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四十年前那一年

何满子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四十年前那一年

何满子夫妇与长女

秦在四十年前的一九六六年春节，“文革”虽尚需几个月后才爆发，但山雨欲来，那不祥的氛围已很浓烈。上年十一月，姚文元声讨吴晗《海瑞罢官》的万言长文推出。经历过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系列运动的考验，不必是敏感的人，都能察知一场风暴即将降临：凡有大动作，必有气势汹汹的诛伐文章开路。此文是奉命必须学习的，何况陪随着学习，还有烘染气氛的切切嚓嚓的小道传闻。
者在那时我在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简称“文献”）供职——说“供职”，是漂亮话，其实是在被管制。一年多以前，时任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大发慈悲，把我从“发往宁夏军前效力”的滕格里沙漠边调回上海出版系统；出版系统的官们老大不愿意地把我塞进这牛鬼成群成堆的“文献”。我住宿在“文献”孤零零的一间职工宿舍里，一室三人。除夕，同室的另两人都有家或亲属在上海，去团圆了；我单身一人，买了点酒菜在斗室中自得其乐。微醺后，吟成一律：

传方抛书对酒当除夜，悴憔斯人独送穷。不免翰身迎冷暖，何如放眼看鸡虫。文章得售贤阳五，孺子成名憾嗣宗。坚白纷纷那有定，由他智叟笑愚公。

人一诗的颈联正是有感于姚文元的大文而发的对他的讥薄。“文革”初起时，造反小将纷纷搜求我的罪证，一言一字都吹毛求疵地挑剔诛求，此诗我写后置于写字台玻璃板下，而竟不问。鲁迅曾说：“旧诗如此写得明白而竟不觉，不免有呆鸟之讥。”诚然诚然。
译安闲话表过不提。且说风声越来越紧，早在《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前，“文献”就已“停产闹革命”，成天装得真的一样，只开批判会和学习文件，人们小心翼翼而且冷冷冰冰地度着每一天。本来，“文献”这个单位是为了安置牛鬼们才没事找事设置的，除了主管人员和一些“掺沙子”进来的骨干以外，全是历史反革命、右派、内定右派和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成员中的知名人士有御笔亲点的大右派徐铸成，与鲁迅有过瓜葛的北新书店经理人兼右派李小峰，胡风案“漏网分子”、海燕书店经理人俞鸿模，与鲁迅交往过并是茅盾郎舅、“内定右派”兼资方代理人的孔另境，鸳蝴派作家、敌伪时期有附逆嫌疑的秦瘦鸥等等，都是些必须“夹着尾巴过日子”的人，一言一行都有人窥视着的。
人人至于我的境遇，可举下列三件小事以明之：
一译1964年我刚到“文献”不久，一个安徽全椒筹办吴敬梓纪念馆的来人，持赵景深的介绍信来找我征求建馆意见。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我很谨慎，先关照了所属领导才接见。我在会客室和来人谈话时，人事科竞然派了一个人在一角监视。当然，来客不知那人是干什么的，交谈还不尴尬。记得那客人提出了两点：一是邀我去全椒考察一下，提提意见，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宜，谢绝了；一是索取我那本《论儒林外史》供纪念馆展览，该书我已无存本，道了歉。就这点毫无关碍的交谈，不料客人起身时，人事科那位忽然邀他去一谈，我站在外面，因为按礼数我该向客人送别。等客出来，我发现他神色大异，惊惶失措地勉强点了个头就走了。可以想见，人事科是向来人说明了我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身份，把来客吓坏了。我是法定的公民，这种毫无道理的限制和歧视是违法的。但我知道我抗辩无用，只有吃亏，而且我也不稀罕那点自由。
者书第二件事是一次邂逅满涛。那时规定干部参加劳动，每星期五要到淮海路新华书店去劳动，卖一天书，这天早晨我独身从宿舍前往书店，在淮海路转角和满涛不期而遇。虽然我和他并无深交，且已多年不见，但觌了面总得寒暄几句吧；满涛也是与胡风案有牵连的人，我怕事，谈了两三句
在私话就推说要赶上班告别了。次日是星期六，规定要写每周的生活思想情况汇报，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写上遇到满涛一事为好，免得引起无谓的误会。不料周一上班，立刻遭到人事科的传唤，责问我和满涛商量什么？为什么不汇报？显然是被哪位眼尖的仁兄仁姐瞅见了去打了小报告。我赶紧解释，是不期而遇，只彼此问候，没有见不得人的交谈。但仍被没完没了地盘问，说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其实我和满涛确是浅交，并无说私房话的情分），不汇报就是不老实，这个那个的胡搅蛮缠，实在超过了我的忍耐度。但我仍以委婉的口气表达我的抗议，我说，既然不相信我，我以后就不再写汇报了，似乎没有法律或什么条例规定我必须履行写汇报的义务。我一硬，他倒软了，说些这对我改造有利，组织关心同志之类的废话下台阶。我以为这下总算完了吧，不料两天后立即布置了对我的惩罚，在“五类分子”学习会上集中火力向我围攻，我不能声辩，不知触动了我的什么情绪，我禁不住笑了起来。这下可不得了，什么恶言恶语都倾盆而来，足足整了我四五个钟头，连晚饭都没赶上。
秦在第三件事更是侮辱性的。我属于资料组。管内部材料的一位老姑娘发现少了一本材料，是锁在玻璃橱里的，其实只是无密可保的文史资料之类的书，我根本不感兴趣，如我想看，我也能从别处借到。组里集会查这件事，全组的眼光都异样地注视我。虽没明说，但神色和言辞之间以我为嫌疑犯是明白的。我想，我如辩白，倒反会落入做贼心虚的窘境，会上我自始至终没有吭声。人们问我怎么不发言，我答以一无所知，无话可说。谁能料到，竟到我宿舍里去搜了一遍，这是正好那天因病不上班的同宿舍的刘伯涵告诉我的。刘伯涵是个正派人，他以后帮了我大忙，简直是救了我。
传者“文革”劫难降临时，我便处于这种境遇里，您想我还会有什么恐惧？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真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文革”对于我，十年前即1955年的胡风案就尝过同样的滋味了，无非是坐牢、流放、劳役，这些死去活来的命运我都挨受过，我倒反而感到已有了某种“免疫性”的欣幸。我已是“死老虎”，旧“罪状”人所共知，新“劣迹”找不到碴，单位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没冲着我的，倒是外单位，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叫做胡从经的给我送来了唯一的一张。
方书这是希腊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胡某与我本无干系，他是和我同宿舍的小许的朋友，常来宿舍看小许而认识了。上年法国芭蕾舞团来上海演出，那时高档次的文艺演出很珍稀，票很难买，我认识主管此事的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吕复，凭老交情能弄到票。小许和胡从经求我弄两张票，我给他们弄到了。“文革”一造反，吕复被打成了走资派。于是，胡从经的大字报就说我和“走资派吕复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还以高智商说了些奇里古怪的罪状。虽然追逼不出什么，我却挨了些无妄之灾，被“文献”的造反派推来搡去了好一阵。但此刻也无意责怪给我带来这场小灾难的胡从经，在那时的环境气氛下，稍稍表演一下“积极”是很平常的事。
传人但大字报是能置人死命的，六月间，我就亲眼目睹了惨烈的一幕。我的一位组长洪嘉义，就因大字报的声讨，那天中午活生生地从三楼跳下来殒命了。洪是中共党员，解放前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能派到满是牛鬼的“文献”来当组长，可想而知是党性强、过得硬的；但没想到竟如此脆弱，经不起几张大字报的考验就自尽了。这是我“文革”中目睹的第一个被迫自杀的惨剧，也是生平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生命如此殒灭，哪怕这些年已被艰险的遭遇整得麻木了的我，也不得不为之震颤。
人一接着便闹起了红卫兵。“文献”的红卫兵都是人事科的干部和几个部队转业来的复员军人，人不多，以至张贴出来监管“五类分子”的名单，一个红卫兵名下得监管五六个。有了红卫兵，抄家也开始了，这些造反行动都是和出版系统别单位的红卫兵串连伙同进行的，到我宿舍里来查抄的伙中就有几个是陌生人。那时机关已经瘫痪，党政负责人已“靠边站”，处于无政府状态，单位的活动靠一种习惯的惰性在运行，出头指挥的则是红卫兵，不知红卫兵又由谁在指挥？
者史外面世界的活动似乎也以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最为耀眼。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到上海来串连鼓动后，更掀起了造反狂潮，不仅包围上海市委和党政机关，到处抄家、斗人，而且在大街喊叫发威，拦住过路的妇女，勒令脱下“火箭”皮鞋，即当时称时髦的尖头皮鞋；烫头发的一律被强行剪掉，小裤脚管（被称为“阿飞装”）一律当街剪破，总之是一片混乱，整个上海市也处于无政府状态。
译人一天午饭后，人们正在单位院子里散步闲谈，资料室的一个女职员哭丧着脸，光着脚，一步一瘸地走了进来，她的皮鞋也遭那头街口的红卫兵没收了。此人是印尼归国读大学的侨民，向称“积极分子”，这才“掺沙子”掺到“文献”来，平时挺会扮“阶级斗争面孔”，标准的善于监管“五类分子”的革命干部，不料也被革了命。但我毫无幸灾乐祸之心，熬不住冒出一句：“简直是义和团！”
译传在一旁的徐铸成狠狠盯了我一眼，我立即警觉我的失言，但吃后悔药已来不及了。果然是闯了祸，下午，所里的红卫兵召集一些积极分子对我批斗。
译安——你污蔑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是义和团？反动透顶！
传传我不能抵赖，只得辩说：“不是污蔑，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有的书上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找出这种论断的证据。”
传史于是，一片斥责的鼓噪：有的喊“狡辩”，有的“革命不革命，没有你这个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发言权”，骂骂嚣嚣，推来搡去地纠缠了通之后，一个红卫兵宜布：为了避免外面的红卫兵来干涉，今天起对我实行“保护性隔离”。即关进一间堆放废旧文件的小库房。同时被禁闭的还有另外四五人，现在只记得其中有秦瘦鸥。这可能是最早的“牛棚”。
秦译就在被隔离的那天晚上，一伙红卫兵到我宿舍里来抄家。把我带在身边的两百来册书全部抄走，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不留。我抗议，马恩的书怎么也不许留？回说是里面有反动言论，指的是我在读书时加的一些评语。我藏在床下的几幅画，包括徐悲鸿、傅抱石等题有赠我的上款的几幅画，还有一幅解放初期我在苏州拣便宜买来、准备送给舅舅的一幅清初王翠的山水单条（因为我舅舅原有王石谷的一幅中堂，在抗战时失去，常常念叨。所以特地买了安慰他的）。这些，我知道抄家时是重点的“四旧”，留不往的。最伤心的是我从四十年代起开始研究观世音菩萨所积蓄的大批资料，上千张卡片，一百多幅图片和拓片，十多万字未完成的初稿，我抗拒了半天无效，这是我十多年的心血，就被这些强盗们拿去白白糟蹋了。
安私在那种乱哄哄的日子里，只有晚上回宿舍，还能有几个钟头的读书时间，这回书都被抄走了，连这点读书机会也被剥夺，我当然十分恼恨。留着的只有一册机关发给的《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和一册据说本该不发给“五类分子”、特别宽大才发给的“红宝书”。我发了一句牢骚：“连马克思的书都抄走了不许读，只许读些ABC。”这下几乎闯了大祸。
秦在记得这时已是九月下旬了，一天下午，红卫兵突然集合“文献”的全部人员，在院子里开批判会，我被叫出去，主角居然是我！
一者问：老实交代，你发表了什么反动言论？
史私答：我没有。
秦译问：你还要抵赖！你狗胆包天，公然狂妄地污蔑伟大领袖的著作是ABC！
秦私我一边抵赖着，一边暗忖，我说这话是在宿舍里，宿舍里只有两个人，刘伯涵是老好人，肯定就是小许打的小报告。
史传果然叫出了小许来作证。
一人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事，在那时，就凭这句话就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抵死我也不能承认。窘急之中，真叫狗急跳墙，我用胡扯法反攻过去，说：“小许要我介绍女朋友，我不肯，他是怀恨在心，故而造谣报复！”
者书事实上，他确曾要我介绍过我朋友的一个同事，但没有成功。小许吃了我一闷棍，口吃着说：“你说过的，刘伯涵也在场，他可以作证。”
方史于是叫出了刘伯涵。正像是囚犯等待判决的紧张关头，我盯着刘伯涵，心脏狂跳着。刘伯涵沉住气，慢吞吞地说：“老何有没有说这话我不敢断定，可是我没有听见。”
一方哇！一下子我嘘出一口长气，一身都汗湿了。事实上刘伯涵是听到我发牢骚的，他深知这事关系非轻，放了我一马。这下小许成了孤证，我又说他是挟嫌诬告，事情就很难办，正在僵着时，另一个角落忽然有人厮打，吸去了群众的注意力，红卫兵就趁势转移目标，对我的审问就此了结。这紧张的一幕下来，我几乎全身都瘫痪了。
书在顺便说说转移了群众注意力的那场厮打。事后我才知道，一个搞美工的同事，此人患有鼻炎，猛打一个喷嚏，无法控制地把一朵痰喷出，正巧吐到了一个红卫兵的裤子上。那红卫兵以为他拿痰呸他，“革命义愤”陡发，一伸手就给那人一耳光；挨打者当然不依，于是扭打起来。红卫兵同伙围上来相帮，那倒霉蛋自然吃了大亏。
译传不知是否由于这次“现反”嫌疑案，还是造反派的战略部署，闹不清是谁做主，可以这样轻便地处置一个人的命运。九月底，贴出一张题为《驱逐令》的公告，写的大意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何某，在家乡罪恶累累，当地贫下中农强烈要求押回原籍批斗，云云。天晓得，我自幼就离家在外，与家乡从无瓜葛，不知如何“罪恶”起！不过所谓“革命文书”从来就是如此这般的，不足为怪。
安传我至今也不知作出决定发号施令的是什么权力机构。次日，连户口转移证件都没办，我就被“文献”的两个红卫兵，一个是人事科的干事，一个是新来未久的复员军人，押送回到家乡。从此在农村里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直到1978冬，才回沪重操旧业。
译秦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一比较，我比起留在城市里的朋友熟人来，“文革”中受的罪要少得多也轻得多。除了物质生活上穷困点以外，几乎没有受精神上的折磨。相处的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开头还有几个刁狠的乡村治保干部和乡下的红卫兵吆喝几声，而且这些治保干部之类在农民群众眼里也是坏人，倒是同情而且呵护我的为多。既没有“积极分子”的窥伺，也无须提防人打小报告暗害，我倒是像平头百姓似的呼吸自由了。唯一的苦处是无书可读，老家原来储存的书籍也已被抄焚一空，十多年的与书本暌违几乎使我退化成为文盲，正如我那时仿黄景仁《绮怀》所作的打油诗的一联：抄走诗书归大火，丢光文化出中年。
一人以上便是我四十年前“文革”劫难初临那一年遭遇的梗概，我只叙及自身的经历，没有触及那场劫难的残酷而荒诞的种种，或许，从我这点浮光掠影的回忆里，也能若干地折射出那个时代、那个世界、那个运动的枝节，它的消耗性和对人民特别是知识人的推残之酷烈的点滴。历史可以超越，但切不可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