高尔基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从1928年5月到1933年，高尔基每年回国住5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托洛斯基、布哈林先后被斯大林打败。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高尔基曾经在意大利给斯大林写过一封长信，在承认斯大林权威的前提下，委婉地表示了对党内斗争的不理解。这时很多人希望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以他犀利的笔锋发出“正义的怒吼”，出人意料的是，高尔基自投罗网，甘心成为“斯大林的玩物”。现在大量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高尔基的转变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线的崩溃，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他承认，如果你不愿向制度作出妥协，你休想从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其次是他的虚荣，在国外的寂寞与回国后鲜花簇拥、众星捧月般的迎来送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他认定苏联才是自己的家园。为了回国和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他与斯大林达成某种默契，当然这种交换的主动权不在高尔基手里，他必须以自己的表现成为“斯大林集中营中自由的囚徒”。

斯大林急需高尔基还有另外的谋略。苏俄已经没有了沙俄晚期文化的辉煌，而塑造革命史高尔基是最恰当的人选。斯大林还知道，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党可以靠“铁的纪律”约束，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统，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政权对立的习惯，让他们成为党的传话筒，需要一个有权威的知识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说服力。请高尔基回来，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可以起一种特殊作用。为此，斯大林下了很大功夫。只要高尔基踏上国土，就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希望的角色。罗曼·罗兰称回国后的高尔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铁环的老熊”、马戏团的“丑角”。茨威格则说，高尔基很清楚，全世界都等他证明，苏联等着他替他们说话，赞扬那里发生的一切，另一些人则等着他谴责，接下来要看高尔基的选择了。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惨无人道的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需要一个有分量的独立作家驳斥这种“造谣污蔑”。高尔基是最合适的人选。据说，当局花费了一番功夫才说服高尔基前往，因为，此前他收到的很多诉冤求救的信件就来自这个劳改营。高尔基对整个安排心知肚明，但他知道不能说真相，只能按“主人”的导演意图表演。高尔基游览了劳改营后，在集会上热泪盈眶，说：“我感到幸福、激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动万分。我从1928年起就注意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怎样对人进行再改造工作的，是你们成就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我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祝贺!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和科学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这样赞美劳改：“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曾经倡导“大写的人”“文学就是人学”的高尔基，如今却相信人只是“材料”，与木材相比更难“加工”。

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时代语录”，连斯大林也一再引用。1933年，高尔基带领一群作家，到以政治劳改犯为劳力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写了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高尔基任主编。他在前言中大肆赞扬“国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员”，以强制劳动的方式把苏维埃社会的敌人改造成“新人”，闭口不谈上千万人惨绝人寰的命运。索尔仁尼琴说，高尔基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人。西方则称，高尔基已经彻底投降，成为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斯大林授予高尔基“列宁勋章”，但还要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斯大林高度集中、统一的体系不允许任何组织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20年代，苏俄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喜欢党内民主，不喜欢服从铁的纪律。在高尔基的倡议和策划下，联合会被取消，成立了在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高尔基亲自参与了第一届作协的组织工作，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届作协大会上，高尔基作了主题报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政治原则提出来。此后，苏俄文学的人文精神消失了，宣传功能变为主要的，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以党性为唯一原则。作协成为“党的机器上的螺丝钉”。作协组织结构完全仿照党的机构。以作协为样板，美协、音协相继建立，以后所有社团都是党的，都必须服从党的政治戒律。

斯大林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要巩固政权必须借助历史学，党不需要秉笔直书，要的是“遵命史学”。斯大林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后，也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已经组建的几套班子都没能写出理想的效果。斯大林看到高尔基在《运河建筑史》中表现出来的“创作”才能，于是钦定，由他主编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高尔基欣然领命，他说，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真实性”必须让位于“政治性”。但合作的史学工作者并不认同，高尔基抱怨作者们“颇为勉强”“似乎在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的作业”。这部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史学名著，从1932年开始编写，第一卷在1938年才出版，那时高尔基已经去世了。全书到1960年代才出齐。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寄予厚望，准备再让他主编工厂史、农村史等，把他扶植成苏联史学的大总管，以对文学的改造模式改造史学界。但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没能完成一部官修历史著作。

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斯大林还要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传记。他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高尔基是列宁的朋友，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如果由他执笔写斯大林传记，比任何丰碑都更有说服力。为了这部书，斯大林有时不得不迁就高尔基，但高尔基始终没有写。他的理由是正在集中精力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斯大林明白他是不想写。高尔基为什么不想写呢?1933年以后，高尔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许出国。实际上，他回国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在被监控之中。他与别人的通信，第一阅读者是国家安全局，他能阅读到的《真理报》是为他一个人印制的，秘书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电话、信件、出行与接待来访都由他控制着。高尔基不精通外语，安全部门为他专门翻译“外国舆论”。1935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他存放在伦敦的档案。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的手里。高尔基明白，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信任，当工具要视主人的需要而定。有论者说，不为斯大林写传记，是高尔基还有一点抗争的证据。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不能再高了。应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作家纪德一语道出真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也不再是反对派分子了。”不知这对死者是大褒，还是大贬?

高尔基曾经是“海燕”，这与他后来的“家鸭”形象形成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高尔基没有过去那些深刻入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人们或许会谅解他后来的“愚忠”和“受骗”;如果他后来只是一般地应景和随大流，人们或许也会谅解他被迫放弃过去的思想是出于无奈。但是，他是什么都看得透彻的明白人，回国后大讲那些他不可能真信的、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话，而且那么起劲，这究竟是为什么?高尔基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叫《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痛骂俄罗斯知识界整体的堕落。现在，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套在他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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