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不用眼泪哭.下篇

┃Personal History

© 黄永玉／文

　　我永远喜欢上海。
　　虽然我年轻时代的上海生活无一天不紧张，不艰苦，我仍然怀念它。没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代替。
　　我知道此生再无缘与它相处……
　　跟陆志庠见面的机会不多。
　　“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我是一个稚嫩的成员。当时的前辈和老大哥们刘开渠、庞薰琹、张正宇、陈秋草、丁聪……是其中的主事。每月在其中的一家去聊聊天，吃一顿自助餐。这是跟张道藩另一个什么“会”唱对台戏的泛美术组织。
　　有展览会我就参加。记得送去的展品是两件泥塑，漫画家张文元兄的像和木刻家章西厓兄的像和一两幅极“新潮的”“怪”油画。
　　真正投入的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春、秋二季展览，“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传单……我跟着大家拼死拼活地工作。
　　我住在虹口狄思威路九〇四弄？号小小的花园洋房里（太小了，只一个天井一间房，应叫做“花盆洋房”更合适）。这原是去北平艺专教书的李桦和余所亚的产业，由我托管。后来章西厓兄住进来，负担了一半的房租。
　　房子虽小，来客不少。木刻界的朋友之外，刘开渠、刘狮、朱金楼、张正宇、钱辛稻、张乐平、陆志庠、黄裳、汪曾祺、阿湛、单复、沈荣澈、韦芜、田青……唉！越写越不认识了，请原谅，有的是我年轻的朋友……还有一位沈家三表叔沈荃，是从文表叔的亲弟弟，他在南京军事部门做事，到上海时，有时也来这儿坐，说是不久决心挂冠回乡，不想打内战自相残杀。后来真这样做了。解放初期被“镇压”在邻县辰谿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近几年“平反”为“误会”，对不起！赔了三表婶娘五百块钱。
　　左派的报章杂志被査封停办切断了我们的水粮，日子越来越难熬。陆志庠一两个月才见一回把，来狄思威路，就给他打四两“五加皮”，半斤花生。听他“呜里呜噜”瞎吹一通。
　　他政治上也有一套歪理：
　　“艺术弗关用！子弹才有用！”
　　“啊叫一进步？侬浪要革命，从咯浪项（指苏北）打过来哉！真刀真枪！才叫风光。侬格档刻木刻、画画，唔啊用场！”
　　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狂笑，伸直手臂，张开手掌，离对方的脸面不到两寸光景摇晃着，不管有理没理，一律回敬为：
　　“瞎三话四！瞎三话四！”
　　他的武器就是根本听不见。你写在纸上，他干脆别过脸去不理！比逼得他紧了，生气了，也不发火；目无表情地喝酒，说着：“好格！好格！”
　　他画画吗？画的，十二开白报纸的毛笔画。永远这么大小，永远的毛笔黑白画。
　　张光宇、张正宇、曹涵美的画，不谈；叶浅予、小丁的画，不谈；只说梁白波的画好。听他说过一次，深沉地，手重重地往下挥，点着头：“哪！格个蛮，好格哪！”
　　他好像不太注意别人的画。
　　太不像样的画，出得展览会，他会笑不可仰而不说一句话，指着门里……
　　他不买书。什么书抓起就看，一看半天。
　　我有一本杨重野兄送的德文版的《人体美研究》，厚厚一大册，许多照片，他借走了。
　　不久，他画了十几张画，明显来源于那本书上的却完全变了样子。雕塑似的形体，厚重，阔大，纯朴，充满现代观念的光华。他赋予原作另一种博大的生命。我心知肚明，对着那本书里的照片，他眼空无物；他神游太虚；他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根本不是在临摹，他视那些照片如粪土而借题发挥……
　　我开始觉醒，站立在他艺术庙堂前面的这条朦胧的道路的初端。遥远之极，难迈进一步。
　　给上海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做木刻传单是偶然的一个动机。
　　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李大宾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我常从虹口步行到很远的同济大学去看他。为一种热烈的思潮所激动；我知道当时有许多家乡模范小学和厦门集美中学的同学在念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同济大学。我们同在洪流中，不言而喻，理想是一致的。
　　我和李大宾商量，我们木刻家有什么可以为他们效劳的？比如说，刻一些木刻之类的宣传品，在四天后大游行的时候散发。
　　李大宾老实稳重，觉得这办法很好，不过要设法先去问问领导人。
　　我也是冒叫一声。一个突发的动机，也没有去请示当时还在上海领导木刻运动的李桦先生。
　　双方各自回去汇报，都得到肯定的答复。
　　木刻家就行动起来了。在李桦的这间小屋子里，李桦、野夫、麦杆、赵延年、汪刃锋、阿杨、西厓和我，可能还有谁，记不起来了。躲在这间小房子刻了两个通宵。我刻了两幅，一幅叫做“打杀特务”，画面上，一根粗绳子吊着一个快死的特务；另一幅题目忘记了，画面是一粗手粗脚、横眉瞪眼手执屠刀的特务全身像，地上满是骷髅。听说解放后“上海学联”的一座什么长期纪念性的展览室里还有我们这些作品。
　　好笑的是，我们把这个工作看得太神圣，进行创作特殊的“地下传单”，心情都紧张而激动；大家说定：“特务抓去，宁死不屈！”于是用毯子钉上了窗门，以免被特务发现。以后具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党员笑着告诉我们，窗子钉上布，没被特务怀疑，算我们运气！
　　木刻底版由同济大学的三个大学生取走，他们用流水作业法，手工拓印了三万张（一说是两万多张），大游行时在外滩和南京路上大为散发。我那天也参加了游行，把在江西赣州画的一幅几十尺长的漫画也拉出去了。在外滩遇上了马队和水龙头，冲得我一身水，惟一的一套西装原是见不得水的，逃回家之后烤干，七扭八歪变了形，很不像个样子……
　　暧！我们年少的快乐时光，一去不返！
　　因为要谋生，换了几个临时工作，政治空气令人气绝而毫无出路：恰好张正宇要两个帮手去台湾编一部《今日台湾》风光大画册，选中了陆志庠和我。
　　为什么选中我们两人？大概是实力和随遇而安的脾气得到他的放心吧！
　　上了轮船，陆志庠和我坐“统舱”，张正宇这家伙一直不露面。从统舱的洞口可以看见刘海粟先生和他的夫人在头等舱散步。有时是夫人单身缓缓地走着，穿着斑斓的彩衣。我解嘲为：“在人间看天上的月亮。”陆志庠狂怒，哇里哇啦地叫。我说，没用处的，反正有一个权利大家绝对平等——一齐登岸。
　　我们住在台北建设厅招待所。日本式的，颇一流。我和陆合处一套，张正宇单住一套。邻居是董显光的女儿跟外国女婿和一个到处乱跑的两三岁小男孩。
　　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三年，台湾生活中遗留不少日本味。打电话还是：“咪西，咪西”；我们一天到晚吃日本定餐。街上的自行车轮子是旧汽车轮胎改的，好处是不用打气而特别结实。
　　听说这本画册出版的直接上司是台湾新闻处林紫贵。而张正宇乂好像跟省长魏道明和设计人郑毓秀以及建设厅长等等又颇有交情。事实如此，大半年吃住招待所而《今日台湾》画册影子也没一抹，后台不硬是难以维持的。
　　薪水不高，也闹穷，也嚷也叫，但到底跟大家关系还算融洽的，张正宇这人顶得住周围的复杂路数，脾气好，见怪不怪，外界出现的棘手问题，哈哈一笑，他一手包了。真难为他。
　　张氏兄弟是中国漫画界主要的奠基者。没有张光宇、张曹涵美（他过继曹家）、张正宇三兄弟，中国全面铺开的社会美术运动，中国漫画为抗战所作的贡献真难以设想。他们三位的功劳不仅是历史和社会性的，更重要的文化贡献是生龙活虎的艺术实质。
　　家父给我十二岁的生日礼物就是张光宇和张正宇兄弟合作的一本小厚册子《漫画事典》。
　　曹涵美的《金瓶梅》插图，是中国的艺术瑰宝。手腕之高超，至今仍令人咋舌。
　　张氏兄弟极具企业化远见。他们深知要开展漫画运动必须运用强有力的出版手段，一九二六年首创了中国第一个萌芽状态的漫画刊物《三日画报》，发表了十九岁的叶浅予第一幅作品；一九二七年成立了“漫画会”；一九二八年创办彩色周刊《上海漫画》。叶浅予的《王先生》在第一期上开始连载。
　　我的家乡湖南凤凰县地处边远，因为外出征战的子弟人数众多，颇出了些有勋业的人，带回了爱文明和文化的习俗，我在四五岁左右由不懂到懂地开始看起《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来。
　　大地方看杂志画报一掠而过；小地方来源不易，不免细嚼细咽，得益就深了几层。及至从幼年、少年，来到青年，深信的认识加上哺育的情感，我虽然从事木刻艺术创作多年，而一直跟漫画界的“爷叔”和老大哥的“家族”关系密切，就是这个道理。
　　张正宇七十多岁就逝世了。太可惜，太遗憾，也太伤感。他的书法、绘画正开始被人广泛地接受、欢迎，正开始为世界认准为中国高层次文化代表的关头，他逝世了。如果像齐白石、黄宾虹那么高龄，可以想像，会给世界文化带来多大的快乐？
　　张正宇是个二号胖子。腆着个大肚子，公然显示着“波霸”的胸脯，宽扁的笑容中露出两颗可爱的兔牙。在房间里，时常只穿一条白竹大裤衫，摇着大蒲扇来来去去。对艺术无比又无比的真诚。朋友的片纸只字，甚至自己儿女的童稚作品，稍有可观的，都珍惜地贴在本子上。一本又一本，不时地取出来跟朋友一齐欣赏。
　　在台北，我给他恐怕画了上百张非常“肉感”的速写像。应该还在的。
　　他是我和陆志庠的“老板”。几十年来，他从来是漫画界哥儿们的“老板”。听说他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时代漫画》时，管的就是“财务”。哥儿们成长了，老了，总是谐谑地骂他“抠门”。我和陆志庠背后也骂他“抠门”。现在回忆这些事，就觉得自己心胸不够敞亮，不体恤他。试想想看，管这么一摊子事，出一本厚厚的大画册，不“严”着点能成得了事吗？
　　工作越来越正经了。从上海接来了郎静山，郎静山带着吴寅伯、陈惊聩两位助手。王之一、张沅痕好像也是这时候到了台湾。
　　《今日台湾》这部画册主要是摄影，所以郎静山这位真正的大师头一次到台湾来工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于是全体陪驾作阿里山之行，真是兴高采烈。
　　由台北出发，一路火车到台南。
　　到了台南，水泥厂的尘埃令人烦躁，交际处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风流小生”接待我们进了讲究的餐厅。
　　匆匆忙忙赶来了摄影家陈迹——陈迹这人真怪，今天已经七十多岁了，那时三十上下，第一次见到他，就好像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明白他过去长得老还是他今天长得小？
　　陈迹跟大家打了招呼；我们坐一种登山汽油火车上山。九小时到了，面对日月潭的招待所，还没安定，张沅痕这个小胖子却大嚷大叫这里没有抽水马桶，不住了！非要下山不可；原以为说说好玩，晚上吃饭不见了张沅痕，他真的走了。
　　我们在阿里山到处走，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分散活动。印象深刻的是，郎静山在日月潭发电厂山上头拍那三根大输水管时高度不够，他站在胡文虎送他的那部摄影机上。至今我还想不通，一部照相机能这么结实。
　　坐着小木船到湖中的一个岛上去（是岛还是对面的陆地，搞不清楚了），高山族的一个一看就知道是假的酋长和两位漂亮之极的假公主来和我们应酬。照相机咔哒一声算一份钱。郎静山这时换了部小型电影机，机关枪式地连发，酋长算也算不来，却懂得一口气要了一个叠积的天文数目。当然不给，酋长就要抽刀，抽刀也不给，宣告这是省府来的大人物，这才协商了一个两不心痛的大价钱和解了事。太不愉快，回来的船上张正宇一直心痛，仅摇头摆脑，叹气……
　　步行上山去看神木，看新高山日出很方便。
　　我和陆志庠在山上狠狠地走了半天。沿山公路如果有自己的汽车，就会省去陆志庠多少烦躁。
　　在风景区内，并非所有地方都好看。好看和另一个好看的地方总得有一段距离，让美和美有个间歇。陆志庠不高兴了。眼见着一块好所在却隔着大山窝，必须沿着山腰的公路绕过去才能到达。就开始诅咒帝国主义！说世上一切的帝国主义都不安好心！
　　我说我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
　　他说这山窝明明可以架一座桥不架，偏偏要在山腰绕来绕去开公路，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害大家多费汽油。
　　不可能吧！我说，这是公路工程的设计问题，一定有它的必要性。论费钱，架桥的钱用得多；因为这个山区有数不完的山窝，算起总账来，修绕山公路比架桥便宜。况且台湾过去是日本人自己的，哪有自己设计来坑自己？
　　他更生气了，骂我像丁聪当年跟他在滇缅路讨论同样问题时一样的主观——“晓得哉！晓得哉！侬帮帝国主义讲话？！”
　　跟陆志庠在一起不要辩论，千万不要辩论。他不容许你有机会说服他。他听不见，也根本不想听。
　　台东、花莲都去了，回到台北。送走了郎静山三人，我们依然生活在台北建设厅招待所，一天三顿吃那破日本饭。
　　我刻了不少台湾生活的木刻。陆志庠呢？也画画，弄了些台湾高山族照片，画了二三十幅非同凡响、几乎是他一生最代表性的艺术大作。
　　大陆来的朋友多。前头讲到的王之一，一位非常儒雅的可亲的文士。还有包可华，诗人雷石华，诗人雷石榆，画家戴英浪、朱鸣冈、麦非，木刻家荒烟、黄荣灿、陈庭诗，报社的文艺编辑史习枚，本土作家杨逵，画家杨三郎、蓝萌鼎，另外的一位重要的朋友、老大哥王准在台北做起进出口生意来，大嫂刘崇凎，五岁的女儿阿乖。
　　王淮有套较大的日式房子在闹市，在那里我架起画布画起油画来。很莫名其妙的新潮风格，酸溜溜的蒙昧主题，数目倒是不少，累得像个爷爷，是些什么东西？事隔四十四年，连自己也记不起来了。
　　在招待所我就刻木刻，木刻方面倒是随心所欲，自得其乐。
　　陆志庠画一幅十二开白报纸的画要三四天时间，慢慢地一笔笔地“蹭”，真好，真气派，但进度缓慢，令看他工作的人都觉得自我衰老。
　　他还鬼鬼祟祟地到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去，带回来巴掌大小白纸簿的亨利·摩尔画稿临本。临这些东西干什么？还反复地去，一本又一本闹个没完。对他的行为诡秘吃不透，甚至感到这是生理缺陷的人的旁枝动作。
　　他也找机会喝酒，不多，周围画家朋友经济情况比我们还差；比我们好的又小气，没有办法。他的喝酒能力如许大，大大地埋没了人才啊！
　　这时期，台大的许寿裳先生被暗杀了。
　　田汉先生和安娥到了台湾又走了。
　　我们还跟人打过一场架。
　　台北公园晚上有时有免费的音乐演奏会，海顿、巴哈、亨德尔这些人的短曲子。我们说不上如何热衷这些东西，不太懂，也没认真去钻研，甚至有时觉得太嘈杂；要是身边有三两个内行谈谈它们，我在旁边听听，起码可以品出点味来。这些人的曲子来回重复，无异轮换乐器打拍子，前后几乎都差不多。是不是这种弄法跟咱们的“四王”的画风差不多，只讲功夫而缺乏想像？
　　在我，听音乐会只是令自己有机会置身于别处所无的肃穆气氛之中，觉得一种飘飘然的“高级”的跻身。不懂装懂，不喜欢装喜欢；人家不咳嗽，我也不咳嗽；人家咳嗽，我甚至仿佛从来不咳嗽的样子回头瞪他一眼。懂得进场脱帽，礼貌地轻声査询位置号码。
　　我们晚上到公园听音乐会只是没地方好去，无聊。天气闷热。音乐会免费。要不然，拉陆志庠这个聋子听音乐会他也不干！
　　我去小便，把帽子放在位置上，回来时位置给一个年轻女人占了。
　　“对不起，这是我的位置。”
　　后排一个男人说话了：
　　“谁都可以坐！”
　　我看了看他的脸孔，原来是三个男人。
　　“那么，请让我拿我的帽子，你坐着我的帽子。”
　　这原是息事宁人的要求。女人不理。狗婆娘哪来一股专心听音乐的劲？我当然去她屁股底下掏帽子。这一掏坏了，后排三个男人其中的一个给我头上来了一掌。
　　陆志庠发现了。
　　周围听众开始鼓噪。我关照三个男人到公园外头去，回头再对陆志庠打手势说“麻烦来了！”
　　陆志庠站起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和另两个男人讲理。
　　出得公园门口，我还没有站稳，陆志庠就狠狠给那个男人一拳，这一拳揍得那么厉害，摔了两三米再撞到公园矮围墙上，起不来了。其余两个男人拔腿就跑，女人也哇哇叫着跟在后头。
　　我们怎么办？有什么好办的，陆志庠用含糊的浦东话问我：“吧事体？”
　　我也走了。
　　特别的朋友通知：“明天早晨七时，一部卡车等在门口，不用问，不跟任何人告别，上车到基隆搭船去香港。中午十二点彭孟缉要抓你……这是船票，港币五十元零用……”
　　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抓我？我是共产党吗？
　　文革期间，说我是国民党。我说不是。我说国民党，也不是随便拉人入党的。像我这样不安分的人，东奔西跑没个定数，怎么入档案呢？我想入，他们也不要呀！大冷天站在板凳上弯腰逼供，木地板上一摊汗。早知今天，还不如“入”了省事，弄得这么辛苦受罪！
　　国民党以为我是共产党；共产党以为我是国民党，我两样都不是。我从来都不是。我每一分钟的生活都有老朋友证明我不是。幸好他们都活着，尽管都在受罪，写个证明倒还是允许的。
　　我一到香港，就参加了“人间画会”。能跟在香港教书的妻子聚在一起了，在九华径找到一间住处。
　　九华径是个小农村，九龙六号巴士终点站的荔枝角还要走半里路才到得了。那儿房租便宜，五十元一个月，是作家楼适夷拉去的。那里住了作家王任叔、张天翼，后来又到了翻译家蒋天佐和女诗人陈敬容，又来了评论家杨晦，来了作家巴波和夫人李琦树，然后是诗人臧克家夫妇和小儿子，作家端木蕻良、单复，漫画家方成，画家朱鸣冈、阳太阳一家，作家唐人全家，作家考蒂克、李岳南、耿庸，政治家余心清。后来屋子后面又搬来跟文化界没有关系的湖南人沈曼若、广西人林健虎，还有位从美国回来的蒋炎午。大概都写全了，遗漏的只是少数。房子全是我找的，大家美称我为“保长”。
　　陆志庠这时候也来了。
　　说《今日台湾》大画册散了伙。屯积的一房子印画册的高级纸张，不印，比印出来的画册更值钱，算了一算，不印了。
　　我给陆志庠在隔壁找了一间原来老乡堆放饲草的小楼作住处。窗子像一本画册大小。居住条件说不上好，大家都不好，差别不大。它的暂时性意义是谁都知道的。吃饭时过隔壁叫他，到时候他也会自己来。香港是他的熟地方，他到处走。去看在大中华制片厂的张光宇、特伟、小丁、米谷、老所，去看过乔冠华和夏衍。纯粹是看，听是听不到什么的。
　　住了一些日子，老乡有意见了，早上要取牲口的饲草，敲不开门，不租给聋子了。
　　说好说歹，晓以大义，连哄带捧，浇熄老乡的怒气之后，协商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每晚陆志庠临睡前，脚趾公上绑一条细绳从小窗口垂到楼下来，轻轻一拉就算是敲门。也关照老乡使劲要轻，要不然每次叫门都得断根脚趾，一双脚用不上半个月……
　　相当长日子，我和梅溪才发现，他成天上香港九龙找朋友，是因为白吃我们的饭食过意不去。轮着吃大家的，朋友负担较轻。这是他的自重和自爱、体恤穷朋友的做法。其实不必要；两个人吃的饭匀作三个人吃是一点不见痕迹的。我们以后要小心了。我们一定哪一回对他显露过穷气了，这是我们的不好，伤害了他都不知道。

　　一九四九年秋天，他跟大伙儿搭船经天津回北京了。
　　一九五〇年我和梅溪回北京观光时，跟他见过一面或是两面，有没有吃东西，忘了。
　　一九五三年我正式回北京参加工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之后，才又开始来往。
　　我住在大雅宝胡同，他有时来，我们生活稳定了，能从容地给他准备酒、下酒菜，有时间、有心情听他酒后的一派胡言乱语了。
　　我和梅溪上街买菜，把不到一岁的儿子黑蛮交他照管，回来时，见他既洗好了奶瓶，也换了尿布，对着黑蛮呜里呜噜地谈话。
　　他的朋友也都是我十分动感情、尊敬的朋友和长辈：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黄苗子、郁风、华君武、小丁……
　　跟陆志庠和张乐平是另一种关系建立的情分，跟那些好人不同。
　　同在一个京城，这时候生活不一样了。
　　跟老习惯、老规矩，年轻人受了委屈，挨了欺侮，可以找老人去投诉，得到慰藉，得到保护；现在，不论年龄，各人都出现陌生的危机。学问、见识、修养、经历、名誉……一个屁也不值。你去找尊敬的老人，而老人此刻正顶着迎头的烦恼，自顾不暇；他也正在求告无门吧！
　　社会的历史、层次、人情关系连根掀起，不是觉得不好，只是太不习惯的彷徨；革命嘛！小有牺牲、大有牺牲都是。不懂！不习惯！习惯就是，学习就是！
　　我熟悉、尊敬的这些前辈、老大哥们不都是适应得很好吗？也不知是真是假？这帮上海滩才气横溢的调皮蛋群，忽然都一本正经起来；开会发言，有鼻子有眼睛，新名词一串串从口中蹦出，珍珠落玉盘，完全一副延安老干部气派。有时想起几十年前报纸画报上他们的记载，再看到眼前他们的庄重，简直令我惊为天人！
　　最常去的地方是东单西观音寺黄苗子、郁风兄嫂的住处。书和真诚的温暖使我想起了《圣经》诗篇第四十九：“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这段。
　　他们有许多好书和画册，毫不迟疑地任我借走，还了借、借了还。我们见面，百分之百的画和书的趣味。世界可爱极了。
　　胡同口就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挂的全是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溥儒和一些徐悲鸿的画。看和买齐白石、溥儒、张大千的画也是乐事之一。
　　黄宾虹的画我买得少。他的画是芥末，不像菜。
　　盛家伦也住在那里，许多书架的书，只是我一本也没有兴趣。音乐已经那么高深，音乐的书我怎么懂得了？
　　几年后，“反右”运动开始，盛家伦逝世已好几年，躲过了这个劫数。其余的“二流堂”一案的人都牵连进去。
　　这时候就“二流堂”的问题在王府井大街首都剧院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颇为特别的会。主持人是夏衍、田汉二老。
　　出席人员都是跟“二流堂”有些瓜葛而不属于“二流堂”的朋友们。其实，夏衍、田汉二老跟“二流堂”关系就不浅。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可能是个要大家放心的“打招呼”会，或是个“划清界限”的批判会。
　　陆志庠也来了，听也听不见，说也说不出，他就写出了自己这点意思在纸上，要别人帮他念出来。
　　有些人却是很急迫地寻找表达自己早就看出“二流堂”的人不是东西的机会，既然有这个什么会，就紧紧抓住不放：
　　“‘二流堂’这些人，从来就是游手好闲的家伙，冷言冷语，吃喝玩乐，讲怪话。我和这些人来往，就好像一天工作累了上澡堂子泡泡澡，擦擦背，捏捏脚，放松放松筋骨精神……”一个老头子说。
　　“我觉得‘二流堂’这般人都是寄生虫——甚至是社会主义渣滓。不学无术，一个有学问的人都没有，就拿那个盛家伦来说吧！他早就应该是个右派，虽然他死了好几年，我建议领导应该‘追定’他为右派。”
　　“盛家伦号称是个音乐史家、音乐理论家，大家都称赞他的学问，我看他买空卖空，一点学问都没有……”
　　这时主持会议的田汉说话了：
　　“……这样好不好？我谈点关于盛家伦同志的看法。
　　“一个人死了，也就是一个人一生的结束，不再发展了，所有的细胞都停止活跃，老话把这个阶段叫做‘盖棺论定’，到此为止！以后发生的事，和他没有关系了；以前，没有反右运动，现在才有才开始。总不能把新账算到老账上去，我看，这个建议不要提了吧！
　　“至于盛家伦同志的有没有学问？这跟所有评价学问的标准一样，都是相对的，分层次的，比如说我吧！我田汉的学问原本就不高，所以几十年来就认为盛家伦同志有学问而一直佩服他……
　　“当然喽！反右运动不是个评论学问的运动，不能因为谁学问不大谁就是右派；反右是个严肃的政治运动啊！……”
　　也不是所有人都发言。只有胆小的张正宇说了几句老实话：“阿拉弗晓得吧么子‘二流堂’，伊拉倒是时常关照阿拉吃物事，阿拉就算个‘堂友’好吧？”有的因为年纪大，说不清楚；有的因为年纪轻，根本不晓得来龙去脉；我属于后一种。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开眼界，长见识。这回亲耳听到多少年来常跟“二流堂”的人来往的人，吃他们，喝他们，得到友谊、信任，甚至相濡以沫的帮助，没料到的局面忽然一变，马上翻过脸来不认人了，昧着良知喷人一脸血，真行！真上劲！如此方式地爱惜自己不如说是在糟蹋自己。要是我，在家乡说出一半这样水平的话来，我爹不把我装进麻包里沉潭才怪！
　　这不过只是一次小小的检阅。我不怕，只是情感上的战栗。开完了会，我走在陆志庠的后头，冷极了，赶上抓抓他的手臂，他见是我，茫然地摊一摊他的手。
　　两个人坐在上海小面馆里，我喝着汤面，加了许多胡椒，一肚子慌乱；他喝酒。
　　“这下好哉！完坍哉！……咦？吧叫‘二流堂’？”
　　我嫌麻烦，没告诉他，摇摇头，皱皱眉。
　　“有几化人？”他问。
　　写给他看——小丁、苗子、戴浩、吴祖光、冯亦代、唐瑜……
　　从此陆志庠更寂寞了。
　　“二流堂”的成员被押到北大荒去“劳改”。六十年代初放回来的时候，一个个从精神到长相都像个要饭的。
　　这是个政治上的大谜语，谁都猜过，连“二流堂”的成员自己都没有猜中。为什么要把衔受中华优秀文化的这些精英们摧毁？“二流堂”不过只是遍地哀鸿的小小一羽。
　　文化窒息的危机当天看不见，哪儿痛、哪儿坏死还扪不着。现在，尝到味道了吧？一年复一年，不断地收获、咀嚼过往栽出的恶果；又一直为未来不停地播耕苦难和愚昧的种子。
　　不停地“改过”，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检讨”和“认罪”，虚掷掉几代文化精英们的生涯。挑起他们相互怀疑、窥探、残杀、咬嚼、把仇恨当饭吃的情绪……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是有良心的文艺爱好者，委委婉婉、曲曲折折地总在找机会拉文化艺术一把，给一两口气透透。胆子勇气不小，却是本钱不够，事后又得检讨认错。“广州会议”和“文艺八条座谈会”就是如此。
　　记得“文艺八条”在沙滩中宣部的报告会上，陈毅元帅以副总理的身份对文艺界的代表讲了上、下午六小时的话，第一句就是：
　　“我刚才先上毛主席那里请过示，才到这儿来跟大家见面……”
　　每次中央领导人一讲话，文艺界人士就都以为“这下子可彻底见了天日”，回回如此；事隔不久，痛苦却又泰山压顶而来。文艺界在这种往复循环的凉热变幻中苟且偷生。
　　我要和我老婆张梅溪到西双版纳去画四个月画。自己画画，还应了一个出版社有关西双版纳的民间传说的《葫芦信》木刻插图工作。
　　这时候，美术界的头头华君武来了。
　　听说你们要到西双版纳四个月，是不是可以带陆志庠去？你俩是他的老朋友，他也老了，脾气又怪，你们不带他去，以后谁愿意带他去呢？说老实话，这怕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的远游了。行不行？”
　　华君武是个热心肠的人。他跟陆志庠是三十年代初期上海漫画界的老熟人，对陆志庠的艺术心里有数，却是因为去了延安，现在又成为美术界的领导，几十年后的陆志庠跟他的来往不多，在“路线”、“方向”这些纷扰的生活中，还能细致深情地想到老朋友陆志庠，使我深受感动。
　　我当时认为自己颇习惯于跟陆志庠打交道，且不怕麻烦。毫不考虑便答应下来。只有一件难以估计的矛盾鲠在心头——酒。
　　买不买得到酒？有多少钱喝酒？喝醉酒后在那个特殊的西双版纳地方会有什么后果？
　　“我另外约个时间跟他谈谈这个问题，定个纪律。你放心！”
　　对喝酒的人劝告他少喝酒或不喝酒，一点用也没有。明摆的事。喜欢，就跟他谈去吧！
　　出发的日期在某日的下午五点半。约定四点半在我家集合，五点坐车去北京站。
　　陆志庠五点十分来到我家，同来的有郑可和陆的夫人，他们一起在北海公园喝酒“误了一点时间”。
　　我们连滚带爬地赶到北京火车站上了车。
　　火车开动了才定下心来。那时去南宁的火车没有卧铺，硬卧都没有，我们面对面要坐在硬座上一天一夜。幸好三十年前大家身体都还过得去，也没有早知如此便不来的意思。
　　车子过了丰台，我有空来检阅一下陆志庠的杂事了。一去四个月，要带的证件和随用的东西都有了吧？他点点头。
　　“你带了什么随身证件？”我问
　　没有工作证，翻来翻去只拿出一张什刹海的“游泳证”。我几乎昏过去。去到国境线旅行只带一张游泳证，如何四处写生？
　　“好吧！唉！你带了多少粮票呢？”我问。
　　“吧粮票？你们带得多，大家用用怕吧？”他说。
　　粮票在那时各人的定量，每个月卡得紧紧的，我三十斤，梅溪二十四斤，没带粮票，一路上以及到西双版纳四个月，我们三个人怎么活？他有自己的粮票，为什么不带？我的天！我再试探另一个严肃的题目。
　　“那么，你这次带了多少钱？”
　　“五十只洋！”他说。五十块钱过四个月这是什么年月的行市？
　　记得我身上大约有一千块钱，看样子能熬得下去。不过我觉得，华君武在陆志庠身上没有用足功夫，否则一定认为我是神仙下凡。
　　置之死地而后生，死马当活马医，天无绝人之路，哀莫大于心死……全想过了，反正四个月。闹超了也是四个月。危急的时候可以向云南省文联求救，向北京华君武求救。不要紧的，连游泳证没有也不要紧，反正有美术家协会的介绍信，再把问题向省美协的同志摊开，粮票、钱，到时候再说……这非噩梦而是真事，成事在人，有了人便有了一切，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是个健全得亳无遗憾的人……
　　一九六〇年还是个“人造饥荒年”，酒已难得见到。车到南宁，转搭飞机到昆明，南宁机场居然有酒。
　　“酒！！”陆志庠指着货橱。
　　“老华关照，别随便喝酒。”我说。
　　“买了不喝！”陆说。
　　“昆明也会有。”我说。
　　……
　　“那，唉！买一瓶吧！”
　　到了昆明，受到云南省文联和省美协的关照，我们住在梁湖宾馆，说出了陆志庠没带证明文件和粮票的荒唐的抱歉，他们笑了，觉得问题也不太大。
　　晚上在餐厅吃饭，全队人马松了一口气。只是陆志庠颇为坐立不安。梅溪轻轻告诉我，他可能要喝酒。
　　我微笑着做了个喝酒的手势，陆志庠的自我禁忌打破了，眉飞色舞，急忙站起来从裤袋里掏钥匙，兴冲冲地回房去取酒。两分钟老后又懊丧地空手走回来，后头跟着个服务员。
　　原来他出房间时关门的手太快，另一拿酒瓶的手太慢，门把整整一个酒瓶带酒夹得粉碎。烈酒将柚木地板蚀成一块块白斑，服务员非常愤怒……
　　我连忙道歉，愿意面见他的领导人，负责赔偿所有损失。后来知道并不严重，重新打蜡居然丝毫无损。
　　全队人马继续吃饭，明知是“殆天数，非人力”却意兴阑珊。
　　梅溪拉拉陆志庠，指着远处小卖部橱柜上的酒瓶们，陆志庠精神为之一振。梅溪过去拿了一瓶过来交给他。
　　这次他没有喝多，浅酌了两小杯，抹抹嘴，仍是没有欢容。吃完饭，走出餐厅我拍拍他的背，做了个打碎酒瓶不在乎的表情。他扬了扬眉毛，抿一抿嘴巴。他只是不适应突然发生的场景。回到自己的房间的门口，沉默地扬了扬手。
　　昆明飞到思茅，我们见到在专区公署任宣传部长的作家王松的夫人吴祥祉。在这样奇特的环境里工作，女人要有男人的气势。吴祥祉瘦，两眼有神，动作反应快速，是这么一块料。听说她跟丈夫王松以前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怪不得！
　　她告诉我们王松本在云南省文联工作，因为“右倾”，罚在西双版纳的孟遮地区当区委书记。“太好了，他在孟遮，你们画画方便多了。哈哈！好像他是为了你们才犯了错误在孟遮等你们咧！让我打电话给他，他会高兴死了！”
　　我们先到了允景洪首府，再转到孟海，盂遮是孟海县的一个区，我们在孟海报个到之后就直奔孟遮，见到了王松和他的区委会。在孟遮，我们住了三个月。在区委会住，后来又跟老乡住在一起。梅溪胆子大，不怕蚂蟥，下田插秧腿肚子上爬着五六条，她一条一条扯下来。我不行，我牛皮吹得大，但看见蚂蟥却无法不寒心。
　　为了《葫芦信》这本插图，我收集许多素材，也到风景区去画了好些写生。
　　陆志庠一张写生也不弄，只跟我们东看看、西看看。玩的时候都在一起，有时他也单独活动。他不喜欢有人陪他。他不知道，这是边防线地带，极容易引起误会甚至发生意外的，当然，还有自然界的危险。他服了理，但改变了工作方法，躲在屋子里工作，甚至大白天放下帐子，坐在帐子里画画。陪他的年轻翻译变成个失业者，在院子里东飘西荡，帮厨房做饭。
　　陆志庠从文化馆借来许多北京出版的《民族画报》，翻出有关西双版纳的图片，照着这些参考作画。
　　身在西双版纳，躲在帐子里抄画报上的西双版纳照片作画，谁听见过？
　　人说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阕“水调歌头”词，相同的字太多，而有的地方不合平仄。另一些人就说，别人不可以，只有东坡可以，因为他是“谪仙”。
　　陆志庠也是“谪仙”，别人不可以的只有他可以。因为他的作品非凡人可论。他根本不是“照相主义”。
　　我见他躲在帐子里那副认真神气，想到体验生活一般人的常规，仍不免有时发笑，但绝不敢当着面笑。他疑心重，会举一反三地推敲你的用心，会大发雷霆。
　　他带着一大叠十二开白报纸，用3B铅笔一张一张地勾线，勾完就算，预备回北京后再加上重重的墨色。他在西双版纳没有画过一张带墨的东西。他可能是因为体验生活时期的节奏太快，无法安心。
　　谁也没有耐心看他那十几笔线条画出的形象用那么长的时间，对付线的微妙和精确，简直像刻图章的讲究。粗率的观众怎能懂得？
　　他那时五十多一点，得意的时候也会吹一吹自己。如何吹法呢？老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三寸左右的长度说：“我要画这么厚的的画！”他从来用的是白报纸，三寸厚的画有多少是容易算出来的。有时又说：“我六十岁退休以后才认真画画！”
　　在北京我家一次吃饭时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我劝他不必等到退休，应该马上动手，还送了一刀一百张的四尺夹宣给他，几年来一直放在橱顶根本没有打开。
　　后来我们告别王松顺着澜沧江到了风景一流的橄榄坝，也没有动摇他不写生的念头。我写生，他东逛西逛，像个游手好闲的人。他睁大着眼睛看来来往往活动的人们，为以后创作储存精彩的细节吧。
　　他也经常高论连篇：
　　“照相机是好东西，现在的弗好！有朝一日，能够看哪儿照哪儿，我才买一具！”
　　“弗是弗想画，只是侬画伊做吧？”
　　“吧都好画，吧都弗好画。”
　　“画画易，做画家弗易！”
　　“画，有阿姐画，阿妹画，儿子画，阿爹画，阿妈画，军人画，和尚画，婊子画……一辈子改弗脱。”
　　“画画要弗扣，会画才弗怕。”
　　……
　　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回到允景洪首府。住在招待所里。从北京还来了后来冤死的学者孙定国；来了为毛老爷子摄影的侯波和她的丈夫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徐肖冰，副厂长钱筱章；还来了音乐家田川上校和几位舞蹈家……
　　日子十分之轻松活跃。白天大家分头出去工作，吃过晚饭，坐在长满热带植物漫溢着香花的院子里聊天。天这么蓝，满布着星星，世界真好！谁看得出来在座的都是从一年、两年前的灾难中突围出来的人？谁能知道在座的人快乐的笑脸上一两年前都曾经哭过？
　　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只回避一样——过去那些共同的、会心的痛苦和隐忧。
　　一件事使陆志庠生气了。
　　我们一起逛新华书店，我买到一部厚厚的书《精神病学原理》。久已渴望不免令我惊喜万分。他原在门口等我，一看书名马上掉头而去。
　　招待所里只对我说：“你买书来硏究我？”即不再理我。怎么解释也没用，并且马上要回北京。
　　这事万万不能扩散给外人知道，更遑论请人劝说。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指出他的荒唐不近情理。他不理！
　　梅溪想去调解，却缠着要梅溪给他打电话到思茅买飞机票，打电报要北京接机，向允景洪要车到思茅。
　　我让梅溪给他一些钱。他收了。
　　疾如烈风，第二天真的走了。他真的认为我把他当作神经病。我自然也很生气。莫名其妙！见了鬼！我犯得上花七八块钱买一本书来硏究你吗？……
　　好几天心里窝囊不堪，一肚子气没地方出！

　　十几天过后，我们也回到北京。
　　我告诉华君武、黄苗子和丁聪老兄，他们幸灾乐祸地大笑。丁聪兄还说，陆志庠给他看了我写给他的解释的条子。丁聪对他说：“条子上写的就是永玉没有把你当神经病嘛！”“他连我也骂了！”
　　陆志庠居然留下我写的条子，真有心眼！
　　后来大家又和好了，照往常一样接他来家喝点小酒。孩子学着我和他谈话的方式，在桌子上一画一画地写字的动作，以为能跟他作语言沟通，引得他大笑。
　　遗憾的是，以后的“社教运动”、“文化工作队”、“邢台四清”，一年又一年，接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切断了我们的亲近。一刀又一刀，把我们大家的心情剁成碎块。谁还顾得∫谁呢？
　　十年、二十年的离别，同在一个皇城里，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再有缘相见。我们却都老了……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烧掉了所有的画。
　　他曾经被遣散到南方去过，后来又“回来了”。
　　他的重听和滞鲁的语言救了他；因为这种生理缺陷过滤了群氓的激情，也疏离他对于外界发生的大动荡的心理压力。
　　朋友们从来不怀疑他完成伟大作品的可能性；也深知他不可能完成伟大作品的主观原因。
　　留给后世的只有一句话：
　　“我们曾经有一个陆志庠！”
　　让百年之后的人自己去问一个：
　　“为什么”吧！
　　我自小在漫画的摇篮里长大，而今却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当年的张光宇、曹涵美、张正宇、黄文农、鲁少飞、叶浅予、梁白波、胡考、张乐平、陆志庠、蔡若虹、华君武、丁聪、黄苗子、郁风、特伟、麦非、廖冰兄、黄茅、张仃、张文元、汪子美、高龙生、黄尧等人的名字，是我常念的经。
　　抗战八年，我自学木刻，参加了木刻运动，却是念念不忘漫画和我的情分。
　　我的艺术思维种下了漫画的根子。
　　我艺术上的讲究，得益于漫画界的前辈的修养。
　　我没有读过现代中国美术史。一个人不读美术史也可以画画。我就是证明。那么中国现代美术史从何开始呢？
　　明朝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中国人带来起伏明暗的铜版画，“观有凹凸，抚实平面”神乎其技，启迪我们祖先新的眼光。
　　郎世宁的画动摇了中国传统画的根基，令皇上将信将疑起美学价值来。
　　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日本画过女性裸体油画，先进入学院，待遁入空门，物我两忘，没有引起反响。
　　刘海粟人体写生启蒙运动虽得到保皇党康有为的欣赏，却受到北洋军阀禁锢和打击。开创的艰辛形成孤军奋战，百年空得长啸，只夺来毛老爷子一句：“还有一个刘海粟”。
　　徐悲鸿从法国带回一整套学院派写实主义教学方法，锲而不舍，代代相传，形成血源正统。只是从道德嗜好上却又鄙弃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绘画发展趋势。为马蒂斯改名“马蹄死”是代表行动之一。
　　林风眠院长是新派画的实践者。勇敢的艺术个体户。
　　他的学院是新派画的老窝。画会、学派的成立如雨后春笋。“决澜社”的成员有年轻的庞薰琹、阳太阳、杨秋人、倪贻德和梁白波……他们才是创新的先行者。只可惜风格囿于法国“巴黎画派”前后局面与学院式的孤芳自赏，加之抗战开始，奔赴献身、热血慷慨，各自相忘于江湖，难见气候了。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漫画界一帮年轻闯将橫空出世。他们不狂热地创作，饥渴地吸收，从古到今，从洋到土，只要有用，一律据为己用。张光宇、正字兄弟最善于吸取江南民间艺术的精华，是把这种素质升华到最高度的第一人。张氏兄弟又是珂佛罗皮斯、蒂埃果·里维拉、西格罗斯无数墨西哥艺术巨匠的艺术热情的传播者。那个时期，张氏兄弟的作品上，也满溢着墨西哥浓稠的感情，灿烂的色彩，厚实的笔法……就表现中国人民性这一点，张氏兄弟发现了中华民族与墨西哥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命运也颇为近似。难怪他们那样运用自如！
　　蔡若虹、陆志庠的乔治·格罗斯的暴露、批判资本主义法西斯的斗士精神风格影响。
　　华君武萨坡裘辛辣讽刺的风格的影响。
　　特伟的大卫·罗的风格影响。
　　叶浅予一泻千里的大西北风格、印度风格、张大千风格、戴爱莲风格、新疆风格、京剧风格，每个时期都鲜明强烈无比，骑士般地在艺坛驰骋。
　　梁白波郁沉铁线描，精微之极的西域精神合着汉唐风格（她原是“决澜社”的成员）。
　　郁风的文学诗的风格。
　　张仃的毕加索古典主义时期与中国民间风格的影响。
　　……

　　抗战开始，这一帮勇猛的开拓者掉转社会批判的枪口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新的美学观念，新的表现手法马上得到更广泛的运用、检验和锻炼。
　　街头巷尾、大广场、游行队伍、展览会场，大轰炸、大流徙漫画无处不在。人民同仇敌忾，受到教育和鼓舞，也提高了艺术欣赏口味。有如天宝盛事，熟悉的人至今还津津乐道。
　　八年抗战，漫画和木刻两门兄弟艺术可算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一帮年轻的先行者，今天都已进入老年，可算是历尽艰辛委屈。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有谁记得他们才是新艺术最实际、最得力的开拓者呢？
　　这不禁令我想起郁达夫的两句诗来：

　　为何八卷临安志，不纪琴操一段情？

　　唉！我们这个世界！

1993年1月11日于香港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