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廉云：椅子胡同4号

┃Personal History

© 张廉云／文

　　我的父亲张自忠（1891～1940）是一位军人。我从出生起，便和母亲李敏慧一道过着漂泊不定的随军生活。1930年我们来到北京，先后住过司法部街后身、兵马司和府右街崇善里。椅子胡同4号，是我家在北京的最后一所住处。

椅子胡同4号

　　1935年初春，在母亲的主持下，买了府右街椅子胡同4号一座大宅院。这所房子原来的主人姓徐，是北洋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因家道中落，他的后人将房子卖掉。
　　“买新房子了，我们要搬家了！”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听到这个消息高极了。我随母亲去看房子。一进门，眼前是个好大的院落，可是所有的房子都破旧不堪，许多房子门前，还摆着一只小煤球炉子，旁边堆满炉灰，一片衰败景象。大人告诉我，这个大家庭弟兄几人已分灶另过，生活也已相当破落了。我想起过去大人们在闲谈时常常说起，某些官宦大贾人家的不肖子弟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直至变卖家产、片瓦无存的事情，心中出现一些模糊的阴影。这个院子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直到现在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和管事的人找来了木厂子的刘掌柜，精心商议和安排对大院进行大修。此时正值初春季节，院子里的树绿了，花也开了，有梨花、桃花、海棠、丁香，加上满院子忙忙碌碌的工人，一派兴旺景象。一年后，我们又买下东邻的一片宅子，拆去旧房重建后，与椅子胡同4号连成一体，成了东院和东客厅。
　　1935年初夏，我们搬进了新家。
　　当年府右街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从枣林大院开始，路就向东边弯；由盔头作到西红门已形成了半圆的路，从椅子胡同路口到府右街马路有一大片空地，我们习惯把它叫做“小岛”。岛上有一个高建筑，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个工厂，最近经友人指点，才知它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是清朝末年修建的西苑电灯公所。椅子胡同是条丁字形的小短胡同，从中间的横胡同往北可通到光明殿。我们的新家在胡同最西头，路南，大栅栏门，是个“倒座儿”院。整个宅子占地十余亩，房屋百间。大小院子有七八个，正式住房六七十间。一进大门的两间小西屋是传达室，往南走，东首的二门才是正式的大门，门旁有两块上马石。门楼和对面的影壁都刻有精细的砖雕。西院、正院和东院是三个并排的内院，院中都有环形走廊，还有西、中、东三个客厅。
　　正院有七间北房，中间三大间，两明一暗，东西各有耳房兩间。父亲和母亲住在东边，我和廉瑜（张自忠之弟张自明的女儿）住西边。哥哥廉珍、嫂嫂田德芳和孩子们住西院。叔叔张自明一家住东院。
　　正院是我们一家活动的中心。我们在院中种了四棵槐树，南面有一个很精致的垂花二门，夏天全家常在这里吃饭。穿过垂花二门是中客厅，客厅门前是一面山石，还有几条箭石。和中客厅并排的是西客厅。西客厅前面是一个大花园，有一片草地，种了一些花木；有一座很大的假山，可以攀登；穿过山洞是亭子和荷花池，接着又是一个小土山，山上建有草亭。再过去又是一个小四合院，它的南门便是盔头作胡同。西客厅的西边是一个很空旷的大园子，通大门、二门。大园子里有三棵大枣树，果实累累，味道很甜。园子的一些地方还开了菜畦，客人多时，又兼作停车场。
　　这个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山石为我的少年岁月增添了无尽的欢乐。

游八大处，左起：张自忠、张廉瑜和张廉云

父亲在家的日子

　　我们搬进新家这年，父亲任察哈尔省主席，一年后又调任天津市市长。他是军人从政，仍兼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母亲常带我们到张家口、天津小住，父亲也不断来北平开会办事、探家。
　　住的房子大了，不仅叔叔一家从山东老家搬来了，故乡的亲戚也不断来来往往，家里非常热闹。特别是父亲在家的时候，他总将最喜爱的两个小孙子庆宜、庆安叫到身边，和孩子们聚在一起玩。闲暇之余，父亲也与家人到中山公园坐茶座，教孩子们打小型高尔夫球，带大家看京剧，去香山骑毛驴登山。有一次游八大处，父亲兴致很高，在二处与我和廉瑜留影。这也是我保留下来惟一一张与父亲的合影。
　　二十九军掌握了冀察两省、平津两市的大权以后，地位变了，领导者的思想作风也发生了变化。高级军官纷纷置产购房，原来西北军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渐渐地丢掉了。家属们请客吃饭、满月祝寿、儿婚女聘等应酬繁忙。父母都爱交朋友，他们的至交好友多，家里成天宾客盈门，亲友不断，母亲也常常带我们串门互访。
　　当时父亲虽然同许多达官要员交往，但他对早年的朋友仍挂在心上。例如王醒民是他从军后结拜的兄弟，后来由于地位低微生活贫困，住在西城根砖瓦胡同的一所平房小院，父亲常提供些帮助，并带我们去看望。“贫贱之交不能忘”，这一切，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很深。
　　遇有机会，父亲常训教子侄们要努力自强，发奋自立，不要仰仗和依赖父辈。有时父亲的态度非常严厉。哥哥廉珍少年时在冯玉祥先生办的子弟学校读书，他工作了一段以后，回到家里不再去工作。父亲就常讲，不要“家里蹲”，不要做“衣服架子”，要自谋生计；并且说他的遗产不留给儿孙，要孩子们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廉瑜和我当时还小，又是女孩子，所以父亲不把我们作为教育的主要对象。但是父亲的话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牺牲以后，有一股强烈的力量，鞭策我们要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从政以后，结交各方面的人越来越多，西客厅成了他专门接待客人的地方，我们从来不到那里去。他也从来不对家人讲他的军务和政务。开始叔叔还试探地给他提点问题，父亲总是沉默不语，叔叔也就不敢再多问了。那时我十二三岁，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平时只知道玩，见到父亲就高兴，对于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一无所知，也不懂得关心。但是，我们都隐隐约约地感到，父亲似乎有心事。多少年后，我看到两份材料。一份是父亲在1937年6月24日写给李致远旅长的亲笔信，父亲在信中说：“兄实不才，任津市实在干不了，觉着苦地很，尤其是精神上，更苦到万分。”另一份是张克侠先生写的纪念我父亲的文章，他写道：“民二十四年（1935）余由陆大毕业，再回三十八师，公既兼察省主席，旋改兼天津市长。政务纷繁，在军日少。继余又调军服务，相见日疏。但此为公一生盘根错节最重要的一阶段。常人或以为公得意之时，其实公此际外受日军之压迫，舆论之不谅，内受忌嫉者之攻讦。而军事政治责任为环境所迫，逐渐加重，其内心艰苦实有不可向人道者。”看到这两份材料，我才对七七事变前后父亲的艰难处境和内心痛苦，有了一些了解。
　　我们搬到椅子胡同刚过了两年，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北平陷入了惊慌混乱之中。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叔叔大着胆子提出，全家是否到天津去躲躲？当即遭到父亲的反对。后来局势日趋紧张，母亲和叔叔就又托平时敢对父亲直言的李海清表大爷，再次向父亲提了全家去天津的事。李大爷回来告诉母亲，父亲听了沉默不语，没再说反对的话。李大爷说：“这样看来，你们就走吧。”大约7月中旬，我们草草收拾了一些手边用的东西，全家分批乘火车去了天津。为了避免举家离平给社会带来影响，哥嫂带着孩子先走，母亲和我们后走。我们没有在前门车站上车，而是到东便门车站上的车。东便门虽是小站，上车的人相当多，人们都很慌张。
　　我们走后，家中只有父亲一人了。7月28日，冀察绥靖主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令移师保定，父亲奉命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从此，父亲困处孤城之中。据武之棻（父亲的老部下）回忆，马孝堂副官传达父亲的指示说：“所有的人都即日离开，只留下看门者一人，此房不再使用。”直至9月3日，父亲才得以化装离平赴津。
　　父亲牺牲后，王冷斋先生写了一首凭吊挽词，词云：“当年镇孤城，众口几成虎，旬日走边关，身危心更苦。忠贞本天性，谈笑见肺腑。临沂方一战，心迹也可睹……”这几句话，形象地勾画出父亲滞留北平时的处境。
　　1940年，父亲作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与日军转战于湖北战场，不幸于5月16日在宜城十里长山前线壮烈牺牲，时年50岁。

旧居西客厅及花园

自忠小学诞生

　　没想到，我们从北平一走就是九年；而且就在这九年里，我的家庭遭到了极大的不幸。
　　1940年5月至8月，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我哭了父亲，接着又哭母亲。
　　抗战爆发没过几个月，发现母亲不幸患了癌症，已经晚期，人非常衰弱了。我们这时在天津虽然住在外国租界里，但很不安全。经过治疗，母亲的病稍好一些，她就带着我去了上海。这时二十九军几位将领的家属，有的去了大后方，有的留在香港。父亲让我们去云南，但母亲的身体再也禁不住长途颠簸，我们就一直滞留在沦陷区上海，住在当年被称为“孤岛”的法租界。1938年的冬季，父亲的军队转战到湖北。在上海租界里，设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办事处的秘密电台，我们偶尔也得到一些父亲的消息。于是，廉瑜和我多次要求去前方看望父亲。直到1940年初，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让我们4月份去湖北。正当我们紧张地做着动身准备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给叔叔拍来的电报：“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我们猜想是前方又有战事。但谁也没想到，这封把见面推迟了一个月的电报，竟成了父亲与我们最后的联系……5月份，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非常简单的消息，报道父亲阵亡。我年纪还小，头脑简单，认为一定是父亲又打了胜仗，所以日本造谣说他阵亡。过了些天，叔叔、廉珍哥嫂和廉瑜突然都来到我房间，叔叔进门就哭着问我：“叔叔对你好不好？疼不疼你？”我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问话和悲伤沉闷的气氛还没有反应过来，叔叔就说：“你父亲在前线指挥作战殉国了。”我顿时堕入了万丈深渊。几年来，我一心等待父亲凯旋归来，好对父亲尽一番我作女儿的孝心。这个心愿还没实现，他怎么就再也回不来了呢？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放声痛哭；廉瑜也哭成泪人，伏在我身边。这时母亲已经病重，还在怡和医院住院，所以全家人都无所顾忌地放声痛哭……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月，为父亲流的泪还没有擦干，母亲又告病危。弥留之际的母亲常常喃喃自语：“师长回来了……”“师长”是副官们对父亲的称呼，母亲平时和副官们说话时也这样讲。母亲带着对父亲的深切思念走了。刚刚将母亲的遗体在殡仪馆的灵堂里安放好，廉瑜和我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们把近三个月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痛苦，全部倾吐出来。此情此景，终身难忘。在经历了痛失亲人的巨大悲怆后，我对书上常见的“热泪滚滚”这个字眼有了切肤的体验，我觉得自己不止是在流淌热泪，而且心都在滴血。
　　父母离世后，叔叔主管家务，成为我的监护人。他提出将当时政府发给的抚恤金和家中的财产，分出一部分来作为办理纪念父亲事项的专用款。征求了几位至亲厚友的意见，也同廉珍和我商议，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做。父亲临去前线时，只给冯治安和诸将领留下遗书，对自己的家人未留片言只字。尽管父亲生前说过“不给儿孙留遗产”，家里人还是把遗产分了。为此，我始终觉得不安，所以特别赞成叔叔的建议。纪念款设立后，首先出版了《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和《张上将自忠画传》。这件事是冯玉祥先生倡议的。当初，征集到的材料非常多。日本投降后，叔叔请了几位朋友把这些材料编辑起来，出版了纪念集和画传。
　　1946年暑假，我从上海回到北平，又回到离别了九年的家。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带着青年人的一腔报国热情，我同廉瑜悄悄商量，想用纪念款办些实事。开始想用父亲的名字办个托儿所。这是受邹韬奋先生《萍踪寄语》的影响。邹先生在文中介绍苏联的情况时说，只有社会办起托儿所，妇女才可以从孩子的拖累和锅台的缠绕中解放出来。他的这个观点给了我启发。我把办托儿所的想法告诉了梁柯平同志，和她商议，请她出主意。同时，也向我的入党介绍人侯裕民同志（我于1946年6月从重庆到上海后参加了共产党）汇报了这个想法。
　　1947年暑假，我同柯平在北平见面后，就开始到处打听办托儿所的事。柯平带我先找燕京大学家政系的李铿先生，李先生热情地支持我们的想法。柯平又带我和廉瑜到地安门黄化门刘清扬先生家中拜访刘先生。刘清扬是我国妇女界的知名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刘先生仔细听完我们讲的情况，表示非常赞同。但她提了个问题：“你们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办一所小学呢？”这个建议使我们备受鼓舞。我们说，办小学当然更好，但有困难啊，我们还都是在校学生，又没有办学经验和能力，不敢作这样大胆的设想。如果办学校，就需要有一位合适的校长。不知您是否能介绍适当的人选？说也凑巧，刘先生经过考虑，当场提出了齐淑容先生。真要感谢刘先生，是她的这个推荐，给我们未来的学校请到了一位好校长。后来我们才知道，齐先生原来在女四中任教，由于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了。
　　初次见面，把办学的设想向齐淑容先生作了说明。我们说，我们要办的是一所纪念性的学校，目的纯属捐资办学，而决不是为赚钱。学校一切事情都由校长负责，齐先生尽可以于此实现为社会办教育事业的抱负。这次谈话很投机。齐先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意参加筹建学校的工作。她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她有经验、有魄力，由于有刘清扬先生介绍，政治上也完全值得信赖。在后来的工作相处中，我的印象得到证实。齐先生受到我们大家的一致尊重。
　　不久，齐校长就开始着手建校的筹备工作。
　　1947年冬，廉瑜克服了各种阻力和困难，毅然离开上海到北平参加建校工作。廉瑜在抗战前就已经结婚，丈夫并不同意她来北平工作，家里其他人也不支持她。但是，廉瑜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孝侄女，为了纪念自已敬爱的伯父，她不惜脱离优裕生活，舍家撇业只身北上，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创办自忠小学的事业里。后来，她成了齐校长的一名得力助手。

学校建立初期

　　建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争取校址。廉瑜和我先后去徐州贾旺找治安先生。冯先生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总司令，在贾旺驻军。他支持我们办学，已就校址问题向南京政府提出了申请。我又到南京去找鹿钟麟先生，请他查询申请批办的情况。我被告知，政府已在北平东城的校尉营给我们批了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南起帅府园，沿校尉营胡同，北至金鱼胡同（解放后中央美术学院就建在这里），面积相当大。沦陷时是一所日本国民小学。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第五补给区的少数军人驻守，还住有一些家属。这里地处繁华闹市，许多单位都想占用，把它批给我们办小学，遭到了一些人的忌妒和排挤。但齐校长坚持要争取这块地盘。她和廉瑜跑到校尉营院子里，发现有几栋大楼空着，就把事先写好的“一年级教室”、“二年级教室”、“三年级教室”等字样的纸条，分别贴到各个空房间的门上。她们还在那里安了一个办公室，同时请木厂子刘掌柜做课桌椅，置办教具等。
　　然而要想在军队占用的地盘上插足，着实比登天还难。她们最终还是没斗过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政府的批示变成了一纸空文，大家也空欢喜一场。齐校长对办学坚忍不拔，学校被从校尉营大楼挤出来以后，她带着廉瑜和张猛（学校事务工作人员），在东四五条34号租下一所破旧的四合院，因陋就简积极筹办，并决定寒假后开学。
　　有了校舍的同时，齐校长开始筹备成立校董会，聘请社会名流担任校董，以利于今后同教育局等各方面打交道。党的地下组织也要求我尽量利用家庭的旧关系，多和父亲生前的知交故旧往来，以便于开展工作。根据党指示的精神，我和廉瑜到父亲生前朋友和故旧家中一一登门聘请。这些平时被我们称作“老伯”和“大叔”的长辈，对办学的事也都十分热心。就这样，组成了校董事会，董事长由邓哲熙（时任河北高等法院院长）担任，董事由杨镇南、傅正舜、徐维烈、沈克、张允荣、罗毓凤、姬奠川、张介人、凌勉之、张鹤舫、王式久、李成章、杜文楷、翟维祺等人组成。
　　1948年初，学校开始招生。自忠小学收费比一般私立小学低三分之一；教师都是大学毕业，又在中学里任教，水平较高，所以来询问和报名的学生不少。同年2月，自忠小学在东四五条34号院正式开学了。学校共开设五个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两个复式班，五年级一个班，共用三个教室。第一次校董会也于同日在启明银号召开。
　　自忠小学最初只有5名工作人员：校长齐淑容、教务张廉瑜、总务兼工友张猛和两位教师。两位教师分别毕业于女师大和北师大，一位是在中学任教多年的李若瑟先生，她是齐校长的同学；一位是曾在女四中任教的杜光天先生（与齐校长同时被女四中解聘）。齐校长和廉瑜也都兼课。此外还请了商丘自忠中学的学生孟玉华等来校临时担任音乐、体育等课程的教学。

学校迁进故居

　　学校开办不久便声誉鹊起，亲友们都刮目相看，齐校长和廉瑜的信心更强了，下决心把自忠小学办成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好学校。但是，学校局限在东四五条的小院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办法解决校舍。这时，我就和柯平、裕民、廉瑜悄悄商议，能不能拿出椅子胡同的房子办学校。
　　父亲牺牲后，椅子胡同4号属我名下。对这所院子我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虽然家人再住进去已不可能，谁也支撑不了这样大的局面，我也决不肯将这所房子出租和出售，总想利用它办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将自忠小学迁移到故居，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但是，要动用这处家产，仍须先征得叔叔和哥哥的同意。叔叔是校董，嫂嫂田德芳对办学也很热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中无底，于是想到了余心清先生。余心清先生原来在冯玉祥将军军队办过子弟学校培德中学，是廉珍的老师，我们也称他为余老师。他当时在北平行辕任职（后被蒋介石关押，几乎丧命），我们到铁狮子胡同和敬公主府那个院子里找到他，请他去向我叔叔说项。在余先生的说项下，叔叔同意以椅子胡同的房产作为自忠小学校舍。目的达到了，我们都很兴奋。叔叔和哥哥同意后，在齐校长提议下，由我代表家属与齐校长签订了借用房屋协议。
　　1948年暑期，学校迁到椅子胡同4号，原来的西客厅改为办公室，校长、主任和老师们都在这里办公、备课。各院的正房、厢房用来作教室。东客厅房间大，作教室兼作礼堂。大园子做操场，修了个台子，竖了旗杆，准备学生上早操用。住校的老师们都住耳房。
　　校园扩大了，学校增开了初中班，校名也由“自忠小学”改为“自忠学校”。此时正值我从复旦大学毕业，面临着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我在复旦大学读新闻系，以自身条件衡量，我并不适合从事新闻工作，读新闻系是慕名而来的结果。所以，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对我成了大问题。在齐校长的力邀下，我决定来自忠学校工作。和我前后到校任教的还有我四妹廉琚（上海新闻学院毕业）和李自昆。李自昆是我的复旦同学，读书时是复旦中文系有名的才女，学生运动的骨干，曾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代表。1948年毕业后即来北平。她是我的终身挚友。
　　自忠学校的性质有点特殊：它是私立的，又是纪念性的。学校里有张家三个家属：张廉瑜、张廉云、张廉琚，张猛和我们也沾点亲戚关系；李自昆则是我向齐校长推荐的，她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但是，这些并不妨碍齐校长秉公办校。齐校长为人做事极为耿直，作为一校之长，她决不徇私情，也不顾及私人关系。所以自忠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不是私人学校。记得有一次齐校长让我写新生榜，当时我刚刚毕业，在学校里养成自由自在、不拘小节的习惯，我觉得自己少年时练过毛笔字，写个榜算什么？于是一挥而就，很快把榜贴上了墙。后来发现有个名字写错了，就用笔在榜上直接涂改。齐校长发现后，非常严肃地说：“不行，撕下来重写！”我有点下不来台。齐校长就以商量的口吻和缓地说：“是不是让中文系的大学生李自昆写写看？”李自昆一边写，齐校长一边夸赞她字写得工整。校长的言谈笑语使我摆脱了难堪的处境；但她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8年秋自忠学校开学时，一共有8个班：一至六年级各一个班，初中一年级两个班；学生250人，教职员工22人。教师大多为大学毕业的进步青年，还有8位中共地下党员。
　　大家在齐校长的领导下，生气勃勃地工作，学校里充满了团结、进步、和谐、努力、勤奋、欢乐的气氛。
　　自忠学校的学生多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实在困难的，还可减免学费。因此，学生都是家长想方设法送到学校的。孩子们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他们纯朴、勤奋，也很有礼貌，见到老师常常深深地鞠个大躬。学校搬家时，尹文信等几个五年级学生克服离家远的困难，也跟着迁了过来。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得从东城动身，书包里装两个窝头，穿过中南海到府右街来上学。他们以学校为家，师生感情非常融洽。石宝荣是个泼辣的姑娘，她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为学校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干部。张雪岩同学成绩优良，解放后上了助产学校，1953年响应国家号召去了西藏。当时学校的生活很活跃，经常开展各种活动。音乐教师许涛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有许多是解放区歌曲。两班初一年级的学生要求进步，思想和学习都很好。学生也非常自觉地维护校园规定。校园里有三棵大枣树，品种好，枣味甜。齐校长对学生“约法三章”，谁也不准私自摘枣，等枣子熟了，大家一起摘，分着吃。同学们都认真遵守。枣红了，梨熟了，师生们一起分享，都特别高兴。然而最高兴的还是齐校长，因为她看到了自己教育方法的成功。

堡垒·据点·周转站

　　当时学校的工作都是由齐校长和教导主任吴纯性、总务主任张廉瑜共同商议，生物教师薛成业在学校虽然很少出头露面，实际上许多事情齐校长都暗地里与他商量，他们将需要保护的地下党员，安排到自忠学校任教。黎光同志曾说：解放前在自忠学校代课期间，不仅解决了他的工作，而且每月有两袋面的收入，伙食吃得也好。同时，自忠学校还为北平进步组织提供了安全的活动场所，齐校长是中国妇女联谊会成员、中国妇女联谊会北京分会副会长。进步妇女界的活跃人士刘清扬、浦洁修等常在自忠学校聚会。
　　自忠学校虽然有8位中共地下党员，但校内并没有建立党支部，每个党员都有自己的组织关系，党员都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不与其他同志发生横向联系。当时除了李自昆，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党员身份，但从相处谈话中，我能感觉到周围许多人都是进步青年。
　　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李自昆和我编在一个党小组，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来北平教书，也是我动员的结果。到北平工作后不久，侯裕民同志通知我，我们的组织关系已由上海转到北平，将由北平的地下党组织与我联系。不久，仓孝和同志即来找我们。从此，老仓、我和自昆三人编成了一个党小组。老仓是育英中学的化学教师（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学院院长），为了掩人耳目，常常头戴礼帽，夹着一大册音乐唱片在傍晚来椅子胡同自忠学校找我们。我仍住在少年时的老地方，自昆和我住一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开党小组会，从没人来干扰。不久，自昆到了转正的时候，要举行入党宣誓。我入党后还没宣过誓，老仓就让我们两人同时举行。他考虑，如果三个人在屋里站着，每人都举着一只手，万一有人突然进来将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就让我们俩坐着，也不举手，只背诵誓词。为了适应形势，我们的宣誓仪式也就从简了。老仓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爱好广泛，在党小组会上，除了讨论党交付的仼务外，谈话涉及面很广，我们对老仓非常敬佩，也逐渐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日日夜夜盼着北平解放。平郊的炮声响了，黎明的曙光终于出现在东方。在仓孝和同志的指示下，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晚上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记录下来交给他。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了！这是多少人日也盼、夜也盼的喜事。自忠学校的老师带领学校的学生们上街欢迎解放军进城、扭着秧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入城式”，积极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诞生的革命热潮中。
　　党在自忠学校设立了迎接北平解放委员会。刘仁同志进城后，曾在自忠学校听取汇报、布置工作（据说刘仁同志还在自忠学校住过）。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口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薛成业同志是城工部中小教工作委员会书记，更是以自忠学校为据点，召开会议，进行联络，为迎接和平解放和接管中小学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里还接转、散发出去许多我党印制的入城及接管的布告文件等。自忠学校成了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而安全的堡垒、据点和周转站。
　　薛成业同志有一段回忆：“刚刚入城，刘仁同志在自忠学校听了我的汇报，他叫我去见副市长徐冰同志。介绍信上说，请他听取地下党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汇报。徐冰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详细地询问了中小学的情况。隔了几天，在自忠学校召开了地下党员和老区同志的见面会。会上徐冰同志热情洋溢地提出，希望大家注意团结，互相学习，思想行动一致……那天会开到很晚才结束。临走时，徐冰同志风趣地说，这么好的房子，过去一定是大官僚住的吧？”
　　这时的自忠学校热闹极了，红火极了，不断有进城的单位到这里借住，也不断有部门来这里开会。校园里经常摆满自行车，清华、北大等大学的学生和一批批身穿灰制服的男男女女在学校里来来往往，出出进进，连我们也搞不清是哪些部门的，反正都是革命同志、自己人。有一次我在校园里意外地遇见了一位过去的熟人裴毓荪同志。1946年我们在上海见过面，胜利后重逢，特别高兴。她是清华大学学生，解放前撤离到平山，这次是随平山党校直属班进城的。她说，他们50名学员步行从平山到良乡，1948年12月29日乘卡车来北平，住进了自忠学校等待分配。裴毓荪说：“接到在私立自忠学校报到的通知时，我还挺奇怪的，心想怎么到一个私立学校去报到？原来是你们在这里。”
　　革命大学的聂真同志、华北大学的胡锡奎同志，进城后都曾先后在自忠学校住过。聂真同志在工作之余，还向廉瑜了解学校的情况。从解放区来的同志态度和蔼亲切，作风平易近人，给廉瑜留下极深的印象。各单位借用学校的房子是由齐校长和薛成业决定的，具体事项则由廉瑜接洽。廉瑜本来就追求进步，通过跟党的干部的接触，使她更加深了对党的认识，革命热情也大大提高了。

归宿

　　解放以后，学校的情况发生了急遽变化。党员们纷纷调走，齐淑容、薛成业、吴纯性等同志都走上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代课的张子培解放前夕就“失踪”了，李自昆也接到去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通知。本来，我是不愿意管学校事情的，可是看到这种状况，心里很发愁，学校还能办下去吗？还怎么办下去呢？自昆深知我的心情，她考虑再三，决定请求留下来。
　　齐校长走后谁来接任校长，好长时间没解决。我不愿做这个校长，请了叔叔张自明老先生担任。但叔叔住在上海，只能挂个名。没办法，最后只好还由我来当。教导主任开始是李恒春先生，不久他调到卫生部，自昆接替了这个职务。廉瑜仍旧担任总务主任。同过去比，学校实在是缺干部。恰巧钱玲娟应张晓梅同志之邀，带着孩子由上海来北京，张晓梅同志介绍她到自忠学校任副校长。钱玲娟同志工作积极又有经验，待人热情，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1949年夏天，市政府人事处袁晋修科长奉命来校联系，要求自忠学校为市里解决一批干部子女的入学读书问题，并决定我校受市府人事处领导，私立性质不变。暑假过后，这批干部子女入学了。解放之初，百业待兴，孩子们父母都担负着重要的工作，没时间照料他们，所以这批孩子只能寄宿。为此，学校取消初中班，成为自忠小学，腾出一部分房子来安排学生宿舍。学生中的市民子弟继续走读。
　　解放后，大家政治热情高涨。崇尚“公”，摈弃“私”，是解放初期的社会风尚，我有一个强烈愿望：将自忠学校交给公家。有一次教育部召集北京几所干部子弟学校开会，有八一学校和育英学校的校长，也通知我参加了。那两位校长非常关心而好奇地问我，你们是干部子弟学校，怎么又是私立的呢？由此，我交出学校的心情更加迫切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柯平、裕民以及领导我的同志都谈过。大约1949年底，刘仁同志把我叫到东交民巷10号办公室，他对我说，你多次要求将自忠小学交出来，你们学校就与北京小学合并吧。北京小学也是干部子弟学校，是市委组织部领导的。他让我去找孙国梁、辛毅同志。商量的结果是：两校合并，北京小学作为总校，自忠小学作为北京小学分校。孙国梁和辛毅同志当场决定，我任北京小学校长，原北京小学的校长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
　　回来以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廉瑜开始还对此有点想法，她一再说，自忠小学的名字这不就没有了吗？后来，还是由她代表自忠小学办理了移交手续，将房产、基金和学校的一切设备，都交给了北京小学。合并后，钱玲娟同志调到市妇联，廉瑜调市政府人事处。1951年暑假，组织上调我到市委统战部工作。我告别了这所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和感情的学校，从此离开了椅子胡同那座熟悉的院落。
　　20世纪80年代初，没想到已近花甲之年的我居然重又走进这所院子。故地重游，我心中无限感慨。这时，光明小学（文革中更名）已经放学，学校里只有看门人。他答应让我们进去看看。那天刚刚下过小雨，院里还很潮湿。我缓缓地从一个院子走过另一个院子。当我经过中客厅和西客厅之间的小夹道时，蓦然，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每天从这儿穿来跑去那熟悉的情景中！正院是过去父母、廉瑜和我住过的地方，北房的门窗上镶的还是当年那红红绿绿的玻璃；地上的瓷砖仍是过去的，只是比从前光滑了许多，显示着它经历过的岁月。院中的几棵槐树已经长成大树，到了挂牌保护的年龄。我看到，由于修府右街道路取直，整个东院和东客厅完全拆除了，正院也被切去一大块；山石、走廊、荷花池、垂花二门等都荡然无存……原来熟悉的院落已经面目全非。尽管如此，我仍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因为这里保留着我少年的欢乐，深藏着我对父母的怀念，沉淀着我青年时代工作在自忠学校的记忆……
　　1988年3月1日，经市人大代表和西城区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恢复“自忠小学”校名。同年11月，在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的主持下，召开了恢复校名大会，何鲁丽同志亲自为学校挂牌。在学校正院的南半部新树起一通张自忠将军纪念碑；学校还把西院的正房，开辟为张自忠将军纪念室，布置了展览。中央统战部平杰三、宋堃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过去在自忠小学工作过的教职员，能请到的都请回来了。最难得的是当时已经癌症晚期的齐淑容校长，也回到了她曾经付出过许多心血的自忠小学……
　　从1950到1988年，自忠小学曾先后更名为北京小学分校、府右街小学、椅子胡同小学、丰盛胡同学校第三部（小学部）、光明小学，最后又重新恢复为自忠小学。几十年来，学校一共培养出一万余名小学毕业生，为北京市的初等教育做出了贡献。
　　许多年来，每当我路过自忠小学，都会情不自禁地朝这座古老的建筑多看两眼，我内心思绪万千，感慨良多。随着历史的变迁，这座老宅子历尽沧桑：原徐姓房主人家道中落，它就破败、荒凉；北平沦于敌手，它就蒙尘受辱。只有在成为教育园地之后，它才如枯木逢春的大树一般，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并且枝繁叶茂，充满青春的活力。父亲殉国以后，在湖北、山东、北京等地先后举办了六所纪念学校，北京自忠小学只是其中之一。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在这块园地茁壮成长，并从这里走向他们人生的新旅程。
　　我想，对于这所老宅来说，办学校，使它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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