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

┃Personal History

© 沈容／文

　　这个题目忒奇怪，婚礼哪有几次的？我在文革受审查，就因为为什么举行“两次婚礼”的问题说不清，查来查去，拖了很久，弄得我自己也糊涂起来。
　　在我们中国，欧风东渐之后，确曾有过两次婚礼的事，一次西方宗教式的，一次中国宗法式的；或者一次新式的，一次旧式的。但这样的事早已成为历史，何况这在我，是个重大政治问题呢。说起来也有趣，请让我慢慢道来。
　　我们是在1945年10月26日结婚的。到今年整整50年，今年的此日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
　　我们在重庆新华日报结婚，婚礼简单隆重，既十分正规又非常热闹。
　　那时李普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日本刚投降，我父亲就随钱大钧到上海接收去了。钱大钧当市长，我父亲是他的亲信，当了市政府的人事处长。他原先是国民党军委后勤部特别党部书记长，挂了个少将头衔。不久，我母亲带领全家去上海。我留在重庆，理由是学校还要上课。实际上我没有上课，而是准备调到新华日报，并且同李普结婚。
　　这些我们都向组织汇报过。李普还喜孜孜地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说：“鬍公，我要结婚了。”（李普说，那时对周鬍公，乐意说心里话，什么都敢说。一则自己年轻幼稚，二则周有这个长处，让我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周说：“好啊，恭喜你，对方是谁呢？”这就说到了我和我的父亲。周问我们打算怎么办，李普说结了婚再告诉他。周说：“这样做不好。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女儿的大事，一定要先通知。而且，婚礼要办得隆重、正式、合法。”他说要让做父母的放心；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对待像我这样的家庭，就得让他们无可挑剔。他的主意是三点：
　　第一，先写信通知我家里。
　　第二，在报上登结婚启事，登大公报，将报纸寄回家。
　　第三，请沈老证婚。沈钧儒老人是大律师。
　　这几条都照办了。10月26日那天，报社食堂各桌都加了菜，备了酒，饭后还举行了舞会。第二天，我们在中苏文化协会宴请证婚人沈钧儒，由胡绳、吴全衡夫妇和中苏文协负责人张展作陪。沈老是著名的大律师，在抗战建国的政治舞台上德高望重。结婚启事中写明了请他证婚，这就再“正式”再“合法”不过了。后来才知道，他还是我的本家前辈，我要叫他公公。在我们结婚这件事上，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特别是帮了我父亲很大的忙。
　　尽管我们的结婚正式又合法，但对我父亲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而且很可能给他带来危险。他是国民党的一个不太小的官员，他的女儿竟是共产党（一般人认为凡是新华日报的人当然都是共产党员），并且还和一个共产党员结了婚。这对他的前途影响太大了！因此他先不声张，托了他的一位老朋友到新华日报找我，带给我一件很时髦的海勃绒大衣，企图劝说我回头。这人曾在我家住过很长时间，和我也很熟。他对我说，他受我父亲之托来看我，说父亲最喜欢的是我，劝我慎重考虑，回家去；说我这个举动，是给我父亲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几个字他是用英文讲的，他和父亲是圣约翰的同学，英文水平很高。我告诉他，我不回家，人生走什么道路是各人自己的选择。他问我生活得怎样，我说很好。他再无话可说，把大衣留下就走了。后来父亲告诉我，他那位朋友的答复是四个字：“无可挽回”。我确实给我父亲出了一道很棘手的难题，有关我的事他只好暂时秘而不宣。为什么又会有第二次婚礼的问题呢？这说来又话长了。
　　我在新华日报不久就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当翻译，之后又调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1946年4月间，由于我已经怀孕，而新华日报要在上海出报，于是我又调到上海。那时李普作为新华日报的特派员，正在山东解放区采访。开始，我住在上海外滩老西门新华日报租的房子里。后来我病了，总编辑潘梓年叫我搬到他那里去，我们都叫他潘老总。他租了一层公寓房，那里有一个女工做饭，生活上有人照顾。我和潘老总每天在一起吃饭、聊天。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父亲在市政府当人事处长，我们出报，这个关系将来可能有用，你能不能回去看看？”我说：“我现在不了解家里的情况。”于是我们研究了如果回去会怎样，结论是应该先回去看看，争取和家庭搞好关系，情况如何及时向潘老总汇报。应该说，我是奉命回家的，没想到后来审查我历史时会成为大问题。
　　我根本不知道家住在哪里，只好到市政府去找。我穿的是一件蓝布大褂，没有任何装饰，总之，在上海人眼里，是够土的。传达室的人对我看了一眼说：“干什么？”我说明要找某人，那人头都不抬说：不行，现在不会客。我说，我有急事找他。那人很不耐烦地连连说不行。没有办法，我只好说，我是他的女儿。那人愣了，态度也变了，马上打电话进去。我父亲见到我也十分吃惊，匆匆把他办公室的事交代了一下，就把我带回家。
　　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女的，烫了头发，穿着一件花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进屋以后，父亲叫她给我准备一份盥洗用具，然后告诉我她是新来的女仆。母亲正在杭州看望外祖父母，父亲说马上通知她回来。接着，我妹妹的奶妈，我叫她妹妹妈妈的从楼上下来了，她在我家已经二十来年。见到她，我才有了一些重庆那个家的感觉。上海的家是接收一个德国人的花园洋房，和重庆那个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父亲和妹妹妈妈带我看了楼上楼下的房间。我知道，我的回家对父亲来讲又太突然了，又一次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和我一样都要考虑如何开始谈话。他先问李普的情况，我告诉他还没到上海。关于我，我只说在新华日报。晚饭后，我要走了。父亲说怎么马上就走呢？总要在家里住住，至少要等母亲回来。我说，我在外面住要请假，于是我给潘老总打了电话。潘老总同意我住在家里，我说我明天去见他。
　　第二天，父亲上班去了，我回到潘老总那里详细向他汇报了回家的细节。潘老总认为这个开头很好，没有闹翻，就有可能搞好。同时，认为我应该住在家里，等报纸出版时再说。这样，我又奉命回家住。而后来，这又成了说不清的问题。
　　当我再回家时，母亲已经回上海了。她见了我又哭又笑。她觉得我的穿着太不成话，马上找来位裁缝师傅，给我量尺寸，做衣服。她拿出好几块料子，要求裁缝师傅赶赶工，尽快做好，接着便带我去烫头发。在上海，有钱，什么都能办。很快，我被重新包装过，完全变了样，立即成为可以出入于这个家庭的大小姐了。这些我也向潘老总汇报过，潘老总认为既住家里，就应该这样。
　　终于，父亲和我谈到正题了。他说：“你们已经结婚，但是亲戚朋友还不知道，而你又有妊在身，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亲朋面前如何交代？”这是他最着急的问题，也是我着急的事。本来我可以回报社，但是，这时从重庆新华日报来沪的人陆续到达，老西门的房子已有人满之患。一间房，当中拉一块布帘，就住两家。潘老总那里当然也住满了。他那时忙于出报的事，也没时间听我汇报了，就叫我住在家里等着，搞好和家庭的关系。最糟的是李普还没回来。这一阵我真是度日如年。我本来是正经八百结婚的，有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身份，现在却要装作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住在家里，而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在孩子们当中，父亲最喜欢我，我是他的骄傲。我回家以后，每有社交活动，他一定带我去，但是我一天天不便再出去了。
　　父亲曾和我商量：是否等李普一回来我和李普马上去美国，将来就说我们是在美国结婚的，我们可以在美国上学。可能他还有一层用意，不好明说，就是如果我们去了美国，是不是共产党，就同他无关了。我说我不去美国，李普一定也不肯去。他说，那就只有再举行一次婚礼了。我说等李普回来后再说。这是两个人的事，必须等李普回来。看来那时我父亲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亲友面前交代，而不是这个政治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还没有破裂，和平似乎还有希望，父亲还没那么着急；或者，他想的是先过了亲友这一关再说。
　　李普回来了，我们都不同意去美国，那就只好再举行一次婚礼了。我记得李普曾经帮忙写结婚证书，写请帖，这当然也请示过组织。证婚人自然还是沈钧儒。凑巧，沈老也已经回到上海。
　　幸好，父亲自己去找了沈老，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沈老连连说不妥。他说：他已经以律师的身份在重庆证婚，证明这件婚姻是合法的；现在再举行一次婚礼，那就无疑是自己否定了自己，不合法了。怎么办呢？沈老想了个办法：请一次客，宣布我们已经结婚，沈老愿意出席说明他当时是证婚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看来我父亲相当满意，他说：“原来他也是我们这个沈家的，还比我长一辈。”
　　演这场戏不容易，在什么地方请客，请什么人等等，都是很费斟酌的事。现在回想，我父亲用了很多脑筋，精心策划，真是难为他了。在上海的亲戚，有很多我不知道，或知道而没见过面；至于他的朋友，我更知之甚少所以，也只能由他去办。
　　我母亲则忙于为我设计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这类事。我是家里的大女儿，她把这次请客看得很隆重，是当做出嫁大女儿那样正规大喜事来办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哪里请客，请了多少人，我实在不清楚。我和李普去接沈老，我们故意迟到几分钟，避免同客人们周旋。等我们一到，客人早已到齐。沈老就座，父亲马上宣布宴会开始。他善于辞令，说我是学外国文学的，李普是学历史的，文史一家，天作之合；日寇投降，万象更新，所以由家叔沈钧儒大律师证婚，在重庆结婚了。然后沈老讲话，他简单说了一两句我们结婚的事，接着发表了一篇政治演说，主旨是努力避免内战，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大有希望。
　　宴会的第二天，母亲就送我和李普到杭州我外婆家，我快要生孩子了。
　　这件事，在审查我的时候，成了我们举行的第二次婚礼，而且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老说我们举行过两次婚礼，说多了，我也给搞糊涂了，也跟着说第一次婚礼、第二次婚礼。
　　这“第二次婚礼”，到的人很多，是哪些人，我能说出来的很有限。
　　幸好，我母亲的记忆力特好，到场的客人差不多一个不拉地都记得。对每一个赴宴的人，凡是找得到的，专案组都作了调查。
　　为什么如此严重呢？后来我才知道，是宴请的地方太可疑。是在励志社，那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机构，很可能还跟军统特务有关系。而我恰恰对这个关键之点说不清楚，我根本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更显得见不得人，更显得我是在回避要害了。专案组花大力气查清了这个问题，我想我是应当感谢他们的。
　　既已查清，在我们金婚纪念之际，我再次声明：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
　　顺便再讲讲：李普由于我家庭的关系，长期背着黑锅，1957年被调出中央宣传部。一直到我的问题弄清楚了，他的问题才随之清楚了。因此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们是那场“大革命”的得益者。这倒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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