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岘丨乡土中国：一部家庭史

一直以格子间市民自嘲的我，时常在想，我与乡土的距离有多远？

关于乡土，乡指的故乡，土指的泥土。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1）。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住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乡1）。但当父辈离开乡土，从小住在格子间的市民来说，乡土是一个远方的幻想，是户口本上户籍上仅存的符号。乡土于我而言，是遥远且神圣的。生活于其中的村庄不仅是一个依靠土地就能足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亦为一个意义上的世界，它所承载与寄托的是或是一种抽象的信仰，一种对于落叶渴望归根的情绪。

或许在社会进程的发展过程中，如《新乡土中国》中所提到，随着中国农村的半数人社会化，农村价值生产能力弱化，从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们很难从城市获得归属感，问题是家乡已经变得陌生，精神上和情感上好像都不再回得去，那么，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哪里？甚至那些从农村考上大学并在城市获得稳定工作的农家子弟，随着他们年老，“乡愁”越来越浓，失去价值生产能力的家乡是他们的归属吗^{（新乡23）}？

反看自身，小时候，爷爷会教我画画，边画边说，家乡在山脚下，我们在一片山下，靠山吃山，得把山画上，瓦片的屋子、炊烟杳杳，几户人家下是一条小河。爷爷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村子、关于抗日逃难、关于人性、也有关于身份。

的确，爷爷的故事里符合着中国农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几点特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的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包围。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是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乡5）。

只不过，可能时代的不同，亦或那是更早些的村庄，应着爷爷的父辈自身的眼光独到，用单薄的银两地价购入了一块林，那林繁茂浓密，也因此翻身成为地主。山下有着小河，依河而建形成了一个小村落，爷爷说那会儿大家都住在一起，从村头跑到村尾都是自己家的人。一是要一块劳作，二也是为了安全。爷爷说，在日本人打到来之前，他父亲就把家分了，好几个老婆好几个儿子都像太公分猪肉一样，人人有份。

爷爷的母亲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爷爷的姐姐读书很好，也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大学生，很受她父亲的喜爱，每次回家都让她拿着金条赶紧回到学校里。“金屋银屋都不如自己书屋，给你再多也是会害了你的”，爷爷时常说到这句他父亲给他们讲的话。或许，也正是这种经验的累积成为了一种文化，这种依赖着一代代人个体经验习得的传承，以至于到后期文革平反后，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向前走，离开了乡土，来到了城里，也无法得知村里的消息。但在爷爷的表述中，还能看到他们心底维系着的，还是关于乡土的一点点记忆，记忆形成一座桥梁传递到了我这一代人。听着爷爷的故事，也能理解着爷爷这一辈子选择与坚定。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于差序格局，一种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乡30）。应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下，人们背井离乡，去到大城市去打拼，甚至很多人在城市定居了下来，对于乡土的圈子亦是越发的淡薄，后代对于乡土的认识也更少的接触了。新乡土中国用“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作为回应差序格局中单薄这部分，关系越发疏远，联系也逐渐变弱，一致行动能力差了之后，村庄的社会关联也就减少了，村民获得共同的动力也会相应的减少^{（新乡43）}。

同时，这个部分联想到了张和清老师《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绿耕在推进“双百计划”的初期，采用驻村工作模式来扩展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社区6）}，通过“三同”的工作模式，来拉近社工作为“外人”进入到社区中深耕的实践距离，通过利用实践的感受力，让人们受到现实状况的刺激后所产生的感性认识力量^{（社区13）}，从而更加接近着土地，了解乡村，才能切实的了解到乡村人是如何理解社会的发展以及“外人”进入到本土的认识。

包括在《珠海红星村口述史》一书中，绿耕社工进去到村内利用口述史的方式挖掘土地的故事，了解土地的发展，并双百计划的推动下，在土地中与村民共同将粮仓改造成为社区的公共空间，后期公共空间构成了社区村史博物馆和活动空间。在整个过程当中，社工的介入，使村民对于公共事务更加的拉近与了解，或说是“外人”促进“内人”发展，也是“内人”对于“外人”本土实践及研究的发展，达到了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和谐关系。

关于差序格局的定义从第一次看着本书的时候就牢牢记住，可当越发思考，以至于联系到后文男女有别的章节里面，也无法体现出乡土更突出的宗族性，在男女有别的章节里提到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同性组合的影响，也不易巩固。于是家族替代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一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乡56）。固有的传宗接代的想法固然也与此示，社会继替，生死无常，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在这一代代人之中传承下去。

但当代的独生子女政策遇上乡土宗族性原则，所产生的出来的社会冲突，导致我，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产物——独生女，无法踏入爷爷口中的乡土。我的父亲和我爷爷在处理日常问题或者对待我堂哥和我的问题上，不是重男轻女的一棍子打死，但在关于再次进入乡土的问题上，他们却犹豫了十几年。仍可算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稳定传承了，乡土的权利关系不再得知，而在父辈之间的文化关系，却在我这一辈人的生活习得中慢慢传承。

其实这个读书报告在这个月中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在汇报前也没能写完，本想着能梳理出个两本书的逻辑框架来，再进行一个逻辑对比，但也不知道时间去哪了，也没完成这事。也是应着听分享会后，对于这两本书的脉络有些自己新的想法。

何为新，一是时间上面，费孝通老师的乡土中国1948年首次发布，贺雪峰老师2003年初版新乡土中国，2013年再版。1948年看似很近，但实则还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2003年非典时期，首批特色经济村形成，2013年助农政策逐步落地，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简单的搜了一下时代背景，也没有太深入去了解（这一部分还是想再细一点考虑，在后续的阅读中可能也会在这部分加深思考，也算是留了一部分的尾在下个月的阅读中了）。但随着时间流逝，到了2020年新一轮的农村换届选举新政策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宏观大背景下，再10年回望，农村似乎又有了些新的变化。

再讨论南沙本土场域的实践过程中，南沙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说有很大一部分的村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变化，田地减少，农民穿鞋上楼，在回迁小区里生活。但很有趣的几部分是，部分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还是会在回迁小区门口继续卖菜，在进入小区的人行道中形成一个小的“农货市场”，通过再乡土化的部分去试图回到原有的村口卖菜的情景生活之中；再是当去到没有拆迁的村庄的里面，见到村民被问得最多的事就是“我们村什么时候能够拆迁？”

从这两个方面看来，一是村民对于土地丧失以及原有劳动场域的丧失后，想要去寻回原有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场域，在新的回迁小区形成一个再乡土的过程，通过重新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去试图回归、重构原有的生活，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类似城管、旁边高级小区居民的投诉的一些负面的信息输入，但仍然对他们的重构信心不构成太大的打击（根据访谈过的村民表述）。

二是没有拆迁的村民会认为，在这个现在社会进程中，“我”能摆脱目前境遇或是目前社会阶级的最快捷办法就是拆迁，“只要拆迁了，就发达了”，他们会看到，隔壁村的拆迁了，生活立刻就好像富裕了起来，开了豪车，住了新房，也有一家人分了好几件房子的事情发展，也并非少数，于是，没有拆迁的村民他们也想尽快拆到自己的家里。当经济需求大于乡村文化需求的时候，村庄不仅仅是“缺失记忆”，而是对于村庄的瓦解加以促进。村里很少人会为村集体公益来损耗自己的时间、经历与智慧^{（新乡112）}。或许，也是10年发展中，需要思考或者深入调研的一个切入点。

本月阅读数目费孝通《乡土中国》、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读书报告另外引用了张和清《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万向东《珠海红星村口述史》。

这个月匆匆忙忙的过了，以至于在后期总结的时候，来不及对于两本书的脉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原本计划做个对比，也经停留在了两本书时间差上面，对于思考，也仅仅停留在一些生活故事的基础上，缺少一些系统性知识的深挖上，下个月的方向可能还是想在乡土这块进行补充。10月阅读计划主要看《江村经济》《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构》，重读回《弱者的武器》。

2022.10.16 中午在家中完成

参考书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08.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3】张和清.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

【4】万向东.珠海红星村口述史[M].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