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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行业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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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工业时代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状态下形成的社会冲突时，人们之间的矛盾丛生，个体和集体之间产生了隔阂，自我意识已经偏离集体意识的轨道，冲破了社会整合的防线，社会陷入了失范现象频发的境地，逐渐击溃了原有的社会框架。这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诊断，提出了关于道德，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思想，成为重塑社会结构和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摆渡人。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有着维护与批判社会现实，调控和影响个人和社会的思潮和活动，以及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英，德，法等主要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和资本自由竞争时代。机器化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裹挟着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冲击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演化成社会分化严重，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加剧等社会问题，社会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上都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完整理论和制度来进行过渡，因此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应运而生，成为一个时代的社会理论的摆渡人，引领着社会思潮。在社会现实方面，工业化的时代出现了生产高度分工，也引发了社会危机，比如劳资冲突，家庭和工作分离，精神危机等，因此出现了社会失范的现象。在这样矛盾丛生，秩序崩塌的社会系统下，人与人的道德出路在哪里，应该如何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去让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呢？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一方面要有自愿分工条件下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注重自然分工条件下的效率。马克思希望消灭的只是那种强加在个人身上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劳动分工。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个人自由的体现在个体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职业。马克思想要达成的目标是在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消除其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外部强制，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与职业选择高度自由的统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将肩负起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任务, 最终建立生产力高度发展和职业选择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韦伯认为劳动分工的动力来源于个体的宗教信念, 而不是生产力或者现代工业等总体性社会力量, 入世的社会生活不过是个人证立自己信念的体现。个体必须积极入世, 必须依照现世规律行事。韦伯一方面赞成价值理性支配下的工具理性扩张, 认为这是落实个人自由的要求和体现;另一方面, 他又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独自发展感到忧虑, 工具合理性将摧毁价值伦理的存在基础, 使人类生活在官僚制囚禁中。在社会化的分工不断发展下，也会出现社会分工的反常情况。涂尔干认为这些分工的反常形式具体来说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失范的分工，组织形式与各种新生的社会关系的不匹配。需要第三方力量的调节，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去建立各种规范和约束性条件。而这个独立的组织就是法人团体，法人团体是指满足这些条件的独立群体是由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 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涂尔干认为，如果我们想在各种各样的经济职业中确立一种职业道德和法律准则, 要建立一种完善的组织群体, 即公共制度。第二种是强制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在外部环境不平等的强制条件下产生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去完成建立公正的使命。第三种是分工的松散和混乱现象，即不协调的分工。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分散了本属于一个人的工作，这样每一份完整的工作就需要多个人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各个环节间的连接也需要协调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某一个环节的工作量不够，工人就会停止懈怠下来。由于每种工作划分的过于细致，工人不需要动用全部的身体机能就能够完成任务，工人的活力没有达到他的正常水平，工人是松散和被动的。因此，必须要使工作量与个人的活力相匹配，从而激发个人的活力。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一方面阻碍了个人自由，人们没有办法自由选择职业，另一方面个体对工作方式的厌恶,个体欲望得不到满足,个体道德和行为产生失范。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劳动分工与个体自由、社会道德和社会失范对接在一起, 建立起在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个人自由实现的社会。涂尔干提出两种社会团结的基本类型。一种是机械团结，法律形式是压制法。压制法是给犯人带来一定损失的法律规范，它的目的在于惩罚和强制性的压制，甚至带着暴力和血腥的性质。传统社会的道德是在基于“集体意识”和“压制性制裁”,这种道德力量是在种种宗教性的仪式中培养起来的,形成的组织基础是家族和权力国家。但是在现代社会,机械团结逐渐瓦解,因为它形成的“外在事实”发生了变化。大生产工业发展后,一方面产生了不同的职业群体, 同时导致了人类交往空间的重组。仪式活动逐渐减少,经济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而且家族的生产性角色和功能以及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不断弱化,机械团结被另一种团结形式即“有机团结”取代。有机团结秩序的形成根源于社会分工,通过社会分工与交换,一方面使社会生活中个体产生可互赖的关系结构,在长时间的互动过程中造就了一种牢固的关系系统;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群体的成员形成了新的道德观念与团结感, 结合互赖的关系结构形成了一种“义务之网”、“关系系统”和“义务之网”维系了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事实,其中的道德内化为社会团结的内在机制,契约压力和道德压力共同成为社会的团结机制,利他主义的道德压力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建构了一个三维的“理念型”结构,即“宗教力量 (天职观)—道德力量 (志业伦理)—理性经济力量”,宗教力量、道德力量以及理性经济力量三者的组合就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面对社会中道德没落的危机, 我们必须从人类行为的动机出发，人们应该树立志业伦理，即源于宗教的“天职观”,但是当时该观念在当时宗派林立的时代已经丢失了。于是韦伯企图借助于权力支配类型来扮演甚至替代日益消失的“宗教感召力”，认为依靠“领导精神”,通过领导的权威魅力感召和安抚系统中群众,让个人指令高于制度规约。但是现在的社会现象是严格的分工和非人格化运作流程消灭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崇拜情感的生长空间。最后, 韦伯还是发出了提倡志业伦理的号召,也许这是他对于现世事实无奈的妥协。涂尔干和韦伯都立足于社会分工，针对社会分工形成的现实矛盾提出对道德的要求。区别在于涂尔干对社会分工最严厉的指责是认为分工使“人变成机器”。涂尔干对“单调机械的生活”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不满, 认为这是人性的败落,如果道德的目的在于个人的完善,那么它绝不允许个人沦丧到如此地步, 如果社会也是道德的目的, 它决不会允许社会的资源最终枯竭。他认为道德变化的原因在于事实在变化, 事实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附属于事实的道德也就随之变化,并不是道德本身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道德还是道德。韦伯则从个人角度出发，从理解人的动机出发,人的行动意义，来把握整个社会变迁。韦伯认为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社会存在于人的主观建构中，用理解的方法解释行动者行动的主观意义才是社会学的出路。涂尔干认为个人是不理性的,他依赖惯性和感觉,社会需要分类分工, 需要凝聚力, 因此集体意识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形态。社会整体是理性的, 社会通过集体理性创造了制度和分工, 人在社会的引导下达到了社会整体的最大化。在这种对理性的认知下, 涂尔干认为任何宗教都不是虚假的, 任何宗教都是对人类既存的生存条件的反映。宗教是社会集体理性所产生的独特经验在个体脑海中的反映, 任何社会都会感到, 它有必要按时定期的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与集体意识, 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让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涂尔干认为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创造了宗教仪式等, 意图强化社会凝聚力。因此宗教是一种行动, 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手段。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理性概念，认为宗教下也存在理性主义。韦伯认为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类追求结果的效率, 行动者将其行动指向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而价值理性则更类似于“惯性”,是人对某一价值的坚守，纯粹价值理性行动,是当一个人不顾及他可预见的后果, 只求维护他对其义务、荣誉、美感、宗教精神、忠诚或某件事务重要性的信念而义无反顾地行动。韦伯认为社会理性化过程是包含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主义。韦伯和涂尔干的区别在于涂尔干认为个人依赖惯性，但韦伯并不否认个人理性的存在, 也就是工具理性的存在, 但他注意到了个人理性有变成集体不理性、陷入囚徒困境的可能。因此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一种非理性因素，即天职观念和天职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在面临工业时代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状态下形成的社会冲突时，人们之间的矛盾丛生，个体和集体之间产生了隔阂，自我意识已经偏离集体意识的轨道，冲破了社会整合的防线，社会陷入了失范现象频发的境地，逐渐击溃了原有的社会框架。这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做出了相应的社会诊断，提出了关于道德，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思想，成为重塑社会结构和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摆渡人。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发展过程和解决方法等的分析都能有效回应人们存在的关于社会分工带来的道德的缺陷，信仰的迷失和理性的判断一系列困惑，从而合理有效的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完成国家从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工业社会秩序转型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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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
作者：梁洁雯，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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