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放明：我和杭州国立艺专

┃Personal History

© 麦放明／文

　　我1912年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茅湾。父亲是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北方（哈尔滨）的经理。从小我就爱临摹烟盒里的画片，大点就临月份牌画。小学中学，我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这是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学生每多缴十元可加学一科。我加绘画、英语两科。绘画课训练极严格，低年级就画素描、写生模型。所以我的素描基础打得很扎实。 
　　1928年，我考入上海新华艺专并认识了刚从澳洲回国的伍均耀。他比我大三岁，广东台山人。均耀的父亲是位爱国华侨，让儿子回上海是报考空军。不料均耀自幼酷爱绘画，自作主张进了新华艺专。我们是同乡，都热爱艺术，又同好古诗词，遂成为恋人。1929年秋，看了杭州艺专的画展后，我们转学报考杭州艺专，双双被录取为十九年度第三届。 
　　第一届据说因学潮解散，第三届实际是第二届。开学后新生将由林风眠先生亲自上课，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目睹先生的风采。第一堂课印象最深是先生竟如此年轻。这样年轻就当校长真了不起！而后我们发现，教务长林文铮先生同样年轻！难怪当年的母校生龙活虎。林校长身材不高鼻子特大，典型中国人的白净肤色。因他时时伤风，故好揣一方大白手绢擤鼻子用。无论阴晴，他都身着米色风衣。先生话不多声音很小，脸上永远带着和蔼的微笑。课堂上，他评分用字母A、B、C、D。学生素描画不好时，他也动手改。被他改动过的素描像洗过澡似的，连黑色都透明了。先生的画很清淡，画素描很少层次，色阶很接近，立体感却很强。校园里有个小动物园，找不到校长时他准在那里画速写。他画画爱用黄色，人体也以柠檬黄为主。当年一些有心眼的同学向他索画，我们正因为知道先生作品的价值，反不好意思索要。 
　　林校长在西湖畔有住宅，室内用细麻布贴壁作装饰，十分别致。先生很勤奋，作品极多，常搬出来供学生观看，从不客套。对我们广东小同乡也不例外，一视同仁。林夫人是法国人，有一女儿，因言语不通，不出来陪我们。 
　　当时的教育部长张道藩是校长在巴黎时的同学。可校长从不去拉关系，不拍权贵马屁。林校长高洁的人品为我们青年学生树立了永久的榜样。 
　　在林风眠校长和林文铮教务长的大力倡导下，学校鼓励学生培养多方面能力，主科外可选修副科。我俩主修西画。我还选修了两年声乐、三年钢琴课。此外我还参加“艺专歌咏队”、“西湖剧社”、“西湖一八艺社”。学校每年有一两次大型演出。我曾参加《西施》和《半上流社会》的演出。均耀除西画外也爱国画和书法。那时每周一至周五上西画课，只有周六半天上国画课。平时他常向李苦禅先生求教。李先生当时很年轻，是潘天寿先生的助教，和学生们很合得来。均耀学李先生画的麻雀、棕榈很得他夸奖。均耀毕业时，李先生曾书有一幅“琴心刽胆侠骨柔肠”给他作纪念。遗憾的是几十年风雨，未能留住先生的宝墨。 
　　与均耀不同，我偏爱西画。当时高班郑月波获美国拉山基金奖，同学们羡慕极了。这使我更重西画轻国画。想当年潘天寿先生乃一代名师，我却没认真学点东西，只知苦钻人体解剖、骨骼肌肉，死抠层次、结构，尽管人物刻画肖似，却忽略了国画中讲究的生动气韵、神韵。真是宝山空入，悔之晚矣！ 
　　绘画之外我爱唱歌、演戏，均耀则是球类和田径运动高手。1933、1934年还在校时他就获浙省运会万米越野赛冠军、跳高冠军、标枪第一。1933、1935年连选为第五、六届全运会浙省排球队队员。 
　　可见当时艺专培养的学生，都很活跃并具备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当年不论高低班同学都拿起画笔，走出校门画宣传画。在“九”一八”及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唤起民众，艺专学生以画笔、歌声、街头剧为武器，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1931年卧轨赴南京请愿示威、1932年“一”二八”声援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等轰轰烈烈的活动中，我们的青春都发过光和热。40年代，我成为贵州话剧运动骨干，正是母校培养的结果。40、50年代，均耀也一直活跃在贵州的排球运动场上。 
　　整整五年．我俩的绘画成绩均保持A级，被视为高材生。人体、肖像是我的强项；他的静物、风景亦得先生好评。1934和1935年美国拉山基金 
　　会向亚洲地区征集动物保护宣传画，我的水粉作品《少女与鸽》、《仙鹤与鹿》连获一、二等奖；作品《戴防毒面具的圣母圣婴》被当时颇有影响的上海《良友》杂志用作封面。 
　　1935年毕业后我在杭州女职校教书。林校长介绍均耀给留法时的同学至柔（航空总站站长），到航空总站当气象绘图员。在均耀父亲资助下，我们在西湖岳坟附近建小楼安了家（东北沦陷后，我和父亲失去联系无家可归，于1931年与均耀结婚但未安家）。因距学校很近，所以与母校一直有联系。那些相处甚好的同班及低班同学，周末常来家会畅谈艺术与人生。大家最向往的是艺术之都巴黎．均耀的父亲也有意再供我们深造。但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粉碎了我们的美梦。 
　　爱国之心不容我们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远走高飞。尽管知道沦陷区的敌伪会以名利为诱饵收买文艺界人士，卖身投靠便可保住性命和洋楼。但我们不愿当亡国奴，更不会出卖灵魂。 
　　1937年日军逼近杭州，母校仓皇内迁。我们毅然放弃西湖畔的洋楼，决定随母校撤退。我向林校长申述困难：伍均耀战时须随空军行动，我一人拖儿带女还要照顾公婆。逃难的路上太危险，请求母校同行。因我一直参加母校宣传队活动，故校长特许我家与教师家属同行。我这已毕业的学生，像孩儿追母亲踏上了流亡之路。我终身不忘最艰难的岁月里，校长的关怀、母校的恩情。若不与母校同行，我全家哪有今日！ 
　　1937年岁末，我带二老三小，外加小姑共七口，匆匆随母校从钱塘江离杭前往诸暨。在诸暨过了元旦后，经浙赣路抵江西贵溪。母校安顿在鹰潭龙虎山天师府上清宫。当时我的小女儿正发烧，公公又跌伤了腰，正欲在此好生休养。不料才几日就有土匪夜袭，吓得我们连夜下山。我背着病女，小姑搀着腰伤的公公，婆婆牵着儿子，另雇挑夫背二女儿，二女儿吓得大哭不止。是夜，月色无光，山野静寂，惨然一幅流亡图！龙虎山既不是久留之地，母校被迫经南昌避往长沙。从长沙走水路过洞庭湖往湘西。乘船过洞庭湖时，我全家未能分在同一船上，年幼的儿子留给后一船的学友梁树祥照看。每遇天晴，母子分别在两船头、尾遥遥相望，那牵肠挂肚的滋味至今难忘！经过数日水路，大队人马总算到了湘西沅陵。 
　　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湘西沅陵那段生活相对安定些。尽管条件极艰苦，母校总算恢复了教学。我则在附近一旧庙里安顿家小。但凡没课，同学们就来庙里玩。最爱来的女同学梁树祥、张权、谢景兰，称二、三、四姐，我是大姐；男同学李毅夫、张祖武、莫桂新、赵无极，称大、二、三、四郎。赵最小为四郎，另三位的排序我记不确了。张权与莫桂新、谢景兰与赵无极当时正恋爱，许多悄悄话张、谢都愿对我这老大姐讲。我们这群年轻人志同道合自称“傻子”，在庙门上还贴着“傻子村”几个字，以表白不屑追名逐利的清高。大家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平静，都抓紧时间画画、练声。我两岁的二女小燕天生一头卷发，成了大家的模特。四郎赵无极曾给她画过许多速写。 
　　还记得有一日，我和赵无极心血来潮。用油画颜料在“傻子村”的一扇木门上，临摹了一幅拉斐尔的《圣母升天》图。当时生活艰苦，我们姐妹便买当地白底蓝花土布自做旗袍，穿上还别有风味。平日伙食清淡，所以我公婆烧的牛肉很得“傻子”们喜爱。张权去世前在信中还向我提起当年阿婆的烧牛肉。 
　　1938年初，张治中将军向母校要人。学校派我、李浴、李霖灿等九人，到湖南学生集训大队任戏剧指导。（此间，最难忘是七人同登南岳，那段时间李浴先生已有记叙。不另。）记得在学生集训队里张将军有个小儿子，说我很像他一个姐姐，便请其父书了幅“放明女士大放光明”赠我。是年母校还让我协助常书鸿先生，为沅陵行署画一巨幅壁画。我的任务是构图起稿。谁知刚开始起草就传来长沙大火的消息，任务只好取消。 
　　长沙大火后，我举家跟着母校再度西行。逃亡途中，但见白壁，我们就画大宣传画。现已记不清沿途画过多少幅抗日救国的宣传画。想当年，我们这群艺专学生是带着满腔爱国热忱、诉不尽的家仇国恨，一路撒播爱国火种向西撤迁的 
　　1937年冬撤离杭州，辗转江西、湖南，入贵州，于1938年岁末我一家随母校抵达了贵阳，历时整一年。为庆祝迁徙途中师生无一伤亡平安抵达，母校在甲秀楼开会师生共庆。初入贵阳，师生们见不到一条抗日标语，听不到一声抗日歌曲，看不到一出抗日话剧，感到气氛异常沉闷压抑。为打破沉默，李朴园先生决定赶排一出抗日独幕剧《黄莺儿》，由著名文学家张天翼导演。选排独幕剧是因为当时舞台布景、装置全无，只能因陋就简。剧中黄莺儿由我扮演，邱玺饰丈夫，张天翼饰日本特务官，谁饰游击队长忘了。从元旦开始紧张地排练，待一切就绪只等上演，却因日机“二”四”轰炸贵阳而告吹。 
　　日军已打到离贵阳不远的独山，母校便继续西撤昆明。我与家人滞留贵阳。抗战胜利后，因子女增多经济困难，已无力举家返杭州，从此我留在偏僻闭塞的贵州…… 
　　如今我已八十七岁高龄，耄耋之年更加怀旧。特别是六十年前，西子湖畔的学生时代，那是我一生中最富朝气、最有抱负、最为充实的日子。当年的国立杭州艺专及师长同学，永远铭记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