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江西干校

┃Personal History

© 冯其庸／口述
© 宋本蓉／整理

　　1970年3月，我们就到江西干校去了。我到江西去以前，把别人不要的书都买回来，装在大箱子里。我钉了九个大木箱，一张床那样大的木箱子，为什么要这么大呢？一个是存放的书多，再有一个呢，人家轻易搬不动。我把我所有的书都放在箱子里，然后用特别长的钉子，死死地钉死了，轻易拉不开。因为我要离开北京了，家里没有人了，我把箱子都钉死了，别人要拿拿不着了。
　　1969年年底，文化大革命慢慢地趋于低潮了，许多老教授对文化大革命是怨恨至极，很多人把书都卖掉了。我住的张自忠路，有三栋红楼，这是教授们住的地方，红一楼跟红二楼之间有一个很宽的广场。这个
　　广场上堆了不少人的书，他们都不要书了，说以后再也不要书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挨整了嘛。我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能不要书。所以我就下决心，我把所有研究有关的文史哲的书，包括政治的书，能买的我统统买回来。
　　我说不可能连文化都不要了，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文化，如果真是像林彪说的要打仗了，炸弹来了，那是大家的事，我这书也算不了什么了；如果不打仗，如果有一天我能回来，打开这些箱子，我还要读书，还要研究，还要用这些书。
　　我爱人夏老师在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教课，她没有下放。她是白天去上班，晚上还能回来。两个孩子还很小，由她来照顾。但是白天孩子就没有人管了，所以孩子们读书受到了影响。
　　我们从北京出发，北京还是寒冷的冬天，过了长江，就已经是春天了，尤其是一进入江西省，桃花梨花都已经开了，满眼都是黄色的菜花，一片春色，心情也比以前好得多，觉得毕竟还是开阔了嘛。
　　我们干校的基地在余江，就是闹血吸虫病那个地方。本来的安排是过了鹰潭，到刘家站下车，然后就到李下基村，但是我们到了刘家站当天就得到通知，不到干校，直接到南昌。南昌在疏浚八一湖，八一湖的湖底淤塞了很多泥土，要疏浚，要我们这些人到南昌去挖八一湖湖底的泥。所以我们没有在刘家站下车，学校的一批人先把我们的行李送到干校去了，我们直接到南昌八一湖去干活。下火车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大雨，真正是暴雨。我们事先都有准备，知道南方雨多，都带了雨衣了。
　　因为我一直在农村劳动惯了，不怕劳动，所以我就负责拉塘泥车。把湖底挖出来的淤泥都装在车里，拉到堆放淤泥的地方。当时我也干得动，我才四十多一点嘛。车当然很重，但是因为有四个轮子，一滚动以后重量就减轻了。启动的时候很重，要几个人帮着推动以后才能拉得动。
　　那时候礼拜天也还是休息的。我利用休息时间去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和周围的一些名胜。滕王阁早已经废掉了，老百姓说，赣江的江边就是滕王阁的遗址。我找到那个地方，有一个滕王阁小学，为什么叫滕王阁小学？就是因为起在滕王阁的遗址上了，所以叫滕王阁小学。
　　我们在南昌干了大概十来天的活，完了以后，我们就到余江，到了李下基村。村子里都是矮房子，就像是解放军的军营一样。还是继续文化大革命，还要批斗，隔一段时间就要开批斗会，我，还有一些同志都是被批斗的对象。
　　我们在干校不准读书，除了《毛泽东选集》，有关这类的书才可以读。有一次，一位同事把带去的书拿出来晾，放在外面晒了，因为江西潮湿，雨水多，书都湿了。其中有一部《红楼梦》，被其他同志看到了，就马上举报，就批判，当时是“左”到这种程度了。
　　在干校的时候，死了三个人。有一位同志趁中午大家午休的时候，到我们干校的木工房，木工房有电锯，他就去把电锯开了，把脑袋往电锯上面一撞，一下把头切开了。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以后，心里都难受得不得了，明明知道他是一个无辜的好同志，却这样用惨烈的手段把自己弄死了。
　　还有两位同志呢，因为江西天气太热，就到池塘里去洗澡，结果一不小心滑到池塘中心去了，他们不会游泳，夏天中午没有人管，就淹死在里面了。也有人说，他们两个不是淹死的，是自杀的。
　　当时我们一起挨批斗的有两位是从香港回来的，因为1949年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中国终于站起来了，都仰慕共产党，很多人都回来了。从香港回来的两位，跟我也很熟，关系都挺好。当时也是，只要是境外回来的，就把你定为特务，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直挨批斗。后来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这两位就回香港去了，他们本来在香港有自己的事业，因为仰慕共产党，把香港的事业交托给别人了。他们本来也是做学问的，自己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教书，没有想到碰到这样一场大灾。总算是最后给他们平反了，他们觉得太受冤了，十年时间耽误了，就回香港去了。我后来去美国经过香港的时候，他们都来接待我，回忆当年在干校的共同生活，大家都感叹不已。
　　我们干校买了一些山地种茶树，每年春秋两季要采茶。采茶本身是轻活儿，两只手摘茶叶。但是我干的不是那个，主要因为我能干农活，给我分配的任务就是挑茶叶。茶叶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一篓一篓的茶叶采好以后，要把它挑回去，路上不能停在有泥土的地上。因为茶叶最善于吸收别的味道，如果把两篓茶叶往地上一放，这底下一层就带有泥土味了，就不能用来做茶了。
　　我有时候也去采茶。采茶的时候，背上有个背篓，采完以后都往背篓里扔。两只手采，关键是不能用指甲掐，一掐这个茶叶就没用了，指甲的味道就被吸收进去了，只能用手指头肉的一面，很快地拔。采下来往篓子里放，放满以后，倒到大篓子里，大篓子是架起来的。倒满了以后，就由我挑回家，每一担大概有一百斤。我一直要挑到干校的茶厂，茶厂有一个专门晾茶的房子，那个地皮是专门做的，不染任何味道的，茶叶放进去不会受影响。
　　大学教授谁干过活？一般都不会干活。我是从小就干活，我会挑担子，而且我能换肩。茶叶是在高处的，要走好几里山路呢。大家都知道我会挑担子，会换肩，我就负责挑担。我那时候身体好，可以挑一百多斤。我先在右边肩上挑，右肩累了，压得疼了，我能够不着地、肩膀一耸换到左边肩膀上再走，走一段时间，左肩总归要差一点，走的时间不能那么长，右肩稍微得到缓松以后，再一耸过来就换到右肩上，这样几里山路下来，左肩右肩，右肩左肩这么不断换，挑到茶厂，倒在茶厂晾茶的地上，然后再回去挑茶。
　　三年时间，我们一直在自己种茶，年年春秋两季，采好茶我们自己炒。茶叶从山上采下来以后要铺在地上晾，让它的水气跑掉一部分，等到晾一段时间才拿到锅上炒。茶农炒茶的时候，最后是不用工具的，用手。手洗干净以后，在烧得很热的铁锅里，放了茶叶炒。炒茶的茶农的手啊，特别有经验，很热的锅，他用手这么弄，就把茶叶弄好了，我们自己也照这个办法炒茶。
　　我懂得了茶的好坏，虽然比起那些专门品茶的专家来，那是差得太远了。他们是太不容易了，一个是舌头的敏感是天生的，这个我们到不了；另外他要鉴别的多，几十种茶叶放在那里，不给他看茶叶，他一尝味道就知道是哪里的茶，是什么品种。但是从我自己的生活上来讲，一般的茶叶的好坏，到嘴里马上就能感受出来了。
　　我们在李下基的住房旁边，有一口古井，还有一棵老的茶树，自生的，品种非常好，就在我们住房的墙边，所以这就等于归我们了。我们一排房子十几个同志住在那里，每到春天，清明前，我们采下茶叶，自己炒出来，十来个人吧，每个人可以喝几杯。过了一段时间，又长新芽了，再采一点，再炒了喝。用我们旁边那口古井的水，那个水特别好，醇厚。
　　真正品茶的学问，也是无穷无尽的，嘴上要感觉灵敏，茶叶要好，光茶叶好还不行，还要水质好，味道才能出来。还有一个呢，烹的时间也有关系。碧螺春的味道是嫩和浓，也不完全是浓，因为茶叶放得多就浓，最重要的是非常嫩，鲜嫩。龙井呢，现在铺天盖地，到处都是龙井，杭州出的茶叶都压成龙井的造型，扁平的，就算龙井了，喝到嘴上完全不一样。真正的龙井呢，喝到嘴里味道正宗，我都无法形容，再一个就是有回味，喝完以后啊，开始涩，微苦，但是这个苦不是让人不舒服的苦，觉得有味道，在舌尖上，然后又会发甜，嘴上微微发甜，这才是真正的好龙井。品茶也要有经验，没有经验，味觉不好，就弄不清楚。
　　唐代、宋代的喝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喝茶是明清以后的喝法了。宋代的茶，《水浒传》里讲到王婆卖茶，西门庆来点茶，有许多名称，这是加调料了，这是一种喝法。宋代人的茶碗，是漆黑的釉。为什么用黑的釉呢？因为宋代人煮的茶，要加调料，加乳白色的调料，放在漆黑的碗里，就像现在喝牛奶一样，洁白的，很漂亮，所以它要用黑的茶碗，这是一种喝法。另外一种喝法，像黄山谷诗、苏东坡诗里讲到的，已经带有我们后来的冲茶的方法了。冲茶的时候，水冲下去看到出来一个个的气泡，他们用这种气泡来验证茶叶的好坏，可见它已经是冲茶的一种方式了。
　　干校还有一个活儿是打石头。什么叫打石头呢？江西余江那一带的山是红颜色的沉积岩，质地比较松，它不像花岗岩那样坚硬，但是实际上也是石头，还是很硬的。当地有一种副业，就是开山采石头，把它打成一块块的四方的石头，作为建筑材料卖。我们第二个任务就是学打石头，当地的师傅带一个打石头的徒弟要三年，其实这个活儿并不困难，主要是要有力气。打石头的这个锤，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铁锤，这个锤是圆的。打石头当然有技巧，我们就学，很快，三个月不到，大家都学会了。
　　打石头也很有意思。一块四方的比咱们吃饭的桌子还要大一点的石头，四周开大概是10厘米宽的沟，石头多厚就开多深。一块石头要在中心挖个圆孔，圆孔的深度跟边上的沟一样深，然后在圆孔里四面要打四根铁钎子。人可以站在这块石头上，没有关系。这四根铁针安装好了，就用另外一个长把的锤子打，均匀地打，这根上打一下，这根上打一下，这根上打一下，这根上再打一下，打得不能太猛，四根钎子用力要均衡，打完以后人站在石头上，石头就会蹦起来，整个一块四方的石头，底下齐齐地就跳出来了。然后在它上面打线打眼，打竖的、横的线，分成32块石头。打好线以后，再用这个钎子在线上打眼，竖线上打几个眼，横线上打几个眼。打完以后，钎子插好了，只要你用锤子轻轻地敲几下，一块一块石头就下来了，一块块就分开了，然后把石头搬出去，搬到另外一个工地做加工。
　　加工有几种，先把刚切下来的石头弄平弄齐，稍微修一修，那个容易。然后在边上打一个边，中间让它稍微鼓出来一点，背后也让它稍微鼓出来点，这种叫蘑菇型。还有一种呢，开完这个边以后，打一条一条的斜线，也是装饰吧，那是斜线型。还有一种是打点子，一点一点一点，是雨点型。加工完了就是商品了，就可以卖到外地去。我后来到上海去，看到外滩许多用石头砌的墙，是蘑菇型的石头，当然那个石头不是我们江西的红石，但是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经过这段时间，打石头这种活儿我也学会了，加工的活儿也学会了，至于把石头抬上去那是小事情，只要有力气。
　　但是不幸的是，我在打石头的过程中，不小心一锤就打在右手的大拇指上，手指底下是铁钎，当时这个手指甲就被打开了，打裂了，疼得人都晕过去了，那出了大事了。当时我们干校医务所的医生，一看我出了这个事情，立刻给我打青霉素。我在干校虽然一直被批斗，但是大家对我特别同情、理解。当时条件很困难，青霉素很少的，但是干校的医生担心我，要是化脓了就麻烦了，就要锯掉这个手指，所以他每天给我打两次青霉素。由于干校的医生的爱护，终于没有发炎，没有化脓，慢慢地，这个打碎了裂开了的手指甲慢慢又长起来了，老指甲已经坏了，但是新的指甲慢慢地长出来往前推，往上长，经过好几个月，就恢复好了。
　　还有一个活儿是种水稻。江西是南方，除了山岗以外，就是水稻地。我们干校还有一批水稻地。我是南方人，从小在家干活的，水稻地里的活我全能，所以我就带着他们种水稻。从育秧、拔秧、插秧，整个稻田里的工程，我都带着他们一起干。开始他们不懂，都是教授，大部分人不熟悉水稻地的工程，种水稻看起来好像是很粗的农活，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技巧的。
　　撒的种谷就得挑选，种谷怎么挑选出来呢？就是稻子完全成熟了，在收割以前，到地里去挑，看那稻子长得好的，哪一穗长得特别饱满、特别多、特别丰满，就摘下来，如果地多就摘得多。摘下来以后，等到第二年拿下来一粒一粒脱粒以后做稻种。
　　育秧，要先做秧田。秧田是泥水地，上面要有薄薄的一层水，底下都是很稀烂的泥浆，然后把谷种均匀地撒在地里。过了一段时间，秧苗慢慢地长出来。秧苗长到大约20厘米这么高吧，就开始拔秧。
　　拔秧也是，看起来是很轻的活，两只手拔，其实是很累的。有个小凳，就像咱们北方的马扎一样，就是一个小板凳，叫秧凳。坐在秧凳上，两只手拔秧苗。不会拔的人，拔下来乱糟糟的；会拔的，两只手不断拔，拔到手里都满了，满了以后两股交叉地放，拿稻草拴成一把。有个拴秧的结，叫秧结，转两圈一拉，就拴紧了，就是一把秧。
　　一块田，直行的，一行一行地，隔一段放一把。下地插秧的人要一边插一边往后退。插秧的时候是蹲着的，一只手拿起秧把来，把拴好的两股秧这么一抽，抽出一股来，用左手肘压在左膝盖上，左手手里拿着抽出来的单股秧，右手从左手拿三支秧苗，插到泥浆地里。会拔秧的人，一把秧到了插秧的人手里，一摊开来，就像一个扇面，像一层卷好的东西一样，插秧的人拿了三支或四支，就一下一下往地里插。
　　右脚外面插两棵，两只脚中间插两棵，左脚外面两棵，插完以后再拿。不断地插，人不断地往后退。插完以后，你站起来看，老百姓叫“六条绳”，就是六棵秧竖看要笔直的，像六条绳子，这是有经验和技巧的。其实奥妙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你要体力好，不要老站起来休息，因为弯着腰很累，你一站起来，一休息啊，再第二次插，那个地方就有个痕迹；还有个秘诀呢，右腿从泥地里拔出来往后退的时候，不能完全拔出来，只能齐着这个水稻地，平平地往后移，笔直地往后移，左腿没关系。右腿是一个准线，右腿只能轻轻地笔直地往后移，脚不能弯。左脚可以拔出来，往后退，然后赶快再插。他们一看我做农活很在行，所以农忙季节，我就带着大家起干这些活。
　　除了这些活儿外，江西余江那一带产木材，有一些很好的做家具的材料，老百姓称黄栎子、红栎子，实际上是黄颜色的硬木，红颜色的硬木，都像楠木一样。大家农闲了，就开始做木工，我也跟大家一起做木工。我特别喜欢这两种材料，黄栎子和红栎子有各种各样深深浅浅的纹理，打光了以后漂亮极了。我做了不少做木工用的刨子，越做越精，长刨、短刨，我做了好多，还有挖沟的、挖槽的线刨我都做了。同事看我做得好，都拿了木头叫我做，我也没有什么事，就给他们做。
　　有一个线刨，我还用刀在上面刻了一幅山水。因为余江那里远处有三座山峰，都壁立在那里，漂亮得很，我就把它刻在那个线刨上了，还用刀在木头上刻了字，“愿借余江三片石，来做他年梦里人”。我做的这些刨子带回来以后，我那时候住在张自忠路，我隔壁就是张正宇老先生的住宅，他是有名的工艺美术专家，真正了不起的书画大家。他有一次看到我这个刨子，就说你这个刨子太漂亮了，借给我挂几天。他就拿到自己的画室里，挂在墙上，他老夸，说你的工艺水平很高。这个刨子是黄颜色的，两个推手有点弧形，中间是刨子的身子，中间高起来，往下面微微的有点斜坡，造型是很好看。这个刨子现在还在，我老家的学术馆拿去陈列了。
　　1971年9月13日，就是林彪“九一三事件”，林彪在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开始干校里是小道消息秘密流传的，后来正式公布了。当时这个事情一出来，一般的反应都是很高兴，觉得林彪自己走到了末路了，没有多加分析。但是我当时有许多想法，但这许多想法都不敢说，因为一说又是不得了的事。
　　我从林彪事件上，感觉到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为什么呢？林彪是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的，而且是大家都称林副统帅，不能叫林彪的。林副统帅，副统帅，正统帅是谁啊？那当然是毛泽东。而且林彪的地位是被当时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进去了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个党的党章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不可能涉及个人谁来接班这一类的事情，可是那一次的党章重修以后，明确地写了的，林彪是接班人，都写到党章里去了。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四人帮”上台以后，江青就口口声声“奉了林副统帅的命令”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所以“四人帮”和林彪是合在一起的。大家现在都知道“四人帮”，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实际上光凭这四个人怎么行呢？首先是林彪，因为江青到处都是打着林彪的旗号出去的。所以，如果林彪始终是这个地位，“四人帮”是不容易垮台的。“四人帮”四个人哪一个人掌握军权了？没有一个人掌握军权的，没有军权怎么建立自己的统治力量？毛泽东不是一直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枪杆子，怎么出政权？当时掌握军权的就是林彪。所以江青他们四个人能够横行无忌。
　　中央的内部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突如其来冒出来林彪乘飞机出逃，到了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掉下来了，飞机烧毁了，人死了。林彪事件完全是意外事件，其具体情况，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这说明“四人帮”上层发生矛盾了。
　　我当时分析，中国政局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了。为什么呢？“四人帮”没有军事靠山了。当时中央的许多老一辈的都被打倒了，有的虽然没有死，但是已经没有军权了。军权本来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然后称林彪为林副统帅，林彪掌握了军权，所以林彪下过第一号备战命令。现在忽然间林彪垮台了，就意味着“四人帮”没有军队了。当时叶帅、邓小平还在，但是都被打倒了，但是叶帅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的威信还在啊。我分析，林彪一垮台，“四人帮”快不行了，不会有太长的时间了。
　　我在干校还是受了数不清次数的批判，但实际上已经是摆摆样子了。我在干校真正的收获，一是我借假日调查游历了不少地方；二是我学会了采茶、挑茶、打石头、做木工，虽然后来我不干了，但是我都懂得这个道理了。三年干校，别人都觉得是浪费了，都是做苦力，我自己觉得，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我觉得如果不是干校的这个环境、条件，我不可能走那么多地方，增加那么多新的知识。以后我能正常做学术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坚持调查。因为坚持调查，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我觉得干校对我来说，收获真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干校跟别人不同，除了照样挨批斗、照样劳动以外，我是大开眼界，学习了许多历史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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