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沁：戏中人

很多观众看《请君》里的于登登都有点惊讶，李沁还能演“搞笑女”？其实不光他们，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时常感慨，“这是我吗”，有点不敢置信。

刚拿到剧本时，就意识到这个角色另类，和自己反差大，想演。喜剧其实难演，它最大的点在于真诚，你得比正常（情况）更真诚，一点一点地渲染，把这事渲染得足够真了，再“啪”一下，来个急转弯，（喜剧）张力就出来了。能把喜剧（角色）演好很不容易，于登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我也不能老演那种“正常”的角色，对吧？离开舒适区，才可能发现新大陆。

整部戏拍下来挺累的——于登登台词量非常大，人家说一句她说十句的节奏，语速也快，而且她说话是有点迂回的，你想她一个久经沙场的山寨大当家。要（演）出来一寨之主的担当和霸气，说话肯定不能跟平常一样，你得注意抑扬顿挫，同时还得带点“不要脸”的劲儿。进组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声量大小、发音部位，包括说很多话都是命令式的。体态也得提前找——于登登是有点糙汉子的性格，坐没坐姿、站没站相的，我也要提前习惯大一点的肢体动作，坐的时候腿不好好放，有凳子就往凳上一搁。

走出舒适区，《白鹿原》其实是第一步。20岁出头那会儿，年纪小，不太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戏找过来就拍什么，性格上来讲，可能没那么主动。渐渐意识到，角色稍微有些重复，觉得还是要做调整，所以2016年就去拍了《白鹿原》。

拍那部戏时压力很大，田小娥是个戏剧张力特别足的角色，我当时表演经验也没现在丰富，演的时候相当痛苦。但往往人痛苦的时候也是自我成长的时候——痛苦、怀疑、崩溃，崩溃完了，你的某个维度也破了，就会生长出新的维度，那就是成长。

今年拍《人生·路遥》，明显感觉从容多了。和《白鹿原》一样，《人生·路遥》也是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我饰演的刘巧珍是个时间跨度特别大的角色，但人物成长线十分清楚，而且我也拍了十来年戏，攒了很多“小火苗”。这部戏在原著小说作者路遥老师的故乡拍摄，特别写实，灯光、美术、摄影包括我们演员的妆造，全都按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还原。定妆照里，我扎俩小辫，梳着齐刘海，涂了大概有三斤黑粉（笑）。我妈看了特惊讶，你怎么跟我年轻那会儿一模一样，一下就勾起了她那时候的回忆。可能每个年代都有那个年代的特定审美，我感觉这个（造型）挺突破的，记得当时定完妆，跟镜子里一看，“这是谁啊”，又不认识自己了。不知道到时候剧播了，观众能不能认出我，我很期待，也有点好奇。

今年大半年时间都在剧组。剧组生活很简单，早上开工，晚上收工，每天两点一线，条件艰苦，也没什么娱乐，听上去可能单调了些，我觉得还好，有时还挺享受的。我喜欢那种长时间专注在一件事上的感觉，很投入、很沉浸。当你沉浸其中后，脑子里会自动蹦出很多想法，跟对手演员也会默契十足，很多时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够了），一句多余的话都不用说。当沉浸得足够深，就是你真正进入角色后，真的会跟她产生某种连接，会有种同频共振的感觉——好像你过的就是她的人生，你自己的部分反而没那么多了。那种感觉很微妙、很爽，也很过瘾。

从小我就喜欢艺术，艺术有很多不同门类，但都是相通的。18岁，拍第一部戏《红楼梦》时，我就确定了自己喜欢演戏。但刚开始，你是不确定自己会演戏的——你也不是专门学这个的。庆幸的是，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伯乐，好的老师，你跟着他们一块儿学，慢慢觉得自己这方面可能还行，也能演。一部接一部拍下来，时间和经验都会在你身上有所沉淀，你会越来越自信。现在我就十分笃定了，我热爱这事儿，也可以干这事儿。

我挺在意观众的。他们的眼睛是非常敏锐的，你所有细节他们都能看到。《请君》播出时，我看到一条弹幕：“二爹是于登登的亲妈粉”。当时心里一咯噔，太准确了！我和阳哥（小沈阳，在《请君》中饰演于登登的二爹）在梳理人物关系时，最后定下的基调就是这句——二爹对于登登而言就是妈妈一样的存在。我们后续所有表演，都是基于这个点来的。

拍《红楼梦》时，李少红导演说过一句话，真诚是一把匕首，扎哪儿哪儿出血。对我来说，这句话本身也是一把匕首，一路警醒着我。我想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演员，任何一个行当里，得到别人尊重都是不容易的。演一个角色，观众喜欢，行业认可，这是我能想象的最好结果——我会踮起脚来够一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