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爱怨四人记

┃Personal History

© 叶浅予／文

　　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将近17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丟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进了家门，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了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当时，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懂得应该婚姻自由。但转念一想，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可我目前并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女友；再说，我周围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家家都是怨偶。据父亲信上说，他给我订的这一家，与我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婚姻哩。另外，我对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很感兴趣，颇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尝当新郎的乐趣。这种种因素凑在一起，我的终身大事便儿戏般地定了下来。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礼完全按古法进行。叶家大厅照例由萧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家里租来了迎亲花轿、凤冠霞帔、桌围椅垫；请来了厨师、艺人、轿夫和吹唱堂茗……从“吉期”前几天就开始忙起，什么起媒、发嫁妆、发轿迎新娘、拜堂、宴请女方送亲人、闹洞房、专席宴请新娘、行“三日入厨下”仪式、办“洗厨宴”……等等，五花八门，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办完。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她起初还小心，扶着楼梯栏杆慢慢走，后来有点大意，竟滑了脚从半楼梯上摔下来，闪了腰。房东太太把她扶回屋里躺着。我下班回家，一听说，连忙请房东太太下了两碗面，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罗彩云见我这当丈夫的反过来侍候她，心里过意不去，只躺了半天就勉强起来料理家务。我心想，看来她还真是个贤妻，日后也必定是位良母。为了表示谢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马路选购了一些衣料、鞋袜和胭脂花粉等，还到一家朋友开的照相馆中，由我设计，两人头顶头地拍了一张照片，这大约是我俩唯一的合影了。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小名申茀。族名善菉。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她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基本上是个文盲。别看不识字，打起麻将来可是精得很，什么“东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绝不会错。她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已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去坐着，但看到人家成双成对，恩恩爱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独。有时索性喝点酒，借酒浇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关于白波，我后面还要细谈，现在只说和罗彩云有关的事。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申茀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我牵连，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儿子赡养。1975年我从监狱出来，女儿告诉我说，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了人间，临终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我心头为之一震。对她的死，当然要诅咒那场历史的浩劫，但说到她的苦，我也有责任。其实她苦，我又何尝不苦！我俩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毕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巳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依然是感到内疚的。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总把我往她那儿吸。毎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吃晚饭。
　　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样新鲜；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上的知音。我俩一见钟情，相逢恨晩，彼此都感到是天造地设的一双，谁也无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儿女，但她不在乎。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我呢，在罗彩云与白波之间，既甜又苦，唯其因为苦，才更觉得甜。我与白波，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一天一天地挨着。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们从浦口出发，途经蚌埠、徐州、泰安、济南、沧州，最后到达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张挂起来，其他人就展开宣传。宣传结束，大家去游览名胜古迹，什么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沧州大铁狮……其乐无穷。最后，铁路局又从天津挂上去北平的列车，招待大家游览故都北平。
　　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我好像是逃出牢笼的小鸟，尽情享受着本应属于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胆，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议论，热烈地占有她所深爱而又属于别人的男人。我俩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影响，在几年前就开始画速写，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开始画速写了），更是画兴大发，有如皮球打足了气，出手飞快，十几天时间就画出了几百张速写。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了一本《旅行漫画》。
　　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感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竟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我具结保证按月向她提供赡养费，她则同意与我分居。这样做，最受委屈的是白波，她不得不长期居于“情妇”的地位。但白波为了能和我一起生活，甘心忍受这样的条件。这也充分表明了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喜欢读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是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并且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与农民的依存关系。我的想象力之所以能长起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了我的灵魂中，催化和升华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成漫画宣传队，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和队友们一起过着十分艰苦的战地生活，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她对宣传队的工作不那么积极了，后来与我也逐渐疏远。漫画队的朋友们对此有所觉察，我却因全神贯注于工作，丝毫没有想到其他。这一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很想让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干脆地拒绝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但冷静下来后，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歉什么了。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妇唱夫随第四课

　　我怀着凄楚的心情从香港回到武汉时，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我随机关徹退到长沙、桂林，随后又受命再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我介绍她又认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并带她到香港仔、筲箕湾等地游览，帮助她接触更广阔的天地。经过这许多活动，我的英语口语日渐长进，已可以慢慢地和她对话了。她告诉我，她初到香港时，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也告诉她，在她之前，我从未与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华侨艺术家接触过，但我觉得和她很合得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当然，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无法抗拒。
　　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它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还请来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大姐则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辛勤工作，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爱莲为组织我们的小家庭积极奔忙。她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精心布置了一下，就算作我们短期的“窝”。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上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我们的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亲友。参加的有爱莲的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还有我在香港文艺界的朋友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琛和冯亦代。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我们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起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一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直奔广西的玉林、贵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再乘火车沿湘桂铁路到达桂林。这一路水陆兼程，艰苦备尝，爱莲却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他请我们看了广西地方戏——桂剧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即爱得入迷，当即立下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再换长途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又走了五天。若从离开香港算起，已走了半个多月了。幸亏我俩都还年轻，精力充沛，所以，当重庆的朋友们从长江北岸赶到南岸来迎接我们时，我们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一位华侨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我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走了那么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角？”她大惑不解，问我，若去延安，是不是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是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爱莲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会向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我在武汉时期，是政治部三厅成员。那时国共联合抗日，周恩来在大本营政治部任副部长，负责指导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后来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政治部换成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三厅也变了颜色。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特别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马上回去办移交。我本来就不想干，顺水推舟递上辞呈，不久就获准了。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留下来，努力在重庆打开局面。
　　就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了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每天24小时，昼夜不停地向重庆倾泻炸弹。我和爱莲原住在张家花园一位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把那座房子毁了，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临时寄居的小旅店。七天内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旧房刚炸毁，三两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日寇原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想借此逼迫蒋介石投降，哪知道中国人民就有这么股宁死不屈的硬劲！最后挺不住的是日寇，疲劳轰炸以破产告终。
　　爱莲经过这么一番战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希特勒逼丘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如今中国人当然更挺得住。她觉得自己下决心回祖国来，能这样和祖国人民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即在抗建礼堂举行了戴爱莲舞蹈表演会。重庆人第一次认识这位把芭蕾舞和现代舞糅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并把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画成《重庆行》漫画80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再同爱莲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开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俩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户农民家里，为时将近一月。后来还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化装混入难民队伍，才算脱险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23幅，记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折，后来成为她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桂林组织话剧会演，南方几个演剧队集中在这里演出，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举办了一个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作形体训练。记得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松弛，爱莲只知英语词汇，中国话不知该怎么表达，幸亏丁聪在场，临时充当了翻译。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许多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爱莲和广西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配合，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表演会。我照例在后台为她管服装。那时除了我，谁也摸不清爱莲演哪个节目该穿什么服装和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她换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是戴爱莲的“跟包”，所谓“跟包”，乃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不但在后台管事打杂，还得为主角做饭，当翻译，必要时还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后来爱莲主演“边疆乐舞大会”，我就是节日组织者、海报设计者兼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了给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专门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小组，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釆访藏族乐舞资料。我俩先期到达成都，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又找熟人设法联系，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双重关系去了康定。在康定一个月，爱莲搜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则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爱莲反过来成了我的“跟包”，为我当翻译员、对外联络员和画展招待员。当然在她开表演会时，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还兼乐队成员——她演《哑子背疯》时的锣鼓点子，就专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一段时间，我还是挺不错的炊事员。在纽约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买齐，回来便精心烹调。那时老舍也正在纽约，我们常请了他一道来解馋。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15岁随母亲去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达的华侨对我和爱莲的归来反应极其热烈，因为爱莲是回到祖国的唯一的舞蹈艺术家。她还在纽约演出时，特立尼达的报纸上就已是一片赞扬，如今大家更想亲眼一睹风采。爱莲专从纽约请来一位男演员伴舞，演出了《春游》和《巴安弦子》，获得很大成功，我则当然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继续当“跟包”。
　　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了来，在爱莲的表演会前展出。我岳父虽穷，却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说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到1950，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分手。
　　最近翻阅画箧，发现1944年住重庆北温泉松林宿舍时画的一幅《松林人物志》，那上面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和爱莲的写照。

　　磕磕碰碰第五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悚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当时人美41岁，我48岁：她离开前夫金焰已经10年，我也已独居了5载。应该说，我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习惯都不甚了解，但考虑到两人年纪都大了，找个伴，无非是相互照顾，解除寂寞，谈不到什么谈情说爱；况且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本来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只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地正在长影拍片，在给我的复信中，她这样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弃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美的考虑是有预见性的。
　　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婚礼当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

　　……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子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等等。叶浅予花了近200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200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一个月便离婚，简直荒唐！我问：“这到底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我说：“咱们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她哑口无言了。想了想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那以后，我逐渐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老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就给她“拖”。拖得她不耐烦了，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顶一下，内掌柜就火了，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认为叶浅予家已经住了7间房，不能再给她分房。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说不该和我结婚，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再如，我们第一次闹离婚后，为了保证内掌柜的职权，人美辞退了我已请了好几年的老阿姨，另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可没过多久，湖南阿姨又被辞退了。外掌柜不以为然，内掌柜就板起面孔说：别噜嗦，这是我的事，你别管！保证不亏待你就是！”
　　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长年不断，大佛寺西街47号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间，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甚至无法交流思想。我只得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恼。在她1960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头来写这封信，但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什么。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我却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呢，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

　　1962年她又在信中这样写：

　　这一次临走前的闹别扭，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因此相互不够了解，各人都抱着对方的成见，一个矛盾没解决，又加上一个，越发展距离越大，末了，我们之间的对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话说出来就像枪子儿一样，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

　　在人美的回忆录里，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1980年，为了换房的事，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当即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确诊为脑血栓。治疗了一个来月，仍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又经三个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出院回家。这时大佛寺西街的叶宅已换到甘雨胡同24号，房屋相当宽敞，但这位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嫌地板破旧，嫌大门腐朽，和房管所闹个没完。与此同时，她到处托人求医，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好。可是事与愿违，越性急越难治，越难治越性急，以致性情乖戾，稍不称心就破口大骂。家里的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邻居们窃窃私议，连居委会都出面说话。我只好忍气吞声，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闹，惊动四邻。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迁。按协议规定，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分居两处，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两人像走亲戚似的来往，倒也别有情趣，减少了许多矛盾。
　　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志不清，现在积水潭医院抢救。我急忙赶去，见人美双目紧闭，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医生确诊为脑溢血，情况相当危险。
　　不久，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忽然感到心脏隐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许动。幸亏有个好女儿明明，忙着往两边医院跑，分头照顾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3时，妈妈呼吸停止。明明劝我不要难过，说已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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