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宝桐：非典亲历

┃Personal History

© 周宝桐／文

　　转眼间已经十年过去了，“非典”如过眼云烟，早已随风逝去，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抗击“非典”的英雄，作为亲历者，我的记忆也已经开始模糊了，因此写下这些。
　　最初得到“非典”的消息，大概在2003年2～3月，广东出现了一种传染性强、病情重的肺炎，原因不明。在科会上说起此事时，各位前辈多数认为是不易分离到的不典型病原体比如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等等。当时我正在急诊观察病房做主治医师，主任就说如果北京出现疫情，我们医院要接收病人，我正好首批上阵。随后的日子里，“非典”扩散的速度超乎寻常的快，北京很快发现了病例，三〇二医院、东直门医院先后出现病人我也很快进入防治一线。
　　后来曾经有人问我当时有没有什么想法，说实话没想什么，所谓无知者无畏，觉得这病大概和严重流感差不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是科里最年轻的主治，我不先上谁先上。
　　“非典”之前，大规模的呼吸道传染病爆发离我们已经太远了，疫情初始，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最初的“非典”病区，是急诊诊室临时打了几个隔断，条件十分简陋。当时已经知道外科口罩防不住“非典”，但是N95口罩是奢侈品，医院供应不了，当时配发的标准装备是手术服、隔离衣加16层纱布口罩（都不是一次性的），隔离衣应该是多年前的存货，似乎普遍是按女性护士的身材做的，对于我而言都偏小，只能将就了。没有负压病房，临时改的病房没有独立洗手设施，病房是几个大间，每间容纳六七个病人，病人之间没有隔离设施，听诊器只够一个房间一个，管道氧气接口不足，有些患者只能把氧气瓶推到床边。杜教授作为我的上级来巡视时，我们一起感慨防护设施不足，如不尽快改善，医务人员被感染和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难以避免。
　　真正开始接收病人后，我很快意识到“非典”比我想象中严重很多，病患不断涌来，除了处理病情，我没有时间再想更多了。我们尽量让只有发热而没有肺部表现的患者居家隔离，只收入有肺部异常的患者，即使如此，几天之内“非典”病房人满为患，部分患者是一家人全部病倒，有些患者的家属已经因“非典”去世。为防止疾病传播，我们和患者一样，吃住都在急诊的一个隔离区域，加上工作繁忙，基本上处在与世隔绝状态，只能在电话里和家人报报平安。大概是我进入一线的第六天，北京市在小汤山紧急建立了专门应对“非典”的医院，并指定了数家专科医院收治患者，以缓解综合医院的压力。我随同120的急救人员转运一批患者到专门的医院，路上发现北京的街道第一次如此空旷，急救车根本无需鸣笛，一路风驰电掣。接下来的一个夜班，一下又收治了7名患者，病房再次爆满，其中一个老人病情严重，呼吸困难，需要用呼吸机，争取了半天搞到了无创通气。心想明天上班的同事又要转送一批病人了。
　　下夜班睡了一觉，老婆打来电话，说一周多没见面了，想让我回家一起吃顿饭，说反正家里就我们两个人，自己骑自行车回家，不接触其他人就行了。禁不住老婆的劝说，我回家了。吃饭中，突然觉得有点冷，一量体温：37.6度，发烧了，我心中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被感染了，老婆也紧张起来，说不该让我出来，我更担心的是会不会把她也传染上。定了定神，先给总值班打了个电话汇报了情况，随后口罩帽子捂得严严实实地回到医院。验血白细胞不高，做CT肺部有个阴影，我真的中招了。很快我们主任、ICU主任和值班院长都赶了过来，我被送到西院区新开的隔离区住院。我从医生变成了病人。
　　生病的头两三天，日子过得还是满逍遥的。因为不知道什么药物有效，抗生素、激素一股脑给我用上了。用了激素后，体温降下来了，胃口好，吃嘛嘛香，精神也不错，有点兴奋，晚上入睡困难。慰问电话一个个打来，从院长到主任到同事，嘘寒问暖，让人感动。老婆也被隔离在家，每天和她煲电话粥，这是结婚前都不曾有的。向管我的同事了解病情，都说得轻描淡写，诸如稳定、没有进展啦之类的，后来我也懒得问了。老婆问我情况，我说一切都好。我们商定都不告知双方家人，免得他们担心。
　　接下来，我的体温又逐渐升高，开始咳嗽、气短，需要吸氧了，病情加重了。主管我的同事来给我扎血气，了解缺氧情况。看得出他很紧张，手都在抖，我让他不要紧张，转过脸不看他。他还是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放弃了，说等明天邵大夫来给你扎吧。我说他心太软了，不过互换一下我肯定也会紧张的。血气证实我缺氧确实很明显，我的好胃口不再了，体力也越来越差，上个厕所都要半天才能缓过劲来。科里德高望重的王老教授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盆蝴蝶兰，安慰我一定会好起来。今天想起来心中都满是暖意。
　　老婆没有发病，我很欣慰，电话中听得出她的焦虑，她也听出了我的虚弱，问我要不要告诉家人，我拒绝了。
　　入院9～10天，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体温升高到接近40度，用退烧药也只是稍微降一点，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勉强吃点东西，又吐了出来，只能靠输液补充点能量。夜里老婆打电话来，我连多说几句的力气都没有，只说了不太舒服，不想说了就挂了电话。我的体温再度升高，人有点迷糊，我想我不会就这么不行了吧，还没告诉家人，遗嘱也还没有立呀。朦胧中不知过了多久，第十一天早晨，我开始大量出汗，体温降了下来，早班的同事来查房时，我的病号服、床单都湿透了，人虽然还很虚弱，但感觉好多了。
　　得知我病情严重的消息，一大早内科沈主任和我们科李主任都来看我，见我已经退烧，精神状态好转，都放心了许多。从李主任口中得知，我们科以邓主任为首的同事除了留下两个管病房，其他人都被派往各“非典”病区，所以不能来看我，我开始为他们担心了。
　　主任走后，我赶紧给老婆打电话报告病情好转的消息。老婆的声音轻松了很多。后来才知道我住院后她几乎每天以泪洗面，给我打电话是强装笑颜。我自入院后病情就不断加重，最严重时胸片上一侧肺全都白了，我的同事已经跟她说可能治不好了。真是患难见真情。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她比我想象中要坚强。
　　后面的日子我逐渐恢复了活力。一个人住在隔离病房，不能出屋，是比较寂寞的，好在我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所以就又比较逍遥了。每天作息规律，早上和傍晚到阳台做些伸展运动，白天看看书、看看电视，晚上和老婆通话。后面又有同事病倒入院，我成了鼓励和安慰他们的样板。在阳台上，有时能看到隔壁的患者出来活动，每次看到彼此，我们都相互挥手致意。我开始渴望窗外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了。
　　出院的那天，场面那是相当隆重，院长、主任、工会负责同志和病区所有医务人员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出院庆祝仪式，美女献花，领导讲话，集体合影，很可惜我没有拿到当时的照片，那场景只能留在回忆中了。
　　出院后，我又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很留恋那段时光。和老婆结婚后，因为工作关系，婚假都没有来得及休，那段时间，就相当于我们的婚假了。因为疫情尚未结束，我们向双方家人说刚结束疫区工作，需要隔离观察一段时间，以防被感染，虽然是在休息，但不适合回家，他们也不适合过来看我们，从而得以好好享受了一段时间的二人世界。我因为住院隔离的关系，一段时间内很喜欢到户外。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手拉手享受空气和阳光，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样的经历，以前没有过，以后怕是也没有了。
　　可惜好景不长，一天老婆陪我打球，把脚崴了，还挺厉害，虽然没骨折，也打了石膏，但不能正常活动了，由我照顾衣食起居，那段时间，我的厨艺提高了不少。
　　老婆脚好了以后，我们很快都回到了工作当中，经常有同事问起我病中的情况，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对我们也非常关心，参与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都被誉为英雄，我们几个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曾受到社会的捐助。曾经有报社、电视台找我要我写报道、做节目，都被我拒绝了，我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件事，让它就此过去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典”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对亲历者和感染者，留下的不只是记忆，对某些人还有永久的创伤。每年卫生局会组织我们受感染的医护人员体检，我是幸运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后遗症（除了因为用激素后体重增加，没有再瘦下来），家人安好，夫妻和睦，工作上一直受到同事关照。有时候我甚至有点怀念“非典”，怀念那段从业以来职业荣誉感最强的时光。

　　作者撰文时为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SARS时为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治医师。在一线工作时感染SARS，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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