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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行业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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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无法从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某个单一层面来分析和探讨一样，对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分析也很难割裂开来。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发展是一体的，这些层面都在国家政权内卷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产生的结果相互交叉、型塑了时代变迁背景下的华北乡村。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0年的华北农村》近代史中的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民族国家在船坚炮利之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自然经济遭到瓦解，政权连续更迭，社会生活逐渐去传统化。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作为社会结构的底端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乡村政治基础、经济结构、文化网络、日常生活等层面得到了改造，关于华北乡村的史料研究恰好映射了历史洪流之下传统的村庄如何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并在与时代趋势的融合中得以存续。对中国农村图景的描述，存在着以西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分歧。基于对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川渝地区集市的考察，村庄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产单位，受到施坚雅研究影响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将村庄看作一个“市场共同体”，而日本的学者基于对华北平原村庄的调查倾向于将村庄视为一个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教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中，不难看出村庄形式和结构受到地域差异的影响明显，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村庄形态的具体判断存在分歧。华北农村是典型的地缘关系强、血缘关系弱的村庄，同样位于平原的川渝地区的村庄的情况恰恰相反，华北平原的村居是紧凑式，成都平原的村居则是分散式。前者内部团结力量大而村际关系疏远，后者村内关系疏远而村际关系密切，回应了上文不同学者对中国村庄的定义差异。造成中国南北村庄差异的原因受到地理位置及村庄形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层面简要分析：其一，华北平原以旱作为主，农业生产较少有剩余，商品化程度低，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作物的种类和耕作方式的差异使华北平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成都平原低。其二，村庄权力网络的差异，华北乡村中居民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村庄中农民个体的同质性强，地方缺乏显要人物的领导，村庄的组织结构薄弱。其三，宗族关系的差异，华北村庄的宗族组织并不突出，宗族关系很少跨越村的界限，村庄内部更多的是街坊组成的共同体并在村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大。这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塑造了华北乡村内聚性和竞争性的特点。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政权建设的过程。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国家政权频繁更迭，新旧社会的交替造成国家动荡，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国家企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来稳定社会秩序，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家政权建设呈现出乡村政权的内卷化和国家机构的正规化趋势。国家机构的正规化使下层政权能够与中央保持一致，从而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巩固国家政权的目的。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杜赞奇重点考察了乡村的政权内卷化。政权内卷化指“国家不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这里“旧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指的就是赢利型经纪制，这是一种横亘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谋私利的工具。以赋税征收为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在增加，导致政府税收增加但是总体效益却递减，究其原因是旧式的国家与村庄之间有“赢利型经纪”这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利益集团的收入也增加一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利益集团攫取了国家的利益，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而国家对这些非正式机构缺乏有效的控制力，无法阻止其中饱私囊。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协调好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国家政权在乡村是低效率的。近代中国国家财政薄弱，乡村政权的内卷化造成了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赢利型经纪增生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从比较的视野来看，杜赞奇认为经纪体制的存在有其历史特殊性，它是世袭官僚政权向合理化官僚政权转化的一个必经阶段。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中国在近代被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黄宗智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乡村经济的内卷化现象上。无论是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在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后，小农种植所剩余的部分可以送到市场上进行流通，满足自身的经济需要。就经济作物棉花来说，华北平原各个阶层种植棉花的小农的动机各不相同，较大而富裕的农场种植棉花受到利润的驱使，较贫穷的家庭小农往往考虑的是自身的生计，而租赁土地的贫农则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出于利润的考量，人口压力也会使大农场和家庭农场作出不同反应。大农场可以根据需要来雇佣或解雇劳动力，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则面临着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充分使用的境地，相比大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多，家庭农场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还要继续投入劳力，造成了小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阻碍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吉尔茨最早在农业生产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内卷化”。更进一步说，农业内卷化是指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由于人口的压力，收入与劳动投入没有同步增长，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边际报酬却在递减。农业内卷化愈演愈烈，农业生产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增长，进而导致了一个分化的小农经济，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单单从利润最大化的模式来分析农业内卷化就难以解释不同阶层小农的行为，因此需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一个有剩余劳动力的小农，提高投入农场的劳动力需要的机会成本很低，而这种劳力产生的报酬，对于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却具有很高的“边际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效用”观念的可以顾及与特殊境况相关的主观抉择。需要明晰的是，中国的小农是一个统一体，小农的经济行为与商业化的利润追求有关，也和人口压力有关，要通过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研究范式来分析，或许是一种更立体的视角来理解华北乡村的变迁全貌。如果说《文化、权力与国家》呈现的是华北农村社会多重面向的权力、文化关系，那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则呈现了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图景。在黄宗智看来，小农应被定义为一个综合的概念，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重身份的刻画了小农这个群体的特征。农村社会的分化并非在中国传统经济转型过程中随即发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在接触世界经济之前，就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商业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小农经济内推动了社会分化的过程。具体来讲，人口增长导致农业商品化，农业的商品化导致小农的分化。清代前期，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发展，另一方面分家制度也抑制了大规模农场的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场得到发展。而棉花种植的传播进一步加深了小农的分化。经济作物产生的收益高于粮食，棉花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农户获利的机会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农业生产风险的增加。商业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人口的递增和流动，在小农经济内推动了一个延续不断的社会分化过程。但是这种分化不至于引起国内资本主义的兴起，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华北小农经济的影响有限，帝国主义并没有引起小农经济基本性质的变化，只是使小农经济沿着已经存在的、自生的道路加速内卷化和商品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而没有继续发展的阶段所产生的伴生物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这是不同于“无产化”的特殊现象。“无产化”指的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以雇佣劳动为生，雇佣关系成为了小农的主要经济关系，从农村雇佣劳动者到乡村手工业作坊的雇工，再到现代工厂的工人，都是小农无产化的结果。而放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兴起和小农的无产化使西欧农村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分化过程，西欧国家的小农社会渐渐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取代。反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小农经济演变成了“半无产化”的结果，导致了有雇佣劳动但未资本化的经营农场的兴起，越来越多小农“半无产化”。小农既没有完全受制于雇佣关系，同时又依赖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为生，是一种相对弹性的劳作模式。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是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时又受到人口和阶级分化双重压力之下的小农经济特殊演变形式。乡村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杜赞奇将其定义为权力文化网络。在中国，国家政权是与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集合体，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诸如封赠名誉或官衔、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祀仪式等一系列“合法性”程序上将文化霸权加于通俗象征之上。乡村社会有相互勾连交叉的关系网络，利益是维持关系网络的主要来源，因此文化网络中权威产生的关键就是调节不同的利益集团。源自各种组织形式的象征及机构资源被编织进文化网络中的正统权威结构，但乡村社会中最直接最典型的权威体现在宗族组织和宗教之中。宗族是基层社会的非正式集团，能够联结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凝聚力量，维护其共同的情感纽带，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影响下，宗族意识能够得到国家的默认。而在宗教领域，尊崇关帝和龙王的民间信仰能够有力地证明国家政权想将其文化霸权强加于大众信仰之上。民间关于龙王、关帝的崇拜十分模糊，这是一种自发的凝聚过程，以关帝为代表的文化符号能够产生法统，调节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是文化网络中权威产生的关键。宗族型村庄中，血缘关系和经济地位是选择村庄领袖的双重标准，长久以来，村领袖实行继任制，村民们对此已达成默契。不论是选择政治代表还是经纪合作对象，人们总是优先考虑同族之人，这使社会结构中的两极分化得到加深和再生。宗族政治逐渐被新的政权所取代。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村务扩大，捐税增加，宗族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村庄中村公会的组成是各宗族达成的默契。具体来看，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00年至国民政府恢复闾邻制的1929年，第二阶段是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推行“闾邻制”（5家为邻，5家为闾），由于横征暴敛和强行专制，国民政府企图建立的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不仅切断了宗族与乡村整体的纽带，新的村政权也失去旧有的文化网络的合法性，国家政权甚至堵塞了穿搭旨意到乡村社会的渠道。1940年后，“大乡制”的推行标志着国家政权进入第三阶段，这种以千户为一乡的编乡制造成了权力集中，破坏了村级代表制组织，在大乡制贯彻较为彻底的地方，宗族势力被排挤出政权组织之外。相比起宗族组织，乡村宗教受到的冲击甚至更大。宗教型村庄的社区显得既开放又封闭，例如对土地神的信仰有严格的地域限制，而对关帝的信仰却可以延伸到全国的范围，宗教通过共同的守护神或信仰活动将地缘聚落连为一体。宗教逐渐被吸纳进国家政权的统治，宗教财产及机构被纳入公共政治范围。这一转变在农村执行起来并不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乡村精英和国家政权有着共同的信仰，如对关帝和龙王的供奉。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在国家政权吸纳宗教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太多改变也可以收获利好，“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本和名誉，从而使精英们乐于将旧的宗教特权移交给民族国家。”宗教组织也为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提供了基本框架，宗教圈构成了村庄公务范围，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领导才能的场所，且即使经济分化，乡绅们仍能以代表全村身份进行祭祀活动，加之对关帝等的供奉和信仰，使乡绅们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与国家和上层士绅保持一致。乡村精英能够迅速淡出宗教活动而集中精力于国家推进的新举措，也能够说明过去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只不过是在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活动，通过掌握乡村文化网络权威能够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设提供便利。国家政权深入乡村，侵蚀了地方权威基础，乡村的文化网络受到冲击从而开始发生转变。而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甚至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之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传统的、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文化网络在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能力的作用在逐渐丧失。与其说乡村精英的消退，不如将其看成是一种身份和使命的转化，乡村精英与旧王朝统治者联系一起的象征正被转换成一种以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初步认同。政治上的强压专制，经济上的横征暴敛，乡村公职成为谋利手段，文化网络受到攻击，近代以来的华北乡村从最初的人口稀少、商品化程度低、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地区逐渐转变成人口密集、阶级分明的社会。从华北乡村的变迁史来看国家政权如何下沉乡村，权力是如何从中心扩散到边缘进而覆盖基层，并一步步加强对乡村的控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变迁过程。正如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无法从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某个单一层面来分析和探讨一样，对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分析也很难割裂开来。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发展是一体的，这些层面都在国家政权内卷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产生的结果相互交叉、型塑了时代变迁背景下的华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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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
作者：胡可欣，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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