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子：朋友

┃Personal History

© 狗子／文

张弛

　　张弛应算个老作家了，是从朦胧诗时代过来的，在中国当代文坛，这个说法类似于说，此人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许多老红军最后都变成了老农，张弛不甘心落得这个下场，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在折腾，开过公司，当过导游，做过演员，诗和小说也一直在弄，近两年他又开始拍起了电影。他的小说《北京病人》一度热卖，为他博得不小的文名，但其他领域却仍处于屡败屡战的境地，按他的话说“哥们儿好像被什么人咒了”。说到“咒”，张弛老婆和周围的人如唐大年杨葵之流都信佛，他该运交华盖才是。
　　我觉得，张弛如果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他大概会是门客一类的鸡鸣狗盜之徒，他的唯一本事似乎就是插科打诨，他永远是“列席”，他天生边缘。
　　我认识张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本叫《边缘》的杂志，那是1990年，这种事，在当时的环境下，没人愿意出头，他却是主编之一。民间刊物都不长命，《边缘》也不例外，出了四期，坚持了约两年，就停了。
　　张弛生不逢时，如今这年代，他能列席的也就剩酒桌了，按他自己的话说：“现在能做的事情能聊的话题很少，似乎就剩下吃了。”
　　在酒桌上，曾有编辑为张弛可惜，说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写得少了，说你的才华全浪费在酒桌上了，张弛说，哥们儿这儿才华淤了，谁要我匀谁点儿。
　　说到吃，张弛也并不是白吃，几年前他编过一本菜谱《西红柿炒自己》，编过一本有关醋文化的《醋也酷》，最近又编了本《北京饭局》，不经意间，搞得自己又像个美食家了。
　　多年来，对于张弛的做人和文章我一直有一种剑走偏锋的怪异之感，那感觉凌空而至或让你耳目一新或让你不明所以，或让你手足无措或让你只想跟丫翻脸……
　　有人跟我说张弛就是一个老顽童，有人说他就是一个活宝，也有人说他就是一个能侃山的新八旗子弟，也有人仅用两个字形容他“聪明”（听着似不像夸奖），还有人说他不畏强权——指他在酒桌上对大官大款大腕一视同仁一个都不宽恕（这里我插一句，我知道他畏什么，他畏地痞流氓疯汉泼妇）……这些似乎都沾边，但又都不确切，像张弛这种人，喜欢搞怪行为乖张几乎成了他的一贯作风。
　　几年前我在外地，那时张弛开了个“北京能力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能力有限”，有一天接到他公司女秘书的一条短信，说“挺想念你”之类，那个女孩长得不错，虽说不熟，但当时我桃花运正旺，属于“涝时涝死”阶段，接到短信我心说我靠还挡也挡不住了，当然我还没到理智全无丧心病狂的地步，我给那女孩回了条模棱两可的短信企图静观其变见风使舵，女孩也回了条短信，语气暖昧有加但也不失分寸。之后两天没动静，我在半信半疑和小小温情中度过。第三天女孩又来短信了，说这两天周末她手机落公司了，刚看到我的短信，说狗老师您没事吧？我恍然大悟说没事没事。“能力有限”就张弛和女秘书俩人，显然这是张弛搞的把戏，我平静下来，桃花运竟然就此也断了，一年多没近女色。
　　我与张弛家的直线距离大约不到两公里，中间隔着玉渊潭公园，我去找他或他来找我打车一般都不用蹦字。有一次张弛来找我碰到一位鸡贼司机，当他打车停在我家大院门口的一刹那计价器上的十元蹦成了十一元，张弛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咬牙切齿地对司机说：再往前开五百米！司机瞄了一眼旁边这个脸色气得铁青的胖子，没敢吱声，默默向前开去，开了大约三四百米，张弛命令停车，然后视钱包中的一堆零钱为无物，挑了张一百的递给司机，然后命令开票，然后下车摔上车门，将的票随手一扔，闷头往回走，我仿佛听见此刻张弛和司机心中同时骂道：傻×！
　　张弛的小说可以用“邪性”来概括，其中的幽默自成一路，对于小说，当然是正不压邪。这份邪劲，不是白来的，我想除了天分，显然还有张弛对这个世界的独特感受，当我们沉浸于《北京病人》中一连串令人喷饭的笑料之余，我们能感到在快乐背后，弥漫的是一种并不祥和的气氛，不仅是不祥和，甚至就是凶险，它让快乐变形。
　　对于张弛来说，这个社会就像一架运转精确冷酷无情的大机器，他想做这架大机器的一把沙子，而且大约是做到了，然而他不仅没有阻碍这机器的运转，相反好像让它运转得更有声有色，想不到这社会是需要这种沙子的，因为过度完美的运转会导致摩擦系数为0，它或许会因此而失控以致瘫痪，它需要小小的阻挠和捣乱，以此来显示其强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它需要绊脚石，因为它需要将它们一脚踢开的快意……

何勇

　　作为摇滚歌手的何勇，却经常跟我们这些写东西的混，混得多了，有时我们会互相交流一些创作体会及“从业经验”，总体来说，我们都对对方所从事的行当充满了羡慕。
　　先拿创作来说，何勇羡慕我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随时随地开练，他知道我还不习惯电脑写作，但即使用电脑也不是什么难事，一个笔记本电脑也不占多少地儿。何勇的意思是文学创作成本低廉易上手，而摇滚乐虽然有时也有一张纸一支笔的阶段，但接下来的排练录音却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先说那套家伙什儿置齐了就不容易，还有人员合作，其中的麻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而我恰恰就羡慕这样的麻烦。曾在一个酒吧见过何勇排练，但见他先是在那一大堆“家伙什儿”中逡巡，这儿拧拧，那儿碰碰，然后哥儿几个一块开嚎，那声势，那排场，在我看来这才叫创作，而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长时间面对一沓稿纸一支秃笔在那儿发呆或起身来回转磨，这哪像搞创作，这分明是自我折磨。
　　再说发表。如果说出书和出CD尚有一拼的话，那么何勇的现场演出在我这儿则完全是个空白。何勇的现场有大有小，但皆是人头攒动群情激昂，丫站在或大或小的台上，或静若处子浅吟低唱，或动如脱兔上蹿下跳，一曲罢了，台下欢呼声口哨声震耳欲聋。每当身临此境，我都不禁会想：我的那些读者粉丝都死哪儿去了？我有吗？由此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一度我在酒后动不动就上桌子浪诗乃至脱光衣服，这大概是因为我的表现欲暴露癖被长期压抑的结果。对此何勇跟我说，现场确实挺过瘾，但你不是总有现场，尤其当一个歌手现场演出的权利被长期剥夺时，这造成的反差对歌手的打击是巨大的，我说倒是想试试迎接这样的打击，可惜没机会。
　　前一段，我又发现了文学比之于音乐的一个劣势，那就是翻唱。我对何勇说，你看你们歌手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出唱片，倘自己的歌不够，可以翻唱别人的，美其名曰“重新演绎”，我现在的文章也不够出一本书的，我打算“翻写”一篇我的偶像鲁迅他老人家的《阿Q正传》附在我的书里你看可行吗？何勇说，您这叫抄袭吧？
　　不过，最近我跟何勇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对文字他对音乐同时充满了厌倦，在此，我的优势终于体现了出来，我可以不读不写离文字远远的，活得一身轻松（至少貌似），何勇却逃无可逃，电视里大街上出租车上酒吧里以及饭局之后的歌厅，哪儿哪儿都是音乐，除非你把耳朵堵上闭门不出或逃到荒郊野外，但这对老何来说太不现实了。

唐大年

　　有一天晚上，我在北京的街头闲逛，路过西四广济寺，见大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盘腿坐着一个戴黑边眼镜的汉子，他穿得整整齐齐，手里捧着本小书，口中念念有词。我一看这不是唐大年吗，早就知道他对佛教兴趣浓厚，还曾去庙里闭关什么的，怎么他会在这里？像是刚从庙里被轰出来，又像是欲闯山门而不得，于是在庙门口打坐念经以示虔诚。走近一看，不是，这汉子略黑瘦，而唐大年略白胖，此外这汉子简直就是唐大年的翻版，或者就是年轻时的唐大年。
　　认识唐大年之前，已在录像带和电影里见过他，录像带叫《北京杂种》，电影叫《北京你早》，他在两部片子里分别扮演两个顽劣的混混，同时他也是这两部电影的编剧之一。
　　后来因为张弛的关系，大概有两三年的工夫常跟唐大年一起混，基本都是在酒局上，那时唐大年好像很闲，他拍的第一部电影《都市天堂》因“违规”无法在国内上映，只在印度获了一个什么奖便无声无息了，那时他对佛教还只是一般喜好，因此他在酒桌上能吃能喝也能折腾，印象中每次喝到天亮时最后的那几位中必有唐大年。
　　唐大年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学的是编剧。据他说，他上中学时喜欢文学，有点看不上电影，觉得电影土，没文化。从大学开始喜欢上电影，到毕业后就这么干下来了，也没再搞文学，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门外”的，跟搞电影的没什么关系，有种圈外人的感觉。他说他的性格是一般能过得下去了，就容易犯懒，缺乏许多搞电影的人的那种“猛劲儿”。
　　他的这种缺乏“猛劲儿”我倒是有所耳闻。据说他的《都市天堂》获奖后，某国外电影基金会答应给他一笔钱拍他想拍的电影，是一百万人民币还是一百万美元我记不清了，期限是一年之内开拍，过时这笔钱就作废。结果他玩了一年，而且是大手大脚地玩（总觉着自己腰缠百万），一年期限将满，他那“想拍的电影”还没想好或者已经想不起来了，最终这笔钱只得作废，倒是落得个出手大方的美名。
　　我还听说那时唐大年之所以喝酒喝到后半夜以至天亮还不想回家，是因为他拿了人家电视剧剧本的定金但又懒得写，制片方天天在他家门口蹲守，而且逮着他不是让他退定金而是苦苦哀求他勤奋写作。
　　还有朋友说唐大年在片场导戏时有一次竟然趴在监视器前睡着了，因演员摄像各方面都进展顺利也就没人叫他，直到某位演员忘了词，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昏睡中的唐大年忽然惊醒，大吼了一声“停！”众人皆愕然。
　　唐大年从酒局上消失之前的迹象是他戒酒戒肉了，当然这与佛教有关。他是先戒的酒，印象中戒了一个月，每逢酒局，他只喝可乐，喝可乐的他时常在酒局上打蔫。一个月后，他的酒开戒了，同时他开始戒肉改吃素，吃素大概也是为期一个月，之后酒肉都不戒了，但如此一番折腾之后，他大概对酒局的兴趣也不大了。
　　这之间我去外地生活了大半年，再回北京，酒局上唐大年消失了，听说他对佛教很沉迷，常与同好交流切磋。
　　但他没出家。他老婆编剧他导演的电视剧《动什么别动感情》开始热播。最近，他老婆编剧他导演的电影《青春期》刚参加了东京电影节。
　　这不奇怪。我记得唐大年说过，他还是想拍下去，而且想尝试拍那种有市场的片子，他说以前觉得电影跟文学基本一样，是一种表达手段，现在觉得电影还是一种娱乐，“表达”固然重要，但是电影单纯作为表达手段有点不太对，太奢侈了。当然市场和表达这个事唐大年说他也还一直在想，有时很惶惑。
　　为写此文，我在网上搜了唐大年，看到某网站视频采访《青春期》剧组，其中唐大年神情恍惚，后来他好像躺在沙发上又睡着了。

高岩松

　　提到中国摇滚，第一要提崔健，第二就要提1994年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一般认为，1994年是中国摇滚乐的中兴之年，那一年，除了“魔岩三杰”之外，还有一大批地下摇滚乐队开始冒头，他们的作品大多收在名为“中国火”的系列拼盘里，其中有一支乐队叫“大头鞋”，其主唱叫高岩松。
　　“中国火”最终没火起来，其中的歌手或乐队在之后的岁月里要么自生自灭要么改头换面，以本来面目坚持到现在的似乎一个也没有。“大头鞋”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
　　我当年买过“中国火”，也听过收在其中的“大头鞋”乐队的两首单曲，印象除了挺闹的没别的感觉，对其主唱也没留下什么鲜明印象。想不到没过几年我和高岩松成了朋友。
　　高岩松的经历挺有典型性，他祖籍山东，父辈支边到了黑龙江伊春林区，他便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因为热爱音乐，加之青春期反叛，他高中退学，背着把吉他只身一人闯荡京城，像许多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外地艺术青年一样，他也是一开始在圆明园一带立足，过了一段物质匮乏精神丰富的日子，之后自组乐队艺术小有所成，刚刚冒了点头，但因为自身积淀不足以及运气不佳，很快便被市场化大潮所淹没而悄无声息了
　　我认识高岩松是在1998年，那时他在北京的闹市区东四一带开了家叫“忙蜂”的酒吧，那时北京的酒吧业起步没多久，尤其像“忙蜂”这种以艺术为主题的酒吧更是凤毛麟角，“忙蜂”生逢其时，成为那时北京艺术家的一个据点，印象中每逢周末，“忙蜂”便火爆异常，以摇滚演出为主，兼有诗会和实验话剧，当然“忙蜂”最终被关闭也与此类演出有关，理由似乎是没有演出执照之类的。
　　我第一次去“忙蜂”赶上的是一个冷清的日子，酒吧里空空荡荡，带我去的朋友与老板（即高岩松）有几面之交，坐下没多久，见一酷似贝克汉姆的家伙嬉皮笑脸地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叫高岩松，聊了两句便开喝，我在酒吧里喝酒总是提心吊胆，觉得酒贵，但那天高岩松上来就说头两扎算他送的，我知道很多酒吧老板为了揽客都会玩这一招，但送完头两扎也就打住，然而那天高岩松却是没完没了地送，并且买卖也不照顾了，坐下来跟我们推杯换盏，很快哥仨就全喝大了。
　　打那儿以后，高岩松真成了我的酒友，而且是铁杆酒友，几乎每周必在一起大醉一场。
　　高岩松酒量惊人，我曾亲眼目睹他喝了一瓶高度白酒一瓶低度白酒大半瓶红酒及若干瓶啤酒，那天众人散去，老高面对一桌残羹剩菜，执意要打包带走，说都是好东西，大约打了七八个快餐盒，被他拎回了家。据说第二天中午他女朋友懒得做饭就用微波炉热了两盒剩菜，并焖了点米饭自顾自吃得正香，其间她舀了一勺宫保鸡丁正想往嘴里送，忽然发觉不对，细一看，她的勺里除了花生仁和鸡丁，还有一个烟屁股及一个啤酒瓶子盖！顿时她女朋友直奔厕所呕了半天，然后冲向正在卧室中昏睡的高岩松，大吼：“高岩松，你他妈干的好事！”据老高说，这是他女朋友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粗口。
　　高岩松好酒，但他并没有沉沦为一个酒鬼，我想这与音乐有关。这些年来，音乐仍然是高岩松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他一直在不停地写歌，他的专辑《蛰伏者》一两年前就录好了小样，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公司，我觉得他的音乐不能说有多么动听（他似乎也不想“动听”），但至少比市面上流行的许多音乐强多了，加之高岩松酷似小贝，他至今没能东山再起颇耐人寻味，有朋友说他的名字起坏了，本应属于他的风光全被白岩松和高晓松给占了；还有朋友说《蛰伏者》这名也不好，这不是找埋没吗？对此老高的说法是：名字是不改了，再写写看，我觉得节气不对，还没到惊蛰哪。

黄燎原

　　大约三十年前，在北京西城区实验中学路口，黄燎原斜背军挎座下一匹快散架了的二八永久，他单脚点着马路牙子，手拈一根香山，他在等人。不久，我和另外两个四中小哥们儿飞车而至，当然也是快散架的自行车，那时我们喜欢旧的破的，洗得发黄的军装或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最是正点，我还记得那时我给在老家矿山工作的表哥写信要旧矿工服表哥没领会意思，来北京时笑嘻嘻地递给我两套崭新发亮的混纺矿工服我近乎大怒。那时大家都背军挎，一般同学军挎里是书本铅笔盒，流氓军挎里是板砖菜刀（传说啊），黄燎原军挎里是两本油印文学刊物及一本《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
　　接头之后，我们奔赴师大一附中（纪连海任课的那所学校）去灭一个叫吴小中的，这孩子得过北京市作文比赛第一名，那时我们所谓的“灭”，经常是这样，见面验明正身，态度不温不火地上下打量，再打量，说点不着调的（比如“你这手套不错”之类），或一言不发看得对方发神经掉头就走……这是我们当年结识新朋友的惯常伎俩，也不知哪儿学来的，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怪。后来跟吴小中成了朋友，他说那第一面之后他几天没睡好觉，完全搞不清这是哪路神仙，什么意思。
　　见女的不是这路，一般是套磁掏杂志约稿，只要黄燎原在，这女的总能拿下，但那时的“拿下”也就是聊天约稿，那时真的不会搞，也有发展到谈恋爱的，但也仅限于拥抱接吻，搞得小哥几个下身发硬小肚子生疼，我怀疑如今老哥几个的前列腺纷纷出问题都是那时坐下的病。
　　总之，中学时代的我们，通过文学，认识了很多男孩女孩，所谓生活面一下拓宽了，生活不再是家里学校两点一线，生活灿烂兼绚烂了起来。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年代，我们几个中学生模仿《今天》也自办了一本油印文学刊物，内容主要是抨击死板的学校教育、描写早恋以及写一些云山雾罩我们自以为的“现代派文学”。杂志流传到校外很快有了反馈，我们得知实验中学一帮人也办了一本杂志，主编之一叫“野人”，据说这个“野人”基本不学习，旷课是家常便饭，所有功课中只有语文勉强及格，而且之所以能及格主要是他的古文功底极深，现代文也是一塌糊涂……很快见到了这位“野人”，是在他家，我们席地而坐，那年头文艺青年通常有椅子凳子不坐偏坐地上。“野人”半长的自来卷，大眼睛透着安静忧郁，很文弱的样子，这位就是黄燎原——当年的小黄了。坐着的小黄静如处子，但别让他动，动起来的小黄着实如脱兔！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起办杂志开始，小黄一路走来——办杂志，写诗写小说写歌词，卖旧书卖明信片卖自制盜版磁带，拍照片，拍MTV，拉广告，办文化公司，当歌手经纪人，拍纪录片，组织演出，编书出书，开酒吧，组织自行车拉力赛，承包杂志承包报纸，演电影，办摇滚音乐节，开餐馆，开画廊……小黄也慢慢变成了老黄……
　　2008年，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黄燎原办的北京现在画廊，酒友高岩松的装置艺术展在布展中，我那时恰好在上海，终日无事，常耗在布展现场枯坐，等待岩松工作之后喝点。莫干山路50号类似小一号的798，我闲来无事各个画廊乱转，也碰到些半熟不熟的艺术家或闲坐喝茶或身影匆匆，那几天我好像产生了幻听及幻觉，耳边隐隐是印钞机的隆隆声或验钞机的哗哗声，腰眼上有一股钱劲儿顶得我坐立不安。
　　某日午后，我在布展现场二楼闲翻画册，一抬眼见楼下入口处有二人凭栏而立，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指指点点，定睛看去，一位梳背头穿紧身黑衣，周佛海，不，是周铁海，上海艺术家后奔成国际艺术家，另一位秃头穿宽身中式褂子，斜背一军挎，是好几年没见的黄燎原。
　　下楼见面，穿中式小褂的老黄没抱拳作揖倒来了个西式拥抱，胡茬还挺扎，他从北京飞来“视察工作”。
　　晚上先饭后酒，先沪上美食后会所洋酒，还有洋妞，灿烂绚烂直至我两眼发黑彻底喝大。
　　老黄业已做大。但还是当年的黄燎原，从里到外。
　　有那么个说法，最多通过七个人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那么，有老黄这么个朋友，我只需通过五个人就行了，老黄几乎就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快捷键，吧唧一点，便是一串一片，当然这个快捷键未必对什么人都有用。
　　还有个说法，在艺术圈，没有黄燎原没涉足过的领域，更有个说法，如果你是个一文不名的艺术青年，只要认识了黄燎原，你就成功了一半，这些几乎都是真的。
　　容易么？
　　这些年，老黄摔断过腿，磕掉过门牙，跌断过肋骨，这还只是我仅知的几次外伤，简直是枪林弹雨地过来的。我们还真经历过一次真实的枪林弹雨，那是……
　　文学着，艺术着，美女着，音乐着。齐活。人间的盛宴莫过如此。这是怎样的一种奢华啊，黄燎原热爱这个人间，哪怕有地狱之苦，他也要将它过出天堂景象。
　　好吧，让我们集体饮鸩止渴吧！

老猫

　　认识老猫应该是在1989年。
　　1989年是蛇年，也是黄燎原的本命年。那一年黄燎原组织哥几个在拍一部叫《大蛇》的MTV，后来有人说那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MTV，是的，从那时起，许多的“第一”便与黄燎原有了撇不开的关系。拍片这事本来就累，加之没钱没经验，所以就更累，即便如此，大家也不愿意牺牲喝酒搓麻，所以就尤其地累，记得那时常蹬着板车拉机器道具等，板车上总少不了一副用厚布裹着的麻将牌。
　　老猫是吴小中介绍进这个圈子的并在《大蛇》剧组负责剧务，他们都在人大，吴小中学电视新闻，那个班三十人专门是为中央电视台代培的，那年头中央电视台还没现在这么牛×兼嘚瑟，那时新闻圈最牛×的是报纸，然后是杂志，再然后是电台，最后才是电视台，电视台的人没文化是公认的，电视台的人见着报纸电台的不说毕恭毕敬矮人三分但至少不敢张扬尽量内敛以使自己显得有内涵那种。然而这种局面大约就是从我和老猫吴小中这一茬开始有了变化。
　　老猫是学报纸新闻的，按照上面说的当年新闻圈的等级观来说，吴小中应该敬老猫三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除了个人的原因——吴小中天性张扬恃才傲物老猫则温厚朴实，至少表面是这样——电视盖过报纸电台正在成为主流媒体这一趋势也让吴小中对老猫不必心存忌惮。
　　当然作为朋友大家在一起，吴小中对老猫更多的是亲昵有加（真有点像对一只猫的态度），他喜欢拿老猫开玩笑，说起来嬉笑怒骂信口雌黄，老猫对此总是不温不火嘿嘿一笑而过，有时也会争辩，但老猫的争辩不会导致口角或脸红脖子粗，老猫的争辩更像是为这些以他为主角的玩笑作注解，以使这些玩笑更完满更具普遍性以至于成为“段子”成为所有人的玩笑，这似乎体现了老猫日后文学创作的端倪？
　　实在抱歉，那些玩笑我都忘干净了，只记得只要有老猫在，气氛总是更加轻松笑声似乎更多。
　　记得那时老猫在我们这圈里抽烟最凶，几乎就是一根接一根，一天没个两三包烟下不来。但他抽烟不咽，老猫抽烟就像一些蹩脚影视剧中那些扮演坏女人但不会抽烟的女演员那样，只是把烟吸入嘴里再从鼻子里喷出来，或先进嘴里含会儿再吐出一团浓烟由鼻孔吸入马上再从嘴里吐出，俗称“过桥”。真的抽烟当然是把烟吸进肺里，被肺过滤了一遍的烟将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营养物质留在了体内，所以再吐出的烟雾比吸进去的要淡，通常为淡蓝色，是为二手烟，老猫吐出的烟绝对是一手烟，吸进去一团白烟吐出来两缕或一道白雾（视他那桥怎么个过法）。怕抽二手烟的人跟老猫在一起不用担心了，没钱买烟的烟鬼要是能天天跟老猫腻着就算抽到免费烟了吧。
　　老猫这么抽烟不是怕伤身体，他是刚学抽烟不久还没学会。1989年，对于中学就抽烟的我和黄燎原吴小中来说，已经有个六七年的烟龄了，在抽烟这一点上，老猫无疑比我们上道要晚了许多，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印象中老猫一直是“好孩子”班干部什么的，通常的“好孩子”班干部是不抽烟喝酒的。当然不绝对，吴小中曾当过北京市中学生学生会主席却小小年纪就有了烟瘾，这或许与他爸有关，他爸是中央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的，抽烟喝酒家教宽松。另一个极端是某些“坏小子”是不抽烟喝酒的，通常这类坏小子比一般的坏小子更坏，大概是没有了烟酒的排解分流，坏水更凶猛更集中了。
　　都说学坏容易学好难，这一条在老猫这儿不适用，如果抽烟算学坏的话。
　　老猫抽烟不仅上道晚，而且上道慢甚至可以说艰难。印象中他玩了半年的“过桥”还在满嘴满鼻子地往外冒白烟，而且他的“过桥”越过越溜，完全没有了那些蹩脚影视剧中坏女人抽烟时的拿姿拿态生硬做作。那时我们搓麻上瘾，麻桌上的老猫经常是嘴里叼着烟手里码着牌，他不时嘬一口烟鼻子里吭的一声再吐出来，他已完全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因为几乎口不离烟，所以麻桌上的老猫总是在腾云驾雾中眯着眼摸牌码牌打牌和牌……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烟鬼，仿佛真正的抽烟就该是他这样……吴小中见状每每边摇头边痛惜“暴殄天物！暴殄天物！”这个词我就是这么跟吴小中学来的。吴小中这么痛惜是有道理的，老猫抽烟不咽但却从不抽次烟，烟的档次一直跟哥几个保持一致有时心血来潮还会买盒良友万宝路之类的。当然这类的高档烟很快就被哥几个分光，老猫脾气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着老猫叼着万宝路一根接一根地玩“过桥”，哥几个真是觉得丫在“暴殄天物”，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大家很自觉地把自己的烟揣兜里，纷纷伸手从老猫烟盒里往外抻烟，而且几乎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起来，不单是馋好烟，更多的是不忍这点好东西全被老猫给糟蹋了，大有肥水不能流入外人田的心态。
　　那时老猫留着小胡子，半年来的“过桥”把他上唇的胡子熏黄了，猛一看，老猫好像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那一带的中亚人。
　　顺便说，那时黄燎原的胡子也开始变色，不是变黄，而是变红变白，他的胡子不是被烟熏的，他是累的，那时大家以他家为据点，白天出去拍片，晚上回来“开会”，会议经常要持续到凌晨甚至天亮，当然是又搓了一夜麻。是的，从那时起，黄燎原为了干成一个事不惜身家性命全情投入的那个劲头就在了，以至于累得他的上唇变得杂色生花，搞得小黄对着镜子“我操我操”地叹息，然后继续投入拍片或喝酒搓麻的洪流中。
　　后来的老猫最终还是学会了抽烟，会了以后他就不怎么“过桥”了，猫须重新变黑，烟量下降为每天一包的正常，我对老猫的回忆也就此断片了……
　　大学毕业之后，我跟老猫见得越来越少，我想主要原因是我们住得远，他住东边西坝河我住西边航天桥，次要原因是他开始规规矩矩上班过日子我则继续或说变本加厉地瞎折腾，抑或我主次颠倒了？
　　总之那之后老猫在若干报纸认认真真做新闻写东西，一直做到主编一类，大约是觉得做主编也不过如此，这几年老猫似乎主要闷家里写东西，著作等膝应该有了吧；我则一直在东跑西颠以及在喝大酒和写作之间摇摆，我们见得不多，后来大约有十年就没见。虽说没见，但对老猫却也一直觉得并不遥远那种，正如有的人经常见甚至天天见，但你还是觉得跟他或她总隔着一层什么，这与发小、经历、教养、人品等等无关。
　　这两年又见到老猫了。这两年不仅见到老猫，好些多年不见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的中小学同学也纷纷冒头了，我想一个原因是互联网的发达让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便捷了，甚至已经有人在用互联网搜索前世今生的对应了，似乎这万能的网络不仅要让人与人的联系更便捷，还要打通人与鬼神之间的壁障；另一个原因我想是人过四十，要么是事业有成家和万事兴不用再怎么折腾了可以歇歇了，要么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折腾和不折腾都那么回事了歇菜了，还有就是一事无成撞得鼻青脸肿乃至头破血流再也折腾不动了彻底歇菜了，往前看是衰老死亡，我靠还是闭眼吧，于是往回看想起当年的同学以及发小了，出于无聊出于好奇出于虚荣或许也有温情及利益需要，于是人到中年后的各种发小聚会多了起来。
　　再见老猫是2009年在“天下盐”。“天下盐”是豪华大饭馆，老板是诗人，这些年，颇有些发了财的作家（通常是诗人）开起了饭馆，而且通常是豪华大餐馆。虽说这些年在腌臜小馆厮混惯了，但只要有人在这路大餐馆请客，我还是会欣然前往，权当地沟油吃腻了来这里换换口味。
　　那天的发小聚会有好些人真有近二十年未见，比如吴小中。我坐在他旁边，他没变（其实大家都没变，所谓七岁看老，当然外貌会变），当然他头发全白了，但他的这款白发没有让他变得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而是让他显出某种饱经沧桑之后却更加精力充沛意气风发了，好像这才是中年男应有的风范，也确实，似乎很多港台中年男的就是这款白发范儿。那天，坐在吴小中旁边时间长了，耳边是他那依旧沙哑的嗓音，依旧饱满雄健的谈吐锋，面前紫罗兰色的桌布，一斜眼头顶射灯柔和的暖色光打在他那绽放一般的白发上，我忽然觉得亚洲人的黄皮肤黑头发真不是个好的搭配，太土了。扫一眼在座的几位中年发小，女性除外，亚洲女的黄皮肤黑头发的搭配还不错，感觉我们几个顶着一头黑发的中年男人一个个油腻浑浊，跟土鳖似的。
　　那天我却基本上没见到老猫，坐下没多久我问老猫呢，黄燎原还是谁说老猫在楼下跟一个女青年在单吃单聊，一会儿上来。我当时大概心想，这么多年了，老猫这知心大哥的角色还是没变啊。正常随便换一个哥们儿这么做，我们大概会想这孙子还那么好色或这小子女人缘还那么好，但搁老猫这儿，怎么就会想到“知心大哥”呢？他又不是太监，绝对是只没有被阉的公猫，他也绝对好色，他女人缘也不错，但我第一感觉还是联想到了“知心大哥”，莫非老猫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
　　后来都吃到一半了，我已微醉，老猫上来露了一面又下去了，似乎还没聊完。我觉得他也没变。再后来老猫又上来然后又下去了，之后是否上来还是走了我就不知道了，我很快大醉，人事不知被哥们儿抬回了家，不是因为见了发小激动，也不是逮着燕京纯生玩命喝，其实我不太喜欢纯生，各种牌子的，我大概觉得瓶啤或听啤号称“纯生”有点装逼，纯是这些年养成了跟朋友一起逢喝必大的习惯。身体状况好时还可自理，体力稍差（比如缺觉）肯定就撂那儿了。
　　现在回想起那次见老猫，觉得他或许有点累，那天他不太像是知心大哥，楼下那位也不太像知心小妹，搞得老猫上上下下的不得安生。再后来也就是最近一次见老猫是在黄燎原大仙的新书发布会之后的饭局上。
　　那天我恰巧坐在了老猫旁边，也不完全是恰巧，那天估计有七八桌吧，我们这桌基本算是搞文学的或者是多年的朋友。
　　那天当我坐在老猫身边的时候，我已临近喝大，那天我是从晚饭就开喝（哪天又不是如此呢？），发布会现场依然在喝，我知道还有这第三场，所以我一直悠着，一直悠到我坐在了老猫身边，这里是金鼎轩的二楼抑或三楼，金碧辉煌的大饭馆，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文化人，更显得蓬荜生辉，那天那时我确实觉得到处都明晃晃的，也可以说是典型的花天酒地。
　　身边的老猫在这一片明晃晃中显得有些黯然，我听说他父亲近一年来不断地住院，为此老猫很是辛苦，我和他大概聊了几句这个，之后我就失忆了。还记得一点点的是，老猫也有了白发，但他的白发不像吴小中白得那么一步到位那么焕然一新，他的白发掺杂在黑发中，所谓的“两鬓斑白”，加之他那天心事重重言语嗫喏，一眼便知他是操心受累使然，写到此我忽然想，吴小中以及那些港台中年男的满头白发应该是吃得太好营养过剩使然吧？
　　还能记住的一点点感觉是，在那天金碧辉煌人声鼎沸的喧嚣中（真是金鼎喧），我感觉我好像走上了一条绝路……所幸很快就失忆了。

　　大约七十年前，法国作家兼左翼电影活动家乔治·萨杜尔在他的六卷本大作《世界电影史》中提到（大意），他和他的发小们早年要捣毁图书馆拆掉博物馆，后来当他们步入中年，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的书籍或作品已堂而皇之地摆在了图书馆的书架上或被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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