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发：亲历SARS

┃Personal History

© 王广发／文

　　从SARS飘然而至，席卷神州，再到灰飞烟灭悄悄隐去已经整整十年了，作为与SARS那场“战争”的亲历者，至今还珍藏着那段难以忘怀的记忆。一场SARS，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许多无辜的生命也猝然逝去，留下无尽的痛苦和惋惜。十年过去了，再去回顾那段历史，我有些怀念那段难得的经历。SARS成为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虽然代价有些昂贵。

　　盖子捂不得

　　十年前的中国，和今天一样正处于党政换届的敏感时期，广州的非典型肺炎在当地虽然已经沸沸扬扬，而北京还是极少听到准确的消息。而且当时认定的病原是衣原体，这或多或少麻痹了北京的医务人员。记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SARS患者，是3月初的一天，应朋友之邀前去某医院会诊一个重症肺炎患者。在去医院的路上，家属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在即将到医院的时候，家属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警觉。他说医院里有一些病人也得了肺炎，而且也有些医务人员得了。到了医院，让我感觉到种恐怖，护士戴着厚厚的口罩，大厅里空无一人。主管医生不出面，而由护士将胸片给我拿来一一观看。一系列的胸片让我不由倒吸口凉气，变化如此之快的肺炎，临床还是很少见。加之同时有其他病人和医务人员也患了类似的肺炎，让我立刻想到传言中广东发生的肺炎。我立即对家属和值班的护士说，这个病人要赶紧找疾控的专家，很可能是广东发生的那种肺炎。
　　在回去的路上，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难道真是那种传染性肺炎？难道疫情巳经很严重了？我会被传染吗？传染了会死吗？很快，我从这种迷乱中清醒过来。担心是没有用的，需要赶紧与家人隔离。我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看了一个很可能是广东那种有传染性的肺炎病人，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让她和孩子暂时到父母家居住。2天后，我的邮箱收到一封来自WHO的信件，提到了在中国广东流行的一种传染性肺炎，当时命名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谈到了它的流行情况及临床表现，至此我才第一次从正式的渠道获取到了真实的信息。这太重要了！第二天，在科里的例行周会上我提醒大家，注意广东的传染性肺炎，而且介绍了SARS的命名及临床表现。因为有了这条信息，呼吸科全体都重视了起来。后来门诊大夫先后发现SARS患者，病房也曾收入两名患者，但由于警惕性高，在处理的过程中，均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手段。呼吸科的全体医生和患者没有一例被传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出现与这封WHO的信件不无关系。

　　非常手段解危局

　　当然自此，我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性。3月20日，北大医院一名护士出现了被感染的症状。继而病人三三两两出现在门诊、急诊，然而公布的疫情远低于当时的感受。记得当时北大医院已经有大约十多名患者，而公布出来的消息大概是三十多人。作为临床大夫，我们对这一数字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北京就算10家大医院，每家10名患者，也已超出了报告的数目。疫情日益严重，开始患者诊断后还能转到传染病院，后来就无法转了。疫情已超乎寻常的速度播散，北大医院门诊院子里都是打点滴的患者。此时再按常规出牌可能来不及了，中央开始动用一些特殊手段。例如不单纯从行政体系听取意见，而是走了非常规渠道来收集基层的意见和建议。例如直接通过新华社记者来了解基层情况，听取建议。记得当时新华社一名叫李江涛的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何建议。当时我提出来，一定要建立大型SARS专治医院，把患者收进去隔离、治疗，才可能控制病情。相信不少的专家都提了类似的建议，最后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转为专收SARS患者，继而在北京胸科医院、小汤山疗养院紧急建立SARS医院，这一举措无疑对控制传染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国务院组派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督察组，由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人带队，由医学专家等组成。本人作为督察组成员，前去宁夏督察。记得行前专门在中南海开会，由吴仪副总理主持，会后每名成员得到了一张由温家宝总理亲笔书写的对督察组要求的复印件。这可是前所未闻的特殊“待遇”，这张纸意味深长呀！

　　危难中的亲情、友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少人慌了。然而，人性仍然闪烁着爱的光芒。一名年轻的医生得了SARS，被转到了我院刚刚建立起来的感三病房。年轻人是个独生子，平常可能也没有在外独自闯荡过，整天哭哭啼啼。而他的爸爸，一个健壮的中年人，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我们曾经多次劝导他，希望他不要陪了，但他很坚决。我们也很无奈，只得要求他戴好口罩，陪伴在儿子的身边。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也得了病，死在了另一家医院。儿子最终活了下来，然而却永远地失去了最爱他的父亲。我真的很敬佩他的父亲，他爱儿子是那样义无反顾。我也深深惋惜，因为他本可以陪儿子活下来的。
　　另一个例子却更让人心酸，感到生命的无奈。感三病房收治了一个六十多的老太太，病情非常危重，住在了当时的SARS监护室。这是为治疗危重病人专门建立的。老太太虽然有医务人员陪护，但医务人员都戴着大口罩、穿着防护服，老太太胆子小，加之病情重，心理状态极不稳定，也不太配合治疗。她的女儿也就在距她十多米的普通病房，病情也非常重。记得一个下午，老太太大概是预感到不久人世，要见见女儿，有话要说。当我们向女儿转达老太太的要求时，女儿喘息着说：我已自顾不暇了。而那个夜晚，老太太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院急诊室的一名护士，平时我们都很熟悉，得了SARS住进了胸科医院SARS病房的监护室（当时我们已经全部迁到了胸科医院的SARS病房），成为监护室中最重的一名患者，也是最后出院的两名患者之一。但是，在她住院期间，她的父母先后因为SARS去世，消息传来，谁也没敢告诉她。多少次站在她身边，看着她喘息，我心中都泛起阵阵的哀叹，如果知道了父母已经离去，她还有勇气活下去吗？至今都没敢问她是如何获知父母病亡的。也许是急诊护士出身，生生死死见得多了，现在见到她倒还很乐观。
　　在感三病房期间的一天，有一个卫生员发烧了。她们多是外地刚毕业的年轻护士，在北大医院作电梯员。感三病房建立后，她们承担起了患者生活护理和打扫卫生的工作。这个小姑娘发烧后没敢告诉病房的大夫，仍然住在感三病房上的集体宿舍，十多个人一个房间。晚上我开会回来，有个护士告诉我说有卫生员发烧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广泛传播，感三病房也许会全军覆没。也顾不得那是女生宿舍，敲门进去。看到她在床上，脸红红的，一看温度低不了。我对她说：你得跟我去拍片子。她说能不去吗？我坚定地说，必须去。没办法，她下了床和我去门诊拍胸片。这时另一个女孩也非要跟着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们来自同一个地方，一直是好朋友，她一个人去不放心。我拗不过她，只得一起去。结果当然是SARS，回来就住进了病房。而陪她的女孩，不久也得了SARS。虽然她们俩最终都康复了，但当时的那种“不放心”确实让她付出了代价。
　　护士长李朝辉丈夫出国，在接到赶赴前线的号召后，她把自已的孩子留给了父母，主动报名，毅然加入战斗的行列。妈妈思念女儿，女儿想念妈妈。在老感三病房时，每天早晨，女儿坐班车上学时，母女隔着车窗招手，相互传达彼此的思念。到了胸科医院，电话成了传达亲情的唯一途径，多少次，女儿在电话的另一端哭诉着对母亲的思念。母亲在这一端，一面劝慰伤心的女儿，一面用手帕擦拭涌出的泪水。
　　我的一位同事发来短信写道：“朋友就像一片片的拼图，结合后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如果不见了一片，它永远都不完整，只想告诉你，你就是我们不想遗失的一片，多保重。”这份真挚的同事友情，那种彼此之间的关切和担心，多么令人感动。至今读起来，还潸然泪下。

　　危难之中显本色——过去和现在一直被误解的一个群体

　　SARS之前，医务界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医务人员被妖魔化，在某些人的眼里成为了道德低下的无耻之徒，他们成了替罪羊、成了牺牲品。一场SARS使这种舆论导向几乎戛然而止，虽然其间还有少数的电视台谈及这些话题，但主流媒体几乎是来了180度的掉头。从严厉批评转为了颂扬。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没有变。不是过去的宣传错了，就是SARS时的宣传错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致死率高，当时的医务人员很清楚其中的风险。无知而无畏算不上英雄，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士。这群曾被某些人污蔑为“白狼”的战士，勇敢地加入到了这场抗击SARS的战役中。最初的SARS救治是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但发现患者病情十分危重。由于缺乏呼吸和危重病专科，急需呼吸危重症的专家。院长找到我，希望呼吸科出一个高年资、擅长危重症抢救的大夫和一名监护室的护士去支援佑安医院。我提出自己去，但院长以还有更艰巨任务为由，拒绝了。我斟酌再三，觉得这是一份很艰巨的任务，既要有很好的临床能力，又要显示出科领导成员身先士卒的勇气。于是请示领导，决定大夫让阙呈立副主任去，护士让监护室的赵学英护师去。当我找到阙大夫，说明情况后，她二话没说，点头应允。而等她回来我才知道，当时她正准备结婚，为此她把婚期提前。新婚的当天，她便赶赴佑安医院抢救患者。没有喜庆的车队，没有洁白的婚纱，夫妻两人默然相对，传达着对彼此的爱和歉意，一顿便餐成了他们新生活的开端。多么好的同志，我真的有些后悔让她去。我想大家知道可能的后果，我想这也是她和丈夫提前婚期的考虑。监护室的护士赵学英，一个军人的妻子，有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她也毅然接受了这一危险的任务。奇怪吗？不奇怪！我骄傲！我有一支优秀的团队！
　　感三病房初建，根据前期的疫情，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为此我们提出要建立SARS重症监护室，而监护室承担着降低病死率的重任。为此我又开始把呼吸科的高年资大夫捋了一遍，要年资高、技术水平高、心理素质好。聂立功！比我大一岁，还曾当过我的老师，平时少言寡语，有人觉得他有些不合群。当找到聂大夫谈起我的想法，他爽快地答应了。而当我们转战胸科医院的时候，他也一直战斗在重症监护室。除此之外，心内科监护室护士长李朝辉、呼吸监护室的护士长邓兰芳，多名呼吸监护室和心脏监护室的护士毅然加入到了救治危重SARS的行列中去。这支危重症救治团队的出色表现，使北大医院取得了救治SARS病人三百四十余人，仅死亡5人（仅1人直接死于SARS）的骄人战绩。徐小元、李六亿等许多在SARS期间响当当的人物，何曾不是一样临危受命。当北大医院准备组织SARS医疗队时，一千八百余名医务人员踊跃报名。和某些大陆以外的地区医务人员关键时刻辞职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比。然而，看到过去一年医务人员遭受的暴力侵害，我却暗然泪下。

　　不是天使，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总有人喜欢把医务人员称为天使。那是患者和家属从内心觉得他们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给人们带来幸福与梦想。然而，从来也没有人遇到过天使，天使只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医务人员并不是天使，他们和其他人没有大的区别，也有血有肉，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幸福与惆怅。他们不同于常人的是那种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一般人很难能体会他们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抗争中那疲惫的身心和忧怨的情怀。
　　SARS的突然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全身的防护是对身体的一种考验。当时由于缺乏科学的防护规范，加之防护物品并不可靠。例如防护服、纱布口罩都是临时订做的，现在看来某些防护物品确实不合要求，当时的“过度”防护看来并非没有必要。进出SARS病房都是一种挑战。要戴两层纱布口罩，外加一层外科口罩（开始时，还没有N95），要穿两层防护服，穿雨靴戴护目镜。开始天气还凉快，到了5月，尤其是在北京胸科医院搭建的临时病房，高温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从病房出来时，雨靴里面常积存了厚厚的汗水。曾经有医务人员，实在忍不下去了，大叫着，跑到病房走廊的尽头，拼命扯开口罩大口呼吸外面的空气，是否会被感染已经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缓解严重的气短成了当务之急。
　　医院规定，每班只能上6个小时，主要是基于不让医务人员太疲劳，防止由此导致的免疫力降低，引起SARS感染。而有些年轻的医生，为图省事，不在乎，自行换班。发现这种情况后，我们予以坚决地制止。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中有一条，打胜仗很关键，而保持“部队”不发生减员，稳定队伍的心理状态更为重要。保持良好的体力，避免免疫功能下降是防范交叉感染的重要保障。
　　除了身体的疲惫，心理的压力可以说是压在医务人员身上的另一座大山。随着疫情进展迅速，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例如，在感三病房刚刚成立的时候，一位医生由于有支气管扩张出现咳嗽、咳痰，她担心自己患了SARS，惴惴不安。情绪上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病房里竟然大吵起来，并失声痛哭。这种明显的情绪反应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然而过后，她依然那样认真地工作。
　　我作为专家组的组长，除了是我院第一看过SARS病人的大夫外，还被人冠以“SARS王”，成了人们重点提防的对象。记得一次，和某个主任商量事，我本能地站在门口说话，而对方却还使劲向后挪椅子、以尽量加长我和她的距离。还有一次去电视台做节目，对方并不知道我是从SARS病房去的。节目结束后，当听说我是从SARS病房去的，惊愕道：我们会不会被传上SARS呀。到马来西亚开国际SARS会议，当警察知道我来自于SARS病房时，警惕地看着我。我赶紧解释我没有任何的症状，而且在病房时是进行了全副“武装”的防护，他紧张的脸才松弛下来。那段时间，我在路上碰到熟人，都尽量躲着走，即使说话，也相隔1～2米开外。我知道人们对我们有点恐惧。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
　　而让我深感压力的却是来自我们的院长章友康教授，那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压力。那时，北京已经有医务人员因为感染SARS死亡了。于是政府指定北大医院作为收治医务人员的医院。要想控制住SARS，就必须依靠医务人员这支队伍，而要稳定住这支队伍，就必须稳定住军心，而要稳定住军心，就必须控制住医务人员的病死率。章友康院长对我提出了要求，不能有医务人员死亡。这在当时谁也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我记得当时我回答的是我尽最大努力。我绝对不能承诺不死一个医务人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不符合客观规律。而且的的确确有不止一名医务人员差点死去。有一名急诊室的护士，父母都死了，她的病特别重，喘得特别厉害。我天天去看她，最后还好，活过来了，也是监护室最后出院的一名医务人员。还好，我们收治的医务人员全部活了过来，我算不辱使命，完成了章院长下达的“军令”。
　　有记者曾问我当时在SARS病房是否感觉到疲乏？是否有失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真没觉得累，吃的香、睡得好。但从SARS病房下来后，感到全身的疲惫，睡眠也开始不好了。在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救治伤员的病房待了1个月后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请教心理专家告诉我这是一种潜意识心理压力的表现。

　　无与伦比的医患关系

　　SARS前的医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然而SARS的到来却奇迹般扭转了这种状况。我所在的SARS病房，没有发生一起医患纠纷。没有发生一起打骂医生护士的行为，虽然这些患者常常更危重，而且没有家属陪伴，更显孤独。
　　那时查房也比较简单，进去询问患者的体温、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查查体，然后向患者解释病情。没有象现在的某些患者或家属，每天非要缠着忙碌的大夫问个1～2小时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该问，但确实有部分人并不珍惜医生及其他病人的时间，他们希望医生都围着自已转才好。
　　我很早前治疗的一个病人，从电视上看到我去了SARS病房，特地从四川打来长途电话，关切地询问我在SARS病房的情况，提醒我注意身体，别太劳累了。一名SARS病房的患者曾经关切地问我：“我们的病有没有传染给医务人员，如果有，我们于心不安。”记得SARS监护室有一位老先生，他有严重的基础病，是最后离开监护室的患者之一。当他病情好转，准备离开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唱起了胜利的歌曲。一位以前治疗的患者给我发来短信：“让遥远的祝福带给您好运，祝您吉祥如意！平安健康！”一位朋友发来短信：“战斗在‘非典’前线，请多注意身体，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关注你，敬佩你你是一位医德高尚的好医生，祝一切顺利。”
　　一次我去北京市“非典”防治指挥中心值班，由于疏忽忘记了带钱包。当出租车司机知道我是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时，说道：“你们为我们牺牲了很多很多，我们都应该支持你们，车费就免了。”虽然我借到钱付了车费，但这件小事上表现出来全社会对我们的支持令人难忘。那是一种怎样的医患关系！我们被无数人感动着，我们也以辛勤奉献甚至是生命回报这一份份的问候和祝福。
　　最后，想以一位朋友当时对SARS的诠释结束本文。他说：“SARS = Sacrifice（牺牲）+ Appreciation（欣赏）+ Reflection（反思）+ Support（支持），SARS教我们学会感谢，感谢你们在危难之际做出的牺牲（acrifice），感谢你们为整个社会作出的贡献，我们欣赏（Appreciation）你们的努力，并反思（Reflection）我们的工作和人生态度。你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会加倍努力给你们最大的支持（Support）”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牺牲小我、学会欣赏、努力反思、倾力支持，我们的社会会多么美好！我们的医患关系会多么美好！SARS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痛苦，更有美好的回忆，更留给我们丰富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作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在一线工作期间被感染。

〇 冯友兰：从北京到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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