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清华大学打算破格录取钱钟书为外文系硕士。
钱钟书却当场拒绝:
“导师吴宓太愚笨,没有资格当我的导师!”
这狂妄的话传到吴宓耳朵里,吴宓只是一笑,说:
“钱钟书狂,只是文人书生的傲气罢了,不打紧!””
能在清华当教授,当然不是泛泛之辈。
吴宓是我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大师、国学大师,学贯中西,但他为人十分宽厚温和,爱才容物。
尤其是对恃才傲物的钱钟书,吴宓给予了极大的包容,还谱写了一段佳话。
论渊源,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甚厚。
钱钟书在考上清华前,吴宓曾让他在清华旁听一年,并亲自辅导他学习外语。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满分,顺理成章成为了吴宓的得意门生,而吴宓也十分看好这位才子。
那时候,钱钟书上课经常偷看杂七杂八的书,但回回考试都第一。
每每上完课,吴宓都会问上一句:
“钱先生,今天的课上得怎样?有何高见?”
钱钟书的点评,总是先扬后抑,最后还不忘留给老师一副很不屑的表情。
恃才傲物也就罢了,钱钟书有时还会调侃老师的私人感情。
1937年,钱钟书留学海外,受国内一个编辑的邀请,发表了一篇关于吴宓的书评。
当时,吴宓正在追求毛彦文,举动大胆,令钱钟书颇为反感。
于是,钱钟书在文中大胆开麦,揶揄毛彦文是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剩女,笑吴宓是“傻子”,导致吴宓的恋情成了一时的笑话。
不久,吴宓收到了钱钟书寄来的书评和信,既恼怒又伤心。
自己最看重的弟子,竟这样讥讽自己,吴宓不禁抚纸长叹:
“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 而如此对宓,实使宓尤深痛愤。 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
如此一来,吴宓心中多少有些不痛快。
这年6月,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打算聘请钱钟书,来问吴宓意见,他却避而不谈。
冯友兰眼见吴宓对钱钟书不屑置词,啥也没问到,只好尴尬离去。
不过,虽说是出了一口气,吴宓又觉得自己有违师尊。
纠结了两天,吴宓便着急跑去问冯友兰:“你那聘书寄给钱钟书了吗?这小子很抢手的。”
这回轮到冯友兰不搭理他了,只吐出四个字:“过期不候!”
吴宓懊悔道:“我真是糊涂!”
1940年,钱钟书学成回国,很多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清华大学也不例外。
可外文系的陈福田、叶公超两位主任却一致反对,还跑去校长那贬低钱钟书。
原来早年钱钟书说吴宓太笨时,还顺道说了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一下子把这两人得罪了。
吴宓听说这两位主任的行径后,大骂道:“蛇鼠器量,妾妇之道!”
那段时间,他跑上跑下为钱钟书说情,还拉上好友陈寅恪当说客。
每到一处,他都拍着胸脯保证:
”钱钟书的才学,足以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添彩!“
最终,清华大学聘用了钱钟书,但陈福田等人一直排挤他,还放言:“钱钟书才学还不够火候,顶多能做个副教授。”
孤傲的钱钟书哪里受得了这般贬低,于是愤然离职。
吴宓亲自去查钱钟书的教案,发现不仅有专业深度,还旁征博引,丰富生动,哪里不够火候?
他气愤地拿着教案去找校长:“您看看这教案,写得多好啊!”
吴宓竭力证明学生优秀,又极力挽留,钱钟书仍决意离开。
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时,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提起书评一事,红着脸,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三个大躬。
吴老哈哈大笑,挥挥手说:“老夫早不记得啦。”只顾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
1993年,吴宓之女请钱钟书为《吴宓日记》作序,钱钟书在序中写道:
“当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
吴宓曾说:“后辈年轻气盛,没必要与之过多计较,而应给予更多机会,公平对待,珍惜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