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诗琳丨通往现代之路
近期阅读书目：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涂尔干《自杀论》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经济与社会》
韦伯《以政治为业》
韦伯《以学术为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社会在日益分化的基础上，进入一个能够自我维持增长和自我创新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全面发展过程，正如涂尔干所说，“尽可能使社会步入日臻完善之际，正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现代化是贯穿社会学发展始终的核心议题。将时间轴拉回现代性萌芽伊始，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社会破土而出，伴随着社会转型阵痛，如何回答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时代课题，如何就现代化发展趋势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开展构想以实现社会的重新整合，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韦伯和涂尔干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剖析现代化的缘起、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思现代社会的宏伟蓝图，力图探索通往现代化彼岸的道路。
1 何为现代？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我们越是接近高等社会形态，劳动分工就越发达。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现代性的不断增加，社会分工也会更加细化，现代化过程就是伴随着社会分化的过程。文明差异的消失带来的是个人差异的扩大，拓展至经济领域，各类社会职业之间的鸿沟在被填平的同时，他们的内部的异质性增加了。
由此，他进一步论证社会的两种团结类型，一是建立在明确而强烈的集体意识和个人同质性之上的机械团结，另一个是建立在模糊而脆弱的集体意识和个人异质性之上的有机团结。社会越是接近现代的形态，构成压制性法律基础的共同意识也就愈加薄弱。换而言之，涂尔干眼中的现代化，就是实现社会整合的纽带以机械团结逐渐过渡到有机团结的过程。
韦伯对于现代化的看法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试图厘清宗教改革在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并在世界范围进行量的传播上发挥了多大程度的作用。通过梳理在宗教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宗教主张，研究不同的社会行动，韦伯力图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植根于天职观的理性生活方式，其源头就是基督教的禁欲精神。
由此可见，韦伯眼中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当宗教改革热浪袭来，职业禁欲转变为对消费的抑制和对努力逐利的释放，资本积累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扩散的外在结果，尘世的财富史无前例地迅速堆积，逐渐形成所向披靡之势，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为它的存在提供支撑，当工业革命带来机械文明，理性将现代性推至新的高度。
2 政治蓝图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提出了一种假设，即法人群体将来会变成一种基础，一种政治组织的本质基础，它会在未来成为国家基本划分形式。社会将成为一种由国家法人团体所构成的庞大体系，职业组织和法人团体将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机构。涂尔干提出的现代政治构想，是以职业分工为基础的，他将他的团结概念内核确立为现代国家构成和建设的途径。
如果说《社会分工论》是问题的提出，是骨架的建立，那么《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便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血肉的填充。缘何是法团成为政治基础？涂尔干对此的解释是道德活动交由集体，能够规避社会冲突和动荡，当分享共同利益的个体走到一起，他们的目的就不仅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还能够体验到共同生活的快乐，这同时也是共同道德目标带来的快乐。
法团应采用何种形式存在？相比过去“生性迟钝”而难以适应大工业时代最终名誉扫地的法团，国家法团具有庞大的规模、复杂的结构、五花八门的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够与灵活变动的社会保持平衡状态。同时，法团的整体框架必须依附于中央机构，也就是国家。
可以说，韦伯是议会政治的摇旗人。他认为现代官僚制相对于现代理性生活秩序的其他力量，具有无法回避的特点。他倡导这样一种官僚制组织——组成这种组织的官员受过了理性的专业化及训练，具有管辖权的分工、明确的规则和等级制的权威关系。在他看来，官僚制的推行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面对它的日益推行和权力的不断膨胀，应该保证有能够对其进行牵制和有效控制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君主和议会。
君主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议会应该实现：行政首脑必须从议会成员中产生，即由议会选择领袖，同时行政应该由议会控制。这样一来，支配性政党的领袖就是在积极参政，一会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积极的因素，同时君主也能够不单纯凭借他的王权而是他的个人影响进行国家治理。由此就构成了所谓的“人民国家”。至此可见，韦伯实际上在倡导一种理性的政治秩序，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他想建立一个强大的议会，这个议会应该能够促使官僚系统即政府对其负责，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由受过理性训练的小群体做出，还应该有完善的法律措施保障权力的理性运行。
这种政治理性主义在韦伯在其就职演讲提到的“政治教育”上也可见一斑，他认为市民阶级未老先衰，没有担纲民族权力利益的能力，工人阶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政治成熟以取代市民阶级，文人也不具有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因而政治教育刻不容缓。
3 社会整合
实现社会整合关系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机械团结中，个人不带任何中介地直接系属于社会，涂尔干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机械团结中相互凝聚的社会分子想要一致行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个人意识不仅完全依赖于集体类型，它的运动也是完全追随集体运动，就像被占有的财物总是要追随它的主人，在这样一种团结下，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个人的个性会越来越被削弱，人权和物权简直没有区别。
而在分工所带来的有机团结中，个人之所以依赖于社会，是因为他依赖于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在集体意识下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一方面，劳动越是分化，个人就愈加贴近社会，另一方面，由分化带来的专门化又使个人越成为个人，由此，社会整体的意识和个人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对立统一，社会也就走向了现代化。这两种团结都能够产生出社会整合的纽带，但纽带的力量却全然不同。
在低级社会，由相似性组成的社会纽带是很容易断裂的，任何人都享有充分的自主，随时都能离开他的首领，哪怕是在政府的残暴专制下，人们常常拥有脱离家族的自由。随着劳动分工，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变成了相互依赖的整体，人们各司其职，各个部门构成了社会的有机体，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有机体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就不得不采取方式防止各种外界因素的侵入，这条社会纽带自然不那么容易断裂和消解。
《自杀论》中，涂尔干进一步运用了这一说法，利己主义自杀的根源就是社会在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整合作用使它的成员从属于它，纠正这种弊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各种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便这种群体更加牢靠地留住个人，个人更加依恋群体。因而，在涂尔干眼中，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加强个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结，而职业团体便是最好的答案，他无比期待职业团体可以成为未来的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基础，这足以展示涂尔干对现代社会中有机团结的肯定。
韦伯并没有直接地就“社会整合”的概念提供“药方”。韦伯划分了三种社会联合体或者说是共同体，那就是身份群体、阶级和政党。韦伯划分阶级是按照市场机遇的性质，也就是说阶级状况最终就是市场状况，市场资源如货物、服务的占有就形成划分不同阶级的标准。相对于阶级来说，身份群体是标准的群体，但是这种群体也不是定型的，对荣誉的评价就是划分身份群体的标准，而并不一定要与财产状况相联系，其中的“荣誉”用更为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地位、社会名望等。
身份群体与阶级的关系是：阶级差别是以极为多样的方式与身份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阶级关系到经济秩序，身份群体与社会秩序有关，那么政党就是属于权力的领域，它以影响社会行动为取向，而不论社会行动的内容如何，它始终瞄准一个目标，并按照预定方式去追求目标。韦伯关于个人社会关系是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的，相对于涂尔干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带来的社会整合，韦伯的社会分层观点虽然颇具特色，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并无明显体现。
4 民族与国家观
在涂尔干看来，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的责任就是制定某些对集体有利的表现，这些表现与其他集体表现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意识和反思的程度更高。换而言之，国家并不是简单的集体意识的镜子，而是能动的主体，它的主要功能是思考，它的任务也并不仅限于保护个体权力，而是达到高于个体的社会目标。国家与群体之间相互牵制的作用也有助于个体获得自由，构成了个人解放的根本条件，它能够把儿童从父权统治和家庭暴政中解救出来，把公民从封建群体、公社群体中解放出来，把工匠及其雇主从行会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而民族和人类理想的融合，则需要每个个别国家成为中介机构，并且推行这种普遍的观念。假如国家拥有自己的目标，不去扩张自己的界限，而是最大限度地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生活，那么民族道德和人类道德之间的所有罅隙都能抹平。因此，涂尔干所畅想的民族国家是注重内在优化的，社会将其能量集中于自身，爱国主义精神将无差别地扩散，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大同主义或是世界性的爱国主义，未来的社会会以无法想象的更大规模向前推进。
与涂尔干世界性的爱国主义不同，韦伯的民族国家观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他驳斥了所谓的“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以普遍幸福为己任的普遍适配的“菜谱”是不存在的，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永无和平而言。他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然要受制于民族性，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他反对“国家扶助”的口号，提出了“国家理由”的主张，认为应该将是否有利于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是否有利于民族担纲者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从这篇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韦伯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对当时德国政治的担忧，他在字里行间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于 “民族性”的呼唤，想要唤醒沉浸在眼前的成功和永世太平美梦中的社会。他将自己归为市民阶级的一员，但也很显然，他对市民阶级却并没有很强的肯定，而是将其成为“政治侏儒”，他将市民阶级由上而下的这种 “政治不成熟”归结于他们“非政治”的过去，因而提出前文提到过的政治教育主张。
韦伯言辞恳切地提出深刻的批评，在感叹自己与上一个伟大时代擦肩而过的同时，他依然对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坦言愿意为了德意志民族更伟大的时代策马先行，并且希冀领导阶级能成熟到坚韧而清醒，这样一来，德国政治就能够理智地成长起来，德国的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
5 总结
回到开头提到的问题，如何走向现代化？涂尔干对这个问题的切入视角是“社会整合”。从现代化理解、政治构想、到民族国家观，他都将社会整合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再从国家上升到世界，涂尔干的视线始终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结合上，个人由职业获得与社会联结的纽带，成为“社会人”，而职业法团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国家的统筹之下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公民道德和社会凝聚力由此建立起来，这便是迈向现代化的通道。
涂尔干主张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坚持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原则；韦伯则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因此，他对于社会的分析是从主体的行动动机出发的，他从宗教精神切入，探讨了新教改革的过程，比较了各个宗教对恩宠状态、禁欲主义的不同解释，由此形成的“天职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新教的“天职观”，那便是理性，而理性正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特质。
在韦伯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交织在一起，实则就是逐步理性化的过程。但在很大程度上，韦伯对现代化的态度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当理性过渡地发展，冰冷的计算将成为困住人们的牢笼，究竟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矛盾，韦伯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尽管他的态度乃至他的一生都透出一丝悲凉的底色，但是从他几本著作中，从他的呐喊中，我们依旧可以感受他对于民族国家的拳拳关切，或许我们踏上的韦伯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就在从他的学术精神和时代关怀中汲取鼓舞和启示，让现代化这个议题得以向更纵深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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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
作者：周诗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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