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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因素与精神病之间存在许多联系，如经济地位低的阶层诊断患精神病的概率更高及城中城比乡村地区患病率更高等。或许可以通过综合运用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等方式，使此类现象得到改善。
（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英）肯˙布莱克莫尔 路易丝˙沃里克-布思《社会政策导论》（美）查尔斯˙H˙扎斯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美）戴安娜˙M˙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 过去主宰社会福利思路的有两种途径，分别为残留性途径和制度性途径，前者建议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对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提供针对性帮助，后者则主张国家应广泛介入社会福利的方方面面，二者为筹资均要被动地依赖于经济活动。不同于残留性途径和制度性途径，社会发展途径使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政策与项目发生直接关联，并强调全民性和宏观聚焦。在二十世纪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带来相应程度的社会进步，在经济富裕环境中的贫困现象持续存在，这类现象往往被称为扭曲发展。此类问题便是未能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相和谐，也未能保障经济进步使整体人口收益。扭曲发展的社会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更好平衡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国家之所以享有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准，是因为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为促进社会发展而做出系统性努力，即将经济同社会发展相融合。由此可以看出需要重视一点，即通过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来解决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脱节问题。社会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也能解决扭曲发展问题。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宏观视角，聚焦于社区和社会，强调有计划的干预，提倡动态的、以变化为导向的方法，顾及全民利益，并协调社会干预性手段和经济发展，以期使经济与社会目标相融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形之下，为避免扭曲发展问题的出现，可以基于社会政策的颁布使得社会福利得到同水平的提升，进而各国国民得以享有高水准的生活，由此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工作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匡正社会问题，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的状态及其产生原因，社会政策则致力于把社会工作（即实际行动）与社会学（即研究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政策领域涵盖一切能够影响人类福祉的政策领域，例如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及教育等方面作出的决定。社会政策和福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社会福利和给付能够起到保护和帮助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会将某些群体“特殊化”或边缘化。蒂特马斯按照社会政策的不同价值理念，将社会政策划分为三个模型，分别是A模型（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B模型（社会政策的工作能力-成绩模型）和C模型（社会政策的制度性再分配模型）。A模型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英国的《济贫法》，该模型的前提是私有市场和家庭是两个“自然”的渠道，个人的需要可以通过它们而获得适当的满足，只有当市场和家庭崩溃时，社会福利设施才应该介入，且只是暂时性的。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此时的社会政策为剩余角色。B模型又称为婢女模型，该模型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工作成绩有关，根据各人的优点、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来满足其社会需求。C模型则认为社会福利应在市场以外，按照需求的原则，提供普惠性的服务。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对以上三个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A模型认为个人应担负保障自身生活的义务，只有当其无法保障自身生活时，政府才会介入其中，其余阶段均有市场发挥作用。B模型强调个人付出与收获的正相关关系，即多劳多得，权利与义务对等。而C模型则认为公民应具有享有福利的权利，此时的社会福利具有普遍性和制度化的特点。社会政策是社会福利的基础，社会福利通过社会政策的颁布得以实现，国家各项法律和政策等的演变体现了其福利模式的变迁。16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第一部综合性《济贫法》在伊丽莎白王朝末期得以通过，同时也意味着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的诞生。1834年《新济贫法》取代前者，但其出台并未改善彼时穷人的困境，反而增加了贫困和依赖公共福利的羞耻感和耻辱感，最终在1948年退出了历史舞台。贝弗里奇作为英国福利制度的主要设计师，其计划成为二战后工党政府（1945-1951年）制定福利国家蓝图中的重要部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贝弗里奇的福利制度得到进一步扩展。然而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放弃了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但贝弗里奇福利制度的基石，即社会保障，并未受其改革的影响。迄今为止，对基本的“贝弗里奇式”福利国家进行的改革是具有演进性的，英国政府对福利提供的边缘进行小修小补而非重大改革。但长远来看，演进性的变化或许会导致根本性的改进。艾斯平-安德森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统合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而英国并不符合前三类的任何一种。作为一个福利的中等规模支出者，英国既没有追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发展为全面且先进的福利国家（如丹麦、挪威和瑞典），也未像德国一样发展由政府、雇主和工会提供福利的统合主义制度。当今英国的福利制度是原则与传统影响的有趣混合，有着相对坚实的福利国家原则基础，并致力于提供普惠福利。不同于英国社会福利的混合类型，根源艾斯平-安德森的划分类型，美国属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其特点为政府只提供最低水平的福利服务和国家提供的服务属于剩余型等。美国福利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伊丽莎白时代，但其也发展了自身独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迪尼托将美国社会福利体系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共救助，其特点是接受者必须为穷人，依据有关政策提供的救助津贴是由一般税收金支付的。一类是社会保险，它被策划用来预防贫困。社会保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照顾和失业保险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福利项目则被划分为社会服务，如儿童保护服务、早期教育及职业培训等。但由于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使得弱势群体在对社会福利需求和约束的表达上占据劣势地位。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在经济与福利的协同效果上优于美国和英国，其强调社会平等、重视工作伦理和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并给予福利的支持。瑞典的社会合作主义的表达方式基本上保证了劳动者与雇主同等的表达机会和影响力，而美国的多元化方式往往利于拥有更多资源的群体。由此也证明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融合对于社会福利均衡的重要性。社会工作离不开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支持，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完善将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时，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将影响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定和实施。社会工作是一个多元技能专业，并要求实务工作者在众多领域接受训练和拥有专长以便有效地应对个人、小组、家庭、组织和社区所面临的问题。社会工作的主要理论流派的概念框架与实践原则涵盖了社会系统理论、生态视角、优势视角、赋权和语言、社会建构主义和任务中心模式等。此外，社会工作实践还拥有六大目标，即形成和改善社会政策、发展和检验专业知识技能和增强人的问题解决应对能力等。当社会实务工作者面向具体服务对象时，则采用不同的实践方法和路径。当服务对象为儿童青少年时，交互项框架便显得较为重要，即将实务工作者的视野从仅专注于儿童青少年本身扩展开来，用交互性的观点来看待其他环境问题，或将儿童的微观世界方面纳入评价体系（如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社会政策会影响案主和实务工作者，也会对实务工作者的服务性质产生一定影响。交互性框架的存在能够将政策和方案放置于环境界面之中，也更利于案主问题的解决。当服务对象有严重的情感问题时（即为精神病患者），主要采用心理治疗及咨询的疗法，历经建立关系、深入研究问题及探求可选解决方案三个步骤。此外，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因素与精神病之间存在许多联系，如经济地位低的阶层诊断患精神病的概率更高及城中城比乡村地区患病率更高等。或许可以通过综合运用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等方式，使此类现象得到改善。英美等国家存在扭曲发展问题，由此涌现出的贫困、失业、犯罪、家庭解体、暴力、吸毒和社会匮乏等现象，社会工作的践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此类问题，但从根源上还需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由于各国发展都具有其独特的轨迹，因而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呈现上各有不同。此外，市场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人的最重要的生活需要都能通过市场得到满足，因而社会福利政策的存在可以满足市场之外的基本需求。瑞典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路径为其他各国提供了社会发展的良方，当政府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且给予社会发展同等力度的支持时，其全体国民才有机会享有全面而高标准的福利。在此情形下，大部分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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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鑫月，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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