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我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Personal History

© 黄宗英／文

　　下干校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也是天冷下来了的时候。我回作家协会——叫四连，几排忘了。来干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在阴湿的泥土地上为女舍铺稻草，因作协已分成对立的两派，我才调进才回来，身份也不明，哪一派也不是，只能把茅棚地上两边的稻草公公平平不分薄厚铺摊开。铺得我浑身汗透，膝盖压草压肿了，手也裂口子了。这没什么。文革中，我还有一条大罪状：“下生活是假的”，真的假的干起来看嘛。 
　　文化干校在奉贤县塘外。塘外，这地名，就说明是在围海以防海潮侵袭的堤塘外边，一片荒芜。我们才去时，什么也不长，光秃秃白花花一片盐碱土，只寥寥几片芦苇。群众私下流传一个笑话：“工宣队老师傅讲卫生，来选校址，选中了这片最干净的地方。”当时大家动手扩搭茅棚，房架是粗毛竹，用芦席围一围，房上铺油毛毡，然后再铺扎好的稻草把。大家又悄悄说：“咱们连工宣队还知道稻草根冲上，有一个连队的工宣队让稻草根冲下，把雨水全存在房顶上了，漏个没完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工人，城里生城里长的可不少。 
　　起初，我们睡地铺，铺下铺旁全钻出芦苇芽，掐了还长。后来打了双层木床，我睡上铺，戴厚英也睡上铺，没几个女的能睡上铺。我的下铺是二十年代的女作家罗洪，瘦弱文雅娴静的老太太永远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她写的作品被收入杂志还是文集《第一流》，是当年著名作家。为了批判罗洪，就让看罗洪的作品。我一看进去就忘了批判，人家写得挺好的。写南方工人呀，有萧红写东北工人之风。我床位下斜面也是一位女作家欧阳翠。我不理解，天热了，她为什么还要铺狗皮褥子，现在体会了，她腰怕寒，她还有青光眼，大近视，下雨时，不搀着她为她打伞她寸步难行。茹志鹃年纪不大，可有高血压，她的眼睛看书看多了会爆出血来。我床下左面是女作家、评论家李子云，她的罪名是曾任夏衍秘书，这可了不得。她毎每发病，一发，疼得站也站不起来，我只好去医务室找医生给她打针止痛，又从食堂为她买回饭菜，她一口吃不下，只好把饭菜拌了喂猫。把一只野猫养家了，天天夜里在我们排男女宿舍里捉老鼠，捉着一只不咬死，放了再捉，捉了再放，玩够才把老鼠咬死，并叫个不停，直到听到人声说，“晓得哉”，它才表功完毕吃将起来。真是的，它跟谁学的呢？还有名五七战士叫怀锦，我从小就跟她一起演过戏，她后来做事务工作了，才算没犯罪吧。她嘴唇总是青紫的，有心脏病，一天深夜，毗邻文化干校的另一座干校（大概是财经干校）来通知怀锦说，她弟弟心脏病突发，不行了，在抢救。我忙陪她去了一整夜，还从另一座干校急送来肾上腺素，财经干校整座校园亮着灯，医生轮番体外按摩，还是没救回来。我攥着怀锦的手真担心怀锦也会突然死去……我们连真是一群老弱病残。我成了壮劳力，四十出头，又走过山村小道，趟过黑泥白水的紫花路。许多会议不准许我参加，劳动活儿、跑腿事儿不支使我也找不出闲着的别人了。于是工宣队派我管种菜的事，说：“考验考验侬（你）。” 
　　要命！以前我种过稻、麦、棉、玉米……却没种过一棵菜。俗话说“十亩田，一亩园”。对菜，是讲“伺弄”。蔬菜劳改队里有吴强、孔罗荪、王西彦、王元化、杜宣、姚奔……巴金是后来到干校的。起初是在市里个别隔离的。每天都由我给他们派活儿。派工时我严词厉句，以示划清界限区别于牛鬼蛇神。可革命群众派工不归我，说明我还是区别于革命群众。革命群众的劳动队长是革命小将，叫什么，忘了，后来“四个面向”还是怎么的去当教师了。戴厚英、闻捷、茹志鹃，也都当过队长、副队长。我没种过菜，众作家——革命的，逍遥的，反革命的，谁都没种过菜。工、军宣队也不会种菜。到了指定的菜园——荒地，抡镐，鹤嘴锄，铁搭好容易起好菜畦，扒拉开土疙瘩，买来菜种、菜籽，革命的就讲，我听我爷爷说种菜如何如何。又一个说，上学放暑假回老家我见我舅种菜如何如何，还相互斗嘴，争执不下，互不服帖。我没光荣种菜家史，牛鬼更不言声，只默默种着。经过几个春夏秋冬居然“种出花儿”来了，远近干校都先后到我们菜园分秧，此是后话。 
　　干校宿舍是一排又一排，我们排男女宿舍隔着薄薄的芦席墙，当然不隔音。我在上铺，从屋檐下围墙遮不到的空白处看过去，见巴金睡下铺，闻捷上铺。巴金的枕头边有西班牙文的小红书，是工宣队突击搜查他的床铺搜出来的。有人揭发他半夜用手电看黑书，这才真相毕露。这使我记起一九六五年以前，曾组织专家谈规划。记得当时我讲的是三年规划，黄佐临是三十年规划，当时他有六十岁了吧，他的题目就引起笑声和掌声。巴金也是做的余年的大规划，要写好几本书，要翻译赫尔岑，要……已经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巴金，还在千方百计夺回无端流逝的光阴。 
　　这些“反动权威”本性难移，认真读“洋、名、古”，认真写“大毒草”。认真种菜。给他们示意可以马虎点，慢着点，都“不接领子”。我再也想象不出从来文质彬彬的杜宣、王元化……居然能赤膊抡镐，挑粪桶。书生王元化晒得又黑又壮，像奥赛罗，只不知他可怜的好妻子，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可病得怎样了。张可是当年我们剧团里最美丽、最有才学的女演员。这对夫妇历尽煎熬。张可是满涛的妹妹。从反胡风起就受株连了。受惯株连的元化，在抓“五一六”分子时突然精神失常，非说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那时候被指定为卫生员，在轮流值班看住他时，我对他轻轻说：“元化（省去“大哥”二字），那是革命小将的事，轮不上咱们，你也从来没可能给他们摇鹅毛扇，你醒醒，想想张可，没事儿……”精神创伤是难以痊愈的，夜间，偶然可以听到巴金睡梦中的惊叫呻吟，仿佛一九五○年十月，我们同去波兰，在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巴金也曾夜间惊叫呻吟。可白天，巴金戴着旧遮阳帽，赤脚穿着洗得泛白的鞋，彳亍在塘外田野，使我想起北欧小说钢笔画插图里的叔伯爷舅，他若能扬帆打鱼去，小舟从此逝，多好。他的爱妻生了癌症，还不准他去探视，他太苦了。 
　　我们的菜一畦一畦认认真真种，一茬一茬认认真真收上来，卖给干校食堂，称斤计价上账。原本卖一分半一斤的鸡毛菜，有回只给记一分钱一斤（记账也不见给四连半分钱）。吴强、孔罗荪跟买的人讲理，认真得像探讨什么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巴金在旁发呆，难过。其实卖贵卖贱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和半专政的人有什么关系？不过毕竟是血汗、时间和生命的代价啊！ 
　　至今我保存着一个巴掌大的种菜的本子，是每天放在围裙小袋里下地记事的。我这人一生不经意保存什么，尤其居然成为江青在全国毁灭性大抄家的五家人家之一以后，连张带字的纸条和任何照片都没给留下，就更懒得保存什么了，但这小记事本竟然留了下来，以证明中国作家曾这样活过。 
　　当我不太想活的时候我常常望着沉默的巴金，他已经晒得黝黑，但双目依然睿智、慈祥。我十五岁起演戏就演过、读过他的《家》、《春》《秋》；读过《灭亡》、《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我才到上海那年秋冬之际，大哥宗江带我去霞飞坊看望他的中学英文老师李尧林（巴金的二哥）以及巴金。我至今记得李老师的潇洒、巴金的热情、萧珊的温柔。我饰演过梅淑华、鸣凤，我在台上为巴金笔下的女子的命运哭过笑过、爱过、抗争过。每回演到梅表妹长别高家时，当我微笑说过：“大表哥大表嫂，我去了，你们保重了。”转身出门（下台）憋一口气奔一段路，想象自己是上了小轿，起轿了，我才哭出声来，已经到了后台出口处。人说：“早下台了，天天演、天天这么哭不要累死。”我哽咽：“不哭出来我要吐血的。”有一次演鸣凤跪求大太太不要把她嫁给冯乐山，我哭得脸上妆全没了。我如此认真演巴金的反封建的进步的戏，如今巴金和我又演的是哪一出？！ 
　　夏天放暑假时，我把最小的儿子小黑带到干校，他已不便住女宿舍，先是放在大堤上看水房里，交给以前在杂技团驯养野兽的易果大叔。有一晚，四更时分，我被喊妈妈声惊醒，忙从上铺溜下来往大堤上水房跑。大堤左右前后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影，我轻轻掀开帐子看见小黑一个人瞪着大黑眼珠滴里骨碌。易果到大田放水去了。我倚在小黑身旁搂着他，轻轻拍着他，他又睡去了。后来，我就和闻捷商量请求他带着小黑睡猪圈，闻捷友善地答应了。小黑成了闻捷的小尾巴，也成了闻捷和戴厚英的恋爱见证人。此是后话。 
　　外行种菜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回我们到塘外的一道围堤外边去收割掩埋盐碱地先锋作物田青。那田青一人多高，砍下铡短，挖坑埋下，浇足水，沤肥。这活儿特累，秋风乍起，奇冷。我就和几个老头说：“你们在家收花生吧。”等我回来，不见挖好的花生晒在那儿，就问：“花生呢？”有人答：“我们没见地里有花生。”我赶快抿嘴不问了，怕这事情传到工宣队耳里又开批判会——“高贵者最愚蠢”。第二天悄悄去到地里收了来。为种菜，我们全连真闹不少笑话：好一阵子卷心菜不卷，黄芽菜不包，西红柿像珊瑚珠。真有点像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农业报》，什么西瓜树、萝卜藤的。附近农民说：“你们种的菜比金子贵。” 
　　闹不清为了什么闻捷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闻捷摇橹驾船去镇上送东西，在镇上买了副大饼油条吃，回到干校竟然就“买大饼油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也扔不掉”。并宣布纪律：任何人不能在干校之外买东西吃。最后一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批他“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猖狂进攻”。原因是和戴厚英相爱了。大家传着戴厚英变温柔了，去闻捷家，看到戴厚英为闻捷洗被子，给闻捷女儿张罗毛衣。经历过不幸的离婚之后，戴厚英没少哭过。如今要结婚，这是四连尽人皆知的事，吃饭时，大家围桌站着（没座位，有几张桌已经够好了），还向他们讨喜糖哩。也有人不赞成。可这是人家两人之间的事呀，怎么闻捷就成了资产阶级进攻了呢？实出我意料。开完批判大会后，我们被工宣队领着拉练去上海，大约步行几十公里，到徐家汇教堂门口解散。 
　　次日，在上海，市里开宣传部门的大会做什么大报告，闻捷坐在我后边，我还回头问他笔记上的一个字，我只不过找个茬儿跟他说句话而已。闻捷一切都很正常，晚上他就自杀了。据说，他自杀前很冷静，用碎布条把厨房门缝全堵严实，使煤气不致熏着小女儿，也不致泄漏家门外。死后，又开闻捷批判大会，批他死有余辜。一个人如此冷静死去，实在是心死了，死前没半点迹象，真是很惨的。戴厚英哭得死去活来，工、军宣队还严厉批评：“有的人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中缴械投降，还庸俗地起哄。”并号召写大字报肃清流毒。为了想摆脱自己曾透露赞同他们的恋情，我赶忙写了“戴厚英竟写了‘闻捷之死，重于泰山’”，幸亏后来没贴出，但我不能原谅自已到这时候还紧跟，还抢着表态，怎样形成的劣根性！又怎样刨根！她写了《诗人之死》，在很久很久之后。 
　　当时，在干校把一个个老作家的作品都批了，且不说斗：一般斗争会我只能听，有的讨论会我不能参加，可作品批判要我发言。我这辈子看书不多，大半是在后台候场、车站码头候车船时零零碎碎看的。我以前不知道王西彦半辈子写了几十本书，批他之前，交给我他写的“毒草”一大堆。我有机会夜夜看到熄灯时刻，真大饱眼福。许多写浙南农村的，大有沈从文写湘西之风。轮到我发言，我大批王西彦在作品中写“买了一张毛主席像，而不写请了毛主席像。是可忍孰不可忍”。谁都知道，文革前没有这个“请”字。店里、集上不都一角八、二角四一张张卖吗？两三天的全劳力工分哩！唉，演的是哪一出？我为自己在苟且偷安而羞惭。 
　　当时，生活是很清苦的，巴金从来没拿过任何单位的工资，可他一生的稿费收入还是全部被冻结了。王西彦、孔罗荪、吴强无一例外都被扣了工资，仅发最低生活费。我家的最低生活费是十五元一人。可赵丹在狱中需交二十五元一月，不足的十元，从家里我和四个孩子身上各扣二元。虽然保姆没工资也需生活，平均5×13÷6≈10.8元，再除去学杂费、水电费、针头线脑，用在果腹上的钱每人绝不能超过九元。房租只好硬欠着。拉到房管所去斗，也只好欠着。干校食堂里，要是有机会烧大排骨，就会在下面风传开来，小黑不在身边，我只有听听。有一天挑了一上午担子，饿得腿打软，我一狠心一顿吃下六两面，还买了馒头揣着，我平生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偌大胃口。又因为总要被勒令写那些写不完的检查交代、挖思想根源挖“私”字一闪念……却没钱买纸，这也是我这书生世家头一回碰到的拮据。我就在徐家汇转呀转，找到交通大学附近的一间小店面里卖纸下脚，都是印刷厂切下来的纸边，论斤卖的，我就买些宽的纸下脚打草稿。草稿是不敢不打的，万一把伟大领袖前后左右排错了，又该惹祸了。赵丹的一些底稿，字也极小，有时还写在生产牌烟盒里。而交上去的交代材料必须用三毛二分的一种本子。现在，我一见到这种格式的本子，就有生理反应，避之唯恐不及。赵丹当时写的材料足有一米多高的两大堆。 
　　在劳动中，我一直学不会偷懒。老想不必那么积极，可一上阵，就收不住弦了，拿自己没办法。我可以挑长担——江南水田长路挑运相互换肩接担，这是农村全劳力的活儿。不过农民干活儿不像城里人下乡乱搞突击胡加分量，一般挑长担是限于厩肥、稻捆、麦捆，重量轻于水粪肥。我也可以耘稻连续四天不腰疼。当时，仗着自己年轻，筛麦子时，我站在鼓风机旁的短梯上边摇筛子。革命群众轮番在边上给我往筛子里倒麦子，我筛得很快，任鼓风机把麸皮杂质吹向一边，我顺手把筛净的麦子倒到另一边，动作很干净，节奏很利落，下边供应不上了，直叫：“黄宗英你慢点，你慢点！”我直起身，一手扶筛子，一手叉腰休息。到干校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站直了腰，不再低头，还居然站在了高高的地方。由于劳动不怕苦，我还居然受过一次“表扬”。表扬很可笑。工宣队老师傅说：“黄宗英侬有点改造，同《乌鸦与麻雀》的辰光比，有所改造。” 
　　有一年，战备。卫生员集中练包扎练抬担架。我这个演员学动作特慢，也找不到合适的脑袋、手、脚来练习包扎。心想，伤员落在我手里就倒霉了。正紧张进行夜里紧急集合及各种战备演习，发生了“黄泥螺事件”。夜里，急救车奔来驰去送走了越剧团十八名服黄泥螺中毒呕泻不止的病号。黄泥螺是从浙江嵊县来的船运到奉贤，又挑担子到干校来卖。越剧团碰到家乡美味就买来吃了，顾不得违章不违章了。闹腾了一夜，一大早，开始现场消毒。收缴全部买来的黄泥螺挖地两尺半，埋下去，上敷石灰，盖上踏严。所有厕所都消毒、停用河水。先是干校让大家交代，都还有谁吃了黄泥螺？因为工、军宣队、造反派不让吃零食，没人敢承认吃过黄泥螺。后来，医院发来通知，并发到医务室大量红霉素片，叫各连卫生员去领登记表的药品。凡登记吃过黄泥螺的人一律现场服用红霉素，不得遗漏。夜里送去的十八个人还都没脱离危险哩！结果，我这四连的工、军宣队都登记上了，我眼睛也不抬的，把红霉素一一分给他们，嘱他们多喝开水，有异常情况要说出来。干校生活太清苦，他们也是人呀，城乡生活、工农生活彼时差距还是很大的。 
　　当时，牛鬼蛇神是最苦的，精神上不说，生活上也不敢买好点的菜（有胆子也没钱买）也不敢从家里带食物。至多带一点爆腌菜、炒辣酱、酱豆腐，能带半饭盒油质绿豆糕润润肠子已是上佳之品了。嘴里淡得咽不下饭，就把交菜剩下的米笕梗找来，一根一根剥去皮，腌起来吃，剥梗一丝一丝极费时间，干校后期的许多日子就是如此这般消磨的。待得人火气好旺，我终于跟管全校生产的花脸老于吵起来，因为他一夜之间把我们连的红辣椒全都收走了，说要留籽，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说：“别的籽你怎么不留呢？！”他却滑头滑脑地说：“要侬轧顶真做啥？”唉，也是的。 
　　在干校，我学会了一种本领：无表情。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两边不沾，路上老远看到熟人，担心他不敢理我，我马上瞳孔散开，目光呆滞，径直而过。遇事，既不能哭，更不能笑。一个笑容就会构成罪状。这种表情，作为一个演员也是很难练的。练成后也是会留有后遗症的。 
　　但在赤裸裸的人际关系里，也隐伏着日后择友的契机，干校是知人知面也见心的地方。 
　　又一年，黄瓜、夜开花、刀豆、扁豆都落了架，茄子结得食堂再不肯收了，我想明年不等开春就在菜地里播些草籽（绿苜蓿），既可在嫩时吃炒草头，又可候老来肥地改善土壤，而我排老弱摘起草头来就不会被调去送冻鱼了。于是在每个月四天回城休假时，我就卖了几捆不惹眼的旧书报，换来十元钱，去到嘉定县长征公社五四大队我的房东贫农姚爱娣家，托她绐我买些草籽，还讨些许香葱种子。有一年住她家，老草头秆子菜饭吃得我们看见草籽肚子就刳得慌。当晚我没能赶回市区，也就不可能第二天乘大篷大卡车班车回塘外，我奔到五四大队队部打了电话，托人第二天为我请两三小时假。次日凌晨我从嘉定辗转换车到达奉贤南桥镇，在南桥候车时去新华书店买了《怎样种蔬菜》、《怎样种西红柿》、《怎样种甘蓝》三本廉价书。从南桥乘车到文化干校下车还得走一大段小路。我扛着一口袋草籽兴冲冲回四连女宿舍，还来不及伸伸腰，被一位当过头头的工宣队女师傅大训一通：黄宗英侬胆子越来越大了！纪律管不牢你啦，居然敢迟到，侬翻了天了，侬想那能（怎么样）？侬想想侬是啥人？……她劈头盖脸堵在我床前骂将开来，我根本不想解释，我没话可说，觉得自己简直是“十三点”、“二百五”，我忽然约束不住自已，面对她咧开大嘴哭起来，并哭个没完没了。女师傅被人拉走了，我哭够了，就咽了一口放过四天的自己热水瓶里的剩水，掖着三本书去菜地。我熟练地抢救四天来被钻了心的卷心菜、花椰菜。菜叶儿菜心儿抢着跟我说话，我忘了一切。待我翻开《怎样种蔬菜》，一看，我又不会种菜了。书上写道：左手持菜秧，要松；右手持铲刀，要紧。双腿平均叉开，立于一畦之中间，弯腰半蹲，倒向行车…… 
　　有人跟我说：“宗英，你后半生就种种菜吧，也好。”我答：“怎么可能？不定哪一天又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了，到时候动员你写，不写又是对抗运动了。”……相对无言。 
　　春夏秋冬循环不已，干校的政治气候却捉摸不定。往往空气如冰胶雪冻。又是哪个连哪个人冲着火车头去撞死自尽，哪个人跳河了，哪个人被捕时砸了热水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后知受赵丹案株连，可并不认识赵丹），还有那个戴眼镜的苍白青年被禁闭在四连菜地那头独一的小屋里（各连皆有禁闭室）；宣布谁也不得近前，是“防扩散”罪行的“现行反革命”。（这么一说，人们心里明白是看过江青的小报、画刊的了。）一年又一年，四连我们排多次集合送战友，唱“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眼看画画的、舞蹈的、乐团的渐渐回团了，仿佛真的不再需要作家了。中国有一个作家、两个写作班子就够了，临时成立个三结合创作组什么不能干？作家这行当成了多余的了，作家们成了社会的累赘。我们——众作家（无论政治身份、态度）除“战高温”走了一些人之外成了干校的留守部队。最初还有人猜测什么时候会让我们开干校，几度失望，也就不再猜测了，只把塌棵菜种得像精细的棋盘形图案画，迎着严霜。 
　　人经过文革，还能相信这个世界，相信人群，相信自己，不容易，真不容易。 
　　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知道计划明天，知道明天去干什么，去争取什么。可是在文革中，在干校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去计划明天，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未来。在干校，一睁开眼睛，就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悲哀和无奈：我干吗又醒了？我为什么不这么永远地睡下去，永远不醒，永远不再看到感到自己身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一种境地；我也不愿看到许许多多人是那么可怜、无望。我真是但愿长睡不愿醒。 
　　能不愿醒就躲得了吗？无论如何，文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次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中坚，我们在建国以来，发挥了多少有氧细胞的作用去制止这场浩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