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音：柏各庄农场的沉重岁月

季音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柏各庄农场的沉重岁月

一

　　1958年深秋11月初的一天，我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接受改造。车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着政治风险前来给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和我同行的还有三人，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摄影记者高粮，文艺部编辑杨建中（蓝翎）。蓝翎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沦为右派。在胡骑之前，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也划为右派，已先期来到四分场。国际部主任黄操良在划为右派后自杀。反右斗争使人民日报国际部受到重创。
　　在反右斗争中，人民日报共打出右派32人，先后分两批送往柏各庄农场。第一批人数多，已分到四分场。我们4人是第二批，被分送到三分场。
　　柏各庄农场（现为唐海县所在地），是在渤海湾边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大国营农场，主要种植水稻，工人大都是附近的农民。反右派斗争后，这儿成了一个收容右派改造的场所。三分场共有右派28人，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单位的，如中央办公厅、中央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苏友协、人民日报社等。另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获罪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他也是《文艺报》副主编），著名翻译家与作家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支部书记杨犁，《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唐达成，《文艺报》编辑组组长侯敏泽。看来《文艺报》的头头们是一锅端了。其他还有些文艺圈里的人，如《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杜黎均，《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中国作协《文学遗产》编辑何寿亭，新观察》杂志编辑黄沙等。文艺部门显然是反右重点。陈企霞是兄弟俩双双被划为右派，他的胞弟陈适五是新华社驻国外记者，他被分配在四分场。兄弟俩同在柏各庄农场，却见不到面。
　　我来到三分场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中苏友好报》总编辑廖经天。他原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协。他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副忠厚相，为人随和亲切，年纪比我大。我们在报社就相识，两人一见面，都感到有些意外。一次，背地里我俩聊了起来。他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我简略告诉他，我的主要“罪行”是“为右派鸣不平”。那是1957年反右高潮时，我在新华社一本“内参”上看到一篇报道，揭露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的右派嘴脸，上面说的大多不是事实。刘曾在南京市委和我一起工作过，是个老实厚道的知识分子，一心啃书本做学问，南京地下党党员。怎么把他说得不像个人样呢？我对边上几个人说：“我们要吸取肃反时整错人的教训，在反右中再不能整错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还说：“我要找熟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的一位记者悄悄地把我的话记在小本子上，在1958年反右派“补课”的关键时刻，他拿出小本子当众检举。为右派说话不也是右派吗？于是我被戴上了帽子。
　　廖经天听了我的介绍，深深叹了口气：“真是不可思议！”
　　“老廖，你是怎么回事呀？”我问廖经天。
　　他连连摇头：“不说它了，还不是说我反苏吗！”原来他无意中对人说了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东北后拆走我国工厂机器设备等一些事。其实这些全系事实。我听了他的话，也感到难过。廖经天是个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就在晋察冀敌后做新闻工作。一句真话，就犯了“反苏”大罪。《中苏友好报》还有三个中层领导干部李林、欧阳惠和赵洛生，也因类似的罪名，划为右派，来到三分场改造。

二

　　到三分场没几天，我就脱下鞋袜，走进一片茫茫无际的水稻田。
　　农场主要是大面积种植水稻，这是一项很累的重活，从翻地开始，播种，插秧，放水，收割，外加还要不断挖水渠，这活在农村都是青壮年干的。我从小没干过农活，笨手笨脚，干了一天活，傍晚收工回宿舍，倒在床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萧乾、廖经天这些岁数较大的人，他们在劳动中更是狼狈，特别是萧乾，更是多次出洋相。有一回，我们下地割稻子，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不停地弯腰。萧乾已年过五旬，身体又胖，干了没多久实在支持不住，他干脆就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边上的工人看了既好笑，又同情。
　　完活回到队上，紧急集合，开会批判萧乾。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指着萧乾大声斥责：“你瞧，边上的工人哪一个像你这样干活的？你是丑化工人阶级的形象！”
　　农场干部大概也看出，我们有些人不是偷懒，而是实在干不了重活。于是，他们抽调了一些体弱的人，到割完稻子后的地里去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按说这是一项轻活，在农村里是妇女们干的。其实，轻活真干起来并不轻松，整天不断地弯腰，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收工时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住地。
　　我不但干农活不熟练，还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不麻利，这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农场的队长把我们带到一大片刚割完稻子的地里，让我们拾稻穗。队长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次竞赛，每人拾一整块地，看谁拾得又快又干净。在农场改造期间，谁不想在竞赛中夺取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同伴高粮拾得最快，他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面，拾的稻穗堆起了一大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腿疼难以忍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喘口气，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远远地掉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都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正坐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地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是拾得最快最多、手脚麻利的高粮，不料队长指出，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许多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有发现丢弃的稻穗，应当受到表扬。这使我感到意外。
　　秋收结束，农场进入农闲时期。右派是来改造的，当然不能休息。一天，队长派我和蓝翎去海边抓螃蟹。这渤海湾边的盐碱地沟里盛产螃蟹，秋风起，蟹儿肥，正是捕蟹的黄金季节。来到一个水塘边，我俩脱光衣服，跳进冰冷的水里，我在水塘里瞎摸了半天，一只也没摸到，只弄得浑身泥水。心灵手巧的蓝翎，却不断把摸到的活螃蟹往岸上扔。他告诉我，抓螃蟹不必用手去摸，只要用脚踩就行，一踩到脚下有硬硬的一团，就把它抓起来扔到岸上，准是只大螃蟹，这家伙在泥水里不会蜇人，不用害怕。我照着蓝翎说的去做，果然灵验。约莫干了两三个小时，我俩各背了一麻袋螃蟹，回到了场部。
　　我在农场还种过菜，饲养过牲口，以及其他各种农活。在饲养牲口的日子里，一个人整日与骡马为伍，倒也清静，摆脱了人与人之间整日相互监督的紧张感。

三

　　体力劳动固然很辛苦，但流汗不流血。残酷无情的思想斗争，却让人从心底里流血。
　　农场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宣布：“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项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向组织交心。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终作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农场干脆把右派集中住在一起。
　　三分场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由《文艺报》的侯敏泽担任。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从此，我们在劳动之余，就没完没了地开会，在会上翻来覆去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实，这是在演戏，谁都心里明白，对硬扣子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心服口服，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面对无理可讲的现实，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拐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心中大不以为然，这分明说的是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可以理解。
　　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家，我在这里硬顶能行吗？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打从16岁入党以来，何曾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拐弯抹角地做文章，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打从心眼里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
　　蓝翎和我是心相通的。他因一篇未曾发表的短杂文，被人揭发，打成右派，他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抛却壮志，面对蒿莱。
　　“洗心革面，脱骨换胎”。
　　夹紧尾巴，头颅莫抬。
　　忍辱负重，早求轮回。

　　我看了赶紧塞进口袋，对他说：“别胡来，这东西给人拿走，你又得挨批。”他笑笑。这个文学青年在苦难日子里，还留着几分幽默。他说得对，面对现实，只能“夹紧尾巴做人”。
　　农场干部说，我们中间有三类人，一类是对罪行口服心服，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大概是听了积极分子的汇报，指出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个人在改造中表现最差。他严厉地宣布，对右派的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对反改造言行一定要坚决批判和斗争。
　　于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展开了。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批斗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人。
　　陈企霞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坚决不接受，拒绝作任何检查。写思想汇报之类草草交卷。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对粗暴的批判顶到底了。开会时，批判别人他很少发言，只是一味地抽叶子烟。当批判到他时，他的态度很微妙，杨犁、唐达成、唐因等这些老部下发言，虽然对方嗓门很大，他大都沉默，听得出来，对方说的尽是些不痛不痒的空话，是应付而已。当听到积极分子发言揭批，他就火冒三丈，一一痛加驳斥。有一次，他嘲讽积极分子：“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公然抗拒改造，这还了得！暴风雨般的批判又掀起了。他又抽起叶子烟，不作回答。
　　钟惦棐对反右时指责他《电影的锣鼓》一文是大毒草，也坚决不同意，他在写改造小结一类文字时，从不提这件事。他是陕北鲁艺的高材生，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农场常调他去写宣传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大标语，因此参加劳动较少。积极分子就抓住这件事大肆批判，说他利用写标语逃避劳动，实质是抗拒改造。钟惦棐反驳道：“那让你们去写标语吧，我不怕劳动。”批判归批判，后来农场还是调他去写标语。
　　陈企霞和钟惦棐都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在原则问题面前寸步不让的硬骨头精神，着实使我佩服，我自愧自己不能做到他们那样。
　　对萧乾的批判是另一回事。其实，萧乾并没有像陈企霞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唯恐出错。比如有时我们在闲聊天，他却捧着一本英语大词典，坐在炕头书本，一言不发。没有什么尖端材料可以批判萧乾，积极分子就抓住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里受到的一次批判：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在农场的健康，有一次在信里附了一小包灰锰氧药粉，要萧乾在吃生果菜时用来消毒，免得生病。萧乾在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积极分子拾到，报告了队部。于是又招来一场批判，农场干部痛斥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组长（即农场干部）也哑口无言了。”
　　还有一次批判萧乾劳动中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也与我有关。那时，农场里建起了一个菜园子，把几个体力弱的人调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的农民偷割光。为此，场里搭起了一个草棚子，派专人守夜看管。场部决定派萧乾去干。老萧年岁大，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为此他紧张得整夜睡不着，他来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当时是管菜园小组副组长，觉得他说得在理，就同意他不去，另派了一个年轻些的人。
　　不料，这件事传到队部，队长十分恼火，就对萧乾组织了一场批斗。我这个小组副组长，也因此被撤了职。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让萧乾去菜园值夜班。
　　萧乾是个老实厚道人，他不会投机钻营、见风使舵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表现得过分软弱与自卑。有的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我们睡的是一个大通铺，老萧夜间起来小便，黑暗中摸索，不小心摸到了一个积极分子的头，那人破口大骂，萧乾连连说“对不起”，从此萧老晚上不喝水，得了肾病。我有时劝萧老，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萧乾得到改正后，送给我几本新著作，在一本书上写了这样一段热情的话：“感谢您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得到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辈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三分场有些右派的所谓“罪行”，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姓姜的女青年，二十岁左右年纪，长得清秀，她丈夫是个小军官，新婚不久即长期分居两地。一天，某报上刊登出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和织女天各一方，中间隔着一条天河，不能相聚。这画得到许多人称赞。小姜看了连连说好，对人说：“两地分居问题就该解决嘛。”有人汇报到领导那里。一个军属，居然攻击部队制造两地分居！这不是反军吗？就此打成右派。在会上，让小姜交代“罪行”，小姜竟呜呜地抽泣起来，会再也开不下去。
　　天天无休止地开会，你批我，我批你，大伙其实心里都明白，强加在头上的罪名都是“莫须有”。那时，农场里要我们唱一支歌《社会主义好》，歌里有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到这里，心不觉往下沉，难道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1959年9月，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同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决定》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决定》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令人费解的是，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划右派、处理右派，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没有一份由毛泽东署名的党的正式文件，为何右派摘帽子不但党发出正式《决定》，而且特别指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想告诉人们，伟大领袖对右派还是宽大为怀的。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国庆节后不久，在农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农场领导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地训话，大意是说右派只要改造好了就有前途。我坐在台下的一角，聆听高论，心情平静。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党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的规定之一，何况又在农场思想斗争中同情重点批判对象，因此我早料到摘帽与我无缘，我不抱任何奢望。
　　大会最后宣布全农场10人摘帽子，其中三分场2人。在宣读名单时，都在摘帽者名字后边加上了“同志”二字，说明他们已回到人民行列。摘帽的代表最后上台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改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也许是三分场摘帽的人太少，几个月后，三分场又单独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再给两个右派分子摘帽子。三分场共有右派28人，这样摘帽子的就有4人，正好七分之一，符合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依然没有我的份。蓝翎苦笑着对我说：“咱们慢慢熬吧，反面教员总还得有人当。”
　　我原以为将在农场无限期地改造下去。事出我的意料，1961年6月的一天，报社突然发来通知，调我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只见车站内外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充饥。周围一派萧瑟的景象告诉我，祖国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回到报社后，党委告诉我，仍回编辑部工作，分配到工商部做编辑。大约一个月后，工商部主任张沛给我打电话说：“季音同志，组织上要我通知你，你从即日起摘掉右派帽子。”一下听到了久违的“同志”二字，心头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辛酸。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报告，同意对错划右派复查改正。9月17日，党中央又作出批示，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时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人民日报党委很快落实中央的批示，全社32个右派全部改正。我是1958年8月被划为右派的，1978年11月得到改正，正好20年。20年前，划我为右派的主要“罪行”是：“站在右派分子刘敬坤立场上，不信任党对刘的揭发和批判。”人民日报农村部党支部这次在我的改正决议里，对此予以彻底否定，说：“季音同志对新华社内参刊登刘敬坤的材料，认为其中有些情况与事实不符，想到南大党委了解情况，向华东局负责人反映有关情况，是党纪所允许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能说这样做是不信任党组织。”一个道理极其简单的问题，反右积极分子们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把我打倒在地，整整折磨了我20年，还使我全家受牵连。今日回顾这段往事，真是百感交集。（刘敬坤的冤案也于1978年得到改正）
　　岁月流逝，五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共患难的陈企霞、廖经天、萧乾、钟惦棐、唐达成、杨犁、蓝翎……都已先后仙逝。我深深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