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钟：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

┃Personal History

© 晓钟／文

　　母体的选择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体会到“自由”这样一个美好的字眼的呢？
　　是高考那会儿还是填志愿的时候？

　　学校走廊的两面墙上贴满了各个大学的招生广告，我不经意地浏览着，一边扒着最后几天学校配给的“高考饭”。
　　在这样的流动式广告里有着北大的影子。

　　知了在树上叫得燥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盛夏了，汗湿的胳膊常常把桌上的试卷粘住。
　　感觉出奇的好。微风把长长的树枝送进窗内，向我颔首致意。在明亮悦目的鸟声里我构思着我的作文。也许是出自冥冥之中的神助吧，我做完这套对我来说是关键性的语文试卷时还剩四十五分钟。在别人带着气喘的沙沙声中，我奢侈地凝望着窗外的风景。
　　那天的绿色真浓啊。
　　但是我最初的第一志愿却是复旦。
　　在所有人的鼓励下我动摇了。我向往着文学，向往着神秘的北方，我想领略那一份令人激动的新奇与遥远。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一夜无眠思念文学的情景。我只能说我与差一点成了我的母校的复旦无缘，与热得烫手的新闻系情如隔山。在那条色彩斑斓的“广告画廊”里，我甚至没有见到复旦的影子，而北大毕竟已经跟我打了个照面，与我有了初始的“一面之交”。
　　就这样，我逆着所有人的愿望去县教育局改了志愿。在那被我擦破了的“空”格里填上了我的自由意志——北大。
　　这样的一次“母体的选择”对于我的未来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是北大把我推上了美好而又艰辛的征途。

　　青葱岁月

　　对于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南方人来说，北大首先意味着寒冷的北方。正如入学通知书上特意强调的那样，得准备棉大衣过冬。我入学的1982年还实行布票和粮票，买棉大衣则需要一丈棉花票，我的粮油关系证明还是当地供销社开的。等把一切行李物品准备停当，我便乘坐自行车、长途汽车、市内车、轮船、火车，从三千里外的东海之滨，一路颠簸着来到了北京。
　　在北大，我遇见的第一个“亲人”便是我的老乡、哲学系八一级的杜仕。
　　校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南校门内。下车后我正准备问路呢，中学时跟我同校的杜仕来了，她接过我的行李后，便带我去办报到手续。当我跟着她来到我的宿舍——31楼22室时，我仍是糊里糊涂的。北大太大了，虽然我就读过的县中的前身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有个颇大的院子，还有条河流经过，但跟北大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好在我的老乡就住在我的楼上，有什么困难找她也很方便。
　　对在北京上学的外地人来说，“老乡”是一个亲切的词语。回家回校的结伴同行、过年过节的寂寞安慰，范围有大有小，小到同班同系，大到同校以至外校，共同的生活习惯、相近的知识背景是他们联系的纽带。
　　我刚入学不久，由中文系八〇级的几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浙江同学会，并出版了会报《曲江》。这对于北大几百位浙江籍同学来说是个温暖的消息。同学会曾经搞了几次活动，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交往，为远游的学子们增添了不少乐趣。
　　我住的222室与文八〇、古八二的同学相邻，对面是汉八二同学，斜对面分别为文八一和文七九，可谓交通要道。虽然我们入学时文七九正面临着毕业，彼此间交往不多，但文八〇和文八一的同学还是相处了较长一段时间。有一年寒假我还在文八一的央珍、阮柳红的宿舍住过。来自西藏的央珍平时话虽不多，但一说起西藏来，就变得滔滔不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毕业后，央珍回到了拉萨，在《西藏文学》工作，不久就升任刊物的副主编，同时写了一些反映西藏生活的小说，近年出版了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
　　大概是出于一种紧迫感吧，也是出于对知识的极度的饥渴，大学期间我曾拼命地买书，海淀新华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北大新华书店也可以订购一些，像《理想的冲突》《精神分析学引论》等书就是通过订书卡订到的。
　　那时候由于家境贫困，我们班女生中只有我一人领着每月二十二元的最高标准的助学金，除了吃饭必需的十几元钱，我把剩下的钱全用于买书了。那时候的书价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暴涨”，一般也就是一两元钱，便宜的只有几毛钱，并且时不时地还可以到海淀的中国书店“淘”一些更加便宜的好书。没过多久，我的床铺上便摞起了一层层的书，我戏称为“半壁江山”。我同室的汪清波跟我有着同样的爱好，她的床上也全是书（今年回北京参加校庆时，她还特意跑到文化宫书市买了一箱子书，对书的热情一如从前）。
　　那时候图书馆的座位比较紧张，都得一大早去占座，为了一个位子还经常发生冲突。借书也不太容易，开架阅览室的好书极难“抢”到，于是我便去借“库本”。像《说园》《我的艺术生活》《中国建筑史》《人》等书我都是看的“库本”，有的是一天便看完，有的第二天再借。我从中感受到了无限的乐趣。有的书看不够，我便想方设法去买，最后在我的藏书中便有了许多“珍藏本”。
　　那时候喜欢上曹文轩老师和袁行霈老师的课。曹老师讲课充满了激情，他很讲究用词，就像他总是得体的衣着。他那《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曾经风靡一时（在鲁迅文学院讲授时也大受欢迎），成为文学爱好者心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袁行霈老师颇具儒雅之风，听他的课就像走在唐宋词的意境里，当他用极具魅力的嗓音吟诵出“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的词句时，谁能不为其中蕴含的婉约情调深深打动呢？
　　屈育德老师的讲课充满了对教育的献身精神。在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里，民间文学课是一门不受学生重视的课。如果从功利的角度讲，上这样的课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可屈先生不这么看。不管人多人少，屈先生都一样认真地上她的课。她艰难地用鼻音讲着课，让人觉着有一种悲壮的味道。碰巧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屈先生，于是便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我把论文交了上去。蒙先生厚爱，论文给了个A。后来中直机关搞了次青年论文评选活动，我交这篇论文参选，结果得了个二等奖。我想这里边有着屈先生指导的功劳，便写信表示感谢。屈先生在回信中非常谦逊，她不愿“掠美”，只想把成绩归功于学生，令我深为感动。这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先生之名的内涵。没想到先生英年早逝，实在让人扼腕痛惜。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免不了产生种种的幻想，青春的热情总得有所寄托，于是诗歌便成了我们的爱好，也是同学们热衷的话题。那时候舒婷、北岛、顾城的诗拥有着大量的大学生读者，一本春风文艺出的《朦胧诗选》成了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中文系以及全校的诗歌朗诵会，听众如潮。中文系七九级的沈群献给女朋友的一首《船》曾经打动过许多听众，“我知道／你爱船”的诗句一时成了名句，于是这条“船”和他那形影不离的“帆”也成了大家喜欢谈论的对象。此外，像胡迎节、于慈江等高年级同学也都写过一些引人注目的诗篇。西语系出的《缪斯》也时常在学生食堂门口卖，西川等五人还出过一本油印诗集在三角地卖，我记得里边有一首西川写的《汉子》，当时印象较深，其中的几句诗还能背诵呢。
　　北大的环境既适合读书做学问，也适合谈恋爱说风情。未名湖的白天书生们可以读书赏景，尽享逸趣，未名湖的夜晚则属于情侣们的天下，清风朗月也尽为他们所揽了。31楼号称“鸳鸯楼”，楼的周围自然更是充斥着莺莺呢喃之声。一到晚上，便会有多情的男士怀抱吉他弹奏小夜曲或引吭高歌，如果他的“对象”有意，没过多久便会在宿舍里修饰打扮一番从楼门口出来；若是无心，同一宿舍的女同学们便会一起把那位多情郎笑话一番，几次三番，“业余演奏员”便会自动退场，另择“高枝”。当然也有些“鸳鸯”大白天猫在宿舍，双双栖在蚊帐内，目中无人地做出“鸳鸯戏水”的种种情状，娇喘微微，其“声”历历，令“在场”读书者尴尬之至，只好掩耳出逃。
　　比起情人怀抱的未名湖来，我更喜欢后湖的清幽与质朴。在葱茏的绿色中踏上曲折的路径，不仅可以体会渐入佳境的新奇美妙，还可领略淳朴宁静的乡村氛围，进入摒除尘俗的无忧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更是有着无上的乐趣，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寻求心境谐和、愿意坐在草地上对着蓝天白云幻想的人来说，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曾经一连几天坐在小山坡上看五十万字的凡·高自传《亲爱的提奥》，满眼绿色，身心愉快。我还不时地做一些感性札记，写一些“美丽的文字”。在静思默想的时刻，人的灵性之门就这样洞开了。我把自己的感想记在随身携带的小纸片上（经常是红的绿的包书纸），这就是我的一些散文的雏形。
　　那真是一段青青的日子，被理想和梦幻浸润着的日子。随着季节的花开花落，我度过了美好而又辉煌的四个青春年华。与我相伴相随的四年的湖水缩略成了一方独异的心之角落。
　　在“毕业纪念册”里，我曾写道：既然是一条河流，就要流，就要做不息的追求……
　　自从十八岁开始浪漫心灵的第一次远足到挥手道别又一次展开人生旅程，在北大这四年，获得的教益有很多，最深的体会是：我从这里获得了十分珍贵的“血性”。
　　直至今日，我仍为当初自己的坚持感到庆幸。
　　不只是因为那远近闻名的“一塌糊涂”（谐音：一塔湖图，流行语。精致优美的博雅塔，明净秀丽的未名湖，藏书量为全国高校之首的图书馆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北大的象征），也不只是人才济济的大学场所，不只是因为在自由宽容的气氛中播下的思想的种子……
　　北大首先意味着一种独异的气质，一脉内蕴的精神。
　　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得心应手的灵性和自由以及与优秀相对应的高度。
　　只有经过一方特殊的水土养育了的人才会有那别具的“神”“气”。
　　拥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质的北大人，能不感到骄傲么？

　　迟来的怀念

　　有关北大的人与事，我想我还应该提及你的名字——戈麦。
　　距离你在这喧嚣的人世间突然“消失”（我不愿用那个大家习惯的冷酷的字眼，并且我始终认为你仅仅是“消隐”而已）已近七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凑那份人人都想发言的热闹。我认为，当人们的各种猜想与议论日渐见少，浮在表层的那层“关注”也随之远去时，真情便会悄悄浮现。我想，作为诗人的你，会珍惜这个适合心灵交流的冷清而又宁静的时刻。
　　书架上依然摆放着你送我的两本油印诗集《发现》，里面收有包括你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诗（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赞美过那优秀的“一小撮”）。
　　记得当我第一次翻开诗集时，油墨的清香扑鼻而来，准确点说，这是一本“同志刊物”。当时我立即注意到了印在目录上方的那一行别异的文字：瞧，这些人！其中的用意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我马上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便是：嗨，尼采自传的题目不是叫《瞧，这个人》吗？没想到你十分大气地接了句：我就是“这个人”。也许由于同是北大人的缘故，我并没有觉得你狂妄自大。“以尼采自居”、睥睨一切也好，“数风流人物”、兼济天下也罢，梦想着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壮志雄心与少年意气，谁又不曾有过呢？
　　只是你太年轻了，而世俗却总想逼你就范。
　　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间环境”太差吧，你待在一个小单位最大的办公室里，却极限般地感受着最稀薄的人情。晚上写诗时也常受着无能而又无聊的人的干扰，还经常翻看你的东西，不懂装懂地问你。还有人一天到晚查你这个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不愿虚耗青春地“泡”办公室的人的考勤（骆一禾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过类似的情况，也许这是不少北大人都遇到过的“困境”吧），天天挖空心思把你那点可怜的奖金扣了又扣，有一次还去你住的嘈杂的招待所（全是外地民工一起混住，让你晚上无法正常休息只好白天睡觉）堵你的门，把你们几个人从宿舍赶到单位上班。这种恶劣的环境实在让你无法忍受，谁又能在这个不尊重人的“玛吉农场”（Maggie's Farm，考一考“尊贵的”洋奴们，谁知道这一著名典故的出处？）干呢！
　　有时候你会觉得世道不公，也会因此发上几句牢骚。当你深刻地思考、勤奋地写作时，“够发表水平”的诗作并不多，势利眼们不想“承认”你；而当你业已作古，再也不能为你的诗修改润色时，许多刊物都“不约而同”地刊起了你的“旧作”，似乎他们突然间“发现”了你的诗的价值，但他们的俗眼没有“发现”《发现》这一可贵的民间珍本。这实在是个可笑的现象！世俗不敢承认你的“现在”，只愿人云亦云地吹捧你的“过去”。生前的寂寞与身后的热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也许是由于你的“溺水事件”带来的负效应吧，这一点也是你始料不及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居然认为你的神秘“失踪”和我有关！那时我恰好不在北京，而你又连续多天没有在单位露面，于是他们猜想……是不是一起，嗯，跑了？！你看，这些人多像鲁迅先生笔下喜欢“联想”的人物！只有这时，他们那毫无灵性、没有丝毫认知能力的脑袋才彻底开足了马力，想象力也空前“丰富”了起来。殊不知，正是类似的“小人之心”，恰恰是这类“领导阶级”用软刀子、钝刀子捅你的心，扼杀着真正优秀的青年。
　　我自然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到我宿舍的情景。那天你穿着一身黑衣服，刚进来时，我不由得一惊。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位男士也经常穿一身黑衣服，远远地走来，让人觉得有一种高贵而又肃穆的气质。令人惊奇的是，你们俩在气质上是如此地相似，以至于现在在我的印象中已很难分辨出彼此。共同的对写作的热爱使得我们的话题始终离不开文学。那时，在我仅能促膝而坐的宿舍的墙壁上贴着我手抄的歌（诗）：

　　我无法面向前方／前方空无一人／我不想回顾背后／背后人群挤撞／过去已经逝去／泪水早已堵塞／像他们那样笑么／我不愿意／每当和往日的情景相遇／无人处心中落下泪雨／对于我这一切就是生存呵／为着在我的身后／能诞生一个未来

　　我让自己天天面对着这样的警句。从疲惫、磨人的工作环境中脱离出来，这些诗句对于我是极大的激励。我需要另外一重“生存空间”。在渡过一个个艰难的夜海时，这样的话语无疑是一道化解寂寞疼痛的温暖抚慰。
　　我发现你专心地看着那几行诗。沉默了一会儿，你便跟我谈起了你最近的创作情况。我们谈起了《上海文学》，谈起了陈东东的那篇充满了诗意的文章《丧失了歌唱与倾听》，谈起了我们共同喜欢的骆一禾的长诗《修远》。你说你喜欢那首长诗所表达的一种精神，并把它贴到了墙头（“跟你一样，天天阅读”，你说着腼腆地笑了）。你还跟我讲起美国严力办的诗刊《一行》准备选用你的诗，以及新的一辑《发现》即将油印，等等。
　　其实当时我并不是没有一点预感，但由于沉浸于交谈的愉悦中而没有深想。你郑重地送我一本《伦勃朗传》，那本书让我产生一种阴郁的感觉，书的封面太阴沉了。书的扉页上留存着你的墨迹。我知道你并不是“轻易写字”的人，这一点表明你已经很认真了。只是你突兀地来，又突兀地去，让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其实，这已是你所暗示的告别了。
　　等到我从南方返回时，似乎到处都在议论着关于你的一切，我感到了气氛的异常。很快，我便从同事那里听说了。刚听到那句话，说实在的，我是万分地意外，极度地震惊。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瞎开玩笑。”怎么可能呢？你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历历在目，我怎么能相信你的“不在”呢？听着他们一件件地跟我讲述着你的“失踪”以及“破案”的经过，我觉得像是在编离奇的小说。胡诌罢了，我暗暗地想。
　　但是你终于没有“出现”，我的期望落空了。如同那位新月诗人，就这样，你“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你度过了最为艰难的“那一年”后，你被那不断磨蚀着人的心灵的时世击垮了，终于你不堪忍受生活之轻，引爆了深植于体内的“危机感”，把自己炸成了炫目的亮片。天空中有一道亮光闪过，于是你有了另外一个灼目的名字：彗星。
　　是的，你没有挺住，也许你已不愿再做坚持的努力了。
　　人们从你锁住的旧柜子里的一叠诗稿中发现了你为自己留存的《死亡档案》，其中的一句诗“我将成为众尸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像是你的谶言，终于变成了惨淡的现实。
　　这一年，你才二十四岁。
　　最后告别的那一天，我没有去。同事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不去？”我说了句：“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
　　我不能接受人们向我描绘的你现在的“模样”，我不能“看”。我想，你也不会愿意以此“面目”与我相见的。我固执地记忆着你年轻而又健康的样子。就让我珍藏着这一帧美好的形象吧。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写出我自己的印象。如今，这一天来临了。

　　也许你的歌被人长久咏唱／也许你的希望将会全都实现／你忙碌地写着寄给星星的信／你的心总是快乐地微笑／从前你总是为了别人／现在让我们来为你吧／也许你能永驻年轻

　　这是从前我听过的一首英文老歌，歌名与作者都已淡忘，但其中的几句曾经触动过我的歌词记住了，现在献给你我想也是合适的吧。
　　谨以此文怀念你，愿你的灵魂安息。

〇 遇罗文：第二次入狱.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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