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日｜小菲的日记

┃Personal History

© Shanshanshui／文

　　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已是2006年12月。以前曾零星的写过几次，都因不堪回首的记忆泪流满面无法自制。
　　当泪珠不断跌落在键盘上，手上、心中那刻骨铭心的痛撕扯着、挣扎着，只能把这些记忆的碎片存在了某个隐密的角落，只是到现在再也无法找到。
　　现在只能用最古老的方法——一支笔一个本每天记录着那尘封已久的记忆。
　　我想有的地方已很模糊，有的地方不是很准确，但那是绝对真实的感触。
　　对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永远不会遗忘的。

2003年3月

　　已经发烧5天了，不是我坚持，医院还不收我。在急诊室，我不走，拍了胸片，诉了病情。勉强，作为疑似病人，让我住院隔离。
　　很黑的夜，在静得有些诡异的走廊上，终于看到了一个医生。他穿着当时我从来没见过的防护服（“非典”后已为全国人民广为熟悉），那一身可笑的装备让我在口罩的掩盖下偷偷地笑了。
　　“非典”，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今天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名词。从今天开始，我作为一个疑似“非典”病人将在这里开始被隔离。
　　医生把我安排在西区倒数第二间病房，先生的病房和我隔一间屋子。安顿好后，已是晚上10点钟了，我打开对讲器，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很沉稳地问医生是否给我用药，因为我的体温一直保持在39度。医生说等明天会诊后。我问自己带的退烧药感冒药能不能吃。医生说今晚可以吃，明早不能，他们会安排。
　　吃完了自带的药，我很坦然地睡着了，我坚信，到了这里就安全了，经过他们这里的治疗，过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

　　医院很正规，8点刚过，就开始给我输液了。其间接到一个懂医的朋友的电话，告诉我“非典”如何如何地厉害，要我严加小心。我笑说：没那么邪乎，烧一退我就出院了。
　　中午11点，隔壁病房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已确诊“非典”。我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挂了电话又给懂医的朋友打电话咨询“非典”的问题。
　　傍晚时分，病房又来了一个染病的护工。柔弱的小女生模样，竟然拎了一整箱牛奶。看来她是知道要打持久战了。
　　我戴着大大的口罩隔着一张空床位默默地看着医生对她做例行检查。检查完后，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戴上大口罩背对着我躺在了病床上。这是我相处的唯一一个病友。在相处的几小时中我们没说过一句话，可能是因为相互觉得对方是已确诊的“非典”病人，而自己不是。这可能是我们俩人共同的心理吧。
　　晚上8点，我感觉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用对讲机告诉了护士。一会儿护士用对讲机告诉我到东区倒数第二个病房吸氧。我以为只是临时吸吸氧气，随身只带了一瓶矿泉水和手机。
　　来到一个带卫生间的单人病房，吸上氧气感觉好多了。不一会儿，护士把我的东西都拿来了，通知我转这间病房了。我很满意这间病房的卫生设施，浑然不觉自己的病情已然很重了。

　　我的血管很细，平时没一定水平的护士给我注射都很困难，何况在这非常时期。这时的护士们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戴着防护镜，因为工作量大，出汗后镜片充满了雾气，双层的防护手套，阻碍了她们灵巧的双手。当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刚住院的几天，也是医院收病人最多的几天。医院可能也没料想到会住进这么多人，每次输液将完时摁呼叫器，都会等很长时间。有一次，时间久了，催了好几次，等护士来的时候，回血把输液器都堵了，只能重新注射。这以后我学聪明了，在药水还很充分的时候提前按呼叫器，也学会了拧紧输液开关。
　　病人太多了，病人催急了，楼道里护士长在扩音喇叭里的声音也急促、响亮：8号换液，12号……
　　走廊里传来护士匆忙的脚步声，输液瓶乒乓的撞击声。
　　护士们手忙脚乱，满头大汗，呼吸急促。
　　过了两天，扩音器里传来护士舒缓、温柔的声音，有点像30年代的敌台广播，护士们也从最初的惊乱之中挣脱了出来，逐渐提高了效率，缩短了病人等待的时间。
　　又过了两天，护士们每人配备了对讲机，走廊的敌台广播也随之消失了。

　　只是几天的时间，我已经下不了床。医生给我加了一个氧气罩，橘红色的，很好看，但真的不好用，白天需经常用手调整，不然氧气量不够。晚上睡着了，姿态一不对就感到氧量不够而做噩梦：在昏暗的十字街头，我拿着那个橘红色的氧气罩向来往的行人乞讨：给点氧气吧，给点氧气吧。路人行色匆匆，看不清他们的脸。我焦急地在有昏暗街灯的街道上奔走着，寻找着氧气。
　　噩梦醒来已然半夜，氧气流量很小，调整了一下氧气罩，情况才有所好转。
　　后来医生给我调换了一个三通的氧气管，情形好了些。
　　只是好景不长，不久我就进入了半昏迷状态。昏迷中我能感觉到医生和护士频繁的到来，能听到心脏监测仪的嘟嘟声。记得护士给我喂饭、喂药、换衣服、倒尿盆——一切的一切，鼓励我一定要坚强。
　　后来听家里人说我报了两次病危，都是这些医生和护士把我从死亡边缘抢回来的。
　　气若游丝，那一丝气息不知在何时就会随风飘散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
　　心空荡荡的，身体也轻飘飘的，思绪在无际的天空漫游。这时，枕下的手机无声地振动着。我摸索着，费力打开了手机，里面传来儿子的声音：妈妈好点了吗？你要早点回来，接着给我讲故事。
　　仿佛一针强心剂，儿子的话把我从游离的状态中拉了回来。是的，我和儿子有个约定，他说等他长大了学好画画要把我每晚睡前给他编的故事画成漫画，故事讲的是熊猫奇奇营救被外星人掳走的妈妈的故事。因为每天儿子的纠缠，因为有无数的星球，所以直到现在奇奇还在各大星球历险营救着妈妈。故事中奇奇虽然还没有把妈妈救回来，现实中却是儿子的电话挽救了我的生命，“妈妈，你早点回来！”那深情的呼唤，触发了我对生命的渴望，人的潜能是巨大的，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为了儿子！

　　3至4月间我们转移了一次。
　　主任査房可能是发现很多病人开始咳嗽加重，于是决定这层楼彻底消毒。
　　护士推来了手术车，但我已无力爬过去，一个医生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抱起我把我放上了手术车，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的两手死死地抱着他的脖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像在大海中抱着一块救命木板一样。
　　走廊里，护士和医生推着我疾速奔跑，就像电影中抢救危重病人的情景一样，我无助地躺在手术车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闪过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全部从四层转移到了三层，我的病情感觉在逐渐好转，听护士说他们这批要撤下去休整了，真舍不得他们。

2003年4月

　　第二批医护人员换上来了。
　　一个护士在门口拿着一张单子念什么要取消了，我没听清。中午吃饭的时候，护士把盒饭放到桌子上走了，我知道是特护取消了。望着桌上系得紧紧的盒饭，我集中我所有的仅存的智慧思索着如何吃饭。
　　我把一卷卫生纸垫在了脑后，让我有坐起来的感觉，从我随身携带的小塑料袋中取出指甲刀，把盒饭袋剪断，我没有力气把三个盒饭都拿到床上，便一个一个拿到右边床上，之前在我右手边上铺了一条毛巾，这样吃饭时菜不会直接掉到床单上。虽然每做一件事都会停下来喘息一会儿，我还得小心翼翼尽量不碰触到左手，一但输液的左手起包，还得重新扎静脉，那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终于我吃到了午饭，虽然有些凉了。早饭就差些了，因为有粥，掌握不好平衡总是洒得到处都是。
　　输液的速度快了，时间短了。有时盒饭送来的时候，药也快输完了，干脆我就等到输完后再吃，用两只手吃饭就自如多了。

　　我真的感觉身体在逐渐好转。
　　我问医生：我能活动吗？
　　医生：可以活动脚。
　　在一个下午，我坐了起来，坐起来的感觉真好。一个护士看见高兴地说：哟！能坐起来了！
　　我得意地笑了，坐了很久。
　　我得意得太早了，因为长期躺在病床上，第一次坐就坐了这么久，我再躺下的时候感到左腿有点麻，感到一根线在不停地抽动，我慌了。（现在想来觉得很可笑，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我真的慌了。）
　　我感受到呼吸不顺畅，觉得只有一边的肺可以呼吸，一边的肺停止了工作。
　　我立即按了呼叫器。
　　医生听了我的话：你学过生物课的，应该知道肺是同时工作的。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大声地激动地说。
　　医生无奈：我回去研究研究。
　　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又摁了呼叫器。
　　护士：你这是用药的副作用，等会儿给你送药。
　　又过了一会儿，又摁：药怎么还不送来？
　　护士：到前面的大药房给你配药呢。
　　药随着晚饭一起来了，在一大袋药片里我发现多了一片蓝色的药片（出院后在我的心理医生那里我才知道那是奋乃静）。那一片蓝色药片并未起作用，我的心跳加速，害怕到极点。在这间病房里我已摔坏了好几根水银体温计，因为无力，也因为要把该死的水银柱甩下去。水银散落在病房的各个角落，别有用心地打击着我的情绪。
　　我的心跳在加快，我的情绪更低落。
　　先生在4月已出院，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苦苦挣扎。
　　妈妈总是打电话问：好了没有，怎么还不出来。
　　我总是拣好听的说：病好了，需要在医院隔离，医院的饭可好了，都长胖了。
　　放下电话后大哭。病情的反复，出院的遥遥无期，不可知的未来，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委屈。
　　中午走廊静悄悄的，听到两个护士的对话：
　　“听说哪儿哪儿的护士死了。”
　　“不止一个。”
　　声音非常清晰地传入耳膜。我的心紧了一下，想起给我喂饭的护士们和抢救过我的医生，如果因为我而传染他们，真不知该如何面对。
　　收音机里传来医护人员火线入党、冒死上一线的感人事迹。他们要抢救的就是我这样的姐妹弟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病毒，需要别人的生离死别来拯救。我明确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内疚无比，第一次有了想死的念头。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打一针干扰素。护士会敲一下门，喊一声你的名字，我会特自觉地把臀部亮出来。小护士会像一阵风一样进来扎一针后，又一阵风样悄悄地走了，我想起了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轻轻地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窗外，阳光越来越温暖、耀眼。
　　每天除了注视大大小小的吊瓶外（用完即时叫护士换瓶），就是看窗外一片一片吐着新芽的树枝。那一片片新叶向我展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春天的气息，只是我的心情却未被感染，伤感一丝丝弥漫着，心情一点点低落着。
　　呼吸越来越微弱，没有一点力气，预感着自已会在某一个寂静的夜晚，默默地孤独地死去。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一样地强烈，我费了很大力气给朋友们发出了告别短信：“窗外，景色很美，树上一片片吐着新叶，不知明天我是否还会看到。”
　　“一定。”
　　“坚持住。”
　　“给我挺住。”
　　看着朋友们真情的短信，我无奈地笑了。
　　早晨，一睁眼，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窗外，树枝上又长出了一片片新的绿叶，我的生命在延续着。

　　一只小鸟落在了阳台上，啄食着、徘徊着，久久没有离去，怕惊忧它，我小声跟它说着话。
　　太寂寞了。在这与世隔绝的房间里，护士输液换瓶像一阵风一样来去匆匆。虽然家人在不断地给我的手机充值，但是一分钟接听都收六毛，这无异于烧钱，而且真的烧了很多很多的钱。
　　与恐惧相伴，与寂寞为伍。
　　在4月期间，我记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天天会有人给我拍X片，虽然不知为什么，但我会每天非常地期待。
　　拍片的白衣天使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胖一瘦，心地善良，我曾被他俩美丽的谎言欺骗得病情日渐好转。
　　每天他们一进病房就说：“大姐，今天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
　　其实当时我虚弱得拍片需有一人扶起来，另一人往病床上放拍片板才能照片子。
　　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他们会说：“听到了吧，大姐，这病人一个个好了都往外送呢。大姐你也快了，我一扶你都快坐起来了。”
　　美丽的谎言是在我出院的时候揭穿的。那时，通知我出院，我向护士订救护车，护士说救护车只往这送病人，从来不负责病人出院，用车得自己想办法。听了护士的话，醒转过来，为俩小伙子的善良而感动，只是他们已随着第二批人员撤下去休整而无法当面致谢。

　　收音机里在辟谣：外电说中国政府把“非典”病人拉到一个地点统一消灭。
　　晚上做噩梦：漆黑的夜晚，自己被人用铁铲子铲到了已堆了很高很高的人的卡车上拉去活埋。卡车在暗夜里疾驶，躺在堆满了病人的卡车上晃晃悠悠的，那种恐惧那种无奈到了极点。
　　有人在推我，在喊我的名字。迷迷糊糊睁开眼，是早班的护士小姐要抽血了。我愣怔着，半天没回过神来，生死两茫茫，现实与梦境我不知身在何处，任由护士抽完血，机械地按照护士的吩咐，接过棉签摁住抽血的部位。

　　恐怖之月，死亡之月。
　　陆续传来一线的医护人员的伤亡消息，恐惧吞噬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能感觉出医护人员的微妙的心理变化，急促的呼吸，一丝惊慌的眼神，诊疗后快速离去的背影。
　　那像风一样飘来飘去的身影。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到了极点。
　　现在回想，如果换位让我上一线，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我一定不如他们。未知的病毒，传染性极强，每天都会听到同行倒下的消息或牺牲的报告……
　　因为晚上睡不着觉，收音机整晚开着。开了关，关了开，辗转反侧，度过了不知多少个艰难的不眠之夜。电池用光了，因为不愿家人来送，所以就没告诉他们。
　　没了收音机，每天除了打打电话，就是盯着吊瓶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发呆。没有电视、报纸、书和任何可以消遣的东西，“度日如年”这个词，每个“非典”患者应该都深有体会。
　　哥哥打电话说，外面现在一片恐慌，商店的货架被人们扫荡一空，大街上空无一人。他安慰我说你现在多踏实，反正已经进去了，坚持几天就出来了。

　　我入院没几天就卧床不起了，吃喝拉撒睡全在病床上，靠24小时的吸氧维持着，吃饭、倒尿盆全靠护士帮忙。
　　自打记事起，我的自理能力非常强，自己能做的事决不用人帮忙。要强的个性，在这里给了我无形的压力，人的尊严、人的个性已荡然无存，只不过是对生命的渴望而苟延残喘。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月，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两只胳膊因每天的静脉注射而发紫发黑了。我自身的血管很细，长期注射后，就更不容易扎进去了。即使扎进去，稍不留神，就会起包，需要重新注射。我经常对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戴两层手套的护士说：“对不起，我的血管太细。”
　　护士们因为扎不进而着急，我因为自己的血管太细而内疚。
　　有一次，在胳膊上实在扎不进去了，有一个很漂亮的年轻护士把我的一只穿了几十天的袜子脱了，用双手捂着我的脚，她说脚太凉了，不容易扎进去，她不停地帮我揉搓脚加强血液循环，还说扎脚比扎手疼，让我坚强一点。
　　我除了说声谢谢，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每天都会静脉注射很多药水，大瓶小瓶大袋小袋挂在床前的输液架上，看了让人眼晕。经常还会验血和抽血气。注射时，会忍着疼痛紧闭双眼心里默念着：为了儿子一定要活着出去。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出院无望，心情越来越低落，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妈妈打电话说她每天都会烧香求观音菩萨保佑我，朋友们也打电话来说他们去了庙里向观音菩萨许了愿，我一定会好。
　　一个晚上，天上打着雷打着闪，我看到了观音菩萨，我求观音菩萨治我的病，观音菩萨给我治了一晚上。
　　我失眠了，白天晚上睡不着觉，总求医生给我安眠药，极度的恐惧和自卑，精神恍惚，思维混乱。每天的注射，那一针针的痛，钻心的痛，痛到骨子里，痛到每一根神经上。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定放弃这种无谓的治疗，走得痛快些。
　　我有一个很小的水果刀，一个年龄较大的护士曾两次向我借，我都没给。她是怕我自杀。想着割腕后满地流淌的血不好打扫，让别人讨厌，这个方案PASS了。想去跳楼可是真的没有力气走到阳台上，这个方案也无法实施。
　　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拔掉了氧气管。
　　我想这是最文明、最安详的自杀方法。
　　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平静如水，超然于世，心中有种解脱了的快乐感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地睁开眼，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我打量着这间再熟悉不过的病房。奇迹发生了，不需氧气也能自主呼吸了。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胜利了
　　先是兴奋，后又是紧张，特别的惜命，生怕又出现别的什么问题。
　　我崩溃了，开始胡言乱语。
　　护士长来了，坐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手鼓励我、安慰我、开导我。她像一个心理导师一样指导我：找一个可以诉苦的人，把心里的委屈郁闷都说出去。
　　这以后，家人朋友们的手机随时被我骚扰着。我把痛苦和郁闷都砸了出去，这一招真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

2003年5月

　　5月初，窗外的树已枝繁叶茂了。天热了。
　　第一批撤下去的医护人员第二次又上了一线。
　　护士长喜洋洋地带着好几个护士来看我的时候，我瞪着疑惑的眼睛看着他们不说话。我惊慌的目光在她们中间游走，我现在很是知道自己身份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病毒，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毒是否传染给中的某一位，造成她们的伤或亡。如果是，我真的无法面对，她们是那么尽心尽责地抢救过我。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她们看了也挺害怕的。

　　第一天
　　护士长和一个岁数大一些的护士把我穿了几十天的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和病号服全部换了下来，轻声跟我说上衣直接套胳膊上就行了，脏了好换。我流着感激的泪，点了点头。护士长拿起换下的衣服问我：你自己的衣服还要吗？我无奈地摆了摆手。

　　第二天
　　医生来查房：你的病好了，可以坐起来了。
　　我真的可以坐起来？
　　医生上前一下就把我扶起来了。
　　我头晕（我连忙闭上了眼）。
　　没关系，一会儿就好。
　　当我再次睁开眼，窗外的景象映入眼帘：在阳光的照耀下，郁郁葱葱的树木生机勃勃，远处的屋顶也泛着一层灿烂的金黄色。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大口喘着气，好像多日积累的郁闷也随之飘散。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仿佛凤凰涅槃一般。
　　医生指着窗外：你看外面的阳光多好，草也绿了，花也开了，你要自己从这里走出去。

　　第三天
　　我开始练习静坐，我用五个手指做梳子，梳理打结纠缠在一起的头发。梳理不清，就用一根注射用的塑料软管把头发扎了起来。
　　先生又重新送来了一套洗漱用品和电池。一个细长眼睛的小护士帮我找到了收音机并好心地换好了电池。
　　我用梳子梳理着头发。太久没梳头了，齐肩的头发已经乱七八糟地结在了一起。我坐起来梳理几分钟，就需要躺下喘口气，休息一下，再坐起来继续工作。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把推子，给自己剃个光头。
　　实在太繁乱了，几次反复后，心情变得烦躁，连头发一起扯了下来，直到现在脑袋上还有一小块不长头发。

　　第四天
　　请一个护士帮忙把床下的鞋拿了出来。
　　在她的帮助下，我站在了地上。那一瞬间，百感交集。
　　我拍着床大哭：为什么不让我早点下地呀！如果早下地我早就出院了！
　　没来由地哭了一会儿，发现护士已不见了踪影。想是这种情况见多了吧。
　　我擦干了眼泪扶着桌子和墙走到了卫生间。心中大喜，终于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压抑了太久的自尊释放了出来，兴奋无比。
　　上完厕所，我想起身，真的是起不来了。躺得太久了，人都虚透了。
　　试了几次都未成功，我慌了。正是下午已打完点滴的时候，护士都离开隔离区了，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卫生间里没有呼叫器，病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如果没有特别情况护士会在明天早上过来。
　　想到要在厕所坐一晚上，恐惧立刻涌了上来。
　　环顾四周，发现病房是一间高干套房改制的，两个套间中间隔了一层木门，锁住的。隐隐约约听到门那边有人说话，应该是上了年纪的夫妇俩人。仅存的智商告诉我，有救了。
　　我拍打着卫生间的木门大声喊：对门的阿姨！对门的阿姨！
　　急促地喊了几声后，对门的阿姨真听见了。
　　不一会儿，一个护士来了，把我拖到了病床上。
　　我大口喘着气，定下神，发现护士不见了。
　　第二天医生来查房，故意问昨天谁喊救命了。我如实说：是我。
　　我感觉我现在的思维能力和自理能力一样低，智商是零。
　　医生指导我怎样走路，受益匪浅。

　　5月15日
　　胖胖的医生来了，他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通知我：还有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
　　他见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麻木。又问：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感觉？
　　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很害怕。
　　医生：放心，社会上不会歧视你们的。
　　其实，医生误会了我的意思。社会上的歧视不歧视，与还在医院的我根本无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跳加速，手在颤抖，情绪有些失控。这种情况最近经常发作，只能靠和外界打电话诉说来缓解。
　　我逐一给家人朋友们打电话：阿香婆要熬出来了。
　　我像祥林嫂一样不厌其烦地反复说着，家人朋友们也都说着同样的祝贺的话，直到手机发热电量用光。

　　5月16日
　　医生查房：每天练习走路，要靠自己，希望你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不是轮椅。
　　躺得太久了，两条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身体极度虚弱，思维能力很低，很简单的事情想不出办法，动作迟缓，目光呆滞，常常盯着窗外发呆。
　　我先是扶着桌子、病床走一走，慢慢地可以在屋里走一圈。我大声说着北京电视台的广告语：生活就是一个7日接着又一个7日。走一会儿，我就回到病床上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呼吸，再走一会儿。我咬着牙坚持着，嘴里大声骂着粗话。
　　我像蚂蚁搬家一样，把洗漱用品一样一样地搬到了卫生间。由于病情严重，从来没用过这个卫生间。看着卫生间齐备的淋浴设施，真想洗个澡。心里还算明白，如果洗了，恐怕连卫生间都出不去了。打开洗手池的热水管，一股热水奔了出来。接触到热热的水流，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泪水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我贪婪地吸着热毛巾上久违了的热气。
　　卫生间的镜子足够大，我打量着镜中的那个人，脸胖得像个大月亮，脖子和脸一样粗壮，浮肿的眼睛，木然地盯着镜中的自己，奇怪自己居然在2个月的煎熬中长胖了。

　　随着“非典”肆虐的推移，人们逐渐从最初的恐慌中挣脱出来，特别是随着病愈出院的患者增多，信心重又回到人们的脸上。
　　5月12日是护士节，我得到一朵康乃馨和一张淡粉色的祝福卡片，久违的温馨弥漫了整个病房。那是我患SARS期间一段粉色记忆，依稀记得上面写着：虽然看不到我们的笑脸，但是我们的心……
　　下午护士们拿着一支花来和我合影。
　　我快要出院了，我很激动。想到自己应该不具传染性了，我说了憋了很久的话：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病毒，没有你们每个人不顾自己安危奋力抢救的话，我早已不在这世上了。每天我都想对你们说声谢谢，但又怕传染你们，不敢和你们说话不敢和你们交流。现在我病好了，终于可以和你们说话了，我衷心地对你们每个人说谢谢。
　　坐在床上我向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天，还发了一个蓝色的卡通形象的收音机，很可爱。附着一张慰问信，信上说开通了一个“非典”热线，我拿出手机按照热线地址给电台发短信，感谢一线的医护人员。因为久违了的热闹和激动，我的手在颤抖，心脏在急剧地跳动，一个短信写了很长时间，现在我已记不清短信是否成功发送，只是颤抖的手摁动手机键的样子仿佛雕刻一般印在了脑海里。

　　随着出院的倒计时，我的心跳更快了，心慌，手颤得也更厉害了。有时手颤得无法吃饭，手拿着勺子饭撒得到处都是，只好放下勺，给家人朋友们打电话诉说。随着情绪的宣泄，心情慢慢放松下来，手也不那么抖了，才能把饭吃完。
　　度日如年的日子，一天天地熬着。除了病痛的折磨，寂寞就像紧箍咒，把人的神经一根根崩紧直到崩断，心就像被掏空一样，像个孤魂四处游离，只剩下一个躯壳。除了注射还是注射，不能动也不敢动，稍不留神注射的地方就会起包，还要重新注射，每天注射完后身体僵硬得好半天不能动。
　　夜很深了，寂静的没一点声音，收音机开了关，关了开，反反复复不知多少回，还是睡不着。我看了一下时间，已是凌晨3点，这样的夜晚不知熬了多少回。记得有一次也是深夜，听到走廊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一片嘈杂，我知道准是又救病人了。我摁了呼叫器，让他们给我点安眠药。这在平时，我是不会无趣地大半夜要药的，只是熬着。

　　出院倒计时
　　就要出院了。
　　我要自己走出去。”我在心底呐喊着，咬着牙每天练习走路。人太虚了，走路轻飘飘的直打晃。我颤微微地扶着床头走到窗台，从食品袋里找到一包开心果。我开心地笑了，为取到的胜利果实。但是我没力气拿着它送回到病床上，我使尽了力气把它扔到了病床上，人也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亦像散了黄的鸡蛋，瘫坐在身边的木椅子上。不知是刚才用力过度还是木椅子太凉，一阵内急感觉不好，跌跌撞撞地往卫生间走，在卫生间的门口还是无力地摔倒了，头撞到了墙。
　　坐在卫生间冰凉的地面，我喘息着，摸了摸脑袋上刚撞出的大包，对着卫生间泛着冷漠铜光的门把手说：生活就是一个7日接着又一个7日。我喜欢元元常说的这句话，坚信着在又一个7日到来时就是我出院的日子。
　　攒了些力气，开始收拾弄脏了的地面，把脏病号服放入垃圾袋系好后，晃晃悠悠回到病床上。摁了呼叫器，如实告知护士刚发生的事，希望送一套病号服，却被告知因入院患者太多且用过的病号服不能再利用，病号服已用完。又问：你没有自己的衣服吗？我哪里还有自己的衣服呢，3月入院时穿的羽绒服、毛衣什么的全部已经扔掉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绝望了，陷入了胡思乱想，不知道向外界求援，只是一味地想象着没有了病号服，病情就会急转直下，直到死亡。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手发抖，呼吸困难。
　　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总之是在当天我得到了一套新的病号服和几粒黄连素，我又看到了出院的曙光。
　　有了电池和收音机，就是有了音乐，音乐消除了寂寞、消除了病痛、消除了烦恼。躺在病床上，双手和着音乐跟着节拍舞动着，随着音乐仿佛自己是想象中的舞者在火焰中舞蹈，在漫天的雪花中与冰雪共舞，在空旷超大的舞台上尽情地舞着。这是只有一个人的舞台，看台下没有一个观者。
　　医生来了，看了一会儿，一句不说又走。我想在他的病历记录里会这样写着：已进入……状态。

　　5月21日
　　出院前一天。
　　除了焦虑还是焦虑，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5月22日
　　从入院的第一天就盼着这一天，盼了62日。
　　清晨，还和往常一样还要抽血。
　　我求护士：今天我出院，别抽了。
　　护士：出院都抽。
　　我苦笑：血都抽干了。
　　护士笑说：最后一次了。
　　我无奈，无语，无言，无助，无望。
　　想象中，出院见到亲人，一定会抱头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种。
　　8点，换了家人带来的一身新衣，一直等到9点家人才把各种手续办完。
　　手捧一束鲜花，在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陪同下，我走出了被“非典”折磨了62日的的住院楼。
　　那天的阳光很灿烂，那天的空气很新鲜。
　　隔离线外站着62日未见面的先生，62日前那个生龙活虎满头黑发的小伙子已然是曾经苍海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了。我和先生深深地对望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周围围了很多媒体记者和摄像。
　　因为真的很感激医护人员的救命之恩，所以很配合媒体的采访，最后一个镜头是我和先生相互搀扶着走出院门。
　　出门后，我把那束花放在了一棵大树下，我实在没有力气拿着它了，虽然它们真的很美。
　　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束花，在阳光下在风中绽放着，凄美地绽放着，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〇 冯友兰：从北京到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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