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口述：干校琐忆.上篇

┃Personal History

© 周有光／口述

一

　　到五七干校下放的那一天，大家都带了行李。还比较优待，有大板车到你家里来帮你运行李。大家集合以后，步行去火车站，到火车站大概是晚饭的时候。没有人讲话，不仅是“牛鬼蛇神”、被斗争的对象，大家都没有笑容、没有表情、没有语言；造反派也是一样，没有表情、没有语言。大家就默默地、一声不响地走进火车站，走进车厢。车厢里全是下放的人，没有其他旅客。当然都是三等硬座，没有卧铺，没有软席。在车厢里也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等着火车开动。开动之后，要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没时间去查地图。大家都坐在车厢里，坐了有二十四个多小时。
　　到宁夏平罗的时候是清早。到了之后就下火车，已经有骡子拉的大车等在那里，是准备放行李的。我们就跟着这个骡车慢慢地走，走到目的地。大家都跟了走，一句话也没有，造反派也不说话。我们就跟着走啊，走啊，走啊，大概走了二十多里路，看不见人。最后终于看见矮矮的围墙，那就是我们要到的目的地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呢？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平罗”。我后来知道，“平罗”原来写作“平虏”。这个地方在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在是宁夏回族居住的地方，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个地方位于贺兰山一个口子上，中国的山大都是东西向的，而这座山是南北向的。贺兰山把宁夏分成两部分：西面是沙漠，东面则是比较好的土地，可以耕种。平罗就在贺兰山的东面。西面沙漠的风吹不过贺兰山，但是可以从这个山口吹过来。平罗这个地方是古代汉族与古代少数民族斗争的地方，汉族打胜了之后就把此地叫作“平虏”。但后来觉得这个意思不好的，于是改成现在的“平罗”。我想起岳飞的词“踏破贺兰山缺”，这个贺兰山“缺”，就是贺兰山的一个豁口。当然岳飞的词是文学描写，不一定具体就指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围墙，走进了围墙，就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这里面，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泥土造的，屋顶也是泥土造的。屋顶有一点斜面，斜坡不大，因为当地很少下雨。有一个条件很好，每一个房间里都有火炉。这个火炉是什么东西造的呢？不是钢铁造的，是泥巴造的。用泥巴做成砖头，叠起来，再糊泥巴，造得很好。当地人很会造这种泥巴炉子。
　　平罗的天气呢，是中午比较暖、夜里很冷。太阳一下山，天气立刻冷下来，半夜里的温度最低有零下三十几度。但是由于有煤、有火炉，我们不会有受凉的顾虑。后来才知道，平罗这个地方，是出产煤的，平罗有三个大煤矿，煤便宜得不得了。此地三个煤矿当中有一个煤矿的煤最好，质量很高。这种煤你只要用火柴一点，就点着了。这个煤国内不许卖，而是被敲成像足球大小的煤块，用塑料包包起来，全部销往日本做工业原料，这三个煤矿规模都很大，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开采的，是中央煤炭部去开采的。后来才知道，这三个煤矿都是年年亏本，亏得很厉害。
　　由于有煤，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并不冷。我们很节省煤。去煤矿运煤的时候，我们还会顺带装运一部分煤矸石，跟煤混在一起。这种石头也可以烧，火力也不小。但是这种石头烧完之后，要有人把它从炉胆里夹出来。而煤烧完了，就变成灰了，就落到炉算子里了。我在这些下放的人之中，年龄比较大，所以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烧炉子。我烧这些煤矸石，烧了以后就把它一块块弄出来，弄得很好。有一次我还受到表扬，说我烧炉子没有灭，还省了许多煤。
　　我们住的地方有电灯，这倒是出乎预料的。原来，在我们下放之前，国务院已经派了一批人去把电线接上了。这个地方原来没有电灯，这个电是哪里来的呢？宁夏有一个水力发电厂，有一座黄河上的坝——我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坝（注：应是青铜峡）。这个坝在发电，所以只要有电线引到那边，就有电灯了。所以我们有电灯，是周总理做的好事情之一。
　　还有第三桩事情，水。我们去之前，国务院已经派人去，花钱打了一口井。在宁夏这个地方打井很困难，因为打出来的井水多半都是苦的，叫苦水井。这个苦水井，牛马可以喝，人不能喝。我们运气非常好，一打就打到一口甜水井。西北地图上有许多甜水井，水都是不苦的。我们去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建造洗澡房，要造一个像游泳池一般大小的洗澡房。而且，井不在围墙里，在围墙外还相当远的地方，因此要水道引来水，我们就帮助搞自来水管子等。起初我们帮助做这些基础设施的事情。因此可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的确是算优待的，有煤、有电、有水，其他很多单位就没有这个条件。
　　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了，这个围墙里大概可以住2000人。我们同一批下放有5000多人，有一部分被分到另外一个围墙，大概还得走10里路。一个围墙叫一个“站”，另外一个围墙叫“一站”，我们这个围墙叫“二站”。这样的“站”，在这个地区有多少呢？不知道。很多个这样的“站”，又构成一个“单位”。我们这个“单位”，不知叫什么名字，有24个这样的“站”。我们的“一站”、“二站”，就是五七干校，是24个“站”当中条件最好的。这个“站”原来是“反革命分子”的劳改监狱，后来这两个“站”里的人就被赶到其他几个“站”里去了。后来才听说，这些劳改犯们很不高兴。他们说，我们辛辛苦苦搞的站，让别人来住，而我们又被赶到坏的地方去了。
　　煤是最便宜的了。煤矿有许多品质不好的煤，就堆在空旷的地方，你只要开卡车去运。运一卡车的煤——当然还得装上一部分煤矸石，给五毛钱就够了，所以煤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我听说，离我们有二三十里路，就有本地的居民。本地人的房子很有意思，四面的围墙都堆码了大块大块的煤堆——围墙就是煤，所以他们生火的原料是比较好的。

二

　　我们是1969年的冬天到的平罗，1970年的春天开始种田。1969年到了平罗之后，除了帮助建设之外，大家就是学习、表态，学习的要求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要表态，到了这里，准备一生一世待在这个地方。小组开会学习，主要就是表明这个决心。
　　在学习表态的时候，有一位叫杜松寿老革命家，也是文改会的研究员。他早期在北京大学读书，大概读了一年，就向往革命。他参加过毛泽东在湖南办的农村学习班，可以说真正是毛泽东最早的学生之一。这个学习班毕业之后，他就被派到家乡西安。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组织是在萌芽阶段，他自已因为年龄小，还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是共青团团员。当时共青团团员实际上跟党员没有分别，他被派去陕西组建共产党的组织。他做这个工作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了。他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在监牢里面待了几年，又放出来。放出来之后，他又想尽办法，找到党的关系，重新入党。后来又被逮捕，大概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过三次。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一个脱党分子，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的一切行动、思想都是跟了党走的。这时候他也是“牛鬼蛇神”，跟我们一同下平罗五七干校。在学习表态时，大家说到此生不再回本乡的时候，他就发言了。他说我从小就向往共产主义，今天才真正看到共产主义了。平罗这个地方的五七干校最好，这是我所向往的理想的地方，所以我到此地来了，当然一生一世不打算回去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都大吃一惊：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讲了这个话会不会受到严重处分呢？我们心里都为他担心。因为他几次被国民党逮捕，几次放出来，几次入党，几次被开除出党，所以他的头衔叫作“老叛徒”。奇怪，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大家都没有说话，这一次的会议就结束了。后来也没有下文了，他也没有受到处分。这件事情让我始终不解。
　　因为我们是冬天到的，所以一眼望去看不到人，全是白花花的霜，没有草，没有树，没有绿的颜色，荒凉的样子真很可怕。有一个女同志，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一直没有结婚，对革命事业一直很热心，想要入党，都没有被批准。她到了这里，看到当地的条件这么坏，就说要回去，她说死了骨头也不要撂在这个地方。结果第二天就开会斗争她。不过这个斗争会，跟在北京的斗争会很不相同。讲话开会是紧张的，可是没有人动手，也没有人用恶声骂人。经过这些学习，大家都明白了，不仅是我们这批“黑帮”，就是“造反派”，也是必须一生一世在西大滩生活下去，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归宿。
　　在五七干校，除了自身的劳动之外，还要到当地农民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许多单位开会选出二十几个政治条件好的人——许多都是党员，第一批到农民家里去，去了解了解情况。这些人到农民家去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回来。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到农民家里去的事情了。这件事情一直使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不让我们也到农民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呢？后来才知道，农民生活太苦了。当地农民主要就是养羊，也种点小麦，因为这个地方贫瘠，小麦也种不好。靠小麦不能养活人，小麦是用钱去买来的。哪里来的钱呢？养羊。养羊，放羊，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后来才懂了什么叫“滩”。滩就是一个平坦的地方，有点水，可以放羊。这样我才明白，年轻时候在上海就知道，冬天穿的皮袍子，这个白的毛皮叫作“滩皮”。为什么叫“滩皮”呢？我一直不懂，到了这个地方才懂了。这种做皮袍子的白羊皮，是西大滩生产的。不仅西大滩，这一带还有其他什么滩都能生产这样的毛皮。后来听说，这个西大滩由于生产毛皮，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比较富裕的。有一个回族的军阀——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跟共产党打仗，打败之后就逃到西大滩这一带，准备拿这个地方做根据地来反抗共产党的统治，后来被打掉了。据说，这些生产滩羊的地区原来比较富，因为“滩皮”是很值钱的。后来，不许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个人只能按规定养几只羊。因为限制比较严格，而且所有养的羊都是属于国家的，相当于牧民是由国家付工资来养羊的。这么样一来，宁夏这些产羊的地区，生活就困难起来了。老百姓的情绪不好，很不安定，山里常常有强盗出没。据说，国民党的特务常常空降到这一带。后来我们看到，一个赶羊的人赶一大群羊，身上穿一件羊皮衣，这个羊皮衣厚得不得了，是最厚、最好的羊毛。这个羊皮衣没有面子，面子是要用布做的，没有布，所以就用羊皮缝起来，很大，直接穿在身上。这件大羊皮袍子，男人穿它，女人也穿它，大人穿它，小孩也穿它，谁出去谁穿。穿得这个羊毛呵，都变黑颜色了，没法看。牧民的情况很是贫穷。
　　我们这些“黑帮”，不能跟农民接触，我们是专政对象，不能跟他们讲话。可是，其他的人不是专政对象，他们可以跟农民接触，可以跟农民讲话。我间接了解到，当地农民几乎没有几个人识字的，文化水平太低。农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自己没有机会去看，是不被允许去看的。但是听到去过的人讲，或者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人讲，当地农民吃饭不愁。为什么呢？都是国家配给他们小麦粉，外面运来的，价钱很便宜。本地人就拿这个面粉做面条。煮熟了放点盐，没有酱油。很少人家里有菜，不知道吃菜，就是开水煮面条放盐，天天就这么吃。我们去呢，带了许多蔬菜种子。我们种的圆白菜产量很高，有多余的，就送给农民。农民说，这是什么东西呀，都不知道怎么吃。他们的生活很简单。赶羊一般都是一个人赶一群，一个人在山上，天亮赶出去，天快暗了赶回来。当然不可能读书了，一天到晚都是不讲话的，连讲话的人都找不到的。思想、知识怎么能够传播呢？

三

　　整个冬天，宁夏平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死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一点光明、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过了一个冬天，春天来了，春天来得很晚，出乎预料。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春天呢？5月1日。过了5月1日，豁然开朗，原来看不见的树，看见了，长出叶子来了，绿叶子长得很快。啊呀！看到了绿叶子使人愉快高兴得不知怎么形容，就像从地狱到了天堂，一下子从冬天到了春天。当地的河流本来没有水，到了5月1日就开闸——这个闸叫青铜峡，我现在记起来了。青铜峡不仅是一个水库，还是一个发电站，我们的电就是从那里接来的。5月1日青铜峡开闸，水就流到河里，流到我们种田的小田沟里。
　　现在开始忙起来了，我们要种田了。这里种稻子要上面批准，因为水太少了，种稻子要用水灌溉。我们也种小麦，灌溉条件不好的地方就种小麦。我们种从北京带来的各种蔬菜。我先谈一谈蔬菜。带去的黄瓜种子，长出来好极了。我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吃过黄瓜，我认为北京黄瓜是最好的。北京那个有刺的黄瓜，实在是好。我们带了这个黄瓜种子到宁夏去种，种出来比北京的还要好，几乎要比北京黄瓜大一倍，看起来都不像是黄瓜了。这是我们在宁夏的蔬菜里最重要的一种东西。这里种黄瓜的条件是这样好，我没有想到。
　　好多年之后，一直到今天，我都在想：宁夏种黄瓜的条件那么好，而黄瓜在国际市场上的价钱那么贵，为什么我们不多种点黄瓜销到外国去呢？而且黄瓜不容易坏。拉丁美洲特别是厄瓜多尔，种香蕉，销到全世界，变成大的产业。香蕉销出去是困难的，因为香蕉容易烂。香蕉价钱当然不便宜，可是黄瓜在国际市场上的价钱也很贵呀。宁夏那么苦，我后来一直思考宁夏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工业有希望，农业也有希望，农业当中一项就是黄瓜。比如说吧，改革开放以后，我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我吃到黄瓜，那个黄瓜比较短，可是很好。我就问，你们这儿生产黄瓜吗？他们说，不是的，我们的黄瓜是从以色列来的。以色列在沙漠里种黄瓜，种得很好，销到欧洲许多地方。这真使人惊奇呀！以色列沙漠里面能种黄瓜，销到奥地利，销到其他地方，而且价钱很贵，一根黄瓜差不多要五毛到一块美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宁夏种黄瓜销到国外去呢？这个黄瓜就是在俄罗斯也是很贵的。这是我当时思考的问题之一。
　　我们带到宁夏去的经济作物，还有花生。在宁夏种花生完全失败。大大一斗的花生米，种出来只有小小半斗的花生米。当然要怪我们不会种，另外恐怕天然条件也不行。所以农业要因地制宜，用人工来改变自然条件，要有科学的根据。刚才讲到圆白菜，在宁夏种圆白菜，收成也是好极了。我们在宁夏种田，主要是水稻，可是宁夏是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不是土地不好，而是没有水，缺少灌溉。由于我们五七干校是中央派去的，所以有特权，可以种水稻，本地人不让种水稻。
　　种水稻，要下田，我当然也要下田。第一年，我跟大家一同种水稻，做了好多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插秧，我插秧插得不好，也很慢，可是我还是插了。赤脚踩在泥水里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经验。田里的水有点暖洋洋的，并不难受。江南的水田里有蚂蟥，钻到人的肉里是很难受的。宁夏这个地方由于冬天冷得不得了，没有蚂蟥这样的东西。而且因为干旱，宁夏传染病也很少，这是一个好条件。种了水稻以后，我们搞到了一个旧的把稻子打成米的机器。运稻子，打场，这些农活是很辛苦的。那我就推三轮车，把谷子推到机器旁边，由他们把谷子打成稻米。这个工作是打稻场上比较轻的一种工作。我们一同下放的还有一位女医生，她也是和我做同样的工作，这个是比较轻的、比较优待的工作。
　　我们吃的大米，起初是北京运去的。自己收了第一季的大米以后，就吃自己种的大米。北京就运面粉来，补充我们的不足。在当地，我们的条件是最好了：有打谷子的机器；种小麦，也有下种的机器。这在宁夏是很少的。普通农民就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所以人家很羡慕我们，说我们是国务院五七干校，也就是“国务院”。后来大家不叫我们国务院五七干校，而叫我们“国务院”。我们下田劳动的时候，都穿最破的衣服。当地人就编了一些顺口溜，有好多句，我只记得一两句，说我们“穿得破，吃得好，人人一块大手表”。这是事实，“穿得破”，因为我们下田的时候穿得破。“吃得好”，我们的确吃饱了，肉很少很少，但是蔬菜、大米、白面粉都不缺少的——这是了不起的条件了。特别是我们大家都戴了一块手表，这是引人注目的，农民哪里有手表呢！
　　到了稻子收割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白天在田里，天气挺暖和，夜里回到住处，天气还是很冷的。下田去劳动，不是劳动苦，是被蚊子和“小咬”咬得受不了。我们中午劳动的时候，蚊子很少，大概中午一过，蚊子就多起来了。很奇怪，在北京的时候，蚊子一般是天黑了出来，白天不太出来的。而那个地方呢，蚊子是白天出来的。这里蚊子是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拿手在空中一抓，可以抓到100个蚊子，你拿手在光腿上一拍，一手全是蚊子。天稍稍晚一点，蚊子还没有消失，“小咬”出来了。什么是“小咬”呢？“小咬”是种小虫，小极了，在北京不太见得到。这个“小咬”之多简直没有办法说。“小咬”是跟了风来的，一阵风来，“小咬”就像天上的雾一样来了。哎呀，这个“小咬”是千千万万，简直不计其数。“小咬如雾蚊如烟”，我做了一首诗，忘掉了，只记得一句。被这个蚊子、“小咬”咬了之后，人会受不了。所以后来我们下田一定把腿包起来，不能露出来，再怎么热也要包起来。脸要用朱罗纱、大边帽遮下。戴了大的、乡下的凉帽，用朱罗纱盖在上面，不能有缝，有缝的话，蚊子、“小咬”就钻进去了。这的确是很可怕的。不过奇怪，那么多人被咬过，没有发生疟疾一类的情况。大概是这许多“小咬”和蚊子，它们本身还没有传染到那种毛病。夜里回到住的地方，在房子里，没有“小咬”，也没有蚊子，奇怪。所以回去擦一擦澡，睡在暖的、有炉子的房间里，还是挺好的。白天和夜晚是两个世界。
　　在平罗种田，我做的最困难的就是挑秧。秧是湿漉漉的，全是水。田埂很窄，大概只有五寸宽，有的地方还不到五寸，滑得不得了。没有办法穿鞋，因为都是泥巴。你穿了鞋，这个鞋就陷在泥里，没有方法走路，一定会跌跟斗。挑秧，要从田埂上走过去，挑到插秧的地方，这一段路是非常困难的。我做这个工作大概只做了三个半天。走这个又软又滑的小田埂，要有技巧。走快了不行，否则没有踩稳，人要跌倒的，那就满身都是泥浆了，而且还会被骂。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你的脚就粘住了。所以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脚踩稳赶快往前迈，这样维持身体的平衡，不会跌倒。我呀，居然没有一次跌在田里，好些人挑秧都跌在田里。这件事情呵，我到今天还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那个时候已经是65岁了，还能挑秧，在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上走。我今天还是很得意的。
　　我也参加了种麦子，那个工作很轻，因为有机器帮忙。在平罗这个地方，要有低而平的地方，才能开辟做稻田。稍稍有一点斜坡没有关系，也不能很高，这样的地方可以种麦子。稍稍高一点的，或者是小的丘陵起伏的地方，就不能开发种田。

四

　　种完稻子之后，因为我年纪大，我被安排跟随几位女同志做比较轻松的劳动：到那些不能耕种的不毛之地去捡粪——主要是野驴粪、骆驼粪。捡粪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大地了。原来这一片大地，只有少数地方被开辟了种田——种麦子、种稻子，多数地方是没有开发，也无法开发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半沙漠，而且风很大，所以树长不起来，只有丛草，就是沙漠里一丛一丛的草。树只能生长在水沟的两旁，而且是人工种的，因为有水，长得比较好。我们经常到荒地上去捡粪，荒地上草是很少的，难得有一点草，骆驼要找草吃也不容易。
　　这一丛一丛的草主要是芨芨草。这个芨芨草非常有趣，长老了的粗的芨芨草大概有筷子这么粗，很长，至少有三米长，可能还不止，可能有一两丈长。有些草是瘦的，瘦的芨芨草像牙签这么细。我们去捡粪，走了一段就可以看到一丛芨芨草，我们就每人捡了几根芨芨草带回来。我带回来一看，这个芨芨草很有用处。芨芨草外面是一层衣包起来的，把这个衣剥掉以后，里面的部分漂亮极了，像象牙一样，颜色很好看。我牙齿不好，我的牙齿基本是真牙，从那个时候65岁到今天91岁，还是一样，只有两个牙齿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牙。这个真牙慢慢地稀了，吃东西容易嵌在牙缝里，所以一定要用牙签来剔。我带了牙签到宁夏，但质量很坏，一下子就软了，容易断。苦于没有适用的牙签，就尝试使用芨芨草。一试，效果不错，我就用它来做牙签。把皮剥了，用剪刀一剪，第一剪剪平，第二剪斜着剪，就剪出一个尖尖来了。噢，我用了以后觉得好极了，这样好的芨芨草，全世界没有，那么漂亮，像象牙一样。这个牙签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比竹子做的牙签好，因为竹子做的牙签常常有刺，会刺你的嘴。木头做的牙签放在嘴里一会儿就变软，只有这种芨芨草做的牙签最好。我做了以后，感觉到自己好像发明了一样东西似的。我自己做，自己用，也送给一些朋友用。一直到后来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我还带了一大包，现在已经用完了。
　　我当时就想，这个芨芨草是当地的一宝。这个宝贝当地用来干什么呢？当地用来造房子、造屋顶、造帘子、造席子。他们要的是比较粗的芨芨草，细的芨芨草他们不要，就当柴火烧了。我觉得太可惜了，我想如果利用这个细的芨芨草来开一个牙签加工厂，外销出去，该有多好。当地很穷，没有什么副业生产，我想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副业生产。我到今天还是这样想的。在宁夏的时候，起初我设想种黄瓜帮助宁夏发展经济，那么手工业也应当发展，那么多人空闲着没有事做，我想可以利用芨芨草做牙签。
　　去拣粪要在荒原上走。这个宁夏是贺兰山的一个缺口，也可以说是风口上。一阵风来，大得不得了，一下子来八级大风，风之大是惊人的，吹起来猛极了，可以把人都吹走了。一下子就来了，可是待了会儿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风很怪。我们去捡粪的时候，上午比较早，很冷，穿了好多衣服。要用很长的围巾，包了嘴和脖子，害怕一阵风把沙吹到嘴里去。还要戴了帽子，用绳子拴起来，不然帽子会被吹掉的，有时即使这样武装，也没有起作用。有一次，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我们只能蹲下来，闭了眼睛。这个沙像是许多冰雹一样打在我们头上、身上。等大风过去了，我们才能站起来。我发现我的帽子也没有了，围脖也没有了，都被吹掉了。

五

　　在稻田里劳动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使我很难受的事情。
　　有一个同事，叫陈光垚，他是最早提倡简化汉字的，对汉字简化做了许多研究。他下放的时候，身体已经不大好，到了五七干校，平时看起来挺好，可是经常会吐血。吐血不是一两口，而是一下吐好多血，即使这样，他照样下田劳动。有一次，他在田里劳动，离我有一段距离，我远远地看到他又吐血了。吐血之后，等一会儿他又坚持劳动。哎呀，我对他非常担心！结果，还好，一直维持到大家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但是回来大概一年不到，他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的著作没有人给他整理，因为他的儿女年纪小，而且不是搞这一行的。像这样悲惨的事情常常发生。
　　在五七干校时，有一天，忽然听到召集，要开紧急会议。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开会都是在广场，大家都坐在地上。开会是为了斗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这个人是解放军，以前是长征时的一个军官，大概是比较大的“走资派”吧。他虽然在五七干校，可是仍然被隔离起来。平时我们看不到他这个人，只听到控诉他的罪名，说他到了五七干校，还不安定，还不好好改造，还要作诗，他的诗写得又不通。什么诗呢？我只记得两句，“当年带兵十万，今日养鸡十二”。还有其他的话，我记不清楚了，反正他到了五七干校很不满意。于是就开大会斗争他。这个人的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了，后来的情况也不清楚了。
　　还有，到了五七干校我才知道，国务院直属单位下放5000余人，其中有一些是干部的子弟，这些干部子弟当中竟然有痴呆儿。比如有一个孩子，大概十五六岁，就住在我们附近。一天到晚什么也不会做，也不怎么讲话，看到炉子就说“灭了，灭了”。有些人听他这样讲，就打他。这是不应当的，他只是说“灭了”，为什么要打他呢？许多人都打他。哎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后来我才知道，痴呆这种病可能是遗传的。照道理，痴呆者的父母结婚，应当先做绝育手术，不应当生孩子，害了后一代，也害了自己。把痴呆儿带到五七干校，这个父母也很苦，天天看这个惨劲。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中国人结婚，一定要经过医生检查，凡是有严重遗传病的，可以结婚，但是要做绝育手术，不要生有毛病的第二代。
　　在种田打场的时候，我还看到另一件事情，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同事倪海曙，他的个子很大，人家以为他个子大一定力气也很大，就让他去跟另一个人一起赶马车。两匹马拉一个车，上面要堆很多东西，结果车子翻了。他一条腿受了伤，好多天都不得好。总算还好，没有变成残废，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医疗的。这件事情我心里实在觉得不舒服。

六

　　田里的工作忙了一阵，就快要到秋收的季节了。这个时候就叫我和林汉达两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一起去看守高粱地。我那个时候是六十五六岁，林汉达比我还要大好几岁呢。我们就到一个土的山冈上去看守我们种的高粱。那个地方没有稻田，只种高粱，是我们五七干校种的高粱，怕人家来偷。那个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围墙“站”里面住。这个“站”是很大的，围墙很大，像一个小的城堡一样。外面种的田，没有人看守就有人来偷。不仅是晚上来偷，白天也要偷，晚上偷的最多。我们种的稻子，成熟的时候，就被人家偷走过。半夜里，有人赶了马车，来割了好多稻子，半夜里面偷了就走。高粱地那边更荒僻，白天都有人来偷，所以让我们去看守。
　　看守有规矩：第一，不许坐下来；第二，不许站定了不动，要走来走去；第三，两个人不许聊天。我们奉命前去，第一天我们很规矩，按照这三条做，没有讲几句话。第二天我们就不太规矩了，为什么呢？没有人来看守我们，是我们看守高粱。其实，走来走去没有意思，站了一样好看守，不仅站了可以看守，坐了也可以看守。因为这个土冈比较高，一眼看下去都很清楚。所以我们走了走就停下来了，不仅停下来，还坐下来了，不仅坐下来，两个人还聊天了。所以这三条我们都没有遵守，就两个人聊天。林汉达很会讲话，肚子里的故事也很多，讲了许多笑话，非常有趣。林汉达原是教育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前他反对国民党，“反右”的时候他变成了“右派”。我问他，你怎么会变成“右派”的呢？他说，变“右派”很容易，怎么呢？他说你看我这个腿是右腿吧，我向后转就变了左腿了嘛！那个时候我向后转，就变成“右派”了。他说做“右派”不稀奇，还说“反右”的时候假如鲁迅还活着，一定是个大“右派”。他还讲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报纸上登出来有名人物的寡妇不叫寡妇，叫遗孀。他就问一个扫盲的学员，你读了这许多书，你知道什么叫“遗孀”嘛？那个扫盲的学员说，我知道，遗孀就是一种擦脸的白玉霜。他说，有白玉霜，有“遗孀”，还有“蝶霜”。
　　我们看高粱，这是最轻松的劳动，也没有看到什么人来偷高粱。高粱在那个地方长得并不好，稀稀拉拉的。一个人要穷到来偷高粱，这个人也许是穷得不得了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大概上面有指示，像林汉达和我这样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后来都不做重劳动了。到田里去种田，我并不觉得苦，困难在于田离我们住的地方，近的有10里路，远的有20里路，走过去、走回来很不方便。特别是走回来的时候，天快暗了，路上是很不平，而且人已经累了。不是一条铺好的路，地上高高低低的，等到走回来，常常冠状动脉疼。不过我还好，我走不动了，冠状动脉疼，回到住处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身体条件还是顶得住的。有人说，宁夏这个地方，虽然许多条件很不好，但是一个条件好，就是不大有传染病，比较干燥，对于健康还是好的。后来我跟别的五七干校相比，我知道这个话一点也不错。这是国务院对我们这些人的一个优待。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