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巴黎圣母院》的基督教之痛！

原创赵林友朋说

赵林：2019年4月15号，巴黎圣母院遭大火损毁，我找出两篇以前发表的文章，与巴黎圣母院和法兰西文化有关，就算对巴黎圣母院失火的一点感想吧。

【一】

分裂的痛苦与神圣的虚伪

——基督教文化的’ΑΝ'ΑΓΚΝ

作者：赵林

早在上大学时就读过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当时由于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背景情况知之甚少，读后只是对孚罗诺副主教的邪恶深感忿恨。近年来由于专业的缘故，对基督教文化多有涉猎，不久前再读《巴黎圣母院》，不由从孚罗诺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痛苦联想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本身的痛苦，从而对基督教文化也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如果说古代希腊文化的个性特征表现为和谐之美，古代罗马文化的个性特征表现为凝重之力，那么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个性特征则表现为一种深刻而痛苦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对立。在希腊文化中，一切矛盾均处于尚未发展为直接对立的原始同一状态，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这一系列范畴仅仅是以一种量的差别的形式而存在，并没有形成水火不容的质的对立。在罗马文化中，物质财富、肉体享乐和人间生活获得了单方面的发展，这种片面发展的物质主义是如此地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至于将另一面的东西——精神、灵魂、天国等——完全吞噬在功利而奢靡的冷漠之中。

在基督教文化中，作为对穷奢极欲的罗马物质主义的一种历史性报复，唯灵主义得到了近乎病态的疯狂发展，精神超越、灵魂不朽和天国理想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刻意追求的唯一生活目标，而与之相反的一切东西都被打上了深深的罪恶烙印，成为魔鬼和地狱的化身。然而，唯灵主义的这种绝对主宰在中世纪的现实历史过程中却仅仅只是一种理想形态，在崇高而圣洁的精神旌旗下面，种种卑微而邪恶的人性欲念却在不断地萌动着，并且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形式上对世俗世界的全面胜利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遏制，最终竟把整个唯灵主义的空中楼阁冲得四分五裂，从而使基督教文化陷入了无力自拔的自我矛盾深渊。因此，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原则与事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基督教的理想力图将人提高到光明圣洁的神性生活，然而基督教会的实践活动却把基督徒们引向了最粗鄙野蛮的兽性放纵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基本宗旨是要确立精神和上帝之国对于物质和世俗王国的绝对优势，然而不幸的是，当基督教会企图将人类拽出污秽不堪的世俗泥沼时，它自己却由于过多地沾染上了这个泥沼中的污浊之气而越来越深地陷足于其中。它那轻盈的翅膀由于浸透了世俗社会的瘴气而变得沉重不已，再也难以展翅高飞，于是就不得不从一尘不染的天国乐园一头扎进了满目疮夷的人间地狱，拯救灵魂的崇高使命也就日益蜕化为绳营狗苟的卑劣勾当和狼狈为奸的同流合污。从而就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客观上的二元对立，即自我分裂的窘迫之中。

这种在力图超越世俗生活的过程中所不由自主地陷入的深刻的二元对立或自我分裂，就是基督教的精神理想与它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对立，它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最本质的个性特征，并且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系列矛盾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堪入目的罪恶行径。基督教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呈现为一种原始的和谐，也不像罗马文化那样呈现为一种单纯的片面性，而是呈现为一种无法克服的痛苦的自我分裂。因此在基督教文化中，触目之处皆是一些深刻且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且这些彼此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的对立面，美与丑、善与恶、真挚与虚伪、崇高理想与卑劣欲念、精神的极乐与灵魂的痛苦等等，在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又以一种令人震惊的虚假方式融为一体，其结果就表现为普遍的伪善和野蛮。

于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我们就看到了种种由无比虔诚的宗教动机而造成的滔天罪恶、受到普遍赞美的令人作呕的丑行、在骇人听闻的自我折磨中所体验的心旷神怡境界，以及以上帝的名义而理直气壮地从事的邪恶勾当。所有这一切对立面的融合在中世纪都表现得那样惊心动魄，充满了一种被蹂躏的快感、一种异化的兴奋。正如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样的羸弱，那样的枯槁，丝毫也不具有希腊罗马式的感性之美，然而在那高耸的十字架上，在那痛苦悲惨的面容和那一缕流自心口的鲜血中，却透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种令人颤栗、令人惶恐、令人迷狂的无以言状的美。这种从被撕裂的痛楚中升发出来的美，这种“痛苦的极乐”感受，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以及粗暴地将这尖锐的二元对立揉合在一起时所体验到的陶醉之情，正是基督教的最可怕的魅力所在。在那些真挚的虚伪、善意的邪恶以及在崇高纯洁的宗教理想指引下所进行的各种卑污残酷的非人暴行中，对立的双方是如此地水火不容，却又如此粗野地被熔铸为一体。这种触目惊心的强烈反差，恰恰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内在矛盾和本质特征。

基督教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深刻而痛苦的二元对立，归根结蒂是由人性中固有的两种倾向决定的。维克多·雨果曾形象地比喻，人有两只耳朵，一只听从上帝的声音，一只听从魔鬼的声音。就此意义而言，人本身不过是一个关于上帝与魔鬼、神性与人性、天国与地狱之间激烈鏖战的漫长故事，他的整个生命就是承担着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的战场。希腊文化由于尚未将这两种声音对立起来，所以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我们只能感受到和谐、完美和灵肉一体的欢愉之情，尽管这种和谐、完美尚处于天真的状态，这种欢愉之情只是一种童稚的欢欣。与希腊文化的原始和谐不同，罗马文化采取的是一条“下降的路线”，即极力满足人性方面的欲望，而置神性的呼唤于不顾。这种片面的做法固然也导致了痛苦，即灵魂空虚的痛苦；但是这种丧失了灵性的痛苦却可以很轻易地由肉体方面的放纵来加以弥补，从而就使罗马人在穷奢极欲方面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和寡廉鲜耻。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作为对付罗马纵欲主义的一个天然的克星，代表着一条“上升的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单方面地弘扬人的神性潜能，彻底杜绝人身上的一切人性的成分。唯灵主义的理想犹如一副猛烈的泻药，它要掏空被饕餮的罗马人弄得臃肿不堪的躯体，将这丧失了灵魂的躯体变成一个干瘪脱水的臭皮囊，变成一堆猥鄙卑微的垃圾，从而反衬出精神的恢弘壮丽和博大精深。然而，唯灵主义的理想固然崇高辉煌，它却对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无法达到的。这种理想是神的境界，而非人的境界。相对而言，“上升的路线”要比“下降的路线”艰难得多，做一个彻底的罗马人容易，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却极其困难。人毕竟刚刚揖别动物界不久，离光辉的神界尚路途遥远。人性的自然倾向与自然界的物体运动趋势一样，仍然受着先前的惯性的制约，因此人类在天性上更容易向动物性和纵欲主义的一端滑落。尽管在芸芸众生的蛮荒旷野中也点缀着几朵吐露着神性的芬芳的奇葩异草，但是要求所有的粗野荆棘都必须长成这样的奇葩异草，那却是不合情理的。然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却执拗地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提出了这种不近情理的要求，甚至动用了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架等各种野蛮的手段来强制推行这种异化的理想。尽管如此，在这神圣理想的灿烂光环背后，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下面，各种人性的欲望仍然不可遏制地发动着、膨胀着，并且拼命拖曳着力图向上超越的唯灵主义理想。从而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二元分裂现象：一边是光明圣洁的神性，一边是粗野卑劣的人性；一边是白璧无瑕的理想，一边是污秽龌龊的现实。双方都在努力奋争，都企图将对方吞噬在自己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尖锐的对立导致了每个基督徒灵魂深处的最惊心动魄的鏖战。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确曾有一些高尚的圣徒以神性的理想湮灭了人性的欲念，他们在经受了灵魂被撕裂的痛楚之后，终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意志奏响了唯灵主义的胜利凯歌。在这方面，圣奥古斯丁堪称为一个典范，他在《忏悔录》中写道：

主啊，请你不断增加你的恩赐，使我的灵魂摆脱情欲的粘染，随我到你身边，不再自相矛盾，即使在梦寐之中，非但不惑溺于秽影的沾惹，造成肉体的冲动，而且能拒而远之。全能的天主，“你能成全我们，超过我们的意想”，要使我不但在此一生，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不受这一类的诱惑，甚至清心寡欲者梦寐之中有丝毫意志即能予以压制的微弱诱惑也不再感受，在你并非什么难事。我已经对我的好天主诉说过，我目前还处于这一类的忧患之中，对你的恩赐，我是既喜且惧，对自身缺陷，悲痛流泪，希望你在我身上完成你慈爱的工程，到达完全的和平，等到“死亡被灭没于凯旋之中”，此身内外一切将和你一起享受和平。(《忏悔录》第10卷第30节)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甚至对于那些自以为在信仰方面是坚定不移的基督徒来说，这种摒弃一切人性欲念的崇高境界都是难以达到的，即使暂时达到了，也难以长久保持。对于所有的血肉之躯，魔鬼的诱惑总是要比上帝的感召来得更加强烈。在神性的漫长堤岸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缝隙都可能成为邪恶欲念长驱直入的突破口，从而使得整个堤防土崩瓦解。那矗立在灵魂至高点上的神性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它必须时时警惕着魔鬼变换成各种化身来腐蚀人的意志，它的弦绷得太紧，就如同执行火刑仪式的修道士的那张因为过分紧张而痉挛抽搐的面容一般。然而无孔不入的魔鬼们却悄悄地蛰伏在每个阴暗的角落里，如同空气一样包围着被崇高的神性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基督徒，只要神性稍事松懈，它们便会迅速地将人拖入堕落的泥淖。在《巴黎圣母院》中，那个“严肃、平静而阴沉”的副主教多姆·克罗德·孚罗诺一生都过着一种绝对圣洁的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牧师。然而狡狯的魔鬼仅仅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化身——一张美丽的面容、一个优美的舞姿、一串悦耳的歌声——就彻底击溃了他在长期的斋戒、祈祷、学习、修道生活中树立起来的神性的统治，使他一发不可收拾地坠入了罪恶的深渊。在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中，被炽烈的爱情所焚烧着的孚罗诺对美丽的“女巫”爱斯梅哈尔达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自白，这段淋漓尽致的自白所蕴含着的奔腾激越的爱情烈焰，不仅与那件把他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的尸衣一般阴森可怖的黑色道袍形成了尖锐的反差，而且也最充分地表达了神性的脆弱：

在没有认识你以前，我是快乐的……至少我以为我快乐。我是纯洁的，我的灵魂里布满一种透明的光辉。没有谁的头抬起得象我的一样高傲和光明。牧师们同我谈论教义，医生们同我谈论学理。是的，科学对于我就是一切，那是一个姊妹，一个令我满意的姊妹。并不是没有别的念头随着年岁到来。好多次我曾因一个女人的影像经过我面前而在肉体上受了感动。这个男人的生理和血液的力量，使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以为能够压碎生命的，我好多次痉挛地解开将我这可怜人拴在神坛的冰冷的石头上的铁链。但是斋戒，祈祷，学习和修院的灭欲制度，又使灵魂作了我身体的主人。于是，我回避一切女性。此外，我只能打开书本，使我脑子里一切不洁的烟雾在科学的崇高之前消灭。几分钟后，我便觉得来自地下的东西向远处飞游。我重又回复平静，灿烂澄清于永恒的真理底安静的光辉之前。魔鬼多次来偷偷地把许多女人的模糊影像送到我面前，多少次她们在教堂里，在大街上，在田野中打我的眼睛底下出现，但在我沉思时她们就很难到来，我很容易地把她们征服了。唉!如果胜利已不在我这里，那是上帝的过错，他没有使得人和魔鬼有同样的力量。听着。有一天……

副主教接着讲述了那一天他如何被爱斯梅哈尔达的美丽的面容、优美的舞姿和悦耳的歌声所征服，这来自地狱的诱惑是如此强烈，使得这位可怜的副主教再也无法抑制和平息内心的欲火。他堕入了忘情的爱河，痛苦地忍受着淫欲的煎熬。他用尽了一切努力，试图从心中消除掉这个可怕的女人的影像。然而这个影像是那样的不可抗拒，它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他的血液中：

从那天起，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想重新使用我的治疗法：修道院，神坛，工作，书籍。愚蠢的事情!呵，当一个充满热情的头脑里渗入了失望的时候，科学响着多么空洞的声音!少女呵，你知道从此我在书籍和我之间看见什么吗?你，你的影子，那有一天穿过我面前的灿烂的幻像的影像。但这个影像不是那同一个颜色，她是阴森的，惨淡的，幽暗的，就象望太阳望得太久之后在眼前跳跃着的一圈黑影。

我不能摆脱它，我常常听见你的歌声在我的脑子里响着，常常看见你的脚在我的祈祷书上跳舞。夜里当我作梦的时候，你的影像滑过我的肌肉，我想再看到你，触摸到你，知道你是谁，看见你是否和你留给我的理想的影像完全一样，也许可以用现实把我的幻像粉碎。在这种情形中，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影像来把第一个影像消灭，因为那第一个我简直无法忍受。我寻找你。我又看见你。不幸呵!当我看见了你两次以后，我就想看见你一千次，想常常都看见你。所以——在那滑向地狱的斜坡上，怎么停止得住呢?——所以我不复能主宰我自己。魔鬼系在我翅膀上的绳子的另一端，却是系在你的脚上的。我变得象你一样的流浪无定。我在一切拱门下等候你，我潜伏在一切街角上，我回到我的屋子里时更加入迷，更加失望，更加着魔，更加丧魂失魄!……(《巴黎圣母院》第423-427页)

于是，这无法遏制的情欲就决定了整个故事的悲剧结局——他的和她的悲剧。他的悲剧是由于他再也无法保持以往那种神性的圣洁和内在的单纯；她的悲剧则是由于她那魔鬼般难以抗拒的美丽面容、优美舞姿和动人歌声冲破了他心中牢固的神性堤防，燃起了他心中难熬的欲火。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自我分裂啊，一边是虔诚的信仰，一边是炽烈的爱情。孚罗诺副主教绝望地呻吟道：

她长得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吗?……

究竟，一个男人爱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呵!

与孚罗诺的不幸遭遇相似，海涅讲述了一个巴塞尔夜莺的故事，这个故事具有更加令人沮丧的情调。在1433年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一群虔诚而渊博的主教和修士们在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各种深奥而抽象的神学问题，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真诚信仰。突然，他们在一棵盛开的菩提树前停下了脚步，那棵树上栖立着一只夜莺，正在千回百转地高唱着悠扬悦耳的歌曲。这歌声是如此地美妙动人，竟使得那些博学而严肃的僧侣们寸步难移。他们那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陶醉在和煦的春天的曲调中，那些枯燥晦涩的神学教条早已被抛置到九霄云外。当他们从这种忘我沉醉的美好境界中清醒过来时，他们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终于有一个神性根基最为深厚的修士感觉到此事的蹊跷，他认为这只夜莺可能是个妖魔，它试图用惑人心智的悦耳歌声来引诱他们离开神圣的基督教问题而坠入甜蜜享乐的罪恶深渊。为了驱除这可怕的精灵，这个修士念起了当时通行的赶鬼咒语。据说就在这时候，那只鸟儿竟然回答道：“是啊，我就是一个邪恶的精灵!”然后笑着飞走了。所有听到它那优美歌声的人在当天都病倒了，而且不久就相继死去。海涅对此评论道：“这个故事不需要什么注解了。它整个儿带着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作妖魔来加以咒骂的时代的凄惨印记。甚而连一只夜莺也要遭受诬陷，当它唱歌时，人们便在自己身上画十字。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8-19页)然而最为悲惨的是，这个“抽象的阴魂”并不能真正做到闭目塞听、万念俱寂，他常常禁不住要觊觎人间的温存，就像那些品德高尚的主教、修士们会情不自禁地被夜莺的美妙歌声所吸引一样。

由神性与人性之间的这种尖锐对立所导致的彻心透骨的痛苦，必然会把人引向最无耻的虚伪和最无情的残忍，正如希腊式的原始和谐必然会把人引向最无邪的欢愉，罗马式的极尽人欲必然会把人引向最肆无忌惮的奢靡放荡一样。在这方面，孚罗诺副主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那神性的圣洁一旦被奔涌的情欲冲破，它就会立即转变为一种不顾廉耻的狂暴和极度贪婪的占有欲，就如同一个从死囚牢中逃出来的囚犯的疯狂心态一样；然而当它所追求的目标不能被达到时，它又会立即转变为一种阴险歹毒的毁灭欲和铭心刻骨的仇恨心理，通过毁灭目标本身来完成深沉的内心忏悔，亲手将美好的情欲对象作为祭品奉献到重新建立起来的神性的祭坛上。当孚罗诺得不到爱斯梅哈尔达的爱时，他就以“女巫”的罪名告发了她。法庭判处这可怜的少女死刑，当行刑队伍在庄严肃穆的赞美歌声中缓慢地走向绞刑架时，绝望的爱斯梅哈尔达又看见面色像死人一般苍白的副主教向她迎面走来：

副主教慢慢地走到她身边。甚至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他的眼睛里还闪着逸乐、妒嫉和欲念。接着他高声向她说道：“少女，你向上帝要求宽恕你的错误和罪恶了吗?”他凑到她的耳边(观众们以为他是在听取她最后的忏悔呢)说：“你愿意爱我吗?我还能救你!”

她盯着他。“滚吧，恶魔!否则我要公布你的事情!”……

“好吧!死掉吧，你!”他切齿地说，“谁也不会得到你!”

于是他把手放在吉卜西女郎的头上，用阴惨的声音念道：“I nunc,anima anceps,et sit tibi Deus misericors!”

这是通常用以结束这种暗淡的仪式的可怕的句子。这是牧师给与刽子手的暗号。(《巴黎圣母院》第452-453页)

这不仅仅是文学的夸张，在中世纪的社会现实中，这种令人作呕的虚伪和狂暴不断地出现在神圣的十字架下。在迫害异端特别是大规模地迫害“女巫”的热潮中，那些面色阴沉的修道士们之所以表现出如此不宽容的残暴行为，更多地倒不是出于对纯洁神性的真正忠诚，而是出于一种可怕的自虐心理。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并非一片安恬的纯净，而是升腾着难以抑制的情欲之火。当他们把那些美丽的“女巫”作为魔鬼的化身绑上火刑架时，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心中苦苦挣扎的人性欲望投入了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这些可怜的禁欲主义者，这些自我摧残的伪君子，当他们看到自己情欲的替代品在火焰中痛苦地辗转呼号时，他们从血腥的气味中体验到一种被扭曲了的灵魂的净化的快感。一个人如果不能宽容地对待人性，他也同样不可能具有真正圣洁的神性；一个人如果不敢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正常情欲，他就必然会对别人的情欲怀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就必然会对一切可能引起情欲的对象抱着一种撕心裂腑的矛盾心态——他那被扭曲的阴暗心灵对这对象爱得越疯狂，他就越是要残酷地折磨这对象。这种变态的自虐—施虐狂由于借用了神圣的名义，结果就表现为一种必须通过火与血的献祭才能够最有效地加以表达的宗教虔诚。在这血与火的祭坛上，绽开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一朵最富有恐怖魅力的花朵——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法庭”。痛苦地压抑着内心欲火的修道士们对这朵阴森诡异的花儿情有独钟，它越是具有血腥的恐怖气息、越是能够在他们的被阉割(却又未曾阉割干净!)的灵魂中引起一种刺痛的快感，他们就越是热爱它。这就如同小孩子在听关于鬼的故事时的情形一样，这些故事越是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就越是想继续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