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书文：艰难时世

┃Personal History

© 肖书文／文

　　我生于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幼年时期多半和我祖母一起生活。那年头谁家都有过填不饱肚子的经历，但那时我的弟妹尚未出生，我足足当了五年独生子女，在祖母和父母的爱护下，我还是得到了基本的温饱。所以，我的童年时代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只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晚饭后父亲经常带着我并两手一边抱一个我年幼的弟妹，到我们家附近的蛇山上去散步，边给我们讲故事边为我们削水果时的愉快情景。
　　小学四年级以前，我由祖母照顾，住在文化局宿舍。那时，我们一老一小几乎每晚都要下几盘棋或打牌，祖母经常输给我，每当我把她的棋子吃得没剩几个时，她总是像小孩一样真的生气了，把棋盘一推：“不来了，不来了，反正我已经赢了，你看，你还有那么多棋子呢。”然后就不理我了。但第二天早上她又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叫我起床上学，给我做早餐。有时晚上我们玩腻了，老小还拉着手去附近小店一人吃一个肉包子消夜呢。
　　在父亲的三姊妹中，祖母最疼爱我父亲，说我父亲聪明，有文化，身世又最悲惨。而在孙子辈9人中，她又最疼爱我（应该说只疼爱我，我的名字也是由她取的），大概因为我是长孙，又是祖母唯一亲手带大的缘故吧。祖母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无论是生活学习或是与人交往，她都对我严格要求。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我在附近同学家玩，同学的母亲一边做家务一边问我们：“那把小剪刀怎么没见着，刚才还在那里的，你们看见了吗？”我说没有看见。回家后，无意中跟奶奶说起这事，没想到她十分在意，她详细询问了一番后对我说：“以后你再不要去她家了，她母亲肯定是怀疑你偷了……”，又压低嗓门说，“你家的阶级不好哇，你的老子是犯过错误的啊，你要是在外面惹祸，只有你吃亏的份……。”从此我知道自己是不能和别人相比的，劣等感便由此产生。
　　小学四年级以后我转到了另一个学校，开始与父母一起生活，那大概是1967年我10岁的时候。一个寒冬腊月的日子，晚饭后我正在邻居家玩，突然另一个邻居急匆匆地跑进来对我说：“你家来客人了，快回去。”我急忙往家跑，不料大门外的情景使我惊恐万状，一排排一尺见方的大字标语在一盏特意挂起的高瓦数灯光下显得十分刺目：“打倒国民党少校政工队长肖纳！打倒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肖纳！”人名上还画了叉叉。屋里母亲和弟妹围坐在炉旁，母亲头也不敢抬地只顾炒蚕豆，父亲不在家（父亲那一段时间一直不在家），好几个父亲工作单位上的年轻人在我们家到处乱翻，口里还骂骂咧咧的，又在衣柜上、墙上贴满了标语后才离去。门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不时有人起哄，还有小石头砸在我们头上和锅里，我们全家畏缩一团。直到人群中有一人大声喊道：“都回去！都回去！有什么好看的。”这场灾难才算慢慢平息。说这话的是对门的老太太，她曾经也同情地对我说过：“你父亲可怜呐，过去谁不是为了一个饭碗，家有老小，总得吃饭啊，又没干坏事……”第二天母亲照样清晨4点多钟就去上早班了，因为放寒假，我和弟妹还在睡懒觉，一大早就听见父亲比往日更加和蔼亲切的叫门声，我们都无比兴奋和激动，我想父亲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开门后直盯着他的脸，可是父亲像没事一样微笑着走进来：“来，快趁热吃，你们喜欢吃的油条和豆浆。”我们披起衣服坐在床上，手脸都没洗拿起就吃。父亲环顾屋内，带着几分无奈安慰我们说：“不用怕，过几天就没事了，爸爸不是挺好的吗？”记得父亲只待了一会就走了，说还要去上班。其实那段时间他是被关押在某处，多次挨斗挨打，又逼迫下跪。那天一大早父亲回来看我们，是他听说了头一天晚上家里已是第二次被抄，又贴了很多大字报，想必孩子们是吓坏了，就请求领导批准自己回去哪怕几分钟，安慰安慰孩子。门外还有看管跟随着。这是后来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的。那天大字报的事很快传遍周围每个角落。
　　大字报的事在我班上闹得沸沸扬扬。班里有个长得眉清目秀却一脸凶相的女积极分子对我很是看不惯，在教室外贴了我的小字报，说我的纱巾和发式（我是自然卷发）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想博得某些男生的喜欢等等，挑起大家对我的敌意，让大家都不理我。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但好几次我都发现有人在我的数学考卷上的得数后面添加了数字，致使我没能得到理想的分数。我气得要命，但想到自己势单力薄，还是忍着。但我越是忍让他们越干得起劲，后来这种欺负更加肆无忌惮。一次上课铃声响过，老师走进来，“起立！”全体学生刷地一下站起，正在这时，冷不防飞来一个烂番茄打在我脸上，一阵哄堂大笑以后，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的脸和头发还有围脖都弄得脏兮兮的，简直狼狈不堪。我正茫然不知所措，“坐下！”又一阵哄堂大笑，不知是谁悄悄将我的板凳挪开了，我跌到了。一个男生乘机一只脚压在我的肩膀上大喊：“……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哈哈哈哈……”他笑得十分开心，还有人将扫把沾上脏水往我身上甩。我当众出尽了丑，羞辱难当，自知无力反抗，一路哭着回家。还有个恶女生经常为索要我的东西在放学的路上一直跟在我后面，边走边要，不给就在我脸上掐，抓我的头发。种种恶行并非一两次，而是时有发生。父亲在家时曾带我去告状，老师也在课堂上制止过他们，但结果是每每我又遭到了更严厉的报复。那以后我有过几次逃学，背起书包，那些人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觉得一天的煎熬又将开始。从小学五六年级以后，这每天的“上学”，已不再充满着少年时代的诱惑，而是潜藏着太多的不安全因素，只要周围那些人没有忘记我的存在，就随时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那种带侮辱性的暴力行为。
　　初中以后，我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仍然存在，虽然基本没有小学阶段的那种暴力性，但侮辱的言辞更加毒辣，手段也更阴险。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贯得第一。记得年级搞过唯一一次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二名。数学和外语老师尤其信任我，班里只有我经常被老师叫去帮忙批改数学作业。外语老师有严重的咽喉炎，我也是唯一帮她带两个班外语早读的学生。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我的作文也都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称赞，每每在课堂上讲读。同学们中请教我的人不少，还说我将来适合当教师。可以说我在读书和学习上已建立起绝对的自信。可是一年中总有那么一两次必须填写家庭成份表或写家史，这是我最难熬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到这时我就大难临头，或受到孤立或不被“重用”。它似乎反复在提醒我不忘“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家庭原罪，它反复使我从自信中跌入悲观绝望的无底深渊，以致我一想起我将再一次地拿着这份见不得人的家庭成份表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走上讲台并躲躲闪闪地将所填的表一把塞在一大叠表下面，惟恐别人看见（其实别人早就知道，只是我害怕被证实而已）时的那种情景，就胆战心寒，惶恐不安。那些字词太刺目了，它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看见同学们的家庭成份都那样响当当，心里不胜羡慕。那时我还不懂得为父亲分忧，只知道有什么烦恼就写信给在“五七”干校（在天门的农村）劳动的父亲，向他诉苦。一次我问父亲，有什么巧妙的填写方法可以避免灾难呢？或家庭情况有什么改善呢？几天后终于盼来了父亲的回信，那亲切熟悉的笔迹，字字沉重。

　　书文：两封来信都已收到，……关于我的问题组织上一直没有批下来，当然只有按照过去的情况填写，党有政策，注意成份不唯成份论，反正关键在于你的表现。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的，感到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但是，我相信党的政策，是有光明前途的。我正努力地改造思想，满怀信心地走向毛主席指引的“五七”航程。
　　我的成份：国家干部
　　工作单位：省群众文化馆
　　政治面貌：审干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57年反右时因犯错误划为一般右派分子。
　　反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只能这样填写。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条件是在一天好一天，我的问题解决为时也不会久，等解决了，将会与你的学校联系，说明情况，你放心而且大胆地毫无顾虑地投入你的学习吧，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爸爸，7月26日

　　那一次，我在交给老师的“我的家史”中，除了如实填写父母的情况外，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深深体会到，党对我的教育处处都是以政策相待，更体会到，出身不由己，道路则由自己选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更应该加倍地努力，紧跟党，紧跟路线。我是生长在红旗下，我要把家庭的关系作为我永远前进的动力，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无论我学习多么优秀，无论我怎样积极表现，我仍然只能最后一个加入红卫兵，那是全班同学都已经当上红卫兵的时候。
　　在后来父亲的来信中，几乎每次都要与我母亲谈到诸如领导已找他谈过，认为他的表现还好，问题解决指日可待等内容，鼓励我们全家充满信心地生活下去。
　　我读高一的时候，父亲终于从“五七”干校又回到了我们身边。记得他是半夜到家的。回来时行李很多，还有些粗制的坛坛罐罐。由于时间太晚没有车可搭，而他又急于回家，竟然有很长一段路是将行李分两部分交替着背回来的，却浑然不觉疲累。一进屋，就兴奋地指着那些东西说：“……你们看，这些东西爸爸都舍不得丢，全带回来了，这是我种的红薯，这是我做的米酒，很甜呢，还有我养的5只鸡也带回来了，明天我们就杀一只炖汤……爸爸这次回家就再也不走了，再也不离开你们了……”父亲终于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他为我们带来了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激情，我们全家都欢欣鼓舞，沉浸在幸福之中。
　　在父亲回家后一年多的日子里，父亲一方面继续不辞劳苦地工作，忍辱负重，争取早日“摘帽”；同时他又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极尽其爱心为我们设计着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蓝图。他有时给我们带回文化馆的电影赠票，不过只有纪录片《红旗渠》和“样板戏”之类。有时带我们去公园玩或去看望一个朋友，回家后就提示着我如何利用这些素材写出一篇优秀作文来。闲时，我们围着父亲听他讲故事，他幽默的表演（他喜欢演话剧）常常惹得我们全家开怀大笑。他有时也给我们做吃的，他做的炒面好吃极了，他说关键是要放一点豆芽，这样炒出的面既不黏糊，吃起来又爽口。对于我这个老大，他更是关怀备至。中学阶段我们经常背起背包徒步去周边农场劳动，父亲郑重其事地提醒我：“农村的地上到处都是小树桩子，你要是晚上起夜，千万要当心啊……”我曾听他对别人说：“我的老大聪明能干，可是为我吃尽了苦头哇……”他更关心的是我们（尤其是我）的心理成长，经常寓心理教育于娱乐中。他给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他50年代初发表的剧本和小说；又谈过去，谈未来，谈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卫生等等，充满慈父的关怀。一次他对我说：“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想到‘死’，都要努力地活下去……”我只感到父亲这话“分量”很重，或许他一度有过轻生念头，但转而又庆幸自己没有做出那种愚蠢之事，才急忙给我们打“预防针”，进行心理教育吧。但高中时期的我，对父亲这充满血泪的人生体悟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理解呢？
　　那时，我们全家五人一直是住在一间12多平方的房间里，据说父亲单位一直不给分房，这间房还是母亲早年托熟人在街道上争取来的。屋里主要家具只有一张大床和一个五屉柜、一个小方桌，厨房用具就放在公共走道上，洗澡时其他人都出去，夏天天热时一条街的人都睡在外面，反正这是武汉当时的风俗。我们一家5人在这张大床上分两个被子睡觉，我和爸爸、母亲和弟妹各分两头同睡一个被子。每晚睡觉时总听见父母窃窃的谈话声：“……怎么还没解决呢……看来这次又没希望了……你单位情况怎么样？”这是父亲的声音，有时还唉声叹气。从那时起经常看见母亲睡前坐在床上抽一会烟，她猛吸一口，然后闭起眼睛将青烟慢慢吐出，缓慢而悠长，母亲说好像将那一肚子怨气都随之吐出了，是觉得舒畅一些。我感到父母内心深处有一种在我们面前不愿流露而尽力压抑着的隐痛。
　　春节临近，我们已经多年没和父亲一起过年了，这是父亲回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各个单位一般都要放三五天假，可是印象中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过节日，这个春节也照样没有休息一天，从大年初一起连续几天像上班一样早出晚归，母亲照样去单位上班，父亲则去街道居委会由专人组织“学习”，实际上是将他们看管起来，据说是不让这些“牛鬼蛇神”搞破坏。但父母亲绝不在我们面前流露不快，他们买来过年的杂糖花生，又做一大碗有肉的菜，然后对我说：“爸爸妈妈去单位有点事，饭菜都做好了，热一热就行，你带着弟妹在家好好玩，别让他们出去惹祸……外人问起爸爸妈妈就说不知道……”我觉得这过年，除了有点平日吃不到的东西以外，一点也不快乐，倒还多了一份压抑。因为我们生怕别人问长问短的，实在被问起来就只好支支吾吾，一看就心里有鬼。平日忙忙碌碌倒还分散了些注意力，但逢年过节特别是在这个中国人很看重的春节里，当人们都高兴地与家人团聚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时，我们尤其意识到自己的“异类”。
　　当然，上天既为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家庭，我们自有顽强的生命力。从我们记事以来，父亲常年奔波在外，风餐露宿。母亲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母亲的身世也很悲惨，她还未出世就失去了父亲，她的母亲生下她6个月就改嫁他人，她靠着伯母长大成人（伯母后来划为地主，我母亲为学生）。1951年（即母亲22岁时）经过考试审查被分配到当地贸易公司任营业员、柜长，并加入了青年团。那时我父亲在湖北省文联工作，1957年组织照顾夫妻关系将我母亲调至武昌百货公司，任某柜柜长兼副主任，当地还转来了我母亲的党的积极分子介绍信。可是我父亲划为右派分子后，1961年，武昌百货公司说我母亲“隐瞒了家庭地主成份”，给予行政记大过和撤职降薪，下放到煤球场监督劳动。1963年，煤球厂领导又以上述同样理由，给我母亲本人也带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并不明不白地将我母亲已降一级的工资48.50元再度降到30.50元。后经向上级反映才撤消了降薪的决定，恢复并补发了工资。从此，母亲在煤球厂每天工作12小时，不光是同男人一样跟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许多诸如打扫澡堂厕所等工余劳动，除了生孩子和有过三次骨折以外，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直至退休。
　　1974年我上高中二年级，是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一年之后。父亲感觉身体不适，医生开了感冒药，吃了一段没见好转。后来查出是早期肝硬化。父母亲都知道这病的厉害，母亲劝他尽早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可是父亲坚决不进单位定点的医院，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得了这种病，医院不会认真对待的，只会把我治死。”父亲已经看透了，他觉得周围有一只只张着血盆大嘴的老虎，要将自己吃掉。他宁愿放弃公费医疗，而当时我们家是绝对交不起自己上医院的费用的，因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工资早已由原来的85元降至35元。他找我叔父借了钱，又托他找了个中医为自己治病。我叔父很能干，人又老实，还多才多艺，但就是因我父亲的牵连而始终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入党）。每遇此事，父亲痛心疾首，惭愧难当。故从不敢公开与叔父往来，叔父介绍的那个中医也不敢直接来我家为父亲拿脉看病，只能通过父亲自己写下病情，由我们家人转交给叔父，再由叔父转交给那中医，如此烦琐，看一次病不胜艰难。那时，我和弟妹仍每天上学，母亲得每天上班。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他仍每天自己熬药。有两次准备把刚刚熬好的药倒在碗里，结果发现里面全是黑煤渣。这可能又是楼上那个小女孩干的，以前她也往我们的米饭里丢煤球被我逮住过，她母亲还一味袒护。以后父亲就将炉子提到房间里熬药了。眼看父亲已卧床不起，母亲焦急万分，一再劝他去医院，父亲拒不接受，两人还大吵起来。一天晚饭后，躺在床上的父亲忽然呕吐起来。他预感不详，让妹妹点着火柴往地上一照，全家顿时惊呆了。父亲开始吐血了。母亲急忙叫来附近的三轮车，准备搀扶着父亲上车去医院。然而父亲却执意不要任何人搀扶，他强忍着身体的痛苦，用手护着因严重肝腹水而肿胀的腹部，慢慢站起身来整理好衣装，步态从容地走了出去。门外很多围观者，想必父亲已料定如此，才不让我们搀扶的吧。父亲一生注重体面，至死都牢牢守住不愿失去。然而此刻他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凄凉悲惨啊！
　　在抢救室里，医生做了一番检查后互相之间说了些什么，然后很无奈地对我母亲说：“来晚了点……”意思大概是说没救了。我大哭起来，躺在一边的父亲轻声问我：“是不是要做手术？”我点点头。此种情况下的“手术”，大概就等同于“死在手术台上”。他转而对母亲这样说：“我要是兆喜（我叔父），我就要帮忙把这三个孩子抚养起来。”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最牵肠挂肚的是我们三个孩子。结果那天晚上只是做了最简单的处理，打点滴，大概已经没有做手术的意义了吧。当晚父亲就开始昏迷不醒，面部和四肢不停地抽搐，间或喊叫着。我感觉他并不完全昏迷，那喊声像是在呼唤我，亦或是在痛惜我们的永别，我努力听懂他的意思给予应答，父亲的表情极度痛苦。由于腹水将血管挤破，最后是七窍流血。母亲让我回家照顾弟妹，说由她守夜。谁知这就是与父亲最后的诀别呢，在他神智清醒时如能跟他多呆一会，再跟他多亲近一会就好了。第三天，就是1974年10月5日，我的父亲与世长辞了。我接到电话，一时如五雷轰顶，地动山摇。我虽知道父亲在世时间已不多，但也没想到他走得如此匆忙，以为多少还会有短暂亲近的机会。以前他总说，关于爸爸的身世经历，等你们再长大一些就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你们。可是他现在什么都还没来得及交代呢。他就这样匆忙地走了，18年来的努力化为乌有，一个目标——争取早日摘帽重获自由的愿望终归破灭。留下满腹的哀怨和遗憾，带着对亲人无限的依恋，带着太多人世间的迷茫，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49岁。
　　我把弟妹安排好后，独自一人哭着往医院跑。跑到抢救室门口一看，母亲和叔父，姑母，婶娘都在那里伤心落泪，还有父亲单位的一个表情严肃的领导也在场，没见到父亲。说是这个病恐怕有传染，尸体不宜久留，已送太平间，要尽早火化。我总得看一眼父亲吧，我哭得越发伤心。婶娘见那位领导在场就扯了扯我的衣角悄声嘱咐：“不要说你是哭父亲，就说是哭我们三姊妹将来的前途……”这倒言之有理，首先我们得与家庭划清界限，“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死了既不值得我们悲哀，我们也没有权利悲哀；同时我们也可借此机会请求领导尽快解决父亲的问题，给予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出路。
　　在太平间，我就要与父亲告别了。他的嘴角还有少许渗血，遗容异常凄楚悲凉。参透生死荣辱，饱经人世沧桑的父亲，现在可以安息了。没有花圈，没有仪式，衣服都没有穿个体面，一张旧床单裹着就火葬了。送走了父亲，母亲随即带我和弟妹去体检，这是医生的建议。那天大雨滂沱，雷电交加，苍天也为我们悲戚流泪。我们四人举着两把旧油布雨伞一前一后地走着，妹妹拖着一双不合脚的破鞋，没走多久就摔一跤，弄得满腿是泥。我们又继续一前一后地走着，孤儿寡母的好不凄凉。还好，检查结果是一切正常。
　　不久，我们班去附近农场劳动时，有一天半夜我并没睡着，分明感觉有一只冰凉的手轻轻地放在我漏在被子外面的手臂上，拿起来又轻轻放下，口里还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意思是“不要把手露在外面以免着凉”。我第一感觉是父亲。可是抬头看，旁边都睡着我们班女生，没有其他人。未必真有什么灵魂？亦或是幻觉？至今我都不得其解。
　　祖母那年已72岁，她患有高血压病，与我姑母同住。父亲生病初期她就听到了一点消息，每每向姑母打听。只因为怕她承受不了，大家一直回避告诉她真相。祖母执意要去医院看望，我们实在不忍看到白发送黑发的凄惨，只好说医生不让见面，直到最终也没跟她说实话。祖母心里似乎有数，也不能不认命了。她虽已风烛残年，但决意要与我们同住，她要继承儿子的遗愿，帮助我母亲将我们抚养成人。没过多久，亏得一个好心人同情我们家的遭遇，帮我们调换到了一个约22平方的两套间，房屋虽然简陋，但是是新盖的。我们很是兴奋，立即着手搬家。母亲借来一辆大的垃圾车，她在前面拉，我们在后面推，这样来回搬了好几趟。我清楚地记得搬最后一趟时的情景，我一只手扶在车尾上，另一只手抱着最后剩下的一只父亲从“五七”干校带回来的母鸡。这只鸡很通人性，外人捉它不住，主人捉它时它就乖乖地趴下，它自己长得精瘦的，还每天下一只蛋给我们吃。每到黄昏，它总会在我们身边逗一逗再进窝睡觉。可惜就在这搬家的头一天，可能是受了惊，晚上不知钻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到处找不着。我睡下不久，听见那只母鸡的一阵阵叫声，它叫得好凄惨，撕裂人心。可能正在被什么黄鼠狼撕咬着。我急忙爬起来寻着叫声找去，发现那叫声是从一大堆建筑材料里发出来的，我失望了，我没有办法找到它了。以后就再也没听到它的叫声，准是被黄鼠狼吃掉了。后来我还几次梦见我找到了它。
　　搬到这个新居，悲剧并没有完结，它还在延续着。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祖母正在吃饭，她怎么像小孩一样吃得满嘴都是，桌上还撒了好多饭，动作也不协调？我大声叫道：“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嗯，嗯”的似乎说不出话来，嘴也不由自主地往一边歪。我赶紧通知了叔父。我们一直就担心害怕她得上“中风”，但终究未能逃脱厄运。祖母因中风致使右半身瘫痪不能说话了，有时脑子也有点糊涂。开始那一段，我和叔父姑母送祖母到医院理疗、扎针。那时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治疗一段也没见好转，祖母又不太配合，以后就没坚持了。从此祖母便开始了长达6年与病魔抗争的生活，我也多年与祖母厮守在一起。她虽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但她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完成逝者的遗愿，她要每天守望着我们，亲眼看着子孙后代健康成长。她在想，在那个周围充满着不安全感的年代，在关键时刻，她“嗯，啊”的简单发音也能给我们提个醒，助个威以防不测呢，我们毕竟是孩子啊。
　　那年我即将高中毕业，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毕业后何去何从？当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近尾声，但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留城的。如果我下放了，家里这边全靠我母亲一人是难以支撑的，另外，都说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一旦下放就别想再回来了。我生平头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整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冬天里，我得早早起来生火尽快使屋子暖和起来，照顾祖母吃早餐；夏天，我要为弟弟和祖母洗澡，祖母是个大胖子，洗一次澡很不容易。先打好一大盆水，盆里放一个小凳，再扶祖母坐进去，洗个澡折腾半天。那时我已经能帮母亲承担很多家事了，编织缝纫驾轻就熟，周围人见了都赞不绝口。父亲在世时就常在同事面前夸奖我学习成绩好，心灵手巧，还把我做的东西给别人看。这是他后半生最为体面得意的事，简直就成了他的生存价值。但现在，尚不知命运如何发落我，我总不能在家呆一辈子吧。高中毕业后的一段“待业”期间，白天弟妹上学，母亲上班，我与祖母常常对坐无言，各自缅怀我们共同的亲人。老人家每拿起父亲的照片端详，不禁凄然泪下，我总是像哄孩子一样地安慰祖母，可是有谁来安慰我呀？我就这样百无聊赖地重复着每天单调的生活，真感觉泰山压顶，暗无天日。母亲顾不得工作的劳累，下班后又四处打听高中毕业生的有关政策，终于了解到有相应的政策可以办理“特殊困难留城”手续，也就是说，我留城有望了。可是那年代，我家不仅孤立无援毫无门路，更随时有可能以“家庭成份”的借口被拒之门外，要办成一件事谈何容易。母亲以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身，不畏艰险，力挽狂澜。带着我不知跑了多少路，不知找人说了多少情。她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一年后，我的“特困留城”总算批下来了。
　　父亲去世后已摘帽，母亲这边则毫无动静，还是“地主分子”，这是1976年的事。好在我已高中毕业，并已“特困留城”，这是母亲最大的安慰。随后的三年，我一边做临时工，一边等待着街道上给我安排正式工作。我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先后在附近两个中学代课，我代过数学和外语，在此之前还做过短期的纺织工和建筑工。那时，我经常穿着一件母亲单位发的工作服，穿起来还挺神气的，别人都说我很有工人派头，我也以自己成为工人阶级感到无比自豪。我可比父亲幸运多了，父亲一辈子过得没个人样，对别人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出身羡慕不已。终于有一次，商业局招工，我也参加了有关招聘活动，填写了各种表格，体检合格。我尤其记得，我第一次在家庭成份这一栏毫无顾虑地、轻松地填写上：“父亲：国家干部，省文化馆创作组编辑”，没填母亲。因为一般只需要填父亲，所以我也就没什么害怕的了，我现在也是一个普通人了。负责人对我说：“你就回家等通知吧。”当晚我们全家人都分享着我的快乐。想到自己即将与过去告别而走上正式的工作岗位，即将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新中国主人，我感慨万分，我要将青春献给祖国献给党，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怀着满腔的热情，迎接每一个清晨的太阳。
　　该收到通知了，我有点着急，便独自去有关部门打听消息，正好一个负责人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他流露出为难的神色。我开始紧张起来，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发生什么事了？”我急切地问。他开始吞吞吐吐，似说不出口来。后来才不得不说了。
　　“我想……你心里应该是明白的。”
　　我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他在说什么。
　　“你们家庭有政治问题……”
　　我有点心虚了，恐怕问题出在母亲的“地主分子”上，我虽然没填写，难道不会查出来吗？
　　“我家有政治问题？我父亲不是已经摘帽了吗？”我企图试探。
　　“摘帽？那也是个‘摘帽右派’呀，孩子。”他似乎很同情我。
　　“那我今后怎么办？我永远不能参加工作吗？”
　　“那倒也不是，只是你得不到好的工作，你只能去一些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呢？”
　　“比如什么有害身体的工种啦……脏活累活啦……”他其实也回答不上，只是猜想而已。
　　有如一声晴天霹雳，打破了我的美梦。我再一次被命运无情地捉弄。我的悲痛和绝望无以复加。
　　母亲得知后根本不相信，以为是我弄错了？她一定要去找那些人问个明白。我知道没有用的，果然，她回家后沉默不语，在我面前不再提起此事了。反正是想招另一个人，总得有一个人作出牺牲，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当然好捏。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又继续在中学代课。我之所以胆敢接受初中的数学课，除了我有数学功底以外，在教学方法上全赖当时我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的支持，他是方圆几所中学中著名的“数学博士”，姓蔡，人们称他蔡博士，身材瘦小，背微驼，是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印象中也是个有“政治问题”的人，四十多岁还没有成家，独自一人住在教学楼楼梯脚下的一间临时搭建的小黑屋里，进屋就得开灯。他家有个读中学的侄女，名叫敏敏，我去他家请教时见过几次，是那时少有的几个向我投来纯朴而善意微笑的女孩之一。在蔡博士面前，我们无论拿出什么难题，他只要略看一看题意，似乎根本不用思考提笔就写起来，笔迹规范工整，一见便知训练有素。写完后通常还会为我们略作解释，语气沉着而自信。周围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凡是在关键时刻，都首先去他那里讨教一番，求得一道道数学难题的证明过程及表述方法，然后理直气壮地走上讲台。母亲为了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每逢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让我顺便带些去。
　　做临时工这段时间，我手里有了几个可以自己支配的小钱，便一直想着要实现儿时的夙愿。我用积攒多时的37元钱买来了一把练习用小提琴，疯狂地学练起来。没过多久，我就能拉奏“梁祝”的主要段落了。周围的音乐爱好者每听到我的琴声，总是禁不住从窗外投来欣赏的顾盼。有时我也吹吹口琴，玩玩弹拨乐器。这些兴趣大多是儿时培养出来的。想起来，我少年时代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就是我的第一件乐器是祖母帮我买的，叫什么秦琴，大概就是一件高级玩具而已。当时因为我们院子里的另一个女孩正坐在堂屋里弹秦琴，我在一旁看得入迷，羡慕死了，等她一离开，我也试着拿起来弹一弹。那女孩听见了急忙跑出来一把夺过琴去，厉声说：“这是我——的……”祖母坐在门口全看到了，她进屋去打了个转出来，拉着我的手直奔百货商店。在那里花了8元6角4分钱买了一把和那女孩一模一样的秦琴。祖母的这个举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大家庭里传为佳话。这把秦琴我保存了很久，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打烂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关于我的工作，后来又多方托人找门路，但我家无钱无势，我代课的工作本身也是很辛苦的，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周旋，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等有哪一天，太阳照到我们这个黑暗的角落，让我们重见天日。日往月来，冬去春复。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再绿。每当门前的那棵大树重新吐出它的嫩芽来，又再度唤起我对生命的期待。
　　过了不知道多久，突然有一天，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来到我们家，说是父亲“属错划右派，现已恢复政治名誉……”我们听了半信半疑，悲喜交加。难怪今春以来，一群小鸟在枝头上尤其叫得欢，当时母亲还说，会不会有什么好事呢，原来它们是在向我们报喜啊。
　　当时右派平反昭雪的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着。在我家，平反昭雪的实际意义首先在于给母亲平反昭雪，因为她是受父亲的牵连而被迫“陪戴帽”了一辈子，还有我的工作问题，这两项都是深受父亲牵连而迟迟未解决的。母亲首先只就我的工作问题，向领导提交了报告，这回倒是没有推托，当时父亲的故友们也积极地敲边鼓。上级又专门派两位领导来为我家做工作，准确地说是来为我做工作。因为我“是老大，对父亲感情最深，受父亲牵连也最大……”还安慰我说，“不要老想过去的事了，向前看，要懂得感谢党的恩情……工作的事马上就解决。”等等，不久父亲单位即通知我去上班，暂安排我做财务工作，并给予祖母和弟妹每月各2元的抚恤费。这是1979年春天以后的事。
　　母亲自“戴帽”后一直不服，但也申诉无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母亲就开始向煤球厂领导提出申诉，要求澄清事实，推翻强加在她头上的“地主分子”的结论，但领导却首先问：“你爱人的事解决了没有？”即如果你爱人的问题没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至于为什么给你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那领导“义正词严”地回答：“根据你爱人的问题就够你戴的，你如果找的是个工人也就没事了，因为你找的是个知识分子。你爱人‘出事’后，如果你同他离婚也就没事了。”又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你们这些人都要给戴上帽子……”
　　母亲工作之余仍然不停地到处打听信息，写信上访，我和妹妹都不知帮忙抄写了多少份信件，但每次都杳无音信，石沉大海。有些上级领导就是当年处理母亲问题的人，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母亲十分沮丧，身体又困乏，在奔波的途中又摔断了胯骨，加上前三次手腕骨折已经是第四次骨折了。胯骨摔断了是很麻烦的，要将几寸长的钢钉打进去，如手术不成功，还会落下终生残废。我找到附近的一个男同学，几经周折将母亲送进了汉口的医院，又到处托人找了一位主治医生主刀，这才基本放下心来，然后签字准备手术。我每天清早赶往武昌上班，下班后又赶到汉口医院料理母亲，晚上在母亲身边摆几张凳子睡觉，隔几天回家安排一下弟妹。那时的交通非常不便，我每天累极了。幸而，母亲的手术很成功，一个月就出院了。骨折病人要喝筒子骨汤养病，那时弄到一点这东西不大容易，我隔几天骑车去很远的菜场找熟人才能弄到一点，每天将母亲吃的用的都放在床边然后去上班，里里外外基本都是我一双手。母亲恢复得还不错。她历经磨难，百折不挠，一个月后终于又站起来了，开始拄着拐杖在附近慢慢走动。
　　1980年夏，祖母不小心摔倒而再度“中风”，送进医院就处于半昏迷状态，她那长期得不到太阳光照的脸惨白惨白的，萎缩的右肢可怜地卷曲着，小裹脚上可见一块块紫斑。我和姑母轮流守夜。头几天当我大声呼喊奶奶时，她虽眼睛不能睁开，但还能“嗯，啊”地表示回答，并抬起手来握住我的手。可是终没能熬多久，一个多星期后，祖母还是离开了我们，终年78岁。
　　1979年父亲平反后，母亲单位仍不愿改正母亲“地主分子”的结论。为了母亲的平反，我们又找了父亲身前的故友帮忙。一直拖到1982年秋，母亲单位迫于压力，极不情愿地将一页信函送到母亲手里，“……现经调查，原定性不准。特此改正。”母亲当年调到武昌百货公司时，原单位分明写清是“学生成份”，还是党的积极分子。怎么“学生”一下子变成了“地主”是“定性不准”呢？一个轻描淡写的“定性不准”，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毁了我们几代人，这不是罪恶是什么？

　　几十年过去了，时移世改，事过境迁。工作，学习，结婚，生育，不觉我也早已进入中年。往事不堪回首，所有辛酸的记忆都随岁月一同逝去吧，不要把悲哀再带给我们的后代。然而，往事并不如烟，当我渐渐走近知命之年，儿时刻骨铭心的记忆更一次次地被唤醒，挥之不去。多少年来，我反复做着一个相同的梦，即父亲和祖母其实都还活着，但不知他们在哪里，我焦急地到处寻找……我的灵魂深处始终不得安宁。为了让后人记住这个艰难的时世，为了让这个世界多一点良知，我必须记录下这些饱含着血和生命的真实，责无旁贷。
　　所幸我的母亲还健在，在她历经坎坷，又带领我们闯过了一道道人生的难关之后，如今依然还是我们的精神依托。母亲实在伟大。
　　在这里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并安抚我父亲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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