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月丨政府干预真的好吗？
近期阅读书目如下：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美）詹姆斯•布坎南 戈登•图洛克《同意的计算》
1 经济革命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人口和资源比率曾有过两次大的中断，诺思称其为第一次经济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
在脱离其他动物后的一百多万年里，人类从事着狩猎和采集植物的活动，并深受变幻莫测的自然的影响。当经历过无数次巧合和无数次遗忘后，人类逐渐探索出耕种的奥秘，而后通过记忆加固和代代传承，最终形成了固定农业。由狩猎和采集到固定农业的转变，扩大了资源基础能力的开发，其结果相当于一场重大经济革命，诺思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此次转变给人类造成了一种来自其主要部分的刺激的变化，该变化来源于两种制度下的不同产权，即公有产权和专一产权。
第二次经济革命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创造了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第二次经济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学科的发展，科学知识的进步使得人们利用一个领域发展的能力不会受到其他领域瓶颈现象的阻滞。第二阶段涉及工业革命期间科学家和发明者之间的知识交易，公、私组织逐渐意识到基础性和开拓性的研究的重要性，结果发展出了发明工业。第三阶段是形成产权使私人受益接近于社会收益，一方面对发明创新的产权予以完善规定，另一方面基础性研究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并在大学里展开。第二次经济革命在西方世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在两次经济革命之间为马尔萨斯人口压力时期，这一压力有时被生理上和社会上的反应所抵消，有时则被经济制度效率的改变所抵消。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了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制度不仅阐明了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制度和抑制制度，而且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福利和收入分配。产权理论是理解该结构的必要工具之一，并且对于说明人类为减少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而发明的各种经济组织是不可或缺的。
2 产权、交易费用与外部性
要素生产者本可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收益，进而可以规避企业的存在，然而现实中企业的诞生却代替了部分的市场交易。对此，科斯指出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纵向一体化的原因，即处于各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而且企业的存在能够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即可用费用较低的内部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时，企业的规模便得以确定。科斯在对企业起源及其规模的探索中，初步实现了对产权的探讨。
科斯将交易费用进一步拓展为社会成本，而社会成本的核心在于外部性的研究。科斯定理指出当交易费用为零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权利的自愿交易才会保证最佳的资源配置，此时交易费用同竞争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然而当负外部性存在时，并不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由于无法标准化地衡量负外部性问题，会导致交易费用过高，以致于无法实现企图解决此类问题的自愿交易，人们往往求助于司法程序或政府管制。
因而，科斯定理便不再适用，此情况下科斯第二定律便极为重要。科斯第二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正时，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率资源配置，此时将权利安排即制度形式与资源配置效率相对应。由此可以看出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3 自由市场的陷阱
当产权制度在西方社会发挥其优势时，资本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具有缺陷的理念地蔓延让西方经济再一次陷入了停滞和衰退之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演变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几千万人失去工作，上千万人沦为贫困人口。斯蒂格利茨指出此次危机产生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有关。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人们总是试图从经济活动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如果经济活动不受人为干预，那么经济活动会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使得理性的经济人获取最大利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便由此得来。然而一味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自由市场的后果是带来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前，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做法开创了自由市场革命，自由市场倡导去监管化、减少政府干预等措施。
自由市场学说的盛行让人们深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总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市场也会很快自行纠正。而正是这一理念造成了外部监管的弱化、人性的贪婪、美国金融体系失序的局面，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蔓延全世界，恶化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一味的向银行注资，而大银行正是形成此次危机的主要机构。与此同时，政府很难再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而正是这些金融机构能够向经济系统中最具活力的部门提供资金。如此一套无效的拯救措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斯蒂格利茨指出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不能再一味坚持自发市场经济优于政府监管的信条，走出危机，需要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并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等一系列措施。
4 适当的政府干预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曾就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的讨论中便提到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然而人们总是逐渐遗忘上一次经济危机带来的苦痛及其原因，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便是前述的结果，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弱化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过分看重“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最终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该结果体现出“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重要性。因此，为使经济稳健持久地发展，要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即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干涉相结合。
当政府实施干预时，适当了解人们的行为是必要的。虽然贝克尔抱守“经济人”的信条，但其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仍具有一定参考性。例如，政府应采取各类措施尽可能地降低市场中的歧视，因为歧视会使得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同时蒙受损失。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变人周围的费用结构，而非改变人本身，建立一个利他主义的社会。
然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当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时易形成“政府失灵”的现象。布坎南和图洛克通过分析一致同意及简单多数规则的各种情况，得出需通过立宪制约政府的权利，建立并完善制度、规则，用制度管理社会的结论。当尽可能达到一致同意时，才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表达与维护。因而适度的政府干预的把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总结与思考
《国富论》开启了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亚当•斯密关于人性的假设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盛行一时。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思考，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即看得见的手的重要性。作为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在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性金融危机时，道出了政府的干预对经济运行的必要性。为避免重蹈覆辙，应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然而物极必反，布坎南和图洛克指出过度的政府干预会导致政府失灵，因而需对政府权力进行适当约束。
此外，人类经济史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农业的诞生和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地推进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妨碍。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可以利于节约市场运行成本，因为此时企业家会在较低成本状态下行使其职能，因而企业的形成一定程度降低了交易费用。当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则应遵循经济原则，即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
最后，通过阿马蒂亚•森对贫困与饥荒的分析，可知权利关系对于饥饿和饥荒的影响。因而，当政府在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时，不可被困于食物供给短缺的观点之中，而是颁布有助于提高困难人口交换权利和直接权利的措施，进而缓解灾情持续地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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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
作者：刘鑫月，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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