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精英登场

┃Personal History

© 西川／文

　　现在知识分子不兴自诩为“精英”了。现在做人做事越大众化越有市场，似乎大众化了，个人价值也就实现了，这样反倒简单。现在谁若自诩为“精英”，谁就得准备好领受那些比精英更神气的各类呼风唤雨的大众法师的笑骂。
　　可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精英”这个词还是很有些魅力：精英，顾名思义，就不是大众。那是大众的头脑，大众的良心，大众的领路人。是精英们首先感到一份历史责任，要清算多少年来的政治愚昧和文化愚昧；是精英们首先把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当作灵魂的第一需要。大众不“存在”，而精英们“存在”；大众在险象环生的伦理生活中顺水推舟，而精英们高呼“上帝死了”。
　　北京大学，一打它诞生，就成为中国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巨大旋涡，因而一向精英荟萃。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进入北大，第一次开全体新生大会，校团委书记就大声宣布：“北大原有八千精英，现在有了一万精英——欢迎新同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精英”这个词。我听出了这个词所含有的兴奋和自豪，心想：哦，我还是个精英哪！只是一万精英，数目似乎大了些。

　　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刚刚落幕，学校里还弥漫着一种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气氛。
　　关于选举、选举之前大学里的辩论、集会我略知一二。我的中学母校与北京外国语学院仅一街之隔。尽管高考在即，我还是曾与同学一起去旁听过外语学院举行的学生竞选辩论会。到北大后，我才知道原来北京各大学之间是互相通气的，也就是说竞选所造就的民主气氛是普遍的。
　　“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这是我当时听到的最有见地的政治格言之一。的确，一个区县级人民代表能有多大权力，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皇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来说，选举本身所带来的刺激大大超过了它所要达到和它所能够达到的目的。一个文学青年——那就是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新鲜事物的鼓荡。后来我弄到一本名为《开拓》的竞选文献汇编（油印），我就是通过阅读这本东西，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

　　可以说我生逢其时，我躬逢其盛。我的学生证号码是8118042。我的借书证性别栏中的“男”字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由“女”字改写而成。这是由于我在一寸免冠证件照片中留着长头发。我从上初三时就留起了长头发。尽管上中学时我从各方面看都是个好学生，但留长发还是使我显得有些“另类”。现在好了，在北大，留什么头发那是我的自由，北大是中国最“自由”的地方！
　　在这自由、活泼、幼稚、夸张、喧闹的校园里，存在主义传扬开来：“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学说也介绍进来：“异化”“永远不工作”；那个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又复活了，听说鲁迅在早年也受过尼采的影响；性、俄狄浦斯情结、压抑、本我、自我和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弗洛伊德是谁？怎么鲁迅也受过他的影响？一切都是新的，连旧的也是新的。
　　于是我拼命读书，拼命思考。我手里有八张借书卡，校图书馆五张，系图书馆三张。我们宿舍一共住六位同学，六八四十八张借书卡。我们从大小图书馆一摞一摞地往回搬书，一摞一摞地读，直读得昏天黑地，眼里冒金星。我曾用一本手抄的《曼娜回忆录》向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借来全译本《十日谈》（全译本在当时只限于内部发行，书店和图书馆里只有洁本）。因为必须在一星期之内还书，所以我们宿舍的每位成员都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吞下这一寸多厚的大书。这样，夜里亮着灯的楼道也就成了我们读书的地方。

　　我们六位“精英”住32号楼204室。黄清来自浙江余姚，胡万兴来自江苏无锡，秦正怀来自湖北黄石，卢程亮来自上海，李龙飚和我来自北京。
　　李龙飚管自己叫“李小龙”，我不知是他小名叫李小龙，还是他崇拜那个香港武打片明星李小龙。此李小龙脾气大，人也横，虽无武功，但是注意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早起床（不像个精英），到五四操场跑一圈，而且就一圈。他不大读书，经常打架。有一段时间他弄来一支气枪，每天打一只鸽子带回来煮着吃。他虽然功课不佳但热爱音乐，而且是西方古典音乐（够高雅的）。他能拉小提琴。刚入学时他打算组织一支乐队，动员我参加。我除了会吹口哨什么乐器都不会，他说：“那没关系，你打沙槌吧。”这话让我听来有一种污辱沙槌的味道。
　　卢程亮的性格与李龙飚的性格正相反，说话嗲声嗲气，好讲理。他睡上铺，总在铺上鼓捣什么。每次放假结束从上海归来，他都会带回一嘟噜一嘟噜的香肠，包在报纸里，挂在蚊帐杆上。秦正怀纳闷那是什么，便趁卢程亮不在宿舍爬上去看个究竟，见是香肠，便揪下一根。他大概不止一次分享过卢程亮的香肠。
　　这个秦正怀，喜读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他的床头放着一摞《三言》《二拍》。法语专业的郑宣到我们宿舍来串门，拿起秦正怀的书，合上，再翻开那已被翻黑的几页，因为那几页肯定是黄色或准黄色内容。毕业时郑宣学着出版社出版古典白话小说时删字打方框的样式在秦正怀的留言本上写道：“秦兄为读《金□梅》被删节的部分，翻遍整座图书馆，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动。”
　　比较起来，胡万兴就不像秦正怀那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自得其乐。他热爱文学，偷偷练习写小说，有点儿心事重重。我睡他上铺。有一天夜里，我还没睡着，朦胧中看到胡万兴爬到我的上铺边，在黑暗中注视我良久。我不知他那是在梦游，还是要做什么事，还是有话要对我说。无论是在学校时还是毕业以后，我都从未向他问起过此事。或许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黄清是我们的小兄弟，进北大时只有十五岁。当我们为爱情或别的事而烦恼，而魂不守舍时，人家正兴高采烈地享受着知识和自由。现在他已去美国做律师，当精英去了。

　　一旦我们触及往事，往事便不由分说，呼抢而至。写到这里，我不觉有点儿迟疑：这些芝麻小事是否值得一写？或者说它们虽然有趣，但是否具有足够的意义？不过尽管我心存疑问，这些看来并非举足轻重的往事却向我投射来一丝温暖。或许往事之于我们的真正价值正在于这一丝温暖吧。谁能专拣有意义的事去干？谁能保证他一生的经验中不包括虚掷、浪费和挥霍？这样一想，我便看出，正是从那些看似无意义的往事中折射出我们的青春。

　　刚才我提到“爱情”一词，但我并不打算绊倒在这个词上。不，我只想谈谈那些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北大女孩。
　　离开北大十余年后，有一天晚上我去小说家罗珠和薛燕平夫妇家吃饭，遇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小说组的编辑李敬泽。他是北大八〇级中文系学生。没想到两个从前并不相识的北大人为了沟通情感会借助于谈论北大的校花！那些校花和系花，成为我们留恋那一去不返的北大生活的方向之一。她们是光，她们是青春。
　　李敬泽问我：“你们系八○级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我并不知道他问的是哪一位，遂将我能够记得起来的八○级女生的名字一一报了出来。报出一个，他说不是，再报出另一个，他还说不是，最后我终于报出了他头脑中的那个女生。我们两人鼓掌大笑。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总惦记着那个女生，我故意调侃他：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惦记她呀？

　　实话实说，我在学校时不认识任何校花。不过有几个女孩子，我和我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她们的存在。有一位皮肤细白的俄语系七九级女生，冬天穿一件那时还不常见的毛领皮外套，很像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贵族小姐冬妮娅。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于是她就成了“冬妮娅”。
　　还有一位，听说是生物系的，总是一个人走路，一副爱学习的样子。由于她不属于小巧玲珑的类型，她便获得了一个绰号：“大玛丽”。在去饭厅或教室的路上，会有人低声喊道：“瞧，大玛丽来了！
　　听说中文系几个闲人为全校出色和半出色的女生们编过一部《群芳谱》，那其中记载着她们各自的姓名、系别、出生年月、籍贯、家庭出身、家庭成员等种种有用的信息。看来，他们为编写这部《群芳谱》颇下了番功夫，查阅了许多档案材料。我从未见过这部《群芳谱》，我想若它落入女权主义者之手定会领一顿好骂，以为是穷极无聊之作。但我对它报以理解。如果我能回到那热情、骚动、伤感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会建议那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将书名《群芳谱》改为《苦闷的象征》。这样，鲁迅和厨川白村都会高兴。
　　许多中文系的男生总是忍不住窥几眼我们系的女生。他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女朋友非外语系的不找。但问题是那时我们系的女生已然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她们的原则是：非老外不嫁。
　　有一次几个中文系的男生与几个计算机系的男生在学三食堂打起了群架，原因是双方各有一人爱上了我们系的某女生。架越打越激烈，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局外人便只好站在桌上观战。而最大的局外人恰好是那位女同学。她最终嫁给了一个白人，一走了之。
　　九十年代的中国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显而易见地拉开了距离，从城市建筑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社会价值观到人们数钱时手指的熟练程度。一九九七年年初，我参加过一家名为“四合院画廊”的开业酒会。来参加酒会的一半是西方人，一半是中国画家。我遇到几位熟人，聊了些与美术无关的话题。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我向门口走去，耳边忽然传来一声表示惊讶的招呼声。向我伸出手来的是我的北大校友，比我低一级的同系女生姚红。
　　大学毕业后她远走美国，嫁了个看上去好像是橄榄球运动员的美国大男孩。我们多年不见，热情寒暄。她一侧身把我引见给一位我事先并未注意到的女士，这女士正孤独地坐在圆桌边，面前放着一杯葡萄酒。她和我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在我的目光扫过她面孔的一刹那，我的心中一惊：这不是当年北大校园里那有名的校花项闻莺吗？在学校时我无缘认识她，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张面孔苍白、疲倦，眼珠的颜色变浅了，嘴唇变红了。这张面孔所带给我的，不是欣喜，而是感伤，使我陡生一种风云际会终将风流云散的感觉。
　　据说她大学毕业后嫁了个外国人，在周游了世界之后回到祖国，默默无闻地活着。不知她是否还能记起她往昔的快乐时光？不知她是否意欲重返八十年代风光无限的北大校园？

　　那个时候，学生们的精神似乎时常处于亢奋状态。一有机会，一有借口，这种亢奋就会以一种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在庆典中得到宣泄。
　　记得中国女排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整个校园一下子发了狂。中国女排赢得正是时候：改革开放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消息传来也正是时候：一天的课业都已结束。楼下有了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我跑下宿舍楼，但见人头攒动，挥旗的挥旗，打鼓的打鼓，大多数找不到鼓的学生敲着脸盆。宿舍区各楼之间学生越聚越多，背心也烧了，衬衫也烧了，笤帚疙瘩被点燃了当火把。
　　42楼楼上某间宿舍里的男生开始把点燃的笤帚疙瘩一只一只扔出窗外，不巧有一只火把落在了窗外的树梢上。一棵大树就从顶端着起火来，蔚为壮观。楼上投掷火把的学生慌了神，赶忙将一盆凉水泼向着火的大树，于是楼下起哄的学生也就正好被淋个透湿。

　　那个时候，一到期末考试阶段，学生总要各显神通。我的同屋秦正怀，一学期的中国古代史课没上过一节。到了考试前最后一堂复习课，他背着书包走到教室门口，忽然想到自己既然一学期都没来听过课，索性顽抗到底吧。他回到宿舍，把中学历史课本找出来，温习了几个事件的发生年代，结果考了八十多分。
　　当然大多数学生不是这类散仙式的人物。每天吃罢晚饭，大家便跑到图书馆的阅览室或夜间开灯不锁门的教室去占座。阅览室和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这种气氛太紧张了，北大人自由的天性便从反面表现出来。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当男生和女生们正从图书馆、教室步行回宿舍，准备回去睡觉时，忽然听到了39楼楼上一家名为“造谣广播公司”的播音。那是几个学生用一个大录音机录了些胡编乱造的逗人事儿，到了晚上九点，便将录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对着窗口开始播音。该“造谣广播公司”存在了将近一个星期，每天晚上九点，一脸严肃的男生和女生就停步在39楼前，喜笑颜开。

　　那个时候，32楼南边校学生会文化部小院开起了咖啡馆。一些学生来此勤工俭学，一些在别处勤工俭学的学生来此享受聊天之乐。咖啡馆的老板（不知是谁）看来颇懂情趣。他在咖啡馆里搞过几回小型画展，邀请来的都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专业画家的华庆、安宏等人。他们的画全是现代派，又抽象，又奇怪，正合我的口味。
　　我被作为一位“校园诗人”介绍给他们。后来我还为他们的画展写过画评，刊登在刚创刊不久、鼓吹“现代派”的《中国美术报》上。那是我极少数画评文章之一。
　　来咖啡馆闲坐的人中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名人。女作家张曼菱，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作者，那时已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可还住在北大校园里。我在咖啡馆中遇到她几次。据说她讨厌汉族人，所以总和几个哈萨克小伙子待在一起。她那身女权主义的浓妆艳抹像现代派绘画一样又抽象又奇怪。
　　咖啡馆是我闲来最常去的地方之一，而且越接近毕业我去那里的时间也越晚，待在那里的时间也越长。午夜十二点以后咖啡馆就停止营业了，但并不关门。待大家都回宿舍睡觉去了之后，我便有了一间灯火通明的空屋，我就在那里写诗。

　　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中，“一代精英”成长起来。我说的是“一代”，不是我自己。别误会，别误会。

　　我从十六岁开始画画，写诗。画画是我的主业，写诗只是副产品（为了用文字填充画幅），所以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写古体诗。进了大学门，古体诗的形式不够我用来表达新事物、新情感了，加上又读了《圣经》和巴金的《家》，我这才改写新诗。
　　因为不好意思当众写诗（那会成为一种表演），我便在灵感袭来时站在我宿舍一张方凳上趴在我的上铺上写。有一天我身边忽然冒出另一个头来，是另外一间宿舍的傅浩。
　　傅浩外号“小臭”，来自西安，总是躲在蚊帐里读从图书馆借来的线装《深闺尺牍》。他后来在赵萝蕤先生的帮助指导下翻译了《叶芝抒情诗全集》和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诗集《耶路撒冷之歌》。
　　他发现我在写诗后，便告诉我，班上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写诗。于是我们两个便会同住我隔壁的张凤华和两名女生李东、陶宁，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先是传阅作品，然后是一起去圆明园散步，最终商量印一本五人合集。合集出来了，名为《五色石》，是我们大家一起手刻的蜡纸，我找人油印的。
　　因为我一入校就加入了美术社，所以我把一本《五色石》送给了同为美术社成员的中文系同学胡中夫。他看过之后认为我们的作品有“朦胧诗”的味道。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何谓“朦胧诗”。中文系的其他同学也看到了这本《五色石》，便动员我们加入“五四文学社”。
　　我们去参加“五四文学社”欢迎新成员的会，在会上认识了诗人骆一禾。骆一禾当时已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他不是诗歌组成员，而是理论组成员。诗歌组组长名叫沈群，中文系学生，比骆一禾低一级，当时以爱情诗《小帆船》名闻全校。
　　有些人认为诗人海子当年也是“五四文学社”成员，其实不然。海子从未加入过“五四文学社”。他上三年级时自己把诗送到了中文系系办油印刊物《启明星》的编辑部，被沈群看到。沈群对海子的诗大为赞赏，我便通过沈群认识了海子。

　　这个“五四文学社”，也算是精英荟萃吧。从这个文学社里走出了陈建功、黄蓓佳、张曼菱、查建英等小说家。他们都是大人物。张曼菱风风火火，黄蓓佳很受丁玲的赏识，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当时已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我们是小字辈，对他们只有仰视。记得陈建功入党也成了重要新闻。学校图书馆的新闻照片栏里有陈建功读书的照片，照片下面注着：“陈建功同志积极学习，向党组织靠拢。”
　　后来我在一次与英国著名女小说家多丽丝·莱辛见面时，同时也见到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小说家刘震云。说起陈建功，刘震云说：“他可是我们中文系的圣人。”

　　当时北大出了名的作家全是中文系的。我们英文系没出什么作家。但我们学的是英美文学——那也是文学呀，我们怎能不写？系里有一份打字油印的小刊物，名为《缪斯》。
　　我入校的时候是比我高一级的唐小兵他们在搞。我因为写诗就被吸收进了《缪斯》编辑部。我们自己写，自己译，自己印。印好之后我们就拿到食堂门口去卖，一块钱一本。
　　编辑部里都是狂人，不可一世。住我隔壁、与我同级的法语专业的钮渊明后来也参与了《缪斯》的编辑工作。他说过的最大一句大话是：“大不了将来成个萨特！”
　　当时英语系办着《缪斯》，中文系办着《启明星》，法律系办着《沉钟》，计算机系的几个学生不务正业，也出了本诗刊，名为《西风·沉诵·太阳节》。校园里还有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文学人物，历史系有阿海（现在瑞典教书），国政系有刘皓明（当时与我同为美术社成员，现在美国），数学系有严勇（后来与刘皓明、法律系的罗亚奇等人一起翻译了美国学者侯世达的《集异璧：哥德尔、埃舍尔、巴赫》）。
　　大学毕业后我又认识了诗人阿吾、斯人。他们是地球物理系的学生，在学校时也已开始了诗歌创作
　　中文系在第一茬作家、诗人（七七级至七九级）离校之后又出了一批新的诗人和学者，其中最杰出的有臧棣、戈麦、西渡、张旭东、橡子等。戈麦已经去世，其他人势头正旺。他们也是动笔杆的人，所以他们的回忆录应由他们自己去写。
　　我在北大第一次登台朗诵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第三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上，地点在大饭厅礼堂。这座礼堂原来号称“亚洲第一大饭厅”，后来增修了座椅。那个晚上，我朗诵的是一首不长不短的诗，名为《秋声》。朗诵完毕，掌声雷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如此热烈、持久的掌声，这掌声害了我，使我自信有写诗的才华。结果我得了创作第一名和朗诵第二名。而在那次朗诵会之前，中文系八○级作为朗诵会评委的张颐武还不让我上台哪！他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朗诵会后，我们系的八○级学生贺小雷要走了我的《秋声》。他是好意，大概想帮我发表这首诗，因为他父亲是贺敬之、母亲是柯岩。但过了一段时间《秋声》又被送了回来。不知是贺敬之还是柯岩，认为我的诗写得混乱。他们扶持过那么多文学新人，但拒绝扶持我。
　　《秋声》从未正式发表过，只曾被收入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下卷。现在看来，《秋声》虽然一点儿也不混乱，但大概是有点儿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说大话、伤感、矫情、做作、洪亮确属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再想将它正式发表。

　　一九九六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话的人为了唤起我对他的记忆，讲了些北大的往事。对，是他。我在学校时他还不是北大的学生，而是北大教师的子弟，当时在校图书馆工作，像毛泽东。他说他现在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他说了他所在的系，但我没记住。他说有事找我：有一位北大西语系或国政系（我记不清了）的毕业生，在比利时和香港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现在想回国内进入电影界一回。他初步决定先拍两部电影：一部要以清华大学为背景，叙述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潮起潮落；另一部要以北京大学为背景，以海子的生和死为主线，叙述我们几个人在八十年代的光辉历程。
　　听到这个构想，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演我自己，我愿意演个起哄架秧子的公子哥儿。我和电话里的人约好第二天晚上在长城饭店附近的硬石俱乐部（Hard Rock）与那位北大出身的大老板见见面，由那人请客。
　　第二天晚上，他们开了辆白色的小汽车来接我和我的女友。俱乐部里一支摇滚乐队演奏的音乐震耳欲聋。外国人、白领中国小姐们在舞池里挤来挤去地摇摆。我们吃了点儿东西，没法谈话，便又去了亚运村那边的“东方一号”迪斯科舞厅，还是进入不了谈话的状态。于是只好相约过几天再见一次面。
　　那个给老板当随从的北大研究生临别时叮嘱我：“下次来别带女朋友。”第二次见面我真的只身前往。“你想怎么玩都行，他出钱。”北大研究生指着那个北大出身的老板说。我听出了这话的意思：他大概想建议我要求去洗桑拿浴、嫖妓女，他好跟着白蹭。这已是九十年代社会风貌与八十年代大不相同了。但我没有向老板提出任何这类要求。在长城饭店的萨拉伯尔餐厅吃完了饭，谈完了事，我就说：“你们玩吧。”然后回了家。估计我一走，那个想白蹭妓女的北大研究生最终也没有“玩成”，而拍电影的事从此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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