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在狱中的沙汀和艾芜

┃Personal History

© 马识途／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个被抛出来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人。当时沙汀是四川省文联主席，因为我是他引入文坛的，马上就牵连到他。于是我很荣幸地和沙老、省委宣传部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亚公一起，被绑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根绳索上牵了出来，点名批斗。那时因为在北京“打”出来一个“三家村”，四川这个大省似乎理应也有一个“三家村”才对头，于是我们三个人“奉命”组成一个四川的“三家村”。在我们这三个人中，照说应该以沙老担任“黑掌柜”为是，他和亚公都比我的资格老，在文艺界沙老的名望更是比我高得多。可是抛出我们的人以官本论位，因为我是西南局宣传部分管文艺的，硬封我为黑掌柜。就这样我们分别在大会小会上被七斗八斗之后，亚公被送到弯丘干校去养鸡，听说命令他“活在弯丘，死在弯丘”。他在那里做了不少传统好诗，后来出了一本诗集。我和沙老则先后被捉进昭觉寺省革委的监狱里关了起来，听人宰割，不知死活。使我惊异的是，到那里，还碰到了艾芜老。我们这些摇笔杆子的，竟然罪恶滔天到和那些当权的“大走资派”省委的书记们同罪，和他们关在一起，真是不胜惶恐之至。或者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份荣誉吧。
　　记得有一天傍晚时分，我正在那个院子里放风，在这个苍凉古寺里的大树上，有归鸦在聒噪。我突然看到沙汀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差点喊他一声：“怎么你也来了？”但是我把嘴张开，还没有出声，他便用那忧郁的眼睛望着我，却好像不认识似的把头转向一边去，我才想起，在监狱里的犯人是不准随便交谈的，我也只好对面无言，视他同陌路了。然而那真不是滋味。
　　沙汀进来时，被关在一排厢房的低矮屋子里，我则被关在上面一排正房的一间屋子里。每天打水，打饭，放风，我们都能碰面。我很想和他打招呼，可是他却总是尽量避开我，把我视同陌路，视而不见。在狱里无论做什么，都要喊报告，出门喊报告，进门喊报告，上厕所喊报告，吃饭喊报告，打水喊报告。于是一院子里成天听到在喊报告。我经常听到沙汀喊报告，简直是喊报告成瘾了。这从表面上看来，是他很守规矩，但也许是他有意而为之地开玩笑。
　　沙汀虽然表面上力求表现规矩，却没有少吃苦头。最恼火的就是背“语录”和背“老三篇”。文章相当长，很难背全背好，沙汀大概因为年龄较大，老背不好。这就是表现不忠，就得向每一间牢房里墙上的那位陪我们坐牢的老人家请罪了。他被执行请罪仪式时，因年老体弱，也不容易做得很标准的，于是被按倒在地上，又被拉起来重做，折磨个没完。有一天晚上我就听到沙汀不时倒在地上的声音，我心里既愤慨又担心。果然半夜里我听到他的隐泣声。再也没有比听一个老年人夜半隐泣令人痛心的了。
　　后来我搬到另外一排牢房，就不知道沙老的情况如何了，只是他上厕所总要从我的牢房外的土路走过去，可以看到他还走得动。当然我知道那是由他的刚强性格支撑着的。有一回我看到艾芜被看守的解放军带着出去了，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下午看到他回来后，才听说是把他和沙汀一起押到文联在大邑办的学习班批斗去了，这当然又是吃苦头的事。看艾芜虽然有些疲乏，却还是处之泰然，心平气和的神色。看沙汀从我的窗前走过去，上土路时比较吃力，却硬撑着走上去，那脸上却是愤愤然的样子，知道他出去被批斗得不轻，可惜我们除开放风时偶尔碰到，用点头表示问好，或者用眼神说话外，竟没有机会像我和艾芜一样，住在一排牢房，一同劳动种冬瓜，有机会多见面，可以从容地谈话，互相表示安慰和鼓励。
　　于是我就想写诗送给他来表达我的感情。经过几个不眠的夜晚，我终于写出了两首七律诗。
　　这两首诗写成后，却没有机会送给沙汀。直到我先他而出狱的一天，还没有想到办法交给他。我正在着急，突然看到他上厕所，从我的房前过去了。我马上喊“报告”，要求上厕所。因为我马上要出去了，有求必应，让我上厕所。看守的人一般是只站在厕所外，不进去的，于是我进厕所就有机会和沙汀细声说话了。我说我被放出去了，他为我高兴。我把抄有我写的两首诗的一片纸交到他的手里，告诉他：“我写了两首诗，送给你，作个纪念。”他马上把纸片藏进他的衣服口袋里去。我终于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向他说声“保重”，就回到我的牢房里去。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监狱里会突然碰到与沙汀齐名的四川老作家艾芜。昭觉寺监狱是“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特意为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的。艾芜、沙汀都是摇笔杆子的文人，为什么要抓来和几位省委书记、西南局领导以及他们认为的要犯关到一起？沙汀还可以说他是修正主义的四川省文联主席，算得上一个不大的走资派，而且他还硬被派为四川“三家村”的黑帮之一，把他抓来关上，勉强可说，艾芜却只是一个从北京回四川定居的作家，他有什么问题，如此看重？
　　艾芜和我关在同一排牢房里，隔我两间房。我上厕所时要从他的号子窗外经过，可以看到他坐在床上的身影。他和另外一个人关在一起。我们只有在打饭、放风时，用眼神作无言的交谈。艾老大概和我一样，自信无罪，进来以后，泰然处之，除开劳动外，就是读书。我常见他坐在床上捧着一本大部头的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真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在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文集和毛泽东选集，他倒把这里当作英语进修学校了。
　　在放风时，我总见他那么坦然地散步，无牵无挂，优哉游哉，好像一切都不在话下。几次把他和沙汀老一起拉到大邑文联学习班去批斗，回来虽然看他很疲乏，却并不显出有一点不平之气或愤懑之色，还是那么君子坦荡荡的样子。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那时常和有些和我谈话时态度恶劣的人吵起来，有时和外调的人那种逼供引供的做法对抗，一样拍起桌子来，吵得不可开交，并因受到管理员的批评而感到愤慨。看到艾老那么坦荡，我自己也有所自省：何必呢？
　　后来我留心到，他在早晚放风时，十分专心地往院子里一棵高树张望，我才发现，他原来是在早晨谛听高树枝头的小鸟在唱歌，晚上看树顶上那一抹晚霞出神。有时，我发现他望着对面高墙边一派青葱可爱的翠竹，在风中潇洒摇摆，感到很高兴的样子。我马上也有所感染似的领悟了什么道理。这不是净化自己的灵魂，在危难中寻找自我超脱的好办法吗？于是我也学他那样，想努力在大自然中寻求自适之道。我也在放风时忽然看到那萧萧风竹，那阶边摇头小草，都是有情的，与我相得。有一回，我突然发现几枝红梅翻过狱墙，好像是想翻过狱墙来看望我们似的，我惊喜不已。
　　我甚至发现站在窗外监视我的有着稚气小红脸的小战士，也不那么可恶了。似乎我身处逆境，遭受冤屈，以至拉出去批斗，所受的侮辱和虐待，也不必在意了，天下自有公道在嘛。这便是艾芜老在监狱里给予我的启示。而且我想他那种物我相得，物我相忘的境界，就是他能写出那么多感情真挚的作品的契机吧。
　　后来监狱里搞劳动，我和艾老一起种冬瓜，我对种瓜一窍不通，而艾老对于种冬瓜却颇有知识，我就听他的指导。种瓜的活儿不算重，只是担水浇地麻烦。艾老和我两个一前一后抬水。我想他的年纪大了，悄悄把桶绳抹到我这一头一些，他马上发觉了，不同意，他用严峻的眼睛望着我说：“这点活对我来说，不算重。”我只得依了他。我们种了一季下来，收获可观，收了几十个大冬瓜，有一个重达四十几斤。艾老抱不起来，却十分高兴，一个素来寡言少语的老人，竟像小孩一样，嘻嘻地笑了起来。
　　我们一块儿种瓜，叫我最开心的是，我们能够常常相聚在一起说话。我向他提出一些文学创作问题，他都谦虚地但是诚恳地尽其所知，告诉了我。总的印象，好像是作品总要落到一个“情”字上，无情不成文。“文革”以来，他受到过那么多的批判，似乎还是那么顽固地坚持他相信的人情味和人性，而且那么坦然地告诉我。
　　我对他的过去了解得并不多，是在这样的闲谈中，我才得知他南行流浪的经过。腰无分文，却勇敢地从四川步行到昆明，生计无着，又流浪到群山苍茫的滇西，给人家当小伙计，干清理牛粪的苦活儿。后来又流浪到了仰光，住在一个什么庙子里，认识了什么出家人，关系不错。后来他办刊物，参加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辗转到了上海。他在街上偶然地碰到了沙汀。其后他们一同给鲁迅写信，受到鲁迅的鼓励，明确了创作道路，坚定了创作信心。他这时参加了“左联”的活动，在什么工人子弟小学教书，被捕入狱。他说：“我平生坐了两个牢，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共产党的。坐敌人的牢，这想得到，坐自己的牢，却没有想到。”他说他是经过沙汀和任白戈托人营救，史良大律师出面辩护，才得以出狱的。他还谈到抗战中，他流落四方，从上海到桂林，回到重庆。他在“文协”坚守阵地，编刊物，写作品，和特务斗争。过着极其清贫苦寒的生活，还是坚持下来了，直到解放。他对我随意摆谈他过去的生活，他说他就是从这些生活中汲取素材和激情，才得以从事创作的。我也给他摆我过去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党生活，我的小说也是根据这些生活创作的。他认为这些生活都是文学创作极好的素材，应该把它写出来。
　　个人在逆境中，或在监狱中，大概是研究学问或写传统诗词的极好时候。这时有强烈的思想和感情冲击波，又有充分的时间推敲字句，往往可以写出思想缜密、感情激越、艺术较好的作品来。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说的“周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道理，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发愤之所为作也”。我发现在文革中或以前坐过牢的学者文人，都写出过很好的文章或诗词。艾老在监狱里不能写文学作品，他除开进修英语外，开始研究《诗经》，他认为很有心得。
　　我和艾芜老人在那个西园里，一同种过一季冬瓜，我们一块儿播种，一块儿莳苗，一块儿挑水施肥，一块儿为收获了不少的大冬瓜而高兴。那一段生活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知道艾芜老人当时也有同感。后来我们都出了狱，碰到一起，还常常怀念我们一同在西园种冬瓜的快活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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