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东中街四十二号

┃Personal History

© 夏晓虹／文

　　这里所写的东中街位于北京东直门外，四十二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并且直至今日，它仍是该社最大的宿舍区。我在这个院子里居住、出入了近三十年，虽不能算是最老的居民，也庶几近之。 
　　这座人文社的宿舍大院建成于大跃进的年代，记得一九五八年我家刚搬入时，院门一侧的砖柱上还挂着“东风人民公社”的牌子。依据我在幼儿园得到的知识，“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所以，我对这个标记感到很奇怪，从此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现在已经记不清，是不是因为怕变为农民，刚刚落户此间的我，虽然年方五岁，却有过一次独自安步当车，走过四站路，返回原居住地交道口的非凡经历。反正可以肯定的是，最初我并不喜欢这个院子，对于我来说，它太大，太陌生了。 
　　那个年代，出了东直门便已算城外，空旷荒凉，与城内真是两个世界。穿过城门洞，有条护城河，沿河铺设了窄轨铁路。夜间躺在床上，“汽笛轮声入梦来”是每晚上演的保留节目。我们可说是整条街最早的住户了，其实，那时所谓的“街”也还不存在。虽然对面散落着一些人家，大院却是突兀地建在一片荒地上。再向后面走不多远，便有几座据说是日本人修筑的碉堡，其时已经半坍塌。雨停之后，一项经常性的娱乐是捡蘑菇。我因自小视力欠佳，从来没有收获，只在别人的筐里大饱眼福。 
　　碉堡后面有一所学校，但我们这些大院的孩子从不去那里。还不是因为路途更远，而是“工读学校”的名字令我们生畏，那意味着，里面的学生都是有犯罪前科的“小流氓”。在我的想象中，这所学校也应该有高高的围墙与铁丝网，与电影中的监狱差不多。后来，该校统一编号为北京市五十五中，性质当然也改变了，只是我对它的感受一时扭转不过来。 
　　我们院子的格局像一个拉长的“曰”字，由中间一排房子分隔为前后两院。几年后，前院分出一半作为出版社的纸库，单独开门。如果要从后院进入前院里端的人家，必须绕行穿过中排房尽头处留下的通道。当年人小腿短，只觉得那是一个可以用“辽阔”来形容的大院。从院子这头走到那头，感觉十分漫长。 
　　在我的理解中，当时与“人民公社”这个称号惟一相符的是，院子里开办了公共食堂。即使公社的牌子摘掉之后，这个食堂仍然又坚持了几年。“文革”中，主持其事的女总务科长为此屡遭批斗，一再被逼交代她总共接受了多少瓶炊事员私下送来的油，那可是从全院人嘴中克扣下来的呀。食堂的散伙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定量供应的减少，使本来已矛盾丛生的食堂更难以为继。改为各家自行炊饭后，因物资的极度匮乏，餐桌上也显不出丰盛。倒是居住城外，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帮助父母照料我们的姑妈，曾经和院中其他家庭主妇一起，合力捕杀过一只野猫。那肉味记得有些泛酸，却让好几家因此而大快朵颐。街对过有户人家圈养了一只母羊，我妈妈也设法在那里订了一瓶奶，为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的我们略增营养。我也跟随去取过奶，看到那只羊安静地在围栏中咀嚼青草。当时，这类饲料在大院周围可是遍地生长，资源丰沛。 
　　同院的邻居随着时势的变迁，屡有更迭。我最熟悉的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长辈中，右派也最多。尽先离去的是李易，被迫下放山西。我对他家惟一留有的印象是，男孩子特别多，大概有四五个吧。关系最密切的要属舒芜家。他的长女方非虽然比我大五六岁，有一段时间我却很“粘”她。记得她在初中、我上小学时，有一个星期天，她必须完成一篇作文，可我声称要看她如何构思和遣词造句，一直不错眼地盯着她的笔，害得原本才华横溢的方非费了几小时，只挤出三四百字，估计夜深人静时还得重新来过。现在回想，觉得自己那时实在“残忍”。当然，没有落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牢狱之灾的舒芜叔叔，轮到反右运动，到底未能幸免。但他家于“文革”前一年的搬离大院，倒还算是右派摘帽后照顾性的住房调整。 
　　不知为什么，那个院子里也住了几户并不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家。一位姓陈的阿姨是个南洋华侨，在我记忆中，她似乎从不上班。一间斜对厕所的小屋，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她有时来我家，妈妈总是邀请她弹一会儿那架一只踏板已经坏掉的旧风琴。偶尔兴致上来，她还会自弹自唱几曲。我发现她的音色非常好，早年应该受过专门训练。“文革”发生后，她被赶回老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总之不会是她所从来处。 
　　大院里还有一位老革命，据说是极为稀少的长征干部。不过，我对这位孟伯伯始终是敬而远之，每次见到他扶着手杖跛足走过，面无表情，我都尽可能早早回避。我也从没看见他与院中其他人闲聊或打招呼，他在这个院子里特立独行，完全像个陌生人。不过，他的女儿倒还合群，只是由于性格的原因，我和她总有点隔。 
　　我们之间也有过一次“亲密的接触”，说出来却颇让我难为情。其时大约在一九六六年的三四月。我所在的景山学校后来被称为“贵族学校”，原因是高干子弟比较多，也可能因此更早地感染到“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候。突然间，我们这些文静的女孩子都学会了国骂。当其响亮、自然地从口中喷射而出时，带给我们的是从未有过的兴奋。一个女同学总结说：“以前遇到坏人，顶多骂一句‘臭流氓’，人家也不怕。现在可好了，‘他妈的’一出口，吓得他们不敢再做声。真痛快！” 
　　怀着这种语言解放的喜悦，一次在与孟家姐说话时，我也不自觉地带出了一声“国骂”，令她大惊失色。过后，正担任少年先锋队大队长的她专门约我谈心，以此为主题，诚恳劝诫。说我一语出口，让她如何为我伤心、难过。这样的脏话，怎么能从新中国的少先队员口中冒出呢！她讲得动情，甚至落泪。我垂头丧气地听着她的教导，也不免受到感动，做了一番检讨，她才放心离去。 
　　不料，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孟姐的家庭出身使她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一员。承她细心，又专门找到我，这回轮到她来做检讨。她说，以前她批评我是说错了。看来，我比她更早觉悟，更有革命性。她引用毛主席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国骂”也天然具备了革命的品格。 
　　再接下来，“革命”也把我爸爸从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清理出来，沦为“叛徒、特务”。我哥哥一次不小心，往开向前院的窗外倒了些烧过的纸灰，最终虽然搞清此事与我父亲无干，但为了保证纸库的安全，我家还是失去了在东中街大院继续居住下去的权利。这才有了与舒芜叔叔家二度为邻的后话。 
　　再往后，我们全家或去农村插队，或下放五七干校，风流云散，天各一方。重新团聚北京，并在一九八三年举家迁回改建后的东中街宿舍时，我们与这个院子已经隔绝了十六年。那时，这座红砖结构的新建六层宿舍楼，比起周围那些用预制板焊接搭盖成的简易楼房，犹如鹤立鸡群，可算是这条街上最好的建筑。 
　　如今，先是对面的两条胡同西中街与中中街相继被扩展的二环路与高耸的东环广场吞没，随后，院楼北侧的东直门牛奶厂也被京城乳业大王三元食品公司兼并。在这块已划入市中心、地价日涨的房基上，再生产牛奶显然太不合算。新东家于是毫不犹豫地拆去比我们的楼还要年轻几岁的老楼，开始兴建元嘉国际公寓。一日，路过售楼处，按捺不住好奇心，进去问了房价。热心的小姐金口中吐出的，竟是让我们倒抽一口凉气的“均价每平米一万二”。再回看我们的宿舍楼，它已如鸡立鹤群，显得那么逼仄、寒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