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年：闽北农场纪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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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百年／文

三

　　这天，我挑着两根粗而长的毛竹，奋力向前，汗如雨下。劳动虽紧张、繁重、痛苦，却又是愉快的。是的，两个大家伙，躺在山脚下，我可以将它搬到几里之外，这不就是一种骄傲吗？但精神却压抑、忧郁、沉闷。所以说，我的人格是双重的。当我将这两根毛竹送到堆栈时，却见李金山队长也正放下毛竹往回走，我放下毛竹往回走时，却见他在一旁等我。于是，二人背着空扁担，边走边聊。一般说，他只是作巡查式走动，较少实干，有岁数了。
　　我微笑道：“李队长，您就不要挑竹了。”他说：“废话！我生产队长不生产，那叫什么生产队长？而且，我来来去去，也好监督你们，也能看到你们劳动的辛苦。”我赔笑道：“辛苦真是蛮辛苦的。”他说：“你和韩东祥关系不错？”我说：“他原来是人民警察，我原来是保卫干部，表兄弟。好像这样的人，我们队还有。”他说：“一窝老鼠不嫌骚。好像他和你一样，也想翻案。”我歉笑道：“实事求是嘛。”他说：“翻案好呀，通统翻案，个个成功，大家一起回上海。老实对你说，我家有八旬老母，妻子重病在身，一儿一女，都在求学，可老子陪你们进山了。”我失惊道：“原来，您也有困难。”他说：“废话！难道我就不是人？淮海战役立过功的，曹八集一仗，打得是人仰马翻，血肉横飞。豁出去了！老子我身为班长，冲锋在前，一人夺了一挺重机枪，抓了四个俘虏。我手一挥，哗！战士们就冲上去了。陈老总——就是陈毅同志，一拍我的肩，对团长说，给他个连长干干。我在那边不过是个排长，到这边升连长了。”啊，他能对我说这样的话，可见他是很坦诚的。我笑道：“您真勇敢！不过，在我，也会这样拼命的。”他笑道：“你拉倒吧。”又看了我一眼，说：“也有可能。”我说：“你在那里打淮海战役，我也没闲着。”他说：“你在干么？”我说：“我当交通员呀，宣传呀，送情报呀。”他高兴地笑了，说：“伙计，原来你是小鬼呀，咱俩前方后方一条心，是同志呀。”我高兴地说：“是的是的。是同志！”他横了我一眼，正色道：“有情况，别拉拢我、腐蚀我；现在，性质变了，可不是同志了，我专你的政。”
　　当二人走近中队部时，李金山一摆手，回队了。我不经意地说：“您回队啦？”他就又回身，说：“那我就再陪你走一趟。”我连连说不，可他还是和我一起到山脚下，扎起两根毛竹就走，我则挑起毛竹跟着他。因为挑着毛竹，两人不能并排，只能一前一后。往回走时，两人又聊上了。原来，他是普陀公安分局治安科副科长，他身上有五处伤疤，体内有两块弹片。他还对我说：“以前，你要是和我一起在分局干，就不至于搞成这样了。”我微笑点头。他又说：“我现在是‘闲事不管，白饭三碗’。老凌，就是我们中队长凌义龙，他是天不怕，地不怕，老虎屁股摸一下，反映农场你们劳教的情况，和总场宣传科的同志搞什么万言书，那么好，出事了。”我失惊道：“是吗？”他说：“什么四吗五吗呀，人已调回上海了。”我又惊讶地“啊！”了一声。他又说：“不过，我也吃不准，也可能他的意见很好，局领导看中他了，升了。”我轻轻舒了一口气，在心中祝福凌中队长平安！
　　当第二次二人快走近中队部时，我故意拉后，让他回队。
　　下一趟，也就是我上午的第三趟了，我到站后，卸下毛竹，抬起头来的时候，不觉看到一个人，那是将溪邮局的一位送报员，我见过他几次，这回我跟上他。这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长相清秀，草鞋，裤管卷得很高，是一种走远路的样子，一条跟我那条一样长的竹扁担，一头是捆着的报纸；一头挂着布包，里边可能是信件、包裹单吧。但还有一样东西，我没看到，那就是一只毛竹筒，那里有他的午餐。这点物品，也不会重到哪里去，但挑着方便。少年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几分矜持，几分警惕。这使我忽然想到当年的自己，在他这个年龄，我对陌生人也是这样的。我紧了一步，想和他说话。而对方却加快了步伐，要摆脱我。我再次加大一步，这就靠得近了，对方在走得更快的同时，卑夷地瞟了我一眼，且不悦，口里还说：“扰高！”我笑问：“你说什么呢？”对方用当地普通话重说一遍：“劳教！”我听罢，刺心般痛了一下，但这能怪这孩子吗？我紧跟着他，说：“是到我们九队送报纸吧？”对方不语，我又说：“还要到上面几个队？”对方还是不语，我就又说：“将溪到这里，很辛苦的！”对方总算开口了，说：“不辛苦。”他再看了我一眼，觉得此人不像坏人。我见他瞬间神情和缓了许多，就问：“你姓什么？”他说：“不告诉你的。”我说：“告诉我又不要紧的喽，我下次再遇到你，好打招呼呀。要不然，我俩就这样肩并肩闷头走，不说话，多难受呀。”可能对方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这才说：“我姓章。”我高兴地说：“我也姓张。你是立早章，还是弓长张？”对方说：“姓章就姓章嘛，立早章呀，哪有什么弓长张、弓短张呀？”我觉得这孩子识字不多，觉可叹，又不便就此多说，怕他生气。就问他年龄，说是十三了，这更使我想到那个年纪的自己，倒是，又更觉得这孩子可爱了，就又说：“你们福建省有个漳州，你知道吗？”小章说：“是你那个张，还是我这个章？”我说：“不是我这个张，也不是你那个章，但是要在你那个章的左边加三点。”小章说：“真有这个字？真有这个地方？”我说：“真有这个字的，真有这个地方的，漳州离厦门不会远，一百里吧。”小章问：“下门是什么门？”我说：“厦门不是门，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城市。”小章问：“城市？比将乐大还是比将乐小？”我说：“那可比将乐大多了，那是一个市，比福州稍微小些，是你们福建省第二大城市。厦门对面，就是台湾了。”小章问：“台湾是什么湾？”我说：“台湾就和你们福建一样，是一个省。再有漳州的南靖、华安、永定有一种房屋是土楼，圆形的。”小章懂了，问：“房子只能是长方形的，哪有圆形的？”我说：“它就是不一般，它就是圆形的。这种房子是用土、木、石、竹，又以土为主造成。所以可以是圆形的。一般是两层，三层以上不多。全中国只有福建漳州有这种楼，所以叫‘漳州土楼’，很有名的。”小章点点头，说：“你识字还蛮多，学问也很深。”我说：“我识字不多，一般性。至于学问，我是没有的”小章一边眨眼一边问：“这些地方你都去过？”我说：“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就是多看了一些书，书上有的，是书告诉我的。你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懂的事情也就多了。至少会比我懂得多。”小章说：“谁不想读书呀？现在是‘三面红旗’，我爸我妈在大跃进，忙死了。我又揽到了这份送报的活，真是没机会读书的。”我听罢不禁叹息，又说：“谢谢你给我们送报纸！”小章说：“不光是报纸还有你们的信、包裹单。原来我们只送分场，后来，你们农场和邮局商量，我们就送到你们各个队了一周一次。”我说了谢谢！又依依不舍地示意一下肩上的扁担，说：“小章，任务还没完成呢，我得走快点。再会！”说着，就大步走了，小章也加紧了几步。说：“你叫什么名字呀？告诉我，下回再见着好招呼。”我大声说：“我叫张百年，百年，就是一百岁的意思。”
　　每周一次，下一次小章再来送报时，他问中队干部：“你们中队是不是有个张百岁？”李锡涛笑道：“我们队只有张百年，没有张百岁。”小章边想边说：“我也记得是张百年嘛，我妈妈偏说，不会有张百年这个名字的，百年就是死的意思，那是张百岁。”李锡涛说：“百年确实有死亡的意思；但也有长寿、完满的意思，有那么一句话，叫‘百年好合，花开富贵’。各取所需呀。”小章说了他那次和我交谈的情形，李锡涛笑道：“那就是张百年了。”小章说：“我看他不像坏人”李锡涛对此话感兴趣，笑问：“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坏人？”小章说：“他跟我说的，就不像是坏人说的话。”李锡涛忍不住过去轻拍他的肩，叹道：“你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你找他有事？”小章取出一张报纸递过去，说：“我看他学习一定很用功，我这里多出一张《福建日报》，送给他。”李锡涛连忙接过，热诚地说：“我代表张百年谢谢你！”接着，他向李锡涛讨了一杯水，就取出毛竹筒来午餐了。
　　这天晚上，李锡涛对我说：“有个姓章的，立早章，叫章富贵的，将溪邮局送报的男孩，你认识吗？”我一字不差地报告了那天的情形，我心中疑惑：是不是有什么事？是不是我违犯了劳教不可以和当地群众交往的规定？想到这里，我就后悔不该与小章说话了。李锡涛却说：“小章对你的反映不错，说你不像坏人。”我听罢，尴尬地笑了一下。李锡涛说：“那你也不要得意嘛。”我说：“下次不和他说话了。”李锡涛说：“你又没干坏事，怕什么？小章说你学习一定很用功，所以送你一张《福建日报》”，说罢，将报纸递过来，我多少有些激动地双手接过，说：“谢谢小章！”李锡涛严肃地说：“这是人民群众对你的关怀和希望。”他说了那天小章来队的事。我再次表示感激。当李锡涛转身要离去时，我又说：“报告李队长……”李锡涛说：“还有什么事？”我有些嗫嚅地说：“就锅炒菜……”李锡涛说：“炒菜？炒什么菜？”我笑道：“不是真的炒菜。因为小章给了我这张报纸，所以，我就想说一下报纸的事。我真的是囊中羞涩，订不起报纸，中队部一定会有报纸的，你们看完了，也就没用了吧，可不可以再给我看看？”李锡涛说：“中队部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三种。你要哪一种？”我高兴得手拍脑袋，说：“太好了！三种我全要。”李锡涛笑道：“你的心倒不黑嘛。”我又笑了，说：“学得越多越好呀，加强改造呀，重新做人呀。我看过就还给你。”李锡涛想了一下，说：“这样，我再去跟其他队长说一下，叫他们看过不要乱扔。我去收集起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你三天过来取一次，我要是不在，你只要‘报告’一声就可以了。看过以后就没用了，不要还的。这事就这么定了，三天后开始。”我真是谢之不尽的。
　　有天晚上，我刚睡下，李金山来叫我，吓我一跳，我当啥事呢，原来有一张《人民日报》他无意间放到写字台里了，没给李锡涛，这会儿发现了，特地送来，我连连道谢，可他已轻轻出门而去。想着这个人，我倒是很久没睡着。
　　此后，小章每次送报来，还是要送我《福建日报》的。一天，我又遇到他了，他说：“百年，这个名字不好，有死的意思。”我叹息一声，用一句家乡话回答他：“早死早好，腾地方堆草。”他微微地皱了一下眉，说：“那你也太没出息了吧。”你看看，你看看，个小小少年，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羞得我心都跳了，脸都红了，大步而去。
　　一般说，挑毛竹，我每天上午要跑五趟，下午四趟，就是每天超额一趟。再回过头来说，那天我和小章分别后，第四趟，当然，这在上午，也是我最费劲，最艰难的一趟。从毛竹上肩往站点挑去开始，脑海里，就一直想着小章“扰高！”两个字。我从1947年参加革命，当交通员算起，究竟干了哪些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或者是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志的事？我觉得没有。事情的发端，就是从蒋某人1955年的诬陷……我想到这些不禁低头喃喃自语，仰天连连长叹，冤声载道，怨气冲天。此时，我仿佛看到天空有一朵祥云盘旋而过，我哪里知道……
　　再说农场的蔬菜主要是自给，但因量少人多，供应困难；荤菜全靠外买，得到十里之外的小镇将溪。想一想吧，它供应得了吗？有时，没有任何小菜，只好自己搞一碗清水玻璃汤。按计划供应的粮食慢慢少了，比如我们坑塘九队，当地翻山越岭，从几十里外将粮食运到将溪，到队里还有十几里山路，莫说没车，有车也无用，裤子就是米袋，再由劳教分子去用肩肩来。运一次，一个中队，几十人放出去，回程时，零零星星，一路上全是肩米人。这是因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每一条裤子，只能装25斤，装多了没法肩。但纵然这样，还是出问题，比如，裤子破了，就毫无办法，漏到队里，有的也就差不多了。粮食本来就精贵，就少得可怜，这就更要命了。
　　劳教分子王步升，33岁，我组组员，他曾后悔莫及地对我说：“我真是戆了！”我问戆在何处？他说那天单位保卫科找他谈话，要是不去就好了，一谈就谈进来了。我也为之叹息。一次，他为了寄出一封给老婆的信，在运竹时，将毛竹送到下一站，而后将扁担藏了，飞奔到将溪，到邮局将信寄了。回来继续运竹。这样，离岗四十分钟。被我发现。他对我说了实情，又说：“我离岗了，你去报告领导，不报告不好，详情我自己去说。”我照办了，李金山说：“你才来报告呀，我早就知道了。”王步升去低头认罪，说：“报告李队长，我逃跑了。”李金山问：“那你怎么又回来了？”王步升说：“我又回来，是我想到逃跑对不起你对我的教育。所以，我逃到将溪，就又回来了。”他瞒了寄信的事。李金山信以为真，说：“好，很好！知道错，能改正，那就好。不过，你还是要写份检查给我。”王步升回到宿舍，悄声对我说“平安无事”。两人都忍不住窃笑，他又将我扯到一边，掏出两枚柿饼来，递过一枚，说：“在将溪买的。”我咽了一口唾沫，婉拒道：“当今食品紧张，自己吃吧。”王步升说：“干事成功，庆祝联欢。”我一把将柿饼夺过，一口咬下大半。我问他：“你寄一封信，怎么搞得这样复杂，送队部也就是了。”他说：“你没结婚，所以不知道。我跟我老婆是恩爱夫妻，好得来！下月又是她30岁生日，信上总要说点悄悄话吧，队长一看不让寄，还要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又要多改造我几天，那不糟啦。所以，我就搞了个特殊处理。”
　　其实，王步升此人劳动积极，平时爱说笑话，似是乐以忘忧，实是苦中作乐。又因姓王，所以，人送绰号“王八蛋”。他后来和老婆的通信，也还顺利，可是，恩爱夫妻不久长，年轻寡妇太凄凉，不多时，他抛下爱妻，不幸殁于集体性大饥饿。死时，他的眼睛闪出最后的光亮，可怕而又可怜，是绝对不想死的样子，他默默地念着老婆的名字死去，眼是瞪着的，像是在看他老婆。还有一个19岁的青年，死之前，他的气声是说：“把我埋得浅一点……我妈妈，要来……看我的。”说罢，泪水盈眶，人死了，泪水慢慢流向耳根……
　　九队建成了一个简易大棚，作为劳教分子吃饭之用，也就是食堂了。在大棚的一角，有四只竹椅，一张长长的桌子，桌上有两副象棋。休息日，劳教分子可以来走走象棋，写写信。这是李锡涛为活跃劳教分子的文化生活，出的主意。这也就算是“劳教分子活动中心”了。
　　一天，我和韩东祥在活动中心下棋，其间我的车要吃他的马了，按习惯，我提醒他一下，说：“马！”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稍稍地愣了，而后，不知为何，他眼圈儿红了，又竟流泪了。我慌了。接着，他哽咽了，说我的马字发音，使他听成了妈，这就使他想到了他撞墙去世的老母。他这样，也让我想到了我奶奶、伯伯，悲从中来，我也伤心了。这样，两人就全想到了亲人，也想到了自己，又沉冤莫白，不觉有了彻骨之痛，相对而坐，默默无言，低头悲切，泪水滴在棋子上，但也不能哭出声来，因为，旁有人在写信。真是对不住李队长的，“活动中心”倒成了“哭泣中心”了……
　　一天一天，一月一月，慢慢地不知不觉地食物越来越少了，主粮更少了，又是强体力劳动，所以不用减肥的，劳教分子一个个地全都变瘦了，那面色，那肤色，全不是上海人的模样儿了。然而，物极必反，过些时，我们却又胖了，不过，这种胖俗称水肿。这就要命了！
　　因为大家如此劳累，又饿得紧，晚餐后，就都躺到床上去了，坐不住了，韩东祥的故事会，也就收场了。
　　我写了一封申诉信，也可以照王步升那样，假逃跑一回，但一是我想到了果然复信，会带来麻烦。再者，我不习惯于造假，就将信直接交中队部。李锡涛看罢找我谈话，而首先发问的倒是我：“李队长，我这封信可以发吗？”李锡涛回答：“可以，但我要问你，你所写全是事实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李锡涛说：“我不会阻止你，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但我也不会支持你，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责任。”却又叮嘱说：“但你这件事，还有我对你的所说，不允许你在队内散布，否则，我饶不了你！”我说：“我保证。”李锡涛负责地将我的信发出。如果可以将此信比做石头的话，那并不是“一石击起千层浪”，而是“石沉大海无音信”。
　　事务长闫启宇动足脑筋，常带着几名身体还可以的劳教，跑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镇将溪和寥落的居民点搞食物。所谓“跑”，就是把腿都跑酸了，脚都打泡了，还是买不到蔬菜和副食品，社会也是食物紧缺，何况中队经费又拮据。一次，不知他从何处搞来20斤喂猪的米糠，其实，这是一种营养品，炒着吃，延缓了一些人的死亡，我就吃过几次。自种的蔬菜收获甚微，每天供应量先是几10斤，已经降到不足10斤了。比如蕹菜即空心菜，舍不得采，这就长得很老，煮熟后，盛在碗里，就像是枯草，甚至像散乱的钉子，所以劳教分子称为“无缝钢管”。或问，“蔬菜何以不能大量生产，充分供应？”第一是需要量太大，来不及长；第二是严重缺少有机肥，比如大粪，因为人吃不到好东西，排泄物已是绝对的渣滓，何况人吃得少，排出物当然少，再一点种菜人也都精疲力竭，拿不动工具，挑不动水，如何种菜？
　　忍寒犹可忍饥难。我们饿得眼冒金星、饿得走不动路、饿得说不动话、饿得爬不上床。有时重担在肩，腿打哆嗦。有时扁担在肩，人蹲地上，大口大口吐酸水……这就进入一个极致了。
　　于是，发动采野菜，然而，一是山区不是原野，可吃的野菜品种太少，所需太多；二是只有食盐没有食油，只用水煮一下，那是很难吃的，这个难，既是咽不下，入肚后又难受，人纵不死，胃也搞坏。
　　劳教人活动中心，桌上落满灰尘、草叶，没人去活动了。
　　在坑塘九队，运竹指标，先是逐步减低，再减至一半，后来，全部停上。链锁反应，一停都停，全场停止毛竹生产，多了一些人种地。每天也只能作二或三四小时的简单劳动，就是锄锄草松松土。此时，全场劳教分子，瘟疫一般发生不正常死亡，早期劳力过度透支者，先走一步。死亡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1961年渐入高发期，比如，我所在坑塘九队，先是每周有一二人不告而别，1961年春最多一天4人死去。而各自的死，倒也没有大的痛苦，多数是晚上睡去，也就呜乎哀哉了！也有的是在去工地或上厕所时，倒地而亡，俗称“路倒”。死前除了不堪的疲惫，全无一丝征兆。也有因饥饿而吃野果毒死或胀死。起先，死了可以有一口棺材，后来就对不起了，没有了。一是因为走得太多，不及打点；二是活着的劳教，已是人人自身难保，何来精力打点别个？挖个坑，埋一下，也就对得起了，有时集中打理。所以，这里用得着两个词语：一个叫“尽可能”，一个叫“不可能”。那个山东汉子韩东祥也急急忙忙，加入了死亡的行列。当他那天早晨冰冷地躺在床上时，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我抱着他的头，半日不松手。而我自己也已浮肿，而且，由腿及腹，慢慢地势不可挡地向上发展，两腿胖得发亮，腿毛竖立，下肢麻木，下腹发胀，眼睛肿得张不开。而且，又觉得相当疲惫无力，有摇摇晃晃的感觉。好像，我已领到号了，排上队了。同样因一个“饿”字，我童年时不曾死在苏北，青年时，要死在闽北了。多数劳教分子，上海有点食物寄来，比如糖果、饼干，那也是杯水车薪，何况上海买起来也很困难，该死的还是死了。我毫无接济，岂不更要走在前面。虽还没死，反正时日无多了。多位难友走了，我为他们伤心，而我，也将和他们一样死在这里。我暗暗地流着泪，写遗书。我不是写给家人，因为我太羞愧了，无话可说，尤其是说不清楚。我是写给原单位领导郦燮昌。写着写着，又成申诉信了……
　　那个管工具的，代售牙膏、牙刷、信封、邮票的“百货公司总经理”孙昌华先生，因为要帮事务长结算工资，所以他的岗位又叫“统计员”了。虽说他不曾从事紧张、超强的劳动，但一样性命不保，在某天某夜，眠而不起，张着眼，露出牙，十分不愿地去了另一个世界。躺在那里，又长又瘦，像根干枯的木头。作为同类，我心情沉痛地哀悼他！
　　在中队的队务会上，由李锡涛提议，李金山力支持，全队干部通过，中队长王建伦批准，由我接替孙昌华的岗位。

四

　　1960年10月6日，是的，就是这天，我从事体力劳动二年多以后，离开一线劳动岗位，而接了孙昌华统计员的班成事务犯。事实是，领导早有准备，已经让我实习，或者叫“挂职锻炼”了两三天。当初用孙先生是比较随意的决定，而这回用我，经过筛选。其实，这是全队劳教分子中，最难得到的最高信任，当然也是最佳岗位。
　　虽然，我还是和其他劳教的伙食一样，惟我多了一份“营养餐”。就是说，食物虽紧缺，但干部的生活基本有保障，他们五个人，吃的是小伙房，炊事员陈小品，在李锡涛的暗示下，事务长闫启宇、中队长王建伦也默认，每天总有一点剩饭、剩菜或半碗清汤给我。
　　第一次，陈小品将小半碗大米饭，还有一点韭菜肉丝盖交递给我，玩笑着说：“朋友，请用餐。”当我迟疑时，陈小品又说：“这是领导的意思。”这样一种饭菜香，我仿佛一生一世从来就没闻到过，一时间，我的胃肠同时蠕动，还发出了咕咕的鸣响，我的唾液哗啦一下洪水般流出三尺长，脑子里发出一阵轰鸣，躯壳也身不由己前倾；但我最终还是站直身子，伸出双手推让，而且神情坚决，转身而去。陈小品第二次端着碗过来，跟着他的是李锡涛队长，他看着我，说：“我大抵明白你在想什么，但是，你听我一句话——最重要的是能活着。你要忍辱负重，坚决挺住；而不要悲观失望，自暴自弃。”我低了一下头，又抬起头来，说：“这对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好，比如，你作为革命干部……”李锡涛微笑了一下，他本来要说：“此事只关人道，无关立场。”但为了尊重我，他说出口的，只是：“此事无关立场。”又说：“而且，这只是剩饭、剩菜而已，倒掉岂不浪费？再者，因为是剩饭、剩菜，所以也是时有时无，不能定时‘供应’的。”他看着我，又深情地低声说：“我们曾经是同志……”我倒没啥，他的眼睛却湿润了，手也有些颤抖。他将那只碗和一双筷子递给我，我慢慢接过，猛低头，呼噜呼噜，猪八戒吃人参果，啥味儿也没品出，饭菜就没了。他满意地微笑而去，陈小品接过碗筷，我回到工具间，关上门，说了一个“李……”字，便放声大哭了……
　　第二次送剩饭、剩菜过来的，竟是李金山——又是一个李，又是他，他打了个饱嗝，还说：“陈小品给得多了，我吃不下喽。”这位老李，他真是刀子嘴，豆腐心，让我感动得落泪。又一次，他塞给我一只馒头。
　　从此，一般说，每天我都能得到那样不多的一点食物，有时只是一点汤。不，那不是食物，那是救命羹，那是还魂汤。很怪，那样一个肉体，得了这点东西，我却慢慢变瘦了，消肿了，精神也慢慢有了，走近鬼门关的我，被拽回来了。九队干警于我，有救命之恩！
　　至于孙昌华，是不是也曾得到过这样的剩饭、剩菜？中队干部，对我是不是有偏爱？我不知道，不清楚，不好说。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书李杜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条件好了些，我开始写小说，计划三十万字，题材就是关于劳动教养，篇名《生命的呼唤》
　　这时，我在报上看到广西桂剧团，在北京演出桂剧《刘三姐》，舆论相当欣赏，不但有报道，还刊出对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素描的美术作品，又有歌词选登。
　　这些歌词，来自广西客家山歌和广西彩调，非常生活化、非常精彩、非常生动，有韵律感、有音乐美、有地方色彩，是民歌的精品，而且，简直美不可言。我在上海生物所的时候，就购得《广西民歌选》一套两本。那天，我在书店，如获至宝，买下买下这样的民歌，看一遍就能熟记。同一寝室的文学爱好者吴桐也十分欣赏，兴之所致，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桂剧《刘三姐》所唱的也就是这些。这时，我非常想读到这个剧本。那么，如何才能搞到这个本子呢？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写了一封信给正在北京演出的广西桂剧团，谎称：“我是上海一个剧团的编剧，现在上海闽北农场坑塘分场第九中队深入生活。看了报道，得知贵团在京演出《刘三姐》非常高兴。‘百花齐放’，我团亦计划排演该剧，可否寄一本你们的演出本给我，感激之至！”没有他们的地址，信只好请《人民日报》速转。《人民日报》怎么转？肯不肯转？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做，我几乎是开了一个玩笑，而且，很荒唐，我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当天就将此事推开了。可是，我竟当了一回文化骗子，怪不得要抓我劳动教养呢，活该！
　　彼时的人，真是善良，真是好骗。二十天吧，李锡涛递给我一件印刷品，说：“书来了。”却是天津来件，我莫名其妙，拆开看时，有《刘三姐》剧团负责人的信笺一纸，是说：“张百年同志：
　　感谢您对《刘三姐》的欣赏。演出本我们只从广西带来很少几本，演出时备用。接你来信后，我们当即去北京新华书店购得此书赠您，而且有乐谱。在京的最后一场，是毛主席看我们演出，就是因为要等毛主席有空看我们的戏，所以在京多待了几天。接着，我们到天津演出，所以到天津后才将此书寄你。下一站，就要到你们上海演出了。如有机会，希望一晤。谢谢！”
　　我得书后，不觉大喜，十分享受，书也给李锡涛看了，他也很高兴。这件事，真让我感慨万千。而遗憾的是，我没能看到《刘三姐》这台戏，也没能和剧团领导一晤，更抱歉的是，还让人家上当受骗一回，又承担了书费、邮费，真是罪过，罪过！是的，我愿意为此多劳教三个月，半年也行。
　　此后，《刘三姐》拍成电影，我“出去”后，看了好几次。电影里的刘三姐是黄婉秋所扮，而唱的却是广西彩调剧团的傅锦华。但电影没打出傅锦华的名字。电影不让傅锦华演，可能是黄婉秋比她漂亮，而且漂亮许多，但不打傅锦华的名字，就很费解了。不过，由此可见，漂亮真是一个好东西，是一种本钱，女人漂亮，那就更有意思了。
　　稍后，我又邮购了苏联剧作家鲍哥廷的《歌颂列宁的戏剧三部曲》。当然，我还看报纸。这就显示着，我对文化生活始终保持着不知疲倦的渴望、享受、接纳。当然，我还有时间写作。这对于丰富我的精神生活，增加我的知识，孕育对生活的激情，感受人生情趣，坚持对祖国的热爱，以后又能写点东西，是极其难得的，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此地，我能有书看，有报读，那也就是一种幸福了。
　　劳教的粮食定量，最高时平均每人24斤，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见其少，最少时，丙等每月不足十斤。粮食也要人去运，有的就在半路吃生米，有一位吃得多了，嘴巴干，喝冷水，米在胃里开花，胀死了，死时相当痛苦。
　　劳教分子全饿得不行了，一个个饥肠辘辘，有的骨瘦如柴，有的半身浮肿，如此这般，这当然既不是农场的罪过，也不是农场愿意的。对劳教分子，这种饥饿不只是生理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名字叫劳教农场，实际是林场，全年生产的粮食，不够全场人员一月之用。动用这点粮食，也是在国家计划之内的。大饥荒扑面而来，劳教分子，无可抗力。
　　1960年10月，农场首次给“改造好了的”劳教分子摘帽或日解除。两年多了，全场8114人，生产44个中队，还有多个直属队、小分队，才解除33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我都算不出来了。就是说，有的队一个也没有。我下湾九队有幸，小伙房炊事员陈小品被解除。这一算，他的改造时间为二年四个月。这件事给全场劳教分子送来的不是暖意，而是寒流。
　　那么，解除以后又待如何？
　　一是不叫劳教分子叫场员了，可以在小伙房吃饭了，而陈小品本来就是在小伙房吃饭的。
　　二是有了微不足道略高于劳教的固定工资。
　　三是不放你的，更不让“回到人民怀抱”，而是一律留场“就业”，继续改造；这完全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改造；虽不是劳改犯，但从政治上说，从管理上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干部也不是同志；原来干啥还干啥，而且不算工龄。继续改造是一再强调的，不算工龄却是不说的，又谈何福利。文革中，许多人关牛棚都是劳改，这个还不是劳改？前面已经说过，一旦成了劳教分子，同时就是四类分子。解除劳教的场员也不一定就摘四类分子帽子，这也是不说的。
　　可是，按规矩说，留场就业有两条：一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过：“少留多放”，此地是一个不放；二是据1961年3月17日第十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对解除劳教者，“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本人自愿的，可以留在劳动教养单位就业。”但是，我们并不自愿留场，尤其是不打招呼，我们就被强制留场了。必须明白，这时的被强制者，已是公民了。但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干警又不是同志，又被投入了改造，那就是被专政了。原来的被劳教就是被专政，现在只是继续罢了。
　　而后来是越搞越要命，含逐出小伙房。关于这些，待我经历得多了，再逐一道来。
　　1961年10月11日，一年一度，坑塘分场第二次给改造好的劳教分子摘帽，每队2人左右。九队3人，我有幸名列其中，还有二位是篾工班吴子龙、葛长生。这一算，我的劳教时间为三年三月又十三天。这不，全是三，我真的就是十三点了！这个时间又可证明其不定期和随意性。九队这两批摘帽者，全是后勤，即所谓的“事务犯”。一个中队，两次摘帽仅四人，可全队151人，而且已三年多过去，而且，有的已经死了。
　　解教的11月底，我到上海探亲，住肇嘉浜路妹妹家，当然去凯旋路看了母亲。
　　其实，按上列公安会议决定，劳教分子在被劳教期间，就可以探亲的，但对不住，农场不执行。
　　我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拜见了生物所所长兼书记郦燮昌。他原住延安西路1100号，即在番禺路口，这时他搬到了武夷路。那是某天的晚上七时许，事前我没打招呼，直接上门。所长和夫人冯益三同志礼貌相待。我说了1958年6月离所后的经历。接着，我就说了我当时在保卫科及写作等相关情形。并直言不讳地说，开除我公职，送劳动教养是不合理的。我的被处理，主要不是因为运动，更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法，而是我被蒋某人诬陷了。所长很诚恳、很负责地说了些什么，当然也有教诲和鼓励，至于对我被处理，综合起来，他是这样的三句话：“当时保卫科有排挤，开三天批斗会他不知道，偏听偏信。”所长接待了，谈话近三小时了，而且又有这样的表达，可以了，蛮好了，足够了。要是搞阶级斗争，不让你进门，或严予训斥，你又待如何？
　　我去看了作为难兄难弟的吴桐。感蒙不弃，他请我去徐汇剧场，看了一场哈尔滨话剧团的反特话剧，最后送我半斤大白兔奶糖。我和他见面有某种秘密性，让人看到于他不利，对我也不好，因为这就是一种勾结。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我的初恋情人曹巧云。那天下午，我去找她。
　　我还是到平阴桥边她的家。巧云母亲虽是见过我的，但一时没搞清楚，我不得不说：“妈妈，我是小张，张百年，以前和巧云是认识的。”老人家忽然想起，说：“你怎么就把巧云甩了？”我说：“妈妈，我不是甩。今天，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见她一面，最后一面。”老人家见我既诚恳又可怜，就先说她已经结婚了，而后给了地址。
　　听说她结婚了，我是三分痛苦七分高兴。痛苦的是，我心爱的姑娘被别人娶了；高兴的是她终于嫁给别人了，要是等我，岂不苦了她，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情，我还是要去看看她的。晚上八时许，我摸索着去轻轻敲开她家门，灯光下，闪出一个丽人来。
　　两人都不禁“啊！”了一声。三十秒钟吧，谁都说不出话来，而巧云已经热泪涌流了……这时，里面传来了男人的声音：“谁呀？”
　　这声音便是动地惊雷，我被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而且，头也不敢回，不几步，我定了定神，便哭了。我哭得很伤心，我先是抽泣，而后是放声大哭，再而后又是抽泣。我先是大步走，后来便是大步跑，马拉松。我没乘车，就是那样地跑，跑死拉倒，跑死最好！六十分钟后，我跑到了妹妹家，一语不发，倒头便睡。
　　假期十四天，来回路程就是八天，在沪不足六天，凳子还没焐热，就回闽北劳教农场继续改造了。
　　干部自己虽能吃饱，但副食品也是日少一日。对劳教分子，他们能做到的，就是全场基本停止生产。总场、分场、中队，开了不少会，研究劳教分子的吃饭问题。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是几千劳教在闽北，又不能啃毛竹。毛笋、冬笋当然是好东西，可是，没油水，连吃三天，就叫你拿命来！
　　开饭时，多数人就捧着竹筒饭去加开水，来不及就加冷水。本来就是粥，加了一倍水，甚至更多，拼命搅拌，而后咕咚咕咚喝下肚。有人苦恼着调侃，说：“吃一餐饭，去了六个省：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咣（广）东、咣（广）西。”
　　深更半夜山愈静，风吹草动鬼唱歌。无法扼制的是，劳教分子越死越多。活着的也就只能等死了。虽然，劳教分子的命不值钱，但不能说这是上海，或者说是上海劳改部门，或者说是闽北上海劳教农场的责任。又当然，大抵地说，也与公安部关系不大。究竟与谁有关本人说不好。有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慢慢研究，细细分析，实事求是。
　　坑塘九队、二队和五队的位置是个三角形，这三家劳教分子的死亡率差不多。因死亡使这三个队劳教分子锐减，1961年年底，二、五两队建制撤消，干部、场员、劳教分子拼入我所在九队。这次，王建伦、闫启宇调离。二队的赵寿臣任九队中队长，新调入奚杰任中队副。三个队合并后，场员七八人，劳教分子一百五十多。这三个队已经死了多少人？大抵地说、差不多很可能是二百五十人，这就是说，平均每队大约死了七八十人，也将是各队的一半上下。但我也不敢说，这就是八千多死了四千多。可能情况有不同，死亡有差别，但每队必死，确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因死亡而并队，也非此一例。物伤其类，我为之可怜、痛苦、害怕。
　　此时，农场党政领导，大伤脑筋，虽不是心急如焚，那也是愁肠百结。他们深入各分场，开了许多会，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一条，也是通用的，就是毫不死心地尽一切可能地找代食品，找野菜。可是，当下——比如2015年上海的荠菜，要十元一斤，裹馄饨，或者生拌，麻油浇浇，味精撒撒，味道好极了！但是，那时，劳教分子的野菜没油水，没佐料，顿顿吃，天天吃，吃得吐绿水，吃得拉硬屎，那就要命了。忽然间，我坑塘九队首先搞到了一种野物，叫石猪肝，就是一种树的根，一瓣一瓣的，样子像猪肝，故名。煮熟了，有点像山芋，粉质，味淡，果能当饱。特大喜讯，全场推广，满山遍野找石猪肝。可是，一碗下去，肚子胀，不透气，放不出屁，拉不出屎，又是凉性，同样是送命的钉。有的劳教憋不住，就取毛竹片，撅起屁股掏屎，我帮你掏，你帮我掏，可是，掏也掏不出，肛门直流血。倒不如搞剖腹产，干脆吃一刀。所以说，光说饿死也不对，有的是胀死。就是说，以饿死为主，还有胀死、工伤死、病死、累死、自杀死、吃野果毒死、逃跑后走不出深山自然死或被野猪咬死……乱象纷呈，九死一生。
　　当初建场，审慎不足，冲动有余。将幻想当现实，将冲动当动力。不调查，不研究，专注可行性，不讲不可行性。盲目地说干就干。哗啦一下，包括干部，八千五百人进了山。当然，这是柯大书记的指示，谁敢不从？
　　一年前，福建方面就已向上海方面交涉，说上海闽北农场对毛竹砍伐过度，竹林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不能搞成空白，要科学地有计划地有选择地砍伐，有时要封山，常年砍伐，绝对不宜。今后的砍伐，还希望能得到省林业部门的安排。而且，几千人，以伐竹为主业，尤其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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