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Personal History

© 庞薰琹／文

1957年

　　我搬到白堆子去住是去年的事。当我搬去后的第三天，一个早晨，要我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这位领导就拍案大骂：“你们这辈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你们全都回中央美术学院去。”我一时懵了。我冷静了一下在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这么说话？这是什么话？不惜损伤人的自尊心，何况我还是教授兼副院长。而且什么东西都已搬来了，又要大家回中央美术学院去，这样大的事，怎么能信口说出？我还没来得及回说什么，他又接着说：“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照样可以办成学院。”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听他骂。就是这位领导，在学院尚未建成，尚未抓到他手里时，他的态度非常谦恭。何以前恭后踞，如此变化？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即乘车去文化部，要求见部长。接见我的是一位姓刘的副部长，他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不在文化部，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手工业管理局邓洁（副局长）”。他把球一脚踢了回来。我受到这样的待遇非常气愤。
　　1957年1月，学校内部出版的《工艺美术参考资料》刊载了我写的《工艺美术事业中的一些问题》，等于火上加油。
　　我起先是建院筹备会主任，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副院长，曾见《人民日报》。可是学校内部开会却宣布，院长即某局长，第一副院长是新调来的搞党政工作的，第二副院长是雷圭元，我是第三副院长。我心里虽觉得像有什么问题，但并没说过什么。可是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高等学院会议却指定要院长和我去出席。
　　4月号《美术》发表了我写的《谈当前工艺美术事业中的几个问题》。
　　这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又指定要我和张光宇出席旁听。大概就在这个会议之后，民盟开会，突然吴晗给我递了一张条子，上写着：“民盟要办一个杂志《争鸣》，请你写点文章。”我并不认识吴晗，为了礼貌，对他点了点头，也就在这几天以后，文化部召开座谈会，说要百家争鸣，我本来不想讲话，可是有人指名要我讲话。我再三推辞，但推不了。
　　我讲了一些如何才能办好我国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意见，讲话以后，《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说要这篇讲话稿子，我又推辞了几次，他再三说，编辑部一定要。我只好把这次讲话内容整理成稿，标题是：《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交《人民日报》发表了，是5月12日见报的。傅雷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章。
　　可就是这篇文章，却成了我一个最大的罪状。傅雷和其他一些同情这篇文章的同志，均受到了批判。
　　我至今想不通的一件事，也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就在5月12日下午召开国画院成立大会，当我进入会场时，遇到《人民日报》那位记者，他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决不会有任何问题。”当我在中排坐下时，看到周恩来同志坐在台上，他是不是看见我，我不知道，但他高声叫我的名字，问我来了没有？我心里不安，不敢回答。他第二次又叫着我的名字，问来了没有，我只好站起身来说：“来了。”他高声说：“报上发表你的文章，我看过了。”这样，我更加不安。而他接着说：“你为什么不上台来？”我只好上台去。他指着他右手的一只座位说：“你就坐在这里”，我按他指定的位子坐下了。
　　有关部门一个接一个地致祝词。周总理回转头来问我：“你为什么不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贺词？”我不好推辞，也说了几句话，但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
　　散会时，周总理特地转过身来和我握手告别。我相信周恩来同志是真诚的。
　　我回到学校，同学们兴高釆烈地把那篇文章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随着，一场风暴开始了。
　　就是这年冬天，民盟突然召开一次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基本上都去了，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等人坐在后排，吴晗主持这个会，但是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姓罗的，一开头就拍案大骂：“你们这一帮子都是特务，流氓……”有些人也有类似发言，讲些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听，因为根本不符合事实。我离开会场，回到宿舍扑在床上哭了！我一生没有这样哭过。我母亲死后我扑在她身上哭，因为她能了解我。今天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是污蔑。我想不到有些人竟是这样不讲道理，不重事实。
　　接着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对有些人昧着良心胡捏、胡造，确实使我心寒。
　　在《人民日报》头版用黑体字宣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组织。正碰巧丘堤在医院医心脏病，平时，她不用床头的耳机，这天突然用耳机听新闻，一开始报告的就是这一条消息。从这以后，她的心脏病更加严重了，我已没有自由，不能去医院看她。我的大女儿庞壔是党员，因为我，她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下乡劳动。我的儿子庞均被撤销了他的党员预备期，患了严重的肝炎，我也无法照顾他。从此我与儿女间好像筑起了一道墙。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更是荒唐到了极点。在我搬到白堆子去不久，中央美术学院王式廓的爱人特地来告诉我，关于我的入党申请，经中央美术学院讨论通过，同意我的入党要求。可是关系转到手工业管理局后，该局个别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以手工业管理局不同意为由，取消了。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到了“反右”、“错划”时，还不是要开除出党？
　　学院成立后，郑可、张光宇、祝大年、柴扉都加入民盟，民盟也动员我加入，我想，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是盟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如何能搞好工作？所以，我想，入党的事被取消了，先加入民盟再说。想不到开始整我的却是民盟，后来还给我“留盟察看”的处分。
　　1944年在成都，丁聪多次要我加入民盟，我认为不入民盟一样可以做工作，而且以一个无党派人士做些进步工作更好些。
　　我1957年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与美协常务理事，召开第三届人代会与北京市人民代表会，主要是“反右”，不出席不行。出席就是去挨骂。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重点是批钱伟长。对我的批判，是在北京饭店，我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是想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我放弃了绘画，我有什么错？有人想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北京市人民代表会对我的批判，就算告一结束。
　　在文代会上，也是听挨骂。开了一次小会，撤销了我的职务，也就算完了。有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开万人大会，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可是这天大雨倾盆，我站在卡车上衣服尽湿，刘健庵同志脱下他的雨衣，为我披在身上，他对我的态度是好的，他是文化部派来负责搞运动的。在全国举行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时，我们的合作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宁左勿右”的人，他不是投机分子，可惜他在“反右”后不久就死了。
　　学校调来了一些人，天天对我开斗争会，拍桌子骂，又说不出个道理。这样经过了几天。我说：“这种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让我自己写材料。”大概刘健庵同意这个意见，所以这样的斗争会不开了。有一天，在校门口遇见王子诚，他说：“你教教书还是可以的。”我就记得他这句话。
　　接着，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千人大会，有些人上台揭发，有些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最后是夏衍总结，他说：“庞薰琹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我个人同意他的说法。
　　最后宣布处分决定，撤销我副院长的职务，降两级。
　　丘堤知道后，她对我说：“你今后的生活将很艰难，我不愿连累你。不久，她就死了。应协和医院之求，对她的心脏进行了病理解剖。她是1958年初死的。
　　从这以后，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理人，不写信，不与任何人来往，过着孤独的生活。我比坐牢房还苦痛，因为坐牢房还有同伴，而我，只有孤独的我！……
　　在我被批判之后，就发表了“江丰反党集团”，牵扯的人很多。一天在大会上要我揭发江丰。我说：“他三代工人，他自己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对这样一个老同志，竟然也这样打击，还有真理吗？”我在台上哭了，会也开不下去了。
　　这年大炼钢铁，我宿舍外就有几个小铁炉，把一些好好的铁器铸成了废铁。我把收藏的一些铜佛、铜钱等都卖了，对这些东西，我已经毫无兴趣。至于大种粮食，那就更可笑了。有一天，我去学校，看见办公室里最少也有百来只花盆，我问种的是什么？回答说：粮食。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能生产粮食。
　　更为奇怪的是宣传大跃进的宣传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竟叫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来画，但是，我还是认真地画了。
　　接着又要我画北京火柴匣上的一套花鸟，真想不到这些设计竟受到国内外欢迎。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被定性的“右派分子”画的。
　　在“反右”撤职后，我依然十分怀念学校，惦记学生，还时常半夜里拿了手电筒到新建教室的门外看挂在教室外的学生成绩。

1958年

　　在去年底与今年初，我从西郊白堆子迁到东郊白家庄，住在乙楼22号一间上午东晒，一间下午西晒的两小间楼房里。
　　开始东西多，两间房子塞得满满的。后来，有些家具坏了，也有送人的。庞壔分到一间房子，也搬了一些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成立了人民公社，提倡吃大锅饭，而我则仍过着孤身生活，由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我病了。
　　1957年我的医疗关系是北京医院，我因为全身发麻，医院用电疗、水疗等办法，但是还没有医完一个疗程，北京医院的医疗证就被学校校医收回了，指定我在小庄医疗站医病。可是医疗站对我说，他们那里没有医治我的病的条件。医疗站医不了病，转院、买药报销都很难。所以我根本不去学校的医务室，也不去学校。
　　有一天，庞均陪我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我们根本不认识人，碰巧挂号处给我写上了蒲大夫，蒲大夫是谁？我也不知道，先由一个女大夫问清候诊者的病情，她把我的病情问清后告诉蒲大夫。我被召进蒲大夫的诊室，有十多个大夫围坐在一只长方桌旁听他讲课，因为我的病情最特殊，我全身发麻，每天早晨十个手指自己张不开，一直麻到下嘴唇，所以他第一个就叫我。他按了脉搏，就要我到外面等着。后来那位女大夫给我一张药方，要我去买三付药。第二次去与第一次去完全一样，照样开了三付药。第三次，我们提前去，蒲大夫的诊室一个人都没有，蒲大夫从另一扇门走进来，他一见我，就招手让我一个人跟他上三楼他的休息室。他长叹了一口气，看来他知道我的情况，因为我挂号仍用自己的真名真姓。他说：“你年纪比我小，可是你像一盏没有油的油灯，火快熄灭了，医药医不了你的病。”他还举例说：“在成都、重庆、北京，都遇到类似的病人，都很快就死了。”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医疗办法？他说：“有，要靠自己。”我问什么办法？他说：“只要你做到有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你能无动于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你再活二十年也没有问题。你以后不必再来这个医院，也不必再来找我，你回去吧。”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医院看病，每天天一亮，我就去团结湖打太极拳，并开始编写汉代装饰画，我不能不工作。我有不少汉代装饰画资料，同时，我常去东风市场与西四等地去看旧书，有用的就买回来，此外，去国际书店唱片部买德国的慢唱唱片，我除了写稿以外，就听音乐。此外，我什么都不想，我不写信，不和任何人往来，所以在我的信箱中只有每天一份报。见不到我的信，邮递员也感到奇怪，他有时在路上遇见我，总是下车来和我打招呼，和我打招呼的，当时只有他。有时他告诉我：“粮店今天可以买到好米。”每月总是祝大年的小女儿给我送工资来。有时还有两个小女孩来看我，为此我总留着糖给她们吃，她们在人前也不敢和我招呼，像所有人一样装作不看见。即使和熟人对面碰着，也像从不相识一样。
　　有一次装潢系的一位女书记突然来我家，要我写一百二十种外文字体（美术字）。我写完后交给她，后来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直到文革以后，有一天，要大家去领自己的东西，在一间教室内满地都是书、纸，以及一些其他东西。我把有些书捡回来，有些东西明知是我的，也没有办法要回来。比方外币都放在一堆，哪些是我的，哪些是别人的，无法辨认，我也就不要这些东西了。一些资料，基本上找回来了。《世界美术全集》少了三本日本的，这也无所谓。我自己带到学校放在系里储藏室内的书，一本都没有找回来。一幅明代的人物画也找不回来了。我放在外面的一些油画也都不见了。后来，在一堆垃圾中找到1962年画的《鸡冠花》，虽然经过修理也已经不像原样（现由中国美术馆收藏）。想不到在一堆烂纸中竟找到了一部分当年写的外文字体，我至今还保存着。

1966年

　　春天，与刘鸿达、吴劳、白雪石、卫天霖、陈椽督去石家庄搪瓷厂，后来，祝大年也去了。我搞了一些设计。曾试制两三种，并未投入生产。
　　和老师傅姚春洪，刻版工人陈静等人搞得很熟。
　　唐山地震，我们都睡在草棚里。和工人师傅一接触，和大地一接触，我不觉得地震可怕。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把我们从石家庄叫回来，一些设计稿还受到批判。后来，画稿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不久，我、刘鸿达、陈叔亮、张仃、雷圭元、郑可、柴扉、梅健鹰、梁速征、阿老，都被送去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当时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文化界的名人几乎都在那里。工艺美院和音乐学院编在一组。开始我和雷圭元住一间房。后来，梅健鹰要和我换住房，我就和江定仙住在一起了。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是《早春二月》的音乐作者，大概当时也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马思聪也和我们在一组，他几乎一言不发，和我这个老相识也很冷淡。大概住了不到一个月，军宣队要我和柴扉、雷圭元先回来。这时，学校里已经闹开了。军宣队也进到学校了。
　　过了不久，把留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几个人都揪回来，戴上高嵋子，身上贴满了纸条，在一个晚上开了几千人的大会，其中有几个学校是来“取经”的，回去好开展斗争大会。
　　斗争会完后，当我走到大门口时，荆鹏举，改名为经风雨的学生，把我拦住了，不放我回家。我直对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回家。”他大概拦了两三次，我都坚持说，“不行，家里人会惦记我”。终于他让我回家了。可能因为我究竟是他的老师，我教过他的课。
　　再有一次中午，我从教学楼三楼下来，又是这个经风雨正从楼下上来，他说，今天要斗邓洁（原反右时手管局副局长，兼学院院长），要我去参加。我反过头来去参加斗他的会？我不能这样做。我回答说：“不去，我要回去烧饭。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他又一次放我回家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晨带一包书去学校，学校有人动员叫交书画，我想这些书对学校可能有些用处。大概共带去了近两百本书，交给学校，学校不要，要我放在系里。系里又要我放在储藏室里。后来，这些书都被偷走了。有些外文书籍等托人当做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论斤卖。也就是这个时候，有个所谓“一队红卫兵”，七八个人押我从学校走回家来，他们要我把柜子的锁都打开。就在开柜子门的一会儿，正由于柜子门挡着视线，我把韵宜从小积存下来的一点首饰装进我的衣袋，把纽扣打开，这样他们不会觉察我衣袋内有些东西。我想，家里除了这一点点东西可防度艰难之外，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在抄查衣柜时，我的一册《白描带舞》册页，就在衣柜里，我认识这个室内系的姓孙的学生，我对他说：“这本册页是我的心血，你一定要好好保存。”这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在画那本册页时耗了很大精力和心血。我十分珍惜。后来，通过军宣队，总算把这本册页要回来了。虽缺少了一些，但它是我所画白描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再给我扣上什么帽子，所以不少东西是由我自己毁去的。由于四周气氛太紧张，我忍痛把在贵州苗族记的两本日记烧了。因为旧时少数民族的族字不少用犭字旁；还有一些民歌，民族仇恨很深，都能被歪曲成为我的罪状。我老祖宗的画像，若被抄去，也会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而这些画像，还是画得不错的，笔法好，色彩也好，也毁了。
　　油画壁画《路》，因为有人曾说没有突出农民的作用，可以被说成是王明路线，还有一些人物画稿等等，不幸都毁去了。今天回想起来，我只能归之于自己思想水平太低，总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比方大串联，我认为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从第一个人进校到最后一个人离校，我每天主动去学校做清洁卫生工作，而且主动做最脏的活儿。有一天，我左手手心弄破了，细菌侵入，手心中烂了一个像五分硬币那样大小的洞，我只去朝阳医院把烂肉剪掉包扎好，还照样天天去劳动，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手烂的事。我时常头晕，还要低头拔草，我最怕了。有一次我正想喘息一下，被人看见了，就给我戴上牌子去陪斗。斗谁呢？斗吴劳和梁速征，要他们站在高凳子上，要我站在他们俩人之间的高凳子上，我原已头晕，一到高凳子上就更站不稳了。这时，我看见王建家站在我身旁，我对他说，我有心脏病。他很好，就说：“他有病，下来，下来！”我下来站稳后，他又说：“你回家去吧。”
　　谁知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却跟在我后面骂。我本来想上公共汽车，可是她们跟着不放，我只好快步向呼家楼方向走，她们还是跟在后面骂，幸而跟踪到呼家楼，没有穿过马路。她们边骂边返回去了。
　　原来的学生，还是很讲礼貌的，现在连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竟也成了这样不讲道理的人，真使人寒心。
　　有些外地来串联的学生，有的态度也很坏。有一天我在三楼走道中扫地，有一群学生围住我问：“你是不是牛鬼蛇神？”我回答说：“我不是牛鬼蛇神。”他们又问：“那你为什么扫地？”我说：“请你看一看，地上这样脏不扫行吗？”他们又问：“那为什么你一个人来扫呢？”我说：“别人不扫所以我来扫。”他们无话可说只能走开了。

1967年

　　是不是当时的年轻人都这样不讲情理？不是的。
　　这年1月1日早晨七时半，当我走上教学楼三楼楼梯边，看到一二十个年轻女学生等在那里，她们一看见了我就说：“我们等你等了半小时了。”我说：“今天是元旦，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所以我特地迟来半小时。”她们向我要扫把，要拖把，并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卫生工作我们来做。”我问她们是哪里的，她们说：“我们是浙江象山海防文工团的。”这些姑娘们真好！你们之中还有人记得这件事吗？
　　另外一件事，几个小男孩买了一些烂水果不能吃，就用来当做武器在走廊里打架玩，满地烂水果。我就把它扫干净，又用拖把拖干净。可是，停了一会又打起来了。于是，我第二次又扫干净，拖干净。这样一来，他们不再在走廊里打架了，可是回到宿舍内继续打。我拿了扫帚走进去，突然有个男孩子从我手中夺去扫帚，并对我说：“你放心，我们不再乱扔水果了。”
　　冬天，有些人从暖气片中取热水，我说这样危险。他们把水泼到楼梯上，从三楼直流到一层，就像瀑布。我说这样也不行。他们说厕所里人多，倒水不方便。我就找了一只大桶，等他们倒满了我就提桶倒进厕所。后来，竟也有人帮我抬大木桶去倒水了，并说：“等水满了我们自己去倒。”
　　我开始在走廊里扫地。原来的扫地工人看见竟说：“连扫地都不会，还教授呢！”我承认自己确实扫不好，还逐渐“认识”到，为什么过去自己没想到多研究研究扫地？
　　三楼有两个系，一个系只扫走廊的一段。几年以来，已经习以为常。四楼很少人去就没有人去扫；再有，系里有只痰盂，每天都满满的一痰盂烟头、纸片、痰、茶叶，香烟头地上到处有，因为天天开会，开会时就抽烟，烟头就往地上丢，有时还踏上几脚，几年以来都是由一个民间画师出身的教员每天早来倒痰盂、扫地、拖地板，抱暖瓶下楼去取开水，似乎都是他应该做的工作。其实这也不奇怪，其他系的几个民间艺人出身的教员也是如此。老实说，过去我也没有注意过这些问题，我不抽烟，也不喝茶，但今天一想，有些人似乎认为民间艺人出身的教师似乎理应如此，自己上班，往办公室一坐，关上门，也不知他每天在做了些什么。
　　有一天晚上下了雨，进大门处台阶下积了水，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拿了一把大竹扫帚在扫积水，来来去去的人很多，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个扫积水的战士。
　　文化大革命把道德，人品，大概都在“破四旧”时给“破”去了，人整人成了新的为人的“品德”。

1968年

　　我去一个革命组织办公室去要求参加学习，没有人理。我又提出我不能总待在院子里。有人说：“你找间空房子坐在里面就是了。”可是所有空房子都上了锁，我不得不到系的储藏室里去。可是有人又说话了：“储藏室是储藏东西的，你去干什么？”于是，我又去“革命组织”要求去张振仕、卫天霖等那里一起学习，他们在一间大教室里，有人说：“你自己愿去就去。”当我一进这个大教室，卫天霖就对我说：“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这里的都是汉奸。”我想，什么汉奸不汉奸，年老的知识分子，谁头上不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于是我说：“你们这里很好，我就和你们在一起。”这样，我总算有个暂时的落脚之处了。
　　他们学习，我也学习。那时似乎只能看毛主席著作，我就编了四本语录：《毛主席论文艺》、《毛主席论教育》、《毛主席论党》、《毛主席论群众路线》。他们学习，我编写。他们去劳动，我也跟去劳动。
　　后来，大概觉得东一摊，西一摊，难于管理，于是，就把所有的“牛鬼蛇神”集中一起，规定都住在劳改队内（即“牛棚”）。每天一早是扫地，扫了地排队进食堂买早点，买了早点再排队回劳改队吃早饭，吃了早饭再排队到毛主席像前去早请示。第一天，刘鸿达同志在匆忙中忘记带小红书，当场不容分说就在毛主席像前被打了两个耳光。他六十多了，是长征干部，待人接物很有水平，运动一来逼他揭发教职员罪行，他把一切只往自己一人身上揽，总说“我是第一把手，一切错误归于我”，我见到这样一个党的好干部，竟遭此折磨，我那时真是百感交集！
　　最后，要每人背一段语录，轮到我，我不禁脱口而出：“不能光听宣言，要看行动。”这位打刘鸿达耳光的“小将”，看了我一眼，一言未发。一回到劳改队，他就第一个找我“训话”，问：“你背那段语录是什么意思？”我说：“只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当时我以为大概也要挨两下耳光了，可是万万想不到他却一言不发，转身走了。
　　我对搞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毫无意义的形式，越来越反感。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就只劳动，人家不愿干的我干。有一天，我肩上扛了一根又粗又重又长的木材往校门外走，有三四个学生看见了，一声不响地走过来，把我肩上扛的木材接过去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很有感触，心想，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感情。

1969年

　　就在1969年年初，有同学对我说：“要解放你了，你写个材料。”我没有写。几次催，我说用不到写，我能讲，他们同意了。在一间教室内满满一屋子人，我站着说我的一生。有一位女学生会速记，由她做记录，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给我做结论，说我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同意解放我。已经快到了旧历年了，是罗无逸帮我把行李搬回家的。我
　　开家门，房子里没有人，满屋子灰尘，房子里也没有生火，冷得很。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从何着手。这时，听得房门钥匙开门的声音，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得又薄又脏的小女孩，我一看，是小绮。她两只小手冻得又红又胖，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孩子看见我回家了，扑上来抱住我，露出了笑容。
　　就是她，当我在劳改队劳改时，她几乎每星期都来看我，给我送衣送粮票。好像当时只给我发三十元一个月，军宣队一位同志说：“这对你是优待。”我给家里十五元，自己留五元作医药费，实际我留着作机动。也就是小绮，有一次竟进入劳改队，她站在门口，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我一阵辛酸流了泪。在旁边的几个同队人，也同样流下了眼泪。谁无子女？谁无家？
　　那时，韵宜也被留住剧团还没有“解放”。有时孩子去看她，也不让见。她眼看孩子在门口，而被逼不许见面。她吃的苦比我多。她是67年底，“文艺界二次大乱”时被“专政”于“牛棚”的。在此之前，我还可以回家住，她也回家住，我怕她受不了，过不了这一关。有时末班车都过去了，她还没有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站在马路上等她，等啊，等啊！直等到她回家。
　　在旧历年过去不久，她也被“解放”回来了。一家三口又重聚了。
　　学校的劳改队，后来另定了名称，但是我总是记不住这个新名称，仍叫劳改队。我认为换了好听一点的名称，还是劳改。
　　有一件事直到现在（1984年）我还没有搞清楚。同学在解放后的会上不单宣布我只是“世界观的问题”，而且还告诉我有哪些诬告的言论是谁提供的，捏造的。有一张我于1939年随便画的一幅画，竟被说成是“侮辱1948年的共产党”，这难道不使人寒心吗？更想不到解放我的第二天，又宣布重新为我戴上“右派”帽子。据说，就在解放我出劳改队的那天夜里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上做出这个决定的。
　　韵宜为这事，请教了许多老同志，都说“重戴右派帽子，无此前例”，“中央也没有这种规定”，她多次到学校去找工宣队问为什么，不久，重开了一次会，在会上又宣布重戴右派帽子的决定作废。所以有人说：“说你是狗就是狗。”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革去了革命优良传统的命，革去了文化传统，革去了实事求是的命。

1969～1970年

　　学校下乡去清理“五一六”之前，装潢系正式提出要我离开北京去外地投亲靠友。我能到哪里去？家乡的房子早在抗美援朝时期捐献了，我全家都在北京，我能到什么地方去投亲靠友？
　　1970年初，在他们下乡出发之前，决定不要我下去，留在北京。这时，把我叫出去走进一间教室，有一个军宣队和同学周大中要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字，什么文件？他们读给我听，最后结论如下：
　　“庞薰琹在反右以后，以写讲稿为名，以古讽今。”我说，请你们斟酌一下，你们所做的结论还不如同学对我所做的决定。军宣队志问他们怎么决定？我说，请你们自己去查査看。他们翻出了当时的记录，不言语了。可是接着说：“此人不适合再搞教学工作。”此时周大中讲话了：“你不愿意签字就不要签。”我认为周大中这个态度还是好的。这时我已想到“不适合再搞教学工作”是为下一步的迫害伏下一笔。
　　那个同志还说“你有一点错就承认一点”，我说：“一点没有。”他又提出“不适合做教学工作，你承认不承认”？我没有回答。
　　1970年，韵宜随北京市文艺团体下到团河农场劳动一年。一个月回来四天，家中事全由我承担。一间房子也被封条封了，西晒的房间小，我患湿疹病，两条腿生满了水泡，不敢去医院看病，只用买来的药膏敷，苦不堪言，达数月之久。

1971年

　　留校教师很少，只有柴扉、俞致贞和我，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有病的学生。干部有人事处的一个，还有一个都叫她部长的女干部，什么部长我不知道，学校当时的官名多得很。工人有老王，老杨，一个瓦工，一个搞食堂的组成留守处，负责人是丛树章等，我每天到传达室跟他们一道学习，只读读报，很少人发言。
　　有时，叫我和柴扉上楼去整理旧报纸等等，拿去卖。
　　就在这一年，把扣留的工资发还了，很少的一点点银行存款也发还了。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不敢领全薪，每月只领不到一百元。后来一段时间，硬性规定只发最低生活费，再以后，才又领不到一百元。这一个时期，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什么都不敢买，若买十元左右的衣物，不到月底，就要向同住的柳家去借。还要从两个人的收入中资助亲属，所以，每天买两角钱的肉馅是好的，大约有三年多时间，每月被扣的钱也还给我了，我似乎从来没有过三四千元，我给孩子们、孙子，各分几百元外，去百货大楼以八十元买了一条毛毯，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只半导体和一只小闹钟。那条毛毯至今成为我的一件贵重的东西。
　　我在1962年以三百元买了一只收音机，由于半导体的发明，它已成为一件废品。从此事可以看到科学方面在这二十年中的进步。当初我国制造硅，只落后人家一年，现在由于半导体已应用到电视、电子计算机等等。我们这些年来不断地搞运动，又不与别国在科学文化技术方面交流，因此，我们大大落后了。

1972年

　　1月1日，发给我和柴扉两人退休证。尽管我再三表示我离不开学校，舍不得同学，而留守处负责人一逼再逼，还逼家属，我流着泪在规定的一张纸上写了“只能照办”。
　　从此，我就算退休人员了。可是当时学校下放未回，又无党委和正规的院领导组织。我此后每月工资扣30%，到呼家楼办事处去领70%的退休金。反右后，我被降了两级，成为四级，我是按四级教授的待遇去领退休金的。就在当时，其他艺术院校还没有动，我们的退休措施走得最快，还说是“光荣”退休，拿的不是绿皮本本而是红色证件。事实如何呢？
　　4月30日，白家庄家属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有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有本区的民警，出席者大约有二三十人，多数是妇女，主持会的一个中年妇女一开口就说：“明天是‘五一’劳动节，你们这些人不许乱说乱动……”我一听觉得不对头，接着这位负责人又说：“开会以后，你们要把周围扫一扫。”此外，还讲了一篇似通不通的大道理。我越听越觉不对头，可是那民警竟然点名要我表态，我表什么态？我说：“我虽已退休，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一定把应做的工作做好。”
　　开完会，我就去学校找留守的同志，请他收回“光荣退休”的退休证。我还问要我去参加“五类分子”的会，而且要我个人在这个会上表态，这是根据什么政策？我拒绝去扫地，因为我并不是“五类分子”，也不是“四类分子”。后来留守人员表示是退休，他们没有交待清楚，他去街道再讲一下。
　　我在白家庄住了足足二十年，上午朝东的房子不能工作，下午朝西的房子不能久坐，而两间房子只有十四米左右，两个人同时转身都困难。有天偶然谈到房子，工作时有困难，那位留守人员板起脸厉声问：“你们还想住什么好房子？”
　　我从1月1日退休，1月2日就拿起画笔画油画了。我从1949年到1972年的二十三年中，只画过五幅小油画，是不是我爱画小油画？不是。因为在我的房间里，找不出比两米大的空地，我只能把画布框子靠在一只椅子上，人坐在一只矮小的板凳上来画；是不是我爱画花？也不是，我想画人，谁敢理睬我让我画？我想画风景，我的处境和经济不允许我去游山玩水。只有花，有些好心人采些野花送我，我还在垃圾箱中捡些人家不要的花，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我相信生活总会逐渐美好起来的。我既然画画，总希望看我画的人感受到一点美感。我曾写过：

　　画，既然画在画布上，
　　就是让你看的。
　　我，中国人，
　　活在二十世纪，
　　尽管一时乌云遮住太阳，
　　我被迫离开课堂，艺坛，
　　我想安静，
　　想寻美，
　　想寻些劳动后的乐趣，
　　也想让你看见一点美，
　　感到生活中仍有一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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