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Bonneuil | 人类世也是战争的死亡世

The Shock of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2016）

译  Monsieur WC

随着20世纪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和频繁。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9世纪所有战争的总和，而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造成了过去2000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一半。就其破坏力而言，军事技术从未如此廉价过。此外，从18世纪开始，西欧国家大大地扩大了它们的征税权力。历史学家估计，在这一领域特别早熟的英国，在1800年已经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用于战争。

因此，战争已经变得更加实惠，特别是对富国而言。对战争的统计分析表明，在20世纪，最富有的国家往往比最贫穷的国家更经常发生战争：20世纪一半的战争是由财富最多的三分之一的国家造成的。另一方面，在1914年之前，最富有的国家往往不那么频繁地卷入武装冲突。例如，在1870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参与了所有战争的9.3%，而在此后的战争中则占11.2%。

此外，在20世纪，富国所发动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完全不同。他们的军队得到了巨大的工业、技术和后勤系统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大的机器所取代，这些战争机器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能源，并对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影响。

即使在和平时期，军工综合体也会产生破坏。例如，冷战期间，军队的环境足迹达到了顶峰。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常被放射性废物、弹药等污染的军事训练营地，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包括美国的2%）。西方武装力量的维护和训练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例如，西德15%的空中交通与北约军事演习有关。1987年，美国军队占全国石油消费的3.4%，可比的数字是苏联的3.9%和英国的4.8%，以及所有煤炭的1%和电力的1.6%。如果我们再加上与武器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冷战期间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有10%到15%是由军事部门造成的。

当目标是杀人而不是被杀时，效率就有了非常不同的含义。当代武器系统的发展说明了军队固有的能源需求旺盛的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将军的第三军每人每天要消耗一加仑的汽油（3.7升）。这个数字在越南战争期间升至9加仑，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提高到了10加仑，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达到15加仑。当今的军事技术已经达到了闻所未闻的能源消耗水平。美国陆军的艾布拉姆斯坦克每公里燃烧4升燃料。一架B-52轰炸机每小时燃烧1.2万升喷气燃料，一架F-15战斗机燃烧7千升，而这相当于一辆普通家庭汽车整整十年的消耗。2006年，美国空军总共消耗了26亿加仑的喷气燃料，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海外使用的数量总和。

西方战争方式的基本转变，它与工业体系的深度融合，以及军队渗透进研究和发展的方式，都是本章论点的基础，即“人类世”也是（也许首先是）“死亡世”。

• 关于毁灭的自然史

1943年7月27日1时，盟军在汉堡投下了1万吨燃烧弹。1时20分，这座城市被一场升至2000米高的火灾风暴所吞噬。作家汉斯·埃里希·诺萨克（Hans Erich Nossak）在战后不久罕见的目击者描述中，强调了盟军“战略轰炸”的生态后果。这是1943年秋天的汉堡：

“老鼠和苍蝇统治了整个城市。大胆而肥胖的老鼠在街道上嬉戏，但更令人厌恶的是苍蝇，巨大而斑斓的绿色，这些苍蝇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它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道路上，在废墟的墙壁上定居交配。”

1945年，在参观了科隆的废墟后，动物学家、英国作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索利·祖克曼（Solly Zuckerman）想到要写一篇关于战略轰炸的环境后果的文章。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解释说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他所看到的绝对的荒凉“呼唤着一篇比我所能写的更有说服力的文章”。祖克曼向他的出版商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标题：《关于毁灭的自然史》。

也许是出于对人类受害者的尊重，历史学家们一般不会接受这个项目。因此，如果战争专家研究战斗的环境情况（地形的作用、俄罗斯的冬天、难以穿越的阿登森林等），那么战争的环境后果就会远不为人所知，即轰炸、壕沟战、火炮或燃烧装置的影响。此外，这种区分几乎不能令人满意：例如，在20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无处不在的泥浆，与其说是地形原有的特征，不如说是军用车辆通过时破坏土壤的结果。同样，正是因为森林发挥了基本的防御作用（从1914年阿登的阵地战到越共的游击战术），它们才在战争中招致了如此多的损害。

当代的战争观察家们都很清楚战争对环境的破坏。例如，在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被指责导致了森林覆盖率的减少和气候的冷却。如果说近代的武装部队总是非常贪婪地获取船只和枪支所需的木材（冶炼一吨铁需要大约50立方米的木材，也就是10公顷森林的年可持续产量），那么20世纪的工业战争则吞噬了更多的木材：1916-1918年，当德国的U型潜艇打断了英国的贸易路线时，后者不得不砍伐近一半的商业林地，以满足军事需要。

由于这涉及到战争赔偿的计算，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工程师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林地破坏情况。他们区分了特殊砍伐造成的损失（两年的产量）、直接破坏造成的损失（5万公顷）和因炮火而无法使用的林地损失。堑壕战留下的土壤是无菌的，充满了金属碎片，不适合农业生产，尽管它将成为1930年代重新造林的对象。大炮搅动的泥土体积（每公顷高达2000立方米）相当于4万年的自然侵蚀。

除了这些明显的后果之外，蓄意破坏环境及其战术和战略作用是一个仍需探讨的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的 “焦土”策略，无论是进攻性的（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入侵菲律宾、布尔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还是防御性的（1917年德军在索姆河的阿尔贝里希行动、1938年蒋介石军队打开黄河堤坝、1941年斯大林破坏苏联资源），都应该作为环境现象加以分析。

越南战争无疑是最著名和记载最多的案例，在这场战争中，破坏敌人的物质环境构成了一个突出的军事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候，巴里·魏斯伯格（Barry Weisberg）创造了“生态灭绝”（ecocide）一词。美国步兵只能在“罗马犁”的帮助下前进，强大的推土机将森林和农作物推倒。此外，美军还开发了一种特殊的六吨重的炸弹，即“菊花刀”（Daisy Cutter），它的冲击波可以立即在丛林中为直升机的降落创造空间。据估计，美军使用的85%的弹药不是针对敌人，而是针对掩护他们的环境：森林、田地、牛群、水库、道路和堤坝。1972年，法国地理学家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展示了美国空军如何在红河三角洲的堤坝最宽处进行轰炸，以便对居民产生最大的破坏性。

由于注意到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无法摧毁潮湿的越南森林，美军最终喷洒了由农业除草剂（孟山都的“橙剂”）研制的脱叶剂，在战争结束近半个世纪后，其对人类的诱变作用仍然存在。

据估计，在1961年和1971年之间美军喷洒了7000万升除草剂，污染了越南40%的可耕地，而该国也失去了23%的森林覆盖。

越南也是一个重要的气候工程项目的舞台。1966年至1972年期间，为了切断从中国到南越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军队执行了2600多次空中任务，目的是通过云播种诱发人工降雨。在美国陷入水门事件丑闻的时候，这场秘密气候战争的曝光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苏联通过将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来巩固其优势。1977年，大会通过了一项至今仍然有效的公约，禁止“恶意使用改变环境的手段”。尽管该公约的基本重点是军事用途，但它也禁止“故意操纵自然过程——地球的动态、组成或结构，包括其生物群、岩石圈、水圈和大气，或外层空间”。该文本是禁止目前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气候工程实验的最坚实的法律基础。如果说越南战争的案例是最著名的，那么它远不是唯一的：破坏敌人的资源和环境是冷战冲突中的一个常态。1950年，英国军队开始在马来西亚试验使用落叶剂，以防止他们的共产主义对手在丛林中开展农业。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系统地轰炸了水坝和灌溉系统。北朝鲜失去了75%的水供应。在阿富汗，苏联军队也以灌溉系统为目标，近一半的阿富汗牛在这场战争中被杀。

凝固汽油弹是哈佛大学化学家路易斯·菲泽（Louis Fieser）在杜邦公司的支持下于1942年发明的一种油和胶凝剂的燃烧混合物，它在冷战时期的生态杀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它能够大面积地烧毁植被，以及这些植被所庇护的人们。这种武器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得到了使用，并且在朝鲜被大规模使用（3.2万吨），也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军队使用（在那里法国种植的森林有三分之二被摧毁），在肯尼亚被英国人用来对付茂茂叛乱（Mau Mau Rebellion）。

• 残暴对待自然

如果说核武器是最明显的例子，那么现代战争的“焦土”政策也应该作为意识形态和实践加以研究。1940年，英国议员向空军部长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施压，要求用燃烧弹摧毁黑森林。同样，丘吉尔也是用生物群落来解释他所发动的全面战争的意义：“把德国变成沙漠”。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提议将德国变成一个“以农业和牧业为主要特征”的国家。

除了眼前的战区，战争准备以及军事、研发和技术选择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人类世”的到来中发挥了根本作用。

某些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人研究过。通过学习以高效的方式杀死人类，军队也学会了如何杀死一般的生物。

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捕鱼技术被军队间接地革新了。使得制造几公里长的渔网成为可能的尼龙技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它由杜邦公司开发，以取代日本的丝绸来生产降落伞、防弹衣和特殊轮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探测敌方船只和潜艇的机制被应用于捕鱼工业。声学探测、雷达和声纳，以及随后的GPS（冷战时期的产物），使捕鱼能力成倍增加，并使深海水域和海洋战壕成为可能。此外，这种昂贵的设备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必须捕获更多的鱼才能回本获利。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渔获量每年增加6%，但从1990年开始下降，因为当时技术的应用不再能弥补鱼类资源的减少。在21世纪初，大型鱼类资源下降到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10%。

军事机器，由于其特殊的力量被应用于破坏，这构成了保罗·R.约瑟夫森（Paul R. Josephson）提议的“蛮力技术”的典型。例如，坦克为一系列用于林业（清道夫、收割机、转运机）或土木工程（推土机）的履带式车辆提供了一个发展模式。因此，它们间接地促进了对岩石圈的破坏：采矿、为使西伯利亚或亚马逊的自然资源可被利用而扩散的森林轨道、次大陆的发展等等。采矿和军事技术的相互联系的历史是可写的：从17世纪德国矿工使用的黑火药，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炸药，它们使山顶夷平成为可能。

核武器的“和平”使用也可以包括在这个类别中。1949年，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以民用目的为由为其国家的首次核试验辩护。“我们想把原子能用于炸毁山脉，改变河流的走向，灌溉沙漠，在人类很少踏足的地方铺设新的生命线。”这开启了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采用的“原子促进和平”的话语。次年，被认为是法国冷战时期伟大战略家的卡米耶·鲁杰隆（Camille Rougeron）出版了一本专著，描述了原子弹的可能应用：改变气候和河流的走向，融化冰川，建造地下发电站，开采其他无法触及的矿物等等。

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57年启动了秘密的“犁铧计划”。氢弹之父爱德华·忒勒（Edward Teller）提议在300次核爆炸的帮助下建造第二条巴拿马运河。另一个方案是用764枚炸弹修建一条横跨哥伦比亚的运河路线。1958年，美国政府研究了使用氢弹在阿拉斯加的汤普森角建造一个人工港口的可能性。1963年，原子能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公路部门提议通过爆炸22个核装置来建造一条横跨莫哈韦沙漠的布里斯托尔山脉的高速公路。

核爆炸最有希望的用途似乎是用于从阿尔伯塔省开采沥青油。人们计划进行100次地下爆炸，将石油液化，使其可以用现有技术开采。这个项目在1962年进展顺利，当时加拿大改变了对核试验可取性的看法。另一方面，在科罗拉多州，美国人确实用炸弹来提取天然气，但结果是放射性元素的污染太严重，导致产品无法销售。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放射性污染，这使得“犁铧计划”在1977年被放弃。二十年来，美国总共花费了7.7亿美元，为民用目的进行了二十七次核爆炸。相应的苏联计划（关于国民经济核爆炸的第7号计划）的破坏性更大，他们总共进行了128次爆炸，以测试13种可能的民用用途。

由于历史学家萨拉·扬森（Sarah Jansen）和埃德蒙·鲁塞尔（Edmund Russell）的工作，战争和农业之间的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转移已经变得更加为人所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氯化气体的发展证明了某些有机氯化合物的杀虫特性。美国陆军化学战部队尤其展示了氯化苦（即三氯硝基甲烷）在对抗斑疹伤寒的战斗中的有效性。1916年，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提议使用德国军队为战争开发的气体来消灭害虫。他与昆虫学家和林务人员一起，在田野、面粉厂和军营中测试了不同的化合物和不同的喷洒形式。1925年，这种对林业的应用成为哈伯和德国军队进行被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化学炮弹实验的借口。

在美国，由于需要替代德国的进口产品和对炸药的需求，化学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规模的变化。杜邦、孟山都和陶氏成长为强大的公司。从没收的德国专利中获得的收入资助了一个贸易协会——化学基金会（the Chemical Foundation），它特别促进了毒气战工业向杀虫剂的转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双翼飞机，象征着军事技术和农业之间的联盟，被用来传播除草剂。

但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另一种有机氯化合物DDT的发明之后，完全服从于农业需求的净化自然的破坏性梦想才具体化了。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缪勒（Paul Hermann Müller）于1939年发明的DDT，从1942年开始被美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用于防治伤寒和疟疾。很快，农民就面临着抵抗力的问题。在韩国，美军也注意到了DDT对某些蚊子的无效性。这就是创新和进化之间无休止斗争的开始。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化学武器库快速发展的时期，其核心是有机磷化合物，如沙林，这些气体被称为“神经性”气体，因为它们能够阻断神经系统中的一种酶。由于它们对昆虫有类似的效果，植物检疫和军事发明开始相互促进。例如，位于波顿唐（Porton Down）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的英国研究人员正是在杀虫剂Amiton的基础上，完善了强大的战斗气体VX。

战争和化学有力地促进了消灭种植培育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基于昆虫学的害虫控制（通过使用昆虫的天敌或天然物质保护作物）稳步过渡到消灭的逻辑。伟大的美国生态学家之一斯蒂芬·福布斯（Stephen Forbes）在1915年解释说：人类和昆虫之间的斗争早在文明的黎明前就开始了，它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停止过，而且毫无疑问，只要人类还在，就会继续下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昆虫恐惧症和种族主义相互助长。日本人和德国人经常被讽刺为昆虫、甲虫或害虫，要用化学杀虫剂来消灭。纳粹德国将这种非人化的过程推向了高潮。意识形态（退化、纯洁、物种健康）和技术（齐克隆B是哈伯开发的杀虫剂）方面的联系将消灭害虫与消灭犹太人和死亡集中营中的其他人联系起来。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出版，美国的化学工业由于参与战争而享有巨大的声望，尽管它意识到了食品中农药残留的危险和它们对农业工人的急性毒性。

• 自主技术

随着杀人的残酷技术的发明，以及推而广之的一般生命形式，我们还必须研究一系列更复杂的历史现象，这些现象间接地将战争和人类世联系起来。例如，供应战争经济的必要性导致了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重复，并最终在许多领域建立了过剩的工业能力。或者说，工业动员、战争紧急状态、封锁和替代进口的必要性在建立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中发挥了作用，这些系统特别具有污染性和高耗能的特点。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出现了第一个基于勒布朗工艺合成苏打的主要工业化学系统，它使用硫酸和海盐：1808-1809年，由于失去了从西班牙进口的天然苏打（海洋植物的灰烬，对纺织、肥皂制造和玻璃工业不可或缺），法国化学家成功地合成了这种“人造苏打”。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当时污染最严重的工业：生产两吨苏打会排放出一吨盐酸蒸汽，该气体会腐蚀周围的一切，特别是破坏农作物和树木。

除了对环境的直接影响外，这种人造苏打的历史后果也非常重要，因为正是为了保护这些污染极大的化学工厂（通常由与统治集团关系密切的工业家所拥有），人们在1810年颁布了分类机构法令。这项法令使环境管理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现在开始，工厂受行政管辖（省和国家委员会），即成了受国家因素影响的机构，因此在心态上比地方司法机构或旧制度下的城镇警察更有工业精神。

从战争和国家自治计划中诞生的第二个主要化学系统是基于法国化学家保尔·萨巴提耶（Paul Sabatier）在1896年发现的一个反应：氢化。通过催化剂，氢气可以被添加到一些有机和无机化合物中。氮气的氢化以获得氨气（NH3）是由德国巴斯夫化学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善的，并在战争期间被证明是最重要的，因为硝酸盐是炸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国人却被切断了来自智利和秘鲁的鸟粪供应。它在农业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它使生产人工肥料以取代进口鸟粪或回收有机物的努力成为可能。

氨的合成无疑是“人类世”历史拼图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人工肥料在全球范围内严重扰乱了氮的自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导致河口的富营养化和一氧化二氮（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氨的合成还需要极端的压力和温度条件（400℃和200帕），因此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另一个主要的氢化过程涉及碳和合成燃料的生产。国家自给自足和战争准备的背景再一次成为决定性因素。纳粹1936年四年计划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是燃料的自给自足。赫尔曼·戈林负责监督燃料生产，IG Farben公司被委托生产人造汽油。1944年，德国人以这种方式生产了2500万桶。在能源方面，这个过程是非常低效的，需要六吨煤才能获得一吨的汽油。战后，除了与国际石油市场隔绝的东德和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所有地方都放弃了这项技术。【某大国】目前对这种技术感兴趣，以增加其战略石油储备。从石油峰值的角度来看，煤炭加氢将使热世（Thermocene）的中期延续成为可能，并相应地使气候变化加剧，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 动员全世界

战争，通过扰乱或中断贸易关系，迫使国家和企业探索新的供应解决方案。如果说自主技术是被支配者的反应，那么霸权主义大国（英国和美国）则倾向于其经济的物质基础的地理扩张。从历史上看，战争有助于发现新的战略物资来源，从而将新的空间纳入对自然的工业开发。

有鉴于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长途贸易首次发展到大规模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只有高价值的产品跨越大西洋：首先是糖（在18世纪末是每年5万吨），其次是大米、烟草和贵金属。1808年，拿破仑实施的大陆封锁切断了英国来自波罗的海的木材供应，这是皇家海军不可缺少的资源。因此，英国转向了北美洲。木材出口从1802年的2.1万吨上升到1815年的11万吨。对美国木材的这种开发形成了贸易习惯，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不仅没有逆转，反而在和平时期继续急剧增长。战前，英国木材进口中只有6%来自美国，1815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74%。木材贸易的这一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因为在短短几年内，它使跨大西洋航运的能力增加了两倍，从而使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潮成为可能。

战争还使人和物的流动性增加。它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其经济和环境影响在和平回归后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为了解决与陆军和海军供应有关的后勤问题，伦敦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大运河于1805年建成，次年又建成了大联合运河。最著名的例子是德国的高速公路。如果说纳粹的宣传吹嘘这些伟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现代性及其对经济复兴的贡献，那么在一个仍然只有少量机动车的国家早熟地发展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德国的战略困境，即它在东西方战线上都容易受到协调攻击。1933年，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被希特勒责成在五年内建造6000公里的高速公路。这一计划的理由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著名的“马恩河的出租车”（taxis of Marne）——后者在1914年9月拯救了法国的失败。由于托特的高速公路，30万人可以在短短两天内从东到西穿越帝国。

推而广之，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社会的石油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准备的。英国的情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战前，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出口国。战争和对美国石油的大量依赖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主要进口国。此外，战争需要建造炼油厂和一个管道网络，将石油输送到军用机场。这种基础设施极其昂贵，而且主要由公共资金资助，使得战后汽车的大规模发展成为可能。

战后，美国的郊区化（也就是汽车化）受到了核威胁的鼓励。战略家们从战略轰炸的角度看待美国城市。鉴于1942年至1944年德国工业分散政策的成功，他们认为将美国的工业体系更广泛地分散开来以使其对核威胁更具弹性是必不可少的。1951年，一项“工业分散”的国家政策开始实施。政府为同意迁离工业中心的企业减免税收，并提供获得战略资源、低息贷款和军事合同的有利条件。卫星城镇和环形公路（如波士顿周围的128号公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成为战略工业的首选地点。郊区被官方宣传为一个愉快的生活环境，远离污染和交通拥堵。

德国的高速公路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在担任总统期间启动了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土木工程项目之一：在15年内建造7万公里的高速公路，耗资50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的总成本为150亿美元）。1956年，经过多年的谈判，国会通过了《国家州际和国防公路法》。这些州际公路的路线部分遵循军事目标，穿越人口稀少的地区，以便为400个美国军事基地服务。道路、隧道和桥梁的宽度是固定的，以适应军用车辆。

战争在20世纪下半叶建立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的全球性质给商船带来了巨大的物流挑战。1941年在苏伊士运河，有117艘船在等待卸货，1942年5月在孟买有171艘。为了接收美国的战争物资，中东的港口进行了改造。由于战争是全球性的，它重新配置了全球化的条件。1941年1月，美国启动了一项紧急的货物建造计划，即“自由船”（Liberty ships）。1941年至1946年间，该计划共建造了2700多艘自由船。结果是1946年全球商船的数量超过了1939年的数量，尽管战前的所有船有一半已经损坏或报废。战争的破坏和自由船解释了世界航运向石油的靠拢：从战前的30%的水平到战后的52%。

集装箱化的历史深深地塑造了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它也与战争的历史有关。1956年，一家大型公路运输企业的负责人马尔科姆·麦克林（Malcolm McLean）购买了两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油轮，并将其改装成集装箱运输船。该业务一直停滞不前，直到越南战争才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1965年，美国军队面临着后勤方面的灾难：有缺陷的船只、盗窃、损失等等。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码头工人和合适的起重机，等待卸货的船只在西贡港堆积如山，它们的货物不得不被卸到小船上，这既增加了成本，也增加了损失。1966年，麦克林说服五角大楼将后勤工作委托给他，到1973年，海陆局从军方获得的收入为4.5亿美元。麦克林不希望他的集装箱船在入境时空空如也，决定在日本寻求港口设施，当时日本经济正在快速增长。日本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东京和神户的港口迅速配备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运输成本的降低增加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电子产品和车辆），开始了现在所谓的“全球化”。

• 燃烧，杀戮

人类世的主要历史挑战之一是研究“热世”和“死亡世”之间的联系。军队在部署高能耗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能源远比效率重要。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政府越来越重视煤炭。大炮铸造厂的扩散加速了矿场的发展。在法国，法律框架被简化，特许权持有人的权利得到加强，而国家则大规模地资助矿产勘探。1811年，采矿工程师在圣埃蒂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以确定矿石来源和追踪特许权的边界。虽然煤炭仍因其污浊和恶臭而被拒绝用于国内消费，但军队签署了大量的采购合同，稳定并鼓励了采矿投资。根据Chaptal的说法，法国的煤炭产量从1794年的每年25万吨上升到1814年的82万吨。煤炭突然成为一种战略资源。1797年通过《坎波·福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并入法国的萨尔地区就经历了铁矿的扩张和煤炭的初步开发。

英国海军在煤炭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基本作用。1824年，东印度公司在缅甸对曼德勒王国的战争中使用的是蒸汽船。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鸦片贩子开始在中国沿海使用这些船。这些小炮艇给贩运者带来了巨大的保证。当受到广州总督的威胁时，大船主兼鸦片贩子威廉·雅尔丁（William Jardine）在一旁傲慢地回答说：“我们的商业不能受制于炮艇对这个城市发射几发炮弹就能打破的任意规则。”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示了蒸汽船对中国军舰的优越性。除了蒸汽推进外，其金属船体使英国炮艇能够在浅水区航行，从而沿河而上，追击敌人的船队或威胁内陆城市。

就在这时，海军部与英国地质调查局一起组织了一次全球煤炭资源调查，以确保其供应线（孟加拉、澳大利亚、爪哇、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文莱、巴勒斯坦、叙利亚、尼日利亚、索科特拉、亚丁、纳塔尔等）。大英帝国发展了一个密集的煤矿和供应点网络，这是它在20世纪之前的海军统治的基础。对于那些已经在英国轨道上的国家来说，要求提供地质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是吸引英国资本和工程师的最迅速和有效的方法。

英国海军部在世界航运业向石油转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广泛地说，在20世纪军事与石油的有害结合中，英国海军部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7月，德国军舰“黑豹”号在阿加迪尔海岸附近巡航。9月被任命为海军部第一部长的丘吉尔认为，皇家海军相对于德国对手的优势是绝对必要的，这关系到帝国的生存。在石油利益的压力下，他也相信石油的战术利益：就能量而言，石油比煤更集中，它使船只有更大的行动半径和更快的速度；它既节省空间又节省人力，而且可以更快地装载。但帝国没有自己的石油，必须提供石油。英国政府购买了英俄石油公司51%的股份，并签署了一份为期20年的合同，向英国海军供应石油。这一决定开启了一个世纪以来在波斯湾的竞赛和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石油的战略重要性。1914年，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只有827辆汽车；到战争结束时，它有56,000辆货车、23,000辆汽车和34,000辆摩托车。总参谋部认为这场战争是卡车对机车的胜利。这加速了人们对石油燃烧的研究，发动机的速度、性能和功率在四年内翻了一番。在国家的支持下，汽车制造商更新了他们的设备，引入了流水线工作，并普遍采用了泰勒主义（这使之有可能使用半熟练工人）。在法国，汽车工业的产能翻了两番。交战国生产了超过20万架作战飞机。

• 战争与大加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决定性的突破，它标志着与前一次战争相比在能源方面的飞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士兵平均消耗的能源是其一战的228倍。盟军的主要战略优势在于美国石油的几乎无限供应。飞机的新作用急剧增加了需求。美国空军的统计数据显示，飞机燃料的消耗量接近500亿升，其中80%是在美国境内消耗的，这凸显了后勤和军工综合体在军事消费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军队的石油消费份额从战前占全国总量的1%上升到1944年的29%。与此同时，美国大力发展其开采能力（从每年12亿桶增加到17亿桶）。

石油物流在战争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管道和炼油厂的能力因军事需要而急剧增加。飞机燃料（100辛烷值航空油）的生产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工业研究项目之一。对烷基化过程的投资上升到10亿美元，这是曼哈顿计划总额的一半。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每年可以生产2000万吨飞机燃料，其次是英国，但只有200万吨。同样，两条巨大的管道在1942年以惊人的速度建造，从而将德克萨斯州的油田连接到新泽西州，并从那里将石油运往欧洲前线。这些管道最初的设想是确保安全运输免受德国U型潜艇的影响，它们至今仍在使用。

20世纪50年代的“大加速”自然应该促使我们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的关键作用，尤其是美国在战争方面付出的努力。更加精确的定量研究可以表明，“大加速”是为战争而进行的工业动员的结果，随后是旨在吸收过剩工业产能的民用市场的建立。

1940年至1944年期间，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而在1940年至1944年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两倍（原材料生产增长了60%）。因此，生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美国政府支付基础设施、设备和机器的费用，而将生产管理留给私人公司。工业投资在美国公共开支中的比例也在1943年达到了绝对的历史记录，即70.4%（现在还不到10%）。这种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或运输的公共投资狂欢的结果是，飞机和军火生产翻了15倍，航运翻了10倍，化工产品和铝土矿翻了3倍，橡胶翻了2倍，等等。以公里/吨计算的公路运输翻了一倍多，航空运输翻了6倍，管道运输的石油量翻了5倍。

生产能力过剩及其在和平时期的再转化问题可以用铝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金属的生产是非常污染和高度能源密集型的：铝土矿首先必须转化为氧化铝，然后氧化铝转化为铝。今天，铝的生产消耗了全球4%的电力。法国是两次大战之间铝业的摇篮，由于水电资源丰富，铝业在阿尔卑斯山扎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昂贵的矿物的用途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用航空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在美国，其产量从1939年的13万吨增加到1945年的110万吨，在加拿大从6.6万吨增加到50万吨。战争期间，铝的世界产量增长了三倍，其中北美的供应量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因此，铝土矿本身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重金属残留物污染了地下水，铝土矿的生产非常具有污染性，而矿石来源向贫困国家的转移简化了开采过程。

战后，有几项举措为铝工业寻找了出路。在英国，194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紧急建造50万套预制房屋。飞机工业从中看到了重新改造的可能性，并利用铝和石棉大量生产家庭住宅和学校。在美国，Beech飞机公司请建筑师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设计铝制房屋。铝工业继续征服了工业设备、汽车、运输、涡轮机等多个市场。尽管有健康警告，但铝还是被作为一种卓越的炊具材料出售，因为它既不会生锈，也不会发出味道，是一种良好的热导体，是食品的防腐剂和乳化剂，是化妆品的防凝结剂，等等。

大众汽车公司及其战后旗舰产品“甲壳虫”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战争与民用消费之间的联系。1933年，希特勒责成奥地利工程师费迪南德·保时捷开发一款价格低于1千德国马克的“大众汽车”。为了给工厂提供资金，纳粹政权设立了一个大众汽车储蓄计划，人们必须在获得汽车之前先认购几年。而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大众汽车交付给个人客户。另一方面，沃尔夫斯堡工厂在保时捷设计的基础上为国防军生产了超过70,000辆“Kübelwagen”。战后，大众汽车公司将Kübelwagen改装为甲壳虫。

当代飞机工业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无论是技术上（铝、雷达、喷气式发动机）还是制度上：1944年在芝加哥，52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公约，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行的发展和国际扩张”。1944年的公约中有一条禁止对飞机燃料征税，因此使目前对航空旅行征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的项目难以实现。尽管油价上涨，但就每公里的成本而言，乘坐飞机旅行仍然非常便宜。航空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最快的经济部门，大约每十年翻一番。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大众消费社会准备了技术和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