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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行业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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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一个反对普遍历史规律的学者，他认为社会理论不应该追求系统化和普遍化，社会历史是特殊的，反对执着地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同马克思一样，他也强调经济因素对群体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韦伯不认可阶级斗争理论，他理解的斗争是在一定法律范围内，同时在组织内部进行的。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去解读所有社会，“历史的终极决定因素”无法被证明，所以只能在具体层面上研究社会理论和历史普遍性。
第一批书单总共有8本，主要是社会学三大家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的著作，再加上一本当代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三大家的作品集中于19世纪，《枪炮》则是20世纪末出版的书籍。由于年代的原因，《枪炮》无疑是这批书中最易读的一本，同时它所讨论的内容也相对宏大，对我来说，读完三大家之后再读这本1997年的书，就如同天天啃硬骨头的田园犬突然有一天吃上了煮得软烂的肉，不费劲地嚼两口就能吞下肚，这种阅读上突然的流畅感，读过的人都明白。首先，这些书讨论了什么内容呢？它们的特定主题是什么？先从涂尔干开始说起，《社会分工论》主要是围绕“社会分工”展开一系列的讨论：为什么会产生分工？人类社会的职业为什么越来越多了？社会分工有什么样的作用？《自杀论》也非常明确，自杀者真的渴望死亡吗？他清楚自己行为的目的吗？自杀者的自杀动机仅仅取决于性格、特殊经历这种类似的个体因素吗？《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则整本书的逻辑性稍弱一些，因为是对涂尔干手稿的整理，章节之间的关联性没有那么强，主要讨论了职业伦理与职业团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民主制的本质与特征以及财产权与契约权这些议题。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了两个在普罗大众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的亲密关系：追求理想世界、强调规范与控制、要求虔诚的宗教和狂热的资本主义获利行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是对韦伯演讲稿和文章的整理，《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就职演说描述了各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中的种族差异，韦伯针对当时德国的农业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经济与社会》是社会学的宏篇巨著，大量篇幅在讲解社会学相关概念，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宗教等多个领域，令人叹为观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主要是马克思对于1851年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评价，同时他回顾了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经验，1851年的政变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产生的原因，对于政变未来的预测等等，此书有马克思惯有的辛辣讽刺，也是在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事实。《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据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自述是为了回答一个新几内亚人的问题：为什么是白人给新几内亚带来了钢斧、火柴、药品这些所谓现代化的物品，而不是黑人。换句话来说，现代世界国家、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殖民世界的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土著、美洲土著呢？从各书的主要内容来看，提取一个涉及所有书的问题有些困难，接下来本文尝试列出在阅读过程中引发笔者思考的、有关部分书籍的问题、观点，并进行讨论和比较。第一批书单主要是社会学书籍，无可避免会谈及社会。西方社会学者有社会唯实派和社会唯名派两大派别，唯实即是指学者将社会看作真实存在的实体，社会不单单是个人的集合，不光有个人，社会这个整体在概念上也是存在的。涂尔干就是社会唯实派的代表人物，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他直接将社会当作客观存在来分析，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环节社会”向“组织社会”进行转变。涂尔干所提出的社会概念十分具体、具象化，“环节社会”由规模不等而又相互包含的若干环节组成，例如城邦由部落聚集而成，而部落则由氏族聚集而成，他常用一些生物学的知识来类比社会，读者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将社会作为“实体”来看待的倾向。这一点在《自杀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涂尔干认为自杀与社会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杀甚至是社会的正常构成元素之一。个人的情感既有欢乐又有悲伤，完全的快乐和完全的悲伤都是不合理的，社会作为个人的集合，集体情感理应反映着个人情感，因此社会也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大倾向。悲观主义倾向占据大部分是病态的，但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中的悲观主义倾向不会完全消失，它的存在和延续需要一个特殊结构来承担，社会需要一些个人群体来代表这种特殊的悲伤情绪。扮演这类角色的人就好像是被社会选中，他们极易采取自杀行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实体概念的凸显了。与社会唯实派相对的即是社会唯名派，这一派的学者认为社会只是个空名，它仅代表众多个体，只有个人才是真实存在的。韦伯就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经济与社会》开篇他就提出“社会学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此定义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行动，后文对于社会行动的四种分类也更多的是从个体层面来划分，相较于涂尔干，可能更加得微观和具体。总的来看，社会唯实派侧重于研究社会与社会现象，而社会唯名派则更多的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在对比阅读两派学者的著作时，上述差异就会显现出来。涂尔干的三本书关联性很强，《自杀论》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欧洲自杀率的上涨并非所谓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反而是一种异常状态，一种病态发展。在涂尔干看来，这种异常状态本质上是源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需要去重拾规范性的生活。利己主义类型自杀的增加是因为个体没有感受到对社会、对集体的依附，人们只把眼光局限于自身。与此同时，家庭这个初级群体逐渐衰落，家庭的规模进一步缩小，成员间联系减少，存续时间也越来越短，家庭不足以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它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弱了。涂尔干认为，国家这个政治团体太过庞大、笨重，顾及不到；宗教团体式微；家庭的功能也远不如前，因此只有职业团体能担负起确定新规范的责任，成为减少像自杀这样的失范现象的有效策略。如果说《自杀论》是在描述社会失范的状态，并简单提出解决方案，那么《社会分工论》则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为职业团体社会联结功能的发挥增添更多的合理性、可能性，证明职业团体能够去帮助重建道德秩序。《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前半部分的内容则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通过分析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就初现端倪的法团组织的发展历史，去论述职业团体和职业伦理。涂尔干数次强调自身所处时代道德的匮乏，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旧的社会组织形式消失的消失，残存的失效。整体越来越先于部分，社会越来越超出个体之外，社会与个体的距离逐渐扩大，个人把目光转向自己，不再或很少考虑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一味地拉近国家与个人也是不合理的，如同涂尔干所说“当国家与个体非常接近时，国家会在个体的支配下败落，并同时为个体所左右。”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环节去联系国家与个人，同时保障大众的公共政治诉求。职业团体就是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的次级组织，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要投身于工作，职业如同标签一样紧紧依附着个人，它不像地域群体这种外在纽带一样容易分解，因为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相比之下，涂尔干相信职业群体是未来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基础。职业群体现今的情况如何？是像涂尔干所说的那样吗？但是职业群体是涂尔干针对19世纪欧洲的社会背景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放到现在不一定适用。我国有没有职业团体的历史传统呢？相信读完涂尔干这三本书的读者会和我一样有一些额外的发问，需要进一步的延伸思考。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即是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还有“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模式等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运动规律有清晰的阐释：任何领域中的历史斗争，实质上都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阶级存在与阶级冲突又由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产、交换的性质方式所制约。波拿巴帝制复辟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代表了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农民的利益不像之前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协调，而是俨然对立了，于是路易·波拿巴这个城市无产阶级就成了他们眼中的同盟者、领导人。马克思在书中用法国革命的这段历史检验了这个规律。韦伯是一个反对普遍历史规律的学者，他认为社会理论不应该追求系统化和普遍化，社会历史是特殊的，反对执着地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同马克思一样，他也强调经济因素对群体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韦伯不认可阶级斗争理论，他理解的斗争是在一定法律范围内，同时在组织内部进行的。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去解读所有社会，“历史的终极决定因素”无法被证明，所以只能在具体层面上研究社会理论和历史普遍性。然而，韦伯也不是全然拒绝马克思主义，我在阅读《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时发现，韦伯也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例如，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一文中，谈及罗马帝国瓦解的原因，韦伯指出实质就是“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不再适应倒退了的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崩溃，自然经济使得商业化上层建筑向封建制转型。时间来到现代，《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无疑是承认人类社会普遍历史规律的。整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逻辑性也很强，从开头到结尾基本上都在反复提及作者的研究结论。最最开始，世界各大陆可驯化的动植物资源不同，大陆轴向也不同，南北走向的大陆由于纬度的差异，各地气候不同，动植物资源的传播受到了阻碍，例如，一个族群率先得到了小麦的种子，但它被带到更炎热的南方可能就无法种植。所以，拥有更多动植物资源的族群就能更早地开始食物生产，粮食一旦盈余，就能供养更多的人口，社会规模也不断扩大。政治制度也开始升级，分工开始出现，不用每个人都像采集狩猎社会中的人一样出去寻找食物，于是有了官僚、学者、士兵等等，文字、技术的发展也就纷至沓来。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动植物种类的多寡和大陆轴线的走向就是各民族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终极因，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可能很早就已决定。《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自己也提到他的研究结论可能会被人归为“地理决定论”。地理环境如此关键和影响深远吗？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可以忽略吗？世界不同的文化特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呢？还有伟人、天才人物对历史的影响，英雄史观常说如果没有某某某，人类历史就将被改写。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在贾雷德·戴蒙德看来，文化特异性与个人特异性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单凭几个伟人无法造就历史的普遍模式。牛顿应该无法在新几内亚岛的采集狩猎社会中诞生。显而易见，研究历史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总结历史规律要比自然科学研究困难得多，前者的变量更复杂、更难以控制，研究方法实操起来也不容易。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甚至比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还要困难，历史的因果预测难以琢磨。涂尔干对职业群体发展的强调已经过去，韦伯在就职演说上对政治教育的呼吁也已经过去，往前推至数万年，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终极因，它的影响时效跨度有多大？那么未来呢？未来世界的终极因是否就藏在现在？是环境保护？人工智能？抑或是外太空探索？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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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
作者：向怡然，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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