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杂志 | 福柯有多么误解新自由主义？

在Verso即将于明年出版的一本英文新书中，社会学家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和哲学家米切尔·迪恩（Mitchell Dean）追溯了米歇尔·福柯1968年后的思想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与左派激进主义的眉来眼去让位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迷恋。

 在这次接受法国杂志Le Comptoir的采访中，萨莫拉反思了1970年代法国的知识乱象，以及福柯对此的回应如何预示了我们今天的政治世界。

—— Jacobin

Monsieur WC 译自

雅各宾杂志网站

How Michel Foucault Got Neoliberalism So Wrong

赛斯·阿克曼（Seth Ackerman） 英译

凯文·布考-维克多（Kévin Boucaud-Victoire） 采访

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 受访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9/michel-foucault-neoliberalism-friedrich-hayek-milton-friedman-gary-becker-minoritarian-governments

问（KBV）：自称是福柯继承者的人非常多样化，从左翼自由主义者到商会官员，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第二左派”的残余势力。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我们如何对福柯进行定位？

答（DZ）：首先，我认为一些知识分子有一个值得商榷的习惯，就是把自己的议程强加给某些哲学家。将自己置于知识分子生活中某些伟大人物的权威之下，以使自己的思想合法化，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在福柯身上，这种做法被推到了一个特别怪异的程度。在法国，即使是对他的作品进行最基本的语境分析也很难做到。你不得不问，为什么在今天，一些关于法国知识史的最有刺激性的作品是由迈克尔·贝伦特（Michael Behrent）或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创作的。你也要问，为什么提起关于福柯与“新哲学家”或“第二左派”的联系会如此不堪入耳。

一个自诩为“当下的历史学家”的人，如今却被人完全抽象地从他自己的当下来解读和解释，这不是有点讽刺吗？那些喜欢在今天声讨他的人，想把他变成一个回应自己期望的人物。

更为根本的是，我认为，巨大的多样性也是福柯本人如何呈现其作品的结果。他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思想体系或宏大的社会理论，他更普遍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实验者”。那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文本和概念，只是作为审视其时代的方式而令他感兴趣。因此，他可以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者”，他可以和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眉来眼去，或者，后来，在他反对任何将个人归于某种构想的战斗中，挑起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这就是他著名的比喻，把他的书比作“工具箱”，我们可以随意调动。但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

一个概念永远不会完全独立于围绕其诞生的背景或目的。它总是部分地囿于自身的架构。因此，我们可以对那些无休止的咒语持怀疑态度，例如，旨在将马克思和福柯在某种大综合中调和起来，而事实上，福柯在其最后的时日中，正是在寻求“摆脱马克思主义”。那些试图把他变成敌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的人也是如此。

问：福柯分析新自由主义的贡献何在？

答：他的分析非常了不起，因为它代表了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思想进行仔细研究的首次尝试之一：将其团结起来的东西，及其内部共存的巨大差异。我们常常忘记，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之间存在着一道思想鸿沟。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更多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和思想史的分析。所以说，福柯最早对其主要概念和思想进行了有趣的解释。

他特别将其与古典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因为它不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形式，相反，它是一种积极的市场建设政治。一方面，没有国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没有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福柯很正确地观察到，对奥地利新自由主义者来说，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使他们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积极而自觉地建构市场的学说，这个实体绝不是自然的。“这里不会有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然后再是国家干预的领域”他在演讲中解释说，“因为市场，或者说作为市场之本质的纯粹竞争，只有在市场产生的时候，而且是由积极治理产生的时候，才能出现。”

他的分析还有一个有趣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有关，它认为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新心态是“环境性”的。它的目的不是要产生主体性，而是要刺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事，主要是通过对经济环境的作用。他在讲座中说，作为“环境技术”（technology of the environment）的新自由主义，预示着“规范-规训体系的大规模退出”。福柯观察到，对于像加里·贝克（Gary Becker）这样的人来说，应该通过作用于经济激励来处理犯罪，而不是通过构建犯罪主体性来处理犯罪。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罪犯只是一个在成本收益计算中倾向于犯罪的人。

因此，经济行动的目标应该是改变这些变量，以便“最佳地”减少犯罪的“诱因”。因此，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不是国家的退出，而是其主体化技术（techniques of subjection）的退出。它并不是想给我们赋予某种身份，而只是想作用于我们的环境。

对于现代规范化技术的首要思想家来说，这就说明了问题！这一分析解释了70年代中期法国新自由主义作为治理形式的部署与福柯捍卫发明新主体性之间的深刻联系。在他看来，两者远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新自由主义对多元主义更加开放，似乎为小众实验的扩散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拘束的框架。

但这一切与其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如说是使其合理性变得可以理解。在这一点上，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之父之一的加里·贝克尔发现福柯对自己文本的分析与他自己的理解完全一致，这一点很重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不是反射出它自己的形象，相反是要解构它为自己构建的神话。

问：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973年开始的皮诺切特经验，以及这种“治理”可以适应专制主义的事实。这似乎很奇怪，不符合历史。

答：的确，这是福柯的刻意选择。撒切尔和里根当时还没有掌权，但你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政治胜利的保守特征。因此，福柯对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的政治非常熟悉，从70年代中期开始，福柯就经常到那里去。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与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的竞选活动的关联，可能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不过，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有历史背景的，但更多的是在法国的背景下。要理解它，你首先要把它放在知识分子日益反对左翼联盟的纲领（1972-1977）和战后社会主义的背景之中。然后还有法国“第二左派”提出的思想，这个组织是围绕着社会党的米歇尔·罗卡（Michel Rocard）或法国民主工联（CFDT）的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等人物组织起来的。所以，在这种部分左派质疑其未来会是什么的情况下，福柯并没有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一个祸害，而是像塞尔日·奥迪耶（Serge Audier）所说的那样，他在寻求一种“明智的利用”，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因此，他把新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治理”，一种政治思维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经济议程来考察。顺便说一下，这种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在法国是由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的政策这一非常特殊的背景所推动的。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法国随着吉斯卡尔政府的发展，是对经典的“左-右”割裂局面的突破。事实上，正如塞尔日·奥迪耶相当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吉斯卡尔与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德国社民党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着良好关系。有必要重提的是，在1976年采取更保守的转向之前，后者在总统任期内的特点是提倡堕胎非刑罪化，引入囚犯探视，结束审查制度，以及降低法定投票年龄。因此，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被严格地被放在左右对立的框架中，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够重新描画政治本身如何成为思维的治理。

福柯认为，用第二左派的术语来说，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属于“社会国家主义”阵营，而吉斯卡尔派和罗卡派似乎代表了一个不太注重国家的阵营，他们将国家与公民社会和企业家精神的美德进行了对比。顺便说一下，这一方面在杰弗洛伊·德·拉加斯内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 ）或克里斯蒂安·拉瓦尔（Christian Laval）的作品中似乎被完全忽略了。福柯重塑左派和审视新自由主义的努力并不是在空白中进行的，而是在他自己的政治语境中进行的，尤其是在与第二左派的对话中。

问：在这意义上，福柯的分析难道不是纯理论的吗？

答：的确如此。就像拉加斯内里在福柯的讲座中看到的不是谴责，而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实验的形式一样，这种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质疑他的时代，而不是我们的时代。在他认为不平等和剥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革命的观念已经过时的情况下，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自主性。权力不再是可以被“夺取”的东西，而是必须在其中建立空间，以便个人可以在其中重塑自我，并试验其他的存在形式。他的批判集中在所有的主体化机制上：社会保障、学校教育、司法系统等。正如他在提到启蒙运动的名言中所说的那样，它应该使我们有可能“不至于被如此治理”。

由于权力是无所不在的，福柯的思想并不渴望“解放”个人，而是希望增加个人的自主性。所以，尽管变革主要必须通过小众实验的扩散来进行，但在权力内部，这种“环境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在他看来，可以拓宽自主性的空间，从而摆脱“社会-国家主义”的规范性。

而这并不是福柯一人的想法。在同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回顾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在《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杂志上，他以米歇尔·布斯凯（Michel Bousquet）的笔名写道：“如果吉斯卡尔主义能够放宽中央权力，为集体的主动性开辟新的空间，那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它呢？”虽然吉斯卡尔是新自由主义者，但他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自由化就一定是右派的计划”。他接着强调，“在今天的整个欧洲，新自由主义者和新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和部分的理解”。对于戈尔茨和福柯来说，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解决方案，而是它让他们看到了占领从国家解放出来的空间，并用其他类型的经验来填充这些空间的前景。当然，他们的处方并没有完全实现，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解放”出来的大片国家并没有带来解放的政治。国家的撤退并没有导致自主空间的扩散，自主性的话语反常地把福利国家变成了一台“激活性”（即以工代赈）的机器，它的惩戒性大于解放性。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问：福柯不相信革命，而是相信日常的微观抵抗，相信人们需要“发明自己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抵抗政治权力”的“起点和终点”。

答：长期以来，福柯从未真正提出过任何关于社会转型的观点。他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规范化机制、权力机制、对身体的约束机制等等。但一般来说，抵抗是最大的空缺。他的主体相当被动，无法对权力做出反应。我想，只有在他的最后十年，通过他对自我技术的兴趣，他才开始给予主体更多的自主权。于是，权力逐渐开始形成了约束技术和自我技术的混合，主体在其中构成了自己。权力和反抗现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与自我的关系成为个人可以动员起来与权力相对立的潜在的自由自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对福柯来说，抵抗不再采取社会运动或阶级斗争的形式。正如他在谈到1977年皮埃尔·罗桑瓦隆组织的一个论坛时所说的那样，它是“从个人的、道德的关注中流露出来的”。他写道，这不再是一个“夺取”权力或传统意义上的改造世界的问题，而是“改变我们的主体性，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因此，社会模式的问题被我们应该如何在社会中生活的问题所取代。福柯提出了一种“技艺”，一种生活的“风格化”，而不是一种政治策略。改变自己可以因此刺激德勒兹所说的“分子革命”，从下层改变社会。换句话说，伦理学将取代政治的地位。

无需解释，在他于1984年6月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这种转向至少可以说将采取一种模糊的方向。通过将抵抗主要定位在与自我的关系上，福柯大大缩小了他的社会批判的范围。自相矛盾的是，它恰恰把那些构成这种“自我关系”在其中得以实验的框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排除在外。通过这些“微观抵抗”，围绕着剥削、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现在是在全球范围内）或经济不平等的问题都消失了，并且似乎完全无法理解了。

实际上，分散的“分子”革命能够以某种方式带来大规模的总量效应的想法，在应用于经济关系时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现实的。如果想对此进行论证，我们甚至可以质疑这种设想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别忘了发明你的生活”，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道。这一观点与加里·贝克关于我们应该成为“自我的企业家”的命令不是有着非凡的一致性吗？

问：归根结底，你呼应了被莫瑞·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揭露为“生活风格的无政府主义”的东西。

答：布克钦把福柯的这些“个人反抗”看作是一种无休止的游击战，似乎总是注定要失败，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至少，这似乎妨碍了对如何发明我们存在的不同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思考。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假定资本主义和权力依赖于一系列广泛的微观权力，这些微观权力在性关系、学校教育、家庭结构、专业知识、科学等层面上运作。在这种观点中，例如，国家只是作为一套在较小尺度上运作的关系的更一般的枢纽而出现。因此，颠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策略不是通过正面攻击，而是在这个微观层面，即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

所以，通过对自己生存的塑造，通过创造实验的空间，就可以从内部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讲，最终是与某种社会和文化组织形式相联系的；它要繁衍自己，就需要父权制的家庭组织等。但历史反而表明，虽然资本主义可以调动这种结构，但它也很能容纳、甚至促进其他生活方式或家庭结构的发展。它把它们变成了极好的市场，任人征服。

当然，68年5月的“一切皆政治”，确实使人们有可能审视以前一直不为人知的一系列广泛的权力关系。但矛盾的是，它也伴随着集体行动的退缩，现在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性失败的象征，而不是一种新形式的革命。当大的宏观经济变量对我们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的时候，退到与自我的关系上，或者说语言的转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把必然性当成了一种美德。

这种概念化的方式导致了各种伪抗争，比如哈基姆·贝（Hakim Bey）的“临时自主空间”（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s）。在一个别致的美术馆里“发生”的事情，可以构成一个“暂时”的自主空间。或者我们可以想到所有仍然非常流行的替代性消费形式的品种，它们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个人伦理来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

问：当让-克劳德·米歇亚（Jean-Claude Michéa）说福柯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的文化补充时，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答：我想说的是，比起“补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福柯的问题在于，他隐晦地接受了他们对市场的表述：与福利国家相比，市场的规范性更小，强制力更小，对少数派实验的容忍度更高，因为它受制于多数人统治。弗里德曼总喜欢说，“投票箱产生的是没有一致性的服从”，而“市场产生的是没有服从的一致性”。在他眼里，市场本质上代表了比政治审议更民主的机制，因为它保护了个人偏好的多元性。

我暗中认为，福柯帮助传播了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不再反对某种规范化或强制——正如福柯所说，“不被那样统治”的技艺。诚然，战后的福利国家旨在复制某种家庭模式，而司法系统则是某些犯罪“档案”。但从定义上看，所有的政治，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规范性的。而对这些机制提出质疑是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考虑规范性。如果我们决定给予每个人基本收入而不是免费医疗，我们就是用一种规范性（通过一定的“社会权利”来定义某些主体）来代替另一种规范性（在市场中优先考虑个人的“选择”）。但在法国“反极权主义”的语境中，福柯一般将这种规范化机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隐晦地将市场看作是一个更容易被颠覆的规范性的场所。

无论福柯对社会保障或司法制度等机构如何将我们归入某种观念的阐述多么重要，他完全忽略了市场的规范性和强制力。在他眼里，正是基于主权模式，特别是通过多数人统治所设想的政治，本质上是强制和规范性的空间；市场的非个人化和分散化的信号是替代政治协商的一种诱人选择，因为它们似乎恰恰是通过所谓的“环境性的”行为方式，保护了少数派的选择。

每一种经济或制度构造都是规范的——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制度。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哲学家马丁·海格伦德（Martin Hägglund）非常正确地写道，自由并不意味着摆脱规范性约束，而是自由地去协商它们、改造它们、争夺它们。它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能力，在这种制度下，我们可能会集体规定管理社会的规范。市场并没有提供规范性的替代方案，它只是放松了规范性对那些有足够资本享受它所提供的“选择”的人的控制。

本期音乐

Tunis at Dawn

Anouar Brahem

Souvenance （2014）

以某地之春为背景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