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不用眼泪哭.上篇

┃Personal History

© 黄永玉／文

　　志庠兄死了。
　　死了就死了，他已经八十多岁，再活到一百岁，终究要死，又怎么样呢？
　　照我估计，他不是死在监狱，不挨枪毙，不因冻饿……应该是死在自己家里或医院的床上吧？
　　可以了！
　　他一生的艺术生涯，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旧社会、新社会，国民党、共产党，亲戚、朋友，也都没什么要对不起他，两不赊欠，脱卵精光；道道地地的“赤条条一身无牵挂”，离开这个毫无所谓的混蛋世界。
　　凡高活着的时候，巴黎艺术殿堂的尘埃而已；死后一百零二年的今天，声誉如雨中棉花日重一日，一幅画近亿美元，当年让他有幸活在一幅画的价值里，退一步说，让他每天有两美元过日子的话，凡高一定会更加灿烂。
　　凡高活了三十七岁，画了十年画，留下许多作品。
　　陆志庠活了八十多岁，画了近七十年画，留下多少作品呢？我北京的家里有一幅四只巴掌大的墨笔画，一幅两面都画的铅笔速写。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有也有限，说他十幅吧！了不起了。
　　世上最多只有十幅陆志庠的原作了。墨笔画在白报纸上的作品。
　　画家其实是种少数民族。
　　独特的脾气、思维法则、生活与宗教习惯、工作方式。从来为人另眼相看。
　　神圣而卑微，捧上天或碾作尘，成为圣物或笑柄，再好的本事也摆脱不掉背后那个伟大的阴影——唐明皇到梅蒂奇，尼古拉到拿破仑，斯大林到毛泽东，洛克菲勒到邵逸夫……
　　明君或是暴君，亦看画家的运气。
　　真正的美术史是画家背后的那个微笑而得意的阴影的家谱，这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几乎一样；时代变换，主子不同而已。
　　即使是生前独立精神的凡高，死后也逃脱不了这种力量的追杀，令他享受不到自己成果的丝毫甜头。
　　比起凡高，伟大神圣的陆志庠连死后的哀荣也没沾边——丧失掉说理的根据，作品。
　　陆志庠是个流落他乡的孤独的少数民族。

　　认识陆志庠是在蒋经国管辖的江西“新赣南”“教育部戏剧教育第二队”（简称“剧教二队”）里，时间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
　　陆志庠不是“剧教队”正式的成员，他是抗战前上海的大漫画家，大到比队长曾也鲁还大，地位特殊，因此安不上名分，只在队里管吃管住和领一些零用钱过日子。
　　抗战时期，有一个不成文规矩，出名的文化人都有机会在一些文化团体里“挂单”。用目前国内的新名词——“养起来”，也是颇为合适的形容。
　　教育部一共有两个演剧队，“一队”在西北，老戏剧家向培良当队长；“二队”在东南，老戏剧家谷剑尘当队长，谷剑尘走了，由管行政杂务的副队长曾也鲁顶替，充当了廖化这个角色。
　　队里有很优秀的戏剧家，演员。资格老，修养好，演技高，真有点“国家级”的标准。当我第一次看到队里排演《草木皆兵》某个节场，主角殷振家那一举手，几句脆亮的台词，闪电的眼神，直把我的魂魄都锁住了。半世纪过去，印象如在阼天。他是国立剧校第二期的学生，这种身份跟提到“黄埔二期”样，在文化界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地位。队里还有同期的董新民、陈力群和他们的演员夫人；再就是老大哥徐洗繁和夫人赵南，徐一生从事戏剧工作，解放后直到现在仍工作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前的《齐白石传》的齐白石，就是他主演的。时间长了，我居然还能记得下许多优秀的名字，罗衫、尤曼倩、司徒阳、杨敏、胡刚、搞音乐的唐守仁……还有木刻界的老大哥、还在台湾的陈庭诗。
　　我那时十七八岁，有个很辉煌的计划。从福建省步行经江西省回湖南省老家，再从湖南省步行到重庆，找关系到延安去，找不到关系就报考国立艺专。
　　不单是计划，而且马上行动。
　　这得力于我亲兄弟般的老大哥王淮的照应设计。王淮，山东人，本是剧教二队武汉开创时的成员，一个顶天立地的血性奇男子。因为一个爱情的问题，离开“二队”留在福建一带做话剧运动工作，我是他的忠实喽啰。（文化大革命期间，氓众们走漏了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名单，听说他因为嫌疑被台湾当局枪杀。）
　　他劝我不要留在福建，“走”！
　　他给我安排的计划是，跟永春“师管区”送壮丁到湖南的一个团步行到长沙（掮着行囊步行三个省，我的天），回到家看看父母，再从长沙转到重庆。
　　他给我三封信，有点像诸葛亮的锦囊妙计。第一封给赣州剧教队的徐洗繁，万一壮丁团路上有什么不客气的打算，到赣州马上到“剧教二队”去，再想办法回湖南。
　　第二封信是给长沙的朋友，第三封是给重庆的朋友，我都没能用上，烧了。
　　果然路上出了问题，湘桂战事发生，归路截断，我进了“剧教队”。（路上的故事太长，不谈了。）
　　剧教二队是这么容易进的吗？不容易。
　　我算个什么呢？十七八岁，刻不了四五年木刻，谁也没听过我的名声。王淮一封权威介绍信加上那时候我的“卖相”还可以吧？收留了我。勉强特委了一个“见习队员”的尊号。
　　在队上重逢陈庭诗老兄，认识了陆志庠真身和在中茶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挂名的张乐平。张一家住在我们附近的“伊斯兰小学”木楼上，带着雏音大嫂和两岁的“咪咪”和半岁大的“小小”。
　　那时候，毎天的节目就是“跑警报”。
　　我也不太明白日本飞机三几天来炸一次赣州有什么用处？想炸的是飞机场，却往往因为基本功不到家而遗害了街道居民点，甚至山上野草树木，连野坟坑洞也给炸弹重新掀起来。
　　陆志庠和陈庭诗这两位画家老兄耳朵都有严重问题，因之对话困难，夜半警报一响，跳起床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熟睡的两位“捅醒”，然后拔腿跑在前头领路，越过章江和贡江两座浮桥，直上山坡，再一齐在月亮繁星之下，感受那冒着浓烟火光的城内外的伤痛。
　　炸弹落处，二位觉得大地震动，掰着手指计算落弹数目。
　　剧教二队过手过不少画家，武汉创队初期，著名的木刻家朱鸣冈是基本队员。另一位病死在队里跟我年龄差不多而一直被大家怜爱怀念的画家，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木刻家荒烟在队上做过客人。古典服装设计家卢世侯也在队里待过设计“天国春秋”的服装。再就是张乐平、陆志庠、陈庭诗和我这个小老弟。
　　在队里，我什么职务也没有，也不负任何责任，吃饭、睡觉、看书、吹小号，跟徐洗繁去打猎，陪张乐平、陆志庠去小酒铺喝酒，刻蹩脚的木刻。
　　我在又是饭厅、又是会议厅的左侧的一张饭桌上刻木刻，蒋经国家里的工作人员有时带着一个漂亮的男孩和女孩来看我刻木刻。我自以为已经刻得很不错了，像个老前辈似的对他们宣讲浅显的艺术道理。
　　蒋经国、纬国当时朴素得动人。哥哥常到二队来看望大家，看排戏；端午、中秋或过年，到二队来喝酒、吃饭、胡闹、说笑。弟弟以后别人都说他幽默、健谈，那时候不是这样，魁梧，英俊，但比严肃庄重，不怎么有趣，来的次数不多。
　　蒋经国也请大家到他家去包饺子，女队员跟蒋方良一齐和面擀皮。蒋经国和蒋方良跟大家叫着我的诨名“黄牛”，有时叫“小牛”，有时叫“老牛”；黄宇可能俄国口音不顺，蒋方良有时隔着房间大叫：“流！流！劳流！”
　　那时大家都年轻，不光我。
　　陆志庠为什么离开剧教二队到南康县去的？这跟蒋专员那回端午节来二队吃饭有点关系。
　　原定中午过节的，蒋专员叫人来说有事，改在晚上，于是中午大家随便吃了些街上买来的粽子。晚上，搞得很热闹，许多人喝醉了，蒋也喝醉了，唱了首《三套马车》，不大成调；于是杨敏唱了首《戏剧春秋》插曲：

　　花儿飘零了会再开，燕子飞去了会再来，我心上的人儿呀，你这流浪的人儿呀！为何一去不回来？归来！归来哟！我的心爱！

　　杨敏男中音的嗓门是巨亮的，行腔婉转，很让人喜欢。唐守仁拉了段圣·桑的小夜曲。
　　后来是队上姓徐的会计兴高采烈地表演几个简单之极的魔术，加上平时这家伙让人讨厌，只有蒋经国一人给他鼓掌。姓侯的老文书诨名叫“侯贼儿”的来了两段相声，也很勉强。大部分人醉意缠绵，送走了专员大人，留下几个女的找回各自凑出来的盘碟碗筷，也都回房安寝。一宵无话。
　　大清早，只听见尤曼倩惊叫起来。
　　尤曼倩她自己有个另外的住处，在队上显得比一般人优越。还是我们几个穷哥儿们的小小债主。借两块钱，发薪水的时候当着徐会计抽两块五，多出的五角钱买花生、芝麻糖请客。
　　这女长得白，高大丰满，一头黑发，就是眼睛小了一点，从曾也鲁队长到几个成年未婚男人都迷她：可笑的是曾也鲁一见她来就会尿急，捏着裤子前端向厕所跑，一边大叫：“吴妈！吴妈！泡茶，盒子里有龙井……”一迷不免谦让，一谦让不免纵容她有点小脾气。不过她仍是十分仁义的——就是这个尤曼倩大叫——
　　所有楼上楼下男男女女正在睡觉而尤曼倩大叫，就证明一定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大事，全都惶惶然穿上衣服跑到大厅里来。
　　尤曼倩惊魂未定，远远指着铺有深蓝桌布的神圣大会议桌，正当中有一堆大便。近视的家伙甚至还凑近仔细观察一番番，验明是一堆正式的、确凿的原作。
　　全体人员愤怒得几乎哀号起来。
　　蒋委员长画像面前正当中来了一堆这样的供品……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
　　谁有这个胆量呢？
　　幸好那时候还没有“上纲”、“上线”、“阶级斗争”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磨刀霍霍”的提法；只是有点觉得对领袖的不敬，这是一；半夜三更来这么一手，无疑是向三二十人的小集体挑衅，这是二。虽然好笑，但谁也不笑。
　　意外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
　　最后一致认为是昨夜大醉狂欢一场之后，某人的酒疯所为。毋须追究，心里有数。
　　当天下午，陆志庠不辞而别，到赣州邻近的一个县城南康去了。
　　他走了，留下二三十幅开过抗敌宣传画展的漫画。都是用当地的土黄草纸画的，水墨，加稍许的赭石和传神的白颜色。这些画由总务保管，逃离的时候想必扔下不管了吧？这是后话，眼前不述。
　　陆志庠道人长期不画，每画必好。
　　这段时期，他就画了这一批。
　　大多是“日本侵略者必败”，“日军的残酷暴行”的题目。从内容说，谁都是这么画，跟他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写文章和画画，世界上从古到今也只有几个题目。不同的是看是谁在写、是谁在画。
　　展览会上的画，看起来大家都好，各有各的好，跟他的画一比就只数他的画好了。
　　有什么好呢？普普通通的黄草纸和墨笔画，就他的画前站的人多；走了还回来，徘徊辗转，看了又看。
　　他把题目揣摩得深而细，譬喻巧妙到家，笔墨也跟得充分淋漓，加上用的简练传神的手法，就显得艺术独特。
　　有种艺术特别像中药，明知它能医病，是好东西，却难以下咽；如果是幼年病人，还要加上责骂威吓，或捏鼻捆手的措施才吞得下这种好意。更有甚者，多少年是近乎在瞄准着的枪口下欣赏艺术，不准说不好的；且吞下的可能是一种不一定医得好病的别的东西，甚或毒药。
　　陆志庠笔下的日本侵略军，高、矮、肥、瘦，面目有别，脾气各异，虽是娘老子所养，却都一窝地坏。军帽、绑腿布、军鞋、大胡须、小胡子、大门牙、小暴牙、兔儿牙、鼓眼、三角眼、住惯“榻榻米”的罗圈腿、眼屎、鼻涕、口涎、狞笑、惊恐、死亡、要别人死亡、杀人之后残酷浅薄的满足的微笑、破落的勇气……这些表面和本质的东西，显示出原本一般的主题，变成发人深省的东西。
　　陆志庠喝酒之后才欢乐、忘我，甚至狂情；展览会上蕴藉有礼。受到赞美时眯着两眼，嘴角微翘，克拉克盖博式的小胡子，妩媚之至。
　　别人真正的好画，他看之再看，一声不响，没见他说出什么道理；一般的画包括我的在内，总想让他称赞几句，他一律眼观渺茫，口中发出“好格！好格！”的声音。不是傲慢和轻蔑；马马虎虎的感想而已。
　　他到南康，南康县政府和《南康日报》的朋友照料他。
　　我也跟着司徒阳到隔壁的信丰县去了。司徒阳跟信丰县长杨明是同乡，杨明跟司徒阳的父亲是朋友。杨明做过蒋经国专员公署的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接替担任了赣南的专员，公正严肃，是个能办事有情义的人，听说以后死得很惨。不赘述。
　　司徒阳去信丰当民众教育馆长，我当美术主任。
　　信丰县有间《信报》，社长是殷梦萍，诗人、作家很多，雷石榆、谷斯范、野曼、杨魁章、蔡资奋……都在那儿工作，还有个农民银行县合作金库的李笠农，税务局的周征选，同事、搞音乐的冼志钊，他的女朋友何畏。县城小，大家想见就见，加上一些汽车兵团，原先就是中学生的连长、排长，和一些单干的卡车司机、老板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友谊、年轻、好地点、好气候加在一起，这段日子过得可算有声有色。
　　陆志庠在南康的日子没有我好。四个人住一间木房子，帆布行军床，去看他都得在“米棵茶”店或酒店，匆匆忙忙，谈完就走，缺乏舒展豪迈和诗意。几次邀他来信丰做客，有汽车接送，他都不来；说忙，什么事不干，不画，忙什么？就是不来。
　　民众教育馆在城墙外一座大桥的尽头，隔着桃江，白天晚上，在清早的太阳下，没边的草地、树林里或河边走走，在民教馆楼上隔着浅浅的竹丛看水、看桥、看城门附近人来人往的光景，都在回忆中刻下深深的美丽的伤痕。朋友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年岁老大，为身边烦事所扰，可能也会在梦边想起这些事情的。
　　到年底，战争临近了，日本扬言要扫荡“三南”（龙南、定南、虔南）。为什么要扫荡“三南”呢？因为是第七战区余汉谋最后的根据地。
　　我养了几十只鸡，眼看着长大，司徒阳到赣州去主持一个话剧演出没有经费，商量卖了我的鸡借钱给他，拿走了钱，人也不回来，留下了我。
　　赣州眼看完了，各种类型的学生和学校由先生带着经过信丰，也在民教馆扎营借住，一批又一批，几百、几十，这些惶惑忧伤的年轻面孔。
　　剧教二队撤退也经过信丰，在县社会服务处住了一晚，我去看望他们，发现司徒阳也已“归队”，却绝口不提“鸡钱”的事。唉！这位老大哥！
　　我没有要求回二队的意思。不过，曾也鲁一定等着我去哀求。我没有。
　　日本军快近南康，我跟着县政府单位进入山区的安息乡。
　　一条街，有百货商店，有茶馆面铺，有银行，街背后是一条小河，搭着高架的木板桥。只免得那门前的水打湿了人们的鞋子；这桥很别致，一下子说不清楚，有空我画一张给诸位看看。赶“墟”的时候，街上、桥两边都是人，鸡蛋大的枇杷，鸡蛋和生鸡蛋的鸡，鸭蛋和生鸭蛋的鸭，鹅和鹅蛋，小狗，小牛，大牛，大猪，小猪，猪肉，牛肉，马，米，豆子，青菜，葡萄，辣椒，油，盐，布，箩筐，扁担，什么都有。卫生院的女护士，白白嫩嫩，手牵手地买了枇杷又买鸡蛋，轻言细语，十分好看。
　　《信报》的木刻家余白墅，信丰中学的美术教员、木刻家吴忠翰，因为跟人晚上打麻将，和别的出什么事的人一起，让杨明下命令关在当街的一间小屋楼上，我还去“探”过“监”，嘻嘻哈哈聊了好一阵。罪状写的是：“……抗战时期，丧心病狂聚赌，视法纪何在？良心何在？”不几天，人们又在街上相聚了，又是嘻嘻哈哈！抗战嘛！该原谅的就原谅了。
　　有天黄昏，我在女朋友的家里，听见一大队陌生的孩子唱歌经过：
　　“什么花！开花！拦着路？什么花！开花！要铲除？……”音声抑扬，歌词动人，使我一震。
　　第二天在杨明家里知道是赣州的“新中国儿童学校”的老师和孩子。
　　新中国儿童学校的孩子从三岁到十五岁，一共几百人，由老师带着也逃到安息乡来∫。
　　跟着就是原在赣州专署工作的周百楷先生（名字的写法可能还有错；去年见到卜少夫先生时，我一直以为是周书楷，他说不是，因为周书楷没在赣南待过。我在罗马时，向一位与周书楷有来往的留学生开玩笑说：去问问周书楷，记不记得在赣南信丰的安息乡劝我不要交女朋友、专心事业的事，这个人现在带着四十多年的女朋友到罗马来了。幸好，年轻留学生那时没有空，免了摆这个大乌龙。后来在一本杂志上见到周百楷的名字，猛然醒悟过来，是周百楷而不是梵蒂冈的大使周书楷。周百楷三字可能还有错，望仁人君子指正。）——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新中国儿童学校”教书？教什么呢？教美术。愿！
　　这一群孩子原来都是“新赣南”各县的“顽童”，偷、抢、窃、扒，无一不精。我又紧张又好奇。好在我身无金银细软的顾虑，只有一支猎枪、一把猎刀和一支法国小喇叭。这都是偷了没用的东西。小喇叭更是偷不得，偷去一吹我就会顺着声音来算账；不吹，偷它也没用。还有几把木刻刀，几块木刻板，几本书；书，也不是好看的书——《哲学辞典》、《说文》、《苦命人巴威》、《陈氏小儿病源方论》、《策要》……有的是捡来的，我自己都不看。
　　没想到孩子都喜欢我，甚至佩服我。晚上大伙儿在草地广场做游戏，我表演倒立“竖蜻蜓”、“转凤车”、全身橫在树干上“扯旗”，玩“飞刀”、“肉身陀螺”，当然还吹了一通喇叭，这一玩定了天下。
　　学校没有校长只有主任，是位女士名叫叶斌。我在她面前矮半截。作风果断、朴素、有条理，脸面上和气而心里铁板一块，身先士卒，所有的同事都尊敬她。
　　从传闻，学校是个聚集江湖好汉的梁山泊，骨子里简直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幼年班无异。朝气劲头十足，纪律严明。又说全赣南的小偷头领就是才十二岁五年班的某某某，那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的事，怎么看也不像。
　　我教美术手工。我们用竹片剖开撑起来，贴上薄纸，印上好看的希腊人物图案做成扇子，交给街上店铺里卖，生意居然兴隆得很。
　　美国总统罗斯福死了。
　　我的女朋友的全家——婆婆、伯母、妈妈、二姐和两个儿子、三姐和两个小女儿、三妈妈和一个小女儿要走了。
　　逃难嘛！女朋友的爸爸在前线打仗，战况不佳的消息他们得风气之先，所以又必须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去哪里呢？初步知道是山区的龙南县。一路上没有男人是不好的，二姐夫在美国，三姐夫在哪里我不知道。总之是要有个男人送到龙南比较妥当。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
　　几百里地如何到的龙南我已经忘了。车子肯定是没有的，应该是女人和孩子坐轿，我掮着猎枪押送五六个挑行李的队伍吧！
　　到了龙南，女朋友的全家跟我就分手了。他们去更远的寻邬县，大姐夫在七战区司令部当通讯兵团副团长。虽然说分别之后经常写信，却是万分的惆怅。
　　那时候——我怎么活下来而又过得那么自由自在？至今还是一疑问。我运气，没让苦难的大时代筛弃掉吧？那时候是经常听到这个、那个年轻的好朋友给炸死了、病死了、饿死了的消息，我居然活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龙南也有几个朋友呢？天晓得！报馆的、民众教育馆的年轻文艺家。玩了几天。小小的聚会，弄乐器，唱歌，记会了巴哈中译的小夜曲歌词和歌曲：

　　黄昏后，当你在我怀中，柔声歌唱：你知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讲？你歌声唤醒我旧日的一切快乐，啊……

　　有人建议，明天去民众教育馆看另一个漫画展览会吧！
　　古老的小小龙南因战争而热闹得像一座蜂房。四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只记得气氛而忘了街景。模糊了，美丽而愁闷，交混着年轻模糊的温暖……
　　在街上遇见福建闽南时期战地服务团的女演员张百玲，她跟丈夫和一个婴儿逃难。邀我上寓所见她的丈夫皮先生。一张双人床背后好几口大宝箱，许多布匹。心想，这妮子嫁的男人看来很伟大！
　　她为什么不早到上海去呢？漂亮，洒脱，好脾气，演技一流，完全大明星的坯子，唉！学着我们这些凡人四处逃难干吗？
　　民众教育馆在一条卖洋杂百货的街上，热火喧天人头汹涌。民教馆里头倒是十分冷清，回廊四周和大厅挂着画，走近一看，啊哈！是陆志庠的。陆志庠怎么在龙南开画展呢？
　　门口没有悬挂横幅标帜，“抗战时期，一切从简”，原是想得通的，连大门口一块小画展牌牌也没有，这就太过分了。
　　馆长不在，主任不在，干事不在，空荡荡荒无人烟。画挂在那里，有没有看也不管，也不着急；连乡下人两笼小猪堆在那么严肃的漫画作品旁边，发出“咭！咭！”的叫声；公鸡母鸡到处啄食、拉屎也没当回事……
　　画真好，完全一批崭新的作品，仍然是黄草纸质地墨笔所绘——
　　几个孤苦无告的孩子。
　　缺奶的、绝望的妈妈和饥饿的孩子。
　　一个微笑提刀的日本兵和一串人头。
　　正在跃出战壕的战士。
　　战士拉胡琴，另一个直着喉咙在“嚷戏”。
　　战士和老乡抽“烟袋锅”“凑火”。
　　战士用一个小木脚盆洗脚，水太热的神气。
　　笑眯眯的战士蹲在地上跟卖小狗的老头看狗……
　　你看，快五十年了，我还记得这样清楚！
　　精彩，太精彩了。可惜没人看。
　　进门没注意，门口木桌子上趴着一个国民党老兵。原来是陆志庠。
　　抗战末期的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水平，可从陆志庠的这身衣服一览无遗。
　　六七十岁的人应该还记得几十年前有一种手织的“蚊帐布”吧！那时候的蚊帐布孔眼太大，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布厂老板丧失信心之后接着丧尽天良，卖给了军队做军服料子。说句不怕见笑的话，抗战末期，做生意的人都接近“穷途末路”了，谁也没有料到几个月之后，居然会“抗战胜利”！
　　就陆志庠这身国军装备这架势，再怎么富于想像的人，也不会料到我们会变成贏家！
　　稍感安慰，它已经染成作战意义的绿色了。那时人们对“性感”观念没有发明扩散，否则，整个师团的男性透明的军容威势，一定会起到软化敌人的重大战略作用。
　　陆志庠怎么会弄来这么一身打扮呢？
　　凋零之极。正常状态已像只水晶落汤鸡。还赤脚穿着一双稻草草鞋，落到这个地步，真是哀哀欲绝。
　　他一下子抱住我，“哇，哇，哇，哇”直叫，干号着。陪同的朋友都看傻了。
　　我解释他耳聋，不能充分地说话，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大画家。
　　我们用手指急忙地在桌子上“笔语”。
　　他告诉我，张乐平跟雏音大嫂和两个孩子也在这里，可能要到长汀（福建）或梅县（广东）那边去。
　　他又告诉我，在南康，日本兵来，大家顾不得他，幸好国民党军队的剧团收留了他，带到龙南来；他跟那些人也不太熟……
　　那怎么办？“你跟我在一起吧！”我写。
　　他写：“好！”
　　我准备过几天把他带回到信丰县安息乡去。我的薪水除掉吃饭还能养活半个陆志庠，其他半个再找朋友想法子。
　　大事已定，便一起去看张乐平。
　　张乐平老兄最近也去世了。有关张乐平老兄的事，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地写出来，这里从简。
　　反正我们和张乐平兄一家过了几天，再送他们出发。真是一口气送了两三里地，我让两岁的“咪咪”骑在肩上（今天我老了，她也长大了，我再不可能肩得起她）。那时的离别很平常，大家都不兴哭。他们坐的是运货大车，或者走路，不清楚了。反正是认真地送了一程。
　　说走就走，怎么从龙南回到信丰安息乡的？几百里地，坐车？徒步？忘了。像一场梦。
　　学校所有教职员毕竟不愧是文化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陆志庠，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接着是给他找住处。陆志庠认为，他的行李留在南康，听说日本兵根本还没到南康，不如现在去南康把行李取回来。同事都关心他，经过研究，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办法。眼前穿得像个光屁股式的怪人，很不雅观。
　　凑起一点点钱，画了张小地形图，掮上一个水壶，手上捏着一把印有希腊双人舞的扇子就那么走了。
　　第五天大清早，陆志庠光着脊梁，剩下一条底裤又回来了，全校一阵紊乱。
　　“……弗好哉……日本人……打来哉！”接着告诉我们没走到南康，日本人已经进了城，再往回走时，被人把衣裤剥光，连扇子都给抢走。
　　情况既然如此紧张，眼看安息乡怕只是一星期左右的事了；大家建议他与其这样跟我们混在一起，不如仍回龙南追赶他原来的部队更有保障。他也认为有理，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大伙儿又给他凑足一些钱，重新画一张由安息县到几百里外的龙南的地形路线图，又一个乐捐的水壶，同样希腊人物图案的扇子。第二天清早，这次告别倒有些难过，大伙儿轮着抓抓他的手，神色黯然，看着渐渐远去的这个精瘦的、担负艺术使命的背影……
　　唉！山村，天气变化大，毛毛雨，有点清冷起来。什么年月了？路边的刺梨还兴高采烈地开着花！
　　此一别，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们在上海才又重新见面。
　　他刚从东北懊恼地回来，一个姓刘的叫德铭的人骗他去东北工作，不好好照拂他，差点流落街头……
　　他住在青年会宿舍，说不久要去嘉兴找张乐平。我说这样好。我以为张乐平比我们有钱，他在画《三毛流浪记》，拿着定期的稿费，却忘记他隔一两年生一个孩子和吐血的毛病，好像浅予的孩子也交他哺养。
　　我和他到虹口一间小极小极的酒楼上喝酒，他讲给我听那次安息乡一别之后的故事……
　　一出安息乡他就弄错了方向，原应向西北角的正路不走，选了条走回赣州的原路。两天之后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平丘地带。
　　四周静悄悄却埋伏着杀机。
　　陆志庠不知道他正走在国军和日本军对峙的两条战壕中间。双方上千支机枪、步枪准星都瞄准着这位不知死之将至的旅行者心脏。干吗不开枪呢？可能都在纳闷，这家伙那么有恃无恐、怡然自得是何方神圣？
　　正在硏究的当口，陆志庠慢慢偏向国军防线这一边走来了。
　　国军喊话叫“站住！”不听。
　　鸣枪警告，仍然不听。
　　这就奇了！火线之中，谁想到天上会掉下个聋子哑巴？
　　派出个尖兵，一下子擒拿过来。
　　搜身之后，发现一张手绘的通向龙南的详细地图；一把上头绘有人形而其手指向可疑方向的扇子；此犯眼若铜铃；嘴上留日本胡子；不通中国语言，只哇哇发外国洋音。以上迹象，令到前沿阵地战斗人员十分兴奋，头一次眼见一个活俘虏甚至传奇中的间谍落在自己手上。
　　当然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听候上级发落。
　　这地方叫做“坪石”，是赣南的“坪石”，不是广东的“坪石”。叫“坪石”的很多，广东尤其多。
　　坪石镇有铺子和茶楼。人们早已习惯战争生活。近在三五里外的战场，只要枪声不响，还真有点“茶照喝，酒照饮”的太平景象。
　　当年赣州的教育局长是一位名叫魏晋的先生，正在和这个地区的指挥官营长大人与一个加强连的连长大人在茶馆喝茶、吃点心。战争迫在眉睫而能吃得下点心的，那时候满街都是。
　　通讯兵送上抓到日本间谍的报告和缴获的证物。
　　营长懒洋洋地交代通讯兵说：
　　“证据那么确实，送上去也是死，就地枪决算了。”
　　魏晋局长一看报告所写的间谍外貌和动作，心里头起了个问号：“会不会是我的朋友画家陆志庠呢？”便把这个意思告诉营长，别弄成天大的误会。
　　营长一想也对：“那好吧！把犯人押来看看！”
　　不久，押来的果然是陆志庠。陆志庠见到魏晋局长老朋友，哇里哇啦直嚷。松绑以后，大发脾气，骂这些国军没礼貌。若是当时他耳朵能听得见营长刚发的命令，再没礼貌的行为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以上材料，是抗战胜利后，在赣州魏晋给我的描写和补充。）
　　陆志庠只清楚国军在一个野外糊里糊涂把他抓住，经魏晋的担保把他放了。老朋友，解开五花大绑马上喝茶吃点心，不知道发生过救命之恩、千钓一发的因果。
　　魏晋局长还健在吗？若看到这段记录，会明白哪怕世界上只剩一个人时，终会记下他的善行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训诲集》十七节说：

　　不要使我因你惊恐：
　　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耶和华的差遣吧？世上那么多堪怜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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