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风 | 谈古论今话扬州

原创水木友朋说

文章根据顾风老师录音整理

几度重生的“通史”之城

说起扬州，早在《书·禹贡》中“天下九州”里（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便有出现，而古时扬州和今天的扬州，在管辖区域上却大相径庭。如今我们所处的扬州市，按照古时的行政划分，应属徐州管辖，而“天下九州”中的扬州，管辖区域则在东南一代，比如当今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均属扬州。

在河姆渡遗址被发掘之前，大家都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而随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长江流域的文明逐渐被世人所知，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距今约4000年的良渚文化发展繁荣，甚至一度向北扩张，如今的安徽和江苏南部都曾发现了良渚文化延伸的痕迹。

从历史角度追溯，距今约7000年的新时期时代中期，扬州地区便有人类生活，属于江淮东部比较标准的文明形态。从该文明中可以看出，它既包含了江北，也包含了江南因素，和扬州一样，起了南北兼容的角色。

得益于南北兼容的地理位置，从封建时代起，扬州开始逐渐发展，摆脱了以往跑龙套的角色。几千年的漫长岁月，扬州虽几经战火摧毁，但总能在灰烬中重新繁荣，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史”式城市，历史纵轴线上始终保有扬州的身影。可从另一方面看，扬州这座城市也是多灾多难，当年清军入关后，明军将领史可法帅军在扬州抵抗清军，兵败城破后，城内八十万人惨遭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所以真正的扬州人不多，基本都是外来定居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残山剩水，其实是太平天国战争的留存。

对于南京政权而言，扬州是其抵抗北方政权的屏障，所以当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清军便选择扬州作为北大营的驻军地，进可攻，退可守，对太平天国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如此重要的战略重镇，也必定是两军争夺的焦点，清军与太平军在此展开了血腥的拉锯战，扬州城易手三次，整个城市几乎成为一片焦土，自此，扬州最后的辉煌便熄灭在了无情的战火中。

此后随着上海崛起，结束了扬州作为贸易重镇的千年繁荣。究其原因，除了战争因素外，漕运的停止，盐业政策的调整，沿海地区港口城市的开放，在根本上，给了扬州致命一击，多数商人转战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最终使得扬州不得已归于沉寂。

七国之乱

纵观扬州千年史，两汉、隋唐、明清三个时期，是这座古老贸易中心的三个蓬勃时期。扬州兴盛于两汉，鼎盛于唐，繁盛于清。汉朝时期，扬州一地，总共分封了十几个王侯，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王侯皆未能善终。最具特点的是刘邦侄儿——吴王刘濞（bi），汉灭秦后，刘邦觉得秦国实行的郡县制对帝国中央统治存在很大威胁，毕竟把各地的军政大权交给不姓刘的外人，有些不妥，还是自己人可靠。所以，决定实行郡国并行制，将刘家人分散至各地，用自家人管理天下，虽说后来的历史证明，自家人造起反来，更是轻车熟路，当然这是后话。吴王由此便成为了扬州地面上实际的统治者。这里需要纠正一点，吴王刘濞可不仅仅是现在扬州市委书记的位置，事实上，史料中记载吴王属地有三郡五十二城，用今天的称谓描述，这位吴王应是：上海、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一把手，管辖面积接近小半个中国。加上这四省盛产盐和铜铁，相对北方的诸侯，可以说是府库满盈。

在古代社会，有钱有粮，就意味着有兵，这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晁错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目的在于减少诸侯封地，削弱他们的实力，避免对中央皇权造成更大的威胁。削藩令一下，各地诸侯王反映强烈，与其被中央束缚的越来越严，不如放手一搏。随后以军事实力最强的吴王为代表，联手楚王等共计七个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杀晁错的名义，掀起了有汉以来，第一场血雨腥风的诸侯叛乱。此时的汉景帝并非未曾考虑过削藩将会引发叛乱，只是未曾预料这场叛乱的规模、参与的王侯如此之多。

叛军的人数远远大于景帝的政府军，如果不能有效阻挡七国兵锋，则整个大汉帝国又将重蹈覆辙，步秦之后。所幸景帝手中的政府军，也是百战之师，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战斗力不可小觑。帝国危难之际，名将周勃之子周亚夫临危受命，率大军南进平叛。说到周亚夫，有个故事值得一提：大家都知道“细柳营”是精锐部队的代名词，这一名号便是出自周亚夫所率的精锐部队。当年匈奴大举来犯，汉文帝派遣大军分三路前往御敌，为了安全起见，同时在长安附近设置三股力量拱卫京师，将军刘礼驻扎灞上，徐厉驻扎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周亚夫驻扎细柳(今咸阳市西南)。

有一次，汉文帝亲自慰劳军队，顺便视察。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将士一见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来迎接。汉文帝的车驾闯进军营，未受到任何阻拦。汉文帝慰劳结束后离开，将士们忙不迭欢送。接着，他又来到棘门，受到的迎送仪式也是一样隆重。最后，汉文帝一行前往细柳，周亚夫所率部队的前哨发现有人马直奔军营而来，连忙向大军发出预警，瞬时间，警备部队刀出鞘，箭上弦，众将士只等周亚夫一声令下，便会冲上前去将来犯者斩于马下。景帝的随行人员见状惊恐万分，连忙上前表明身份，可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营中执勤哨兵一字一句的明确表态：没有周将军的军令，谁都不得进入军营，否则格杀勿论。无奈之下汉文帝只能通过诏书向周亚夫下令，周亚夫再命令大军迎接皇上检阅。文帝依照军规步行进入军营，看到处处军纪严明，士气旺盛，俨然一副随时备战之态，遂称赞周亚夫：此为真将军，其他皆是儿戏。由此，后世便用“细柳营”形容军队中的精锐之师。

在汉文帝时期，周亚夫已然是朝野上下知名的猛将，这场七国之乱由周亚夫帅军出征，实至名归。周亚夫帅军出征后，并不急于寻找叛军主力决战，而是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安营扎寨，在叛军的主要前进路线上以逸待劳，拒不出战。尚若此时寻机与叛军主力野战，政府军的兵力不足，必占下风，所以与其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不如阻其兵锋，待之内乱。历史上众多平叛战役说明一个道理，叛军虽然势大，但各怀鬼胎，军心不稳，领军之人必定希望速战速决，否则时间一长，难免从内部分崩离析。周亚夫正是抓住这一点，与叛军坚持对峙，避免主力决战，同时抓准时机，派遣一支精锐部队，长途奔袭位于今江苏盱眙的叛军粮库，将军粮全部烧毁。粮草被毁，直接导致脆弱的七国联军土崩瓦解，周亚夫主力趁敌军心丧失之时，改变策略，主动发起进攻，大破叛军。叛乱平定后，原吴王的封地扬州，被广陵王取代，所辖区域越来越小。

隋唐鼎盛的贸易重镇

两汉以来，尤其是西汉时期，扬州已经和东南亚产生了贸易往来。我们曾在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的大云山汉墓发掘出铸铜鎏金象和苏门答腊犀牛塑像，这些都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当时的园林，并不像近代我们常见的这般精致小巧，而常常以“苑”的形式出现，作为狩猎场所使用，占地面积非常广，海外进贡的奇珍异兽往往被驯养在此。另外其他西汉时期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来自海外的动物雕塑或雕刻。甚至在一处墓葬的棺木文字中发现关于扬州官办造船厂的记载，说明当时的扬州地区造船业相当发达。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长江出海口，两汉时期其实更靠近今天的泰州一代，并且在扬州城内能够看到广陵潮，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演变，如今广陵潮已被钱塘潮取代。

两汉结束后的割据战乱时期，扬州一直是南北政权各自的前哨，世代变革中起起伏伏。直到隋朝统一后，扬州开启了百年的繁荣期，对于隋朝，我们更多的是在指责隋炀帝的暴虐和荒淫无道，却忽略了隋朝三十七年间的强盛，隋朝鼎盛时期人口已达到九千万，而唐朝仅仅只有六千万。正是隋朝两代的积累，才有了后来的盛世大唐。隋文帝建国后，鉴于皇室的鲜卑血统，大力推进鲜卑与汉人文化的融合，发展农商，使得隋朝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极为富有的朝代之一。隋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立为太子，其余四子分别分封至全国的四大行政区。其中将最富有的广陵交给了杨广。年轻的杨广曾在扬州工作十年，很有作为。杨广是个很厉害的统战高手，来到扬州后，为了归拢这批前朝遗民的民心，为南朝的宗教领袖修复道观，并且拜师为徒，现在的浙江台州国清寺，便是杨广拨款建造的。

隋文帝驾崩后，杨广继位，遂令当时世界级的建筑规划大师宇文恺兴建大兴城（长安），完全按照棋盘式的布局规划建设而成，大兴城内以“坊”管理居民，长宽各一里为一坊，早上开启坊门，夜间关闭。为了确保京都的安全，夜晚全城实行宵禁。这对于商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尤其一些官绅阶层，对此尤有抱怨。往后，这些人来到扬州，发现这里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相比冷冰冰的京城而言，扬州可谓仙境。到了唐朝中期，扬州的繁荣逐渐走向鼎盛，但其发展的鼎盛期却在晚唐，为何盛世下的扬州未能得以绽放，反而在风雨飘摇中得以孤芳自赏呢？原因在于唐玄宗末年席卷整个大唐帝国的安史之乱，这一场国内的叛乱战争，将大唐帝国的巍巍盛世无情终结，全国人口总数由玄宗时期的六千万极具降至肃宗时期的一千万，并且开启了未来一百多年的割据与战乱。对于扬州而言，北方的战乱，导致大量人口南迁躲避战火，为扬州这一枢纽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与财富，整个唐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但归根溯源，扬州的繁荣，还得归功于隋炀帝，隋朝时期，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与京兆尹是平级的，并且杨广继位后不愿呆在长安，长期以东都洛阳为实际的都城，扬州作为陪都。我曾做过一个研究，古代的城市中，大城市几乎都在北方，而南方能够与北方城市媲美的仅有两座，西南的成都和中部的扬州。

抛开战乱和统治者的因素不谈，隋朝时期的这条大运河同样是扬州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历史上，隋朝之前，经历春秋、汉、六朝等时期，在不同的流域都有运河存在，只是这些运河彼此之间没能形成网络。隋炀帝时期，通过人工开挖、拓宽等方式，将不同流域的运河联系起来，花费六年时间，开通了全程长达两千八百公里的运河。随着运河的开通，扬州面江、枕淮、临海、跨河这几个优势使得扬州成为整个帝国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

由此，扬州港成为当时的四大港口之一，我们在上海青龙镇以及长江的扬州段发现了各种规模的中小型港口数处，我在一篇论文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扬州港是当时的航运大港，或者作为贸易调度中心使用，周围分散着大量中小型的卫星港，这些小港口由扬州港统一调度，根据货物的分类或去向，各自分工装卸发货。另外，扬州港是中国瓷器销往海外的重要港口，全国各地的瓷器汇聚扬州，人们与外商在此进行贸易，再又水路将货物运往海外。关于扬州港发达的海外贸易，考古学界也已证实：1996年，德国人在爪哇地区发掘出一艘中国唐代时期的阿拉伯船只，在船上发掘出一万六千件瓷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面扬州产的铜镜，上面清晰的刻着“扬子江心镜”几个字，且不谈船上所装的瓷器与扬州发掘的贸易瓷完全一致，这枚铜镜的发现便可证明这艘船曾在扬州附近的港口装货。所以，扬州和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常说海上“丝绸之路”，但实际上，海运中几乎没有丝绸，主要运输的是瓷器、金属、药材等，为什么呢？古代的商船以风帆为动力，为了保持一定的抗风浪能力，必须保证船只有足够的吃水深度，也就是船身必须达到一定的重量。船上的货物越重越好，所以往往海船上会携带大量的铜锭和铁锭，即可以压舱也可以靠岸后销售。除了金属外，瓷器的运输也很有意思，广东地区专门生产一种类似大水缸的器皿，叫作“瓮”，古人把瓷器一摞摞整齐码放在瓮中，再用货物中的药材或香料灌入瓮中，填满瓷器之间的空隙，既能为瓷器起到缓冲作用，又能节省空间，携带更多的药材，一举两得。

诗忆扬州醉，徽班始进京

对于扬州的繁荣，唐代诗人徐凝写道：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当然，不只是徐凝，还有很多有名的唐代诗人对扬州曾留下大量美文。另外扬州人常听的昆曲发源于昆山，繁荣于扬州。而徽班更是从扬州走向了北京，徽班起初活跃于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后来扬州成为南方戏曲演出中心，各大徽班汇聚扬州梨园。乾隆帝南巡之时，安徽盐商出资承担了很多具体的演出任务，使徽班不断发展壮大。

在众多徽班中间，有四个最负盛名、后来活跃于北京剧坛的徽班，后人称其为“四大徽班”。“四大徽班”指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和春台班。三庆班由安徽籍的扬州盐商江鹤亭组建，有享誉江南的戏曲演员高朗亭做台柱子，还聘请了一些擅长作词作曲的名家为戏班指导演出。三庆班的唱腔以“二黄”为主，也表演吹腔、昆曲、柳枝腔、罗罗腔等。后来，三庆班又融人了北方的京腔、秦腔等特点，形成丰富多彩的表现风格，因而闻名大江南北，也成为四大徽班中最早进京的一个。春合班由安徽商人江春创办，以名旦郝天秀、杨八关等为台柱，“聚众美而大备”。春台班擅长徽调、昆腔，多演“三小戏”，后来也兼容京腟、秦腔。其演出费非常高昂，据说，春台班的名角登台演戏，一出便给白银1000两。

四喜班，据说是安徽艺人与北京昆班艺人组合而成的戏班，以昆曲闻名，曾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的赞誉。和春班由庄亲王召集安徽艺人成立，是“王府大班”，常表演《三国》、《水浒》等戏，动作场面十分精彩。四大徽班的特点各不相同，时人盛传“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合的孩子”，意思是三庆班擅长表演整本大戏，四喜班以昆曲刷目取胜，和春班以武戏见长，而春台班的戏曲演员多为青少年，演出朝气蓬勃。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八十大寿，选调各地著名戏曲演员进宫表演。著名艺人高朗亭被选派入宫，其所在的三庆班自然也就随之进京。这成为四大徽班进京的开始。乾隆帝八十大寿场面盛大，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几乎每隔几十步就搭设一个戏台，来自各地的剧种轮番上演，争奇斗艳。在这场戏曲盛宴中，三庆班的表演独领风骚、一战成名。三庆班的台柱高朗亭年方30岁，饰演旦角，体态丰腴，面容娇媚，技艺精湛，一嚬一笑、一起一坐都透露着温婉的气质，还未开唱，便活脱脱似一位仪态万方的女子。他擅长二黄腔，音色优美，表演生动，充满鲜活而新颖的气息，引人入胜。百余年间，四大徽班继续促进“二黄”与“西皮”的交融，将皮黄唱腔发展成熟，并实现了徽调、楚调、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合流，直至催生了一个风靡全国的剧种一一京剧。

“易当”扬州

清朝时期，扬州的城市范围达到20平方公里，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得益于政府的盐业政策，很多北方的商人来到扬州经商，极大促进了扬州城市文化的发展。

扬州的早茶同样值得一说，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是广东地区的早茶，但熟不知，广东的早茶源自于扬州，清朝时期，盐业的昌盛，使得扬州成为一个大型都会，全国各地的商人汇聚于于此，扬州的淮扬菜更是满足了各地不同人群的口味，并且逐渐深入人心。这些精美的菜肴和饮食习惯由东来北往的商人带往了各地，其中广东商人结合广东当地人的饮食习惯，逐渐派生出现在种类繁多，做工精致的广东早茶。

扬州的园林，与苏州园林不同，苏州园林的拥有者主要是一批退休的官员，他们看中的是雅致与安逸，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苏州园林中存在诸多设计风雅、别致的景观。但扬州园林却大为不同，扬州是一座古时的商业都会，这里的园林主人是一批富商大贾，对于园林的要求则是气派恢弘，这些商人来自五湖四海，家乡的元素同样成为他们建造园林时的重要考虑。身份的不同与使用上的差别造就了苏扬园林各有千秋的景致，成为中国园林史上两个不可或缺的瑰宝。

扬州的魅力，来自千年贸易之城中东来北往的生意人，来自扬州人骨子里的那份闲适，是时代造就了城市性格，还是城市推动了时代？有太多的是是非非等着我们慢慢探讨，也许，这就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在扬州，有我们的故事，有他们的传说，或许将来也将成为你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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