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负面人生○出庭作证

林希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负面人生
出庭作证

林希

　　1964年，农场没有向我们作任何说明，就通知说整理好行李，带好我们带来的所有东西，农场将有专车送我们这些人回城。
　　在农场，我已经劳动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因为类如我这样的右派，一不是劳动教养，二不是服刑罪犯，送我们到农场来的时候，也没有说期限，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把我们送回天津，因为几年来农场一直告知我们要在农场劳动一辈子，而我们这些人原来的城市户口早就被注销了，商品粮，也早就没有我们的“定量”了。
　　但突然通知说将送我们回天津，也不向我们说明任何理由，就是送我们回去，无论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也就是摘帽右派：还有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就是如我这样的戴帽右派，一律送回天津。
　　从农场送回城市，生活上固然是好了一些，可以每天回家，再也不吃农场的窝头煮白菜了。但是，回城，也仍然是一个阳谋，把右派放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滋味不是好受的。
　　但到底还是被送回天津来了，还是回到了天津市机床厂，人事部门分配我去一个车间，当了一名生产计划员。虽然我还是一个戴帽右派吧，但我不是还有点文化吗？1964年还没到“天天讲”的时代，对我也就控制使用了。
　　回到工厂之后，生活倒也平静下来了，除了一些会议不允许我参加之外，其它的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歧视。我自己也努力把工作做好，更努力和工人们处好关系，不多说一句话，再按时向领导汇报思想情况，日子倒也过得安静。
　　1965年，工厂为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此我的处境也就更好一些了，虽然也是一个摘帽右派吧，可到底表面上不把我当作敌人了。
　　突然，历史进入了1966年，1966年，中国发疯了。
　　疯狂的1966年，对于我来说，是从出庭作“证”开始的。
　　1966年2月的一天，工厂保卫科的干部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的办公室，一眼我就看见了反胡风运动时公安局负责审查我的一个干部，大家都叫他是胖刘，胖刘身边还坐着一个人，我不认识，但我估计今天他们到工厂来找我，一定和胡风案件有关。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自然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
　　我坐在他们的对面，和胖刘说起了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检察院的王处长自然是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像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我自然要一一地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十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十年而不能提起公诉，这也是极为罕见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所以，才有了送我们到那里去的农场，那个农场就是收容拘留半年的小刑事犯的。这些人做了一些恶事，还不到判刑的地步，可是又必须给他们一点惩罚，于是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农场，把他们关在里面，关上半年，再放他们出去。再做坏事，那就要送法院判刑了。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到底是“宽大”呢？还是政治迫害。
　　中国的事情是不能深究的，深究之后常常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胡风案蒙冤人的遭遇，就是强权破坏法律的铁证，是20世纪发生在人类社会最野蛮的一起恶性事件，它使一个国家蒙受耻辱，这是一起永远也无法向后人解释的历史过错。
　　然而，居然要堂堂正正地提起公诉了，一桩将当事人拘禁长达10年之久的“案件”，还有什么法律的尊严呢？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巳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因为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就沉下了脸，他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垅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态度倒也不算是多少恶劣，但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着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也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但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垅“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已的平安，于是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就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而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出庭做证，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果然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但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只能是口述，这样就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而且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只能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证词，然后再向我提出几个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而且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垅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垅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垅“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番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但是已经对阿垅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明明是对我最大的侮辱，而且更使我在阿垅面前丧失人格。阿垅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垅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做出解释，因为当时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垅，开始是我主动地给他写信，说阿垅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阿垅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而且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垅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垅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而且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开庭的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垅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并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的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而且又是一个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说起来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更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这位陌生人走到我身边之后，看了看我，然后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这位陌生人也一定是我过去的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而又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彩，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一件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而且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所以我只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在我的记忆里，此时的芦甸不会超过50岁，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时候，他就告诉过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10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渐渐地就得了精神分裂症。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主席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60几元的工资养活着全家，还赡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着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19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因为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做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芦甸又嘱咐了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高台上，一字排开坐着约莫20几个人，自然是法官，还有陪审员，我太紧张，没有向上面看，自然也不知道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只是想看看阿垅，看看我敬重的老师。
　　和电影里的法庭一样，证人站在旁边，面对法庭坐着阿垅，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阿垅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阿垅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神情显得倒不紧张，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垅认识的”法官向我开始提问了。
　　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背下来的证词向法官做了回答，然后又等着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法官向我提问的时候，阿垅侧过脸来向我看了一眼，这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到一起，我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的目光也颤动了一下，这一瞬间，我想我们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我看到阿垅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他好像是为能看到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安慰。
　　“请面向法庭！”法官冷冷地向我和阿垅提出了警告，我想法官可能意识到这种目光的相遇会在双方的心里产生怎样的震动，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不需要语言的沟通。
　　立即，法官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我一一地做了回答，这时，我突然想起芦甸刚才对我说的话，芦甸说他的狱中最大的负疚就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牵涉到了我，于是我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就多加了一句原来证词中没有的话。我向法官说道，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得到了人民的宽恕，现在我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垅似是听明白了我的暗示，我看到他平静了下来，不再似刚才看我时那样激动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就是阿垅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和那上面阿垅的几处修改，把这样的几张信纸当做颠覆国家的罪证，当然有些滑稽，就连法官似是都有点不理直气壮，但此外法庭还能拿出什么证物来呢？武器？或者是后来的“571计划”，我想如果能拿出那样的证物来，法庭该是何等的骄傲呀！
　　法律在戏弄人民的时候，其实是法律在戏弄自己。
　　“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法官向面阿垅问着。
　　这时，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王处长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过，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
　　前前后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作为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这时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垅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百语，如果允许我们相互说话，我想阿垅一定会对我说许多话。想着阿垅的目光，我更想自己刚才的证词会不会在阿垅的心里留下什么疑惑，但想着阿垅最后简短的回答，我相信阿垅理解了一切。
　　我是最先出庭的一个，而且只做一次证，回到休息室之后，就再也没有我的事了，其它的证人要出庭四、五次，法庭规定，开庭之后，休息室里不允许交谈，看着别的证人出来之后，我也不能询问法庭里面的情形，我就只是呆呆地在休息室里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出来休息，看得出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看着像是大人物的干部披着大衣走进了证人休息室，那位在我面前威严无比的王处长走在这位大人物的身边毕恭毕敬，王处长也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是一位什么要人，这位干部举目向证人们看了看，然后拉着长声说道：“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垅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有好处，对阿垅更有好处。”说罢，他笑了笑，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出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宣布开庭。这时王处长来了，他对我们几个证人说：“本来证人是不能够出席宣判的，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宣判的情况，请大家随着我到法庭去，一定不能让阿垅看出来。”说着，我们几个就随着他走到法庭里面来了，王处长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这时阿垅又被引了进来，法官开始宣判。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之后，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们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然后又做了根据法律条文的种种说明，最后，宣判对于阿垅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此时的阿垅已经被关押了11年半。
　　人们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判决，一个被关押11年半的“犯人”，被宣布判刑12年，那就是说，再有半年时间，阿垅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因为总不能让刑期少于关押期吧？再长于12年，又有什么理由呢？
　　宣布判决书之后，人们坐下，这时法官向阿垅说道：“被告如有不服，三日内可以提出上诉。”
　　这时，法庭里一片死寂，人们在等着阿垅最后的申述，当即，阿垅就回答法官说：“我放弃上诉。”阿垅的声音很镇定，却又让人感到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最后他对法官说：“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了身来。
　　四名法警“押”着阿垅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老师时那样，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讲台，走得那样镇定，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地站了起来，希望他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再相互注视一下。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现在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出法庭去了，从容地走出去了，默默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